魯迅

43三一八慘案

　　1926年3月18日，許廣平早早起來，拿著昨晚抄完的《小說舊聞鈔》急匆匆前往魯迅寓所。她了解魯迅的脾氣，總是要用最短的時間做好預定的工作。她來到魯迅的住處，放下手抄稿，就連忙告辭。

　　“為什麽這樣匆促？”魯迅問。

　　“今天，我們要去請願！”

　　“請願請願，天天請願，我還有些東西等著要抄呢。”

　　許廣平心裏明白，這是先生在挽留她，作為學生不好執拗，隻好留下來抄寫。

　　上午10點多鍾，許羨蘇風風火火跑進來，上氣不接下氣地說：“大先生，不好啦！在鐵獅子胡同，段祺瑞命令衛隊關起兩扇鐵門，用機關槍向請願學生掃射，打死打傷很多人！”

　　許廣平丟下筆就往回跑……

　　事情是這樣的：

　　時值馮玉祥國民軍和張作霖奉係軍閥作戰期間，奉軍失利，日本乘機介入，3月12日，日本帝國主義軍艦掩護奉軍軍艦駛進天津大沽口，炮擊國民軍，被守軍擊退。日本竟然聯合英美法等八國列強，以維護《辛醜條約》為借口，於3月16日向北洋軍閥段祺瑞執政府發出通牒，要求中國單方麵停止軍事行動，提出撤除大沽口國防設施等無理要求。這種蠻橫無理的侵略幹涉，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怒。

　　3月18日，北京各界群眾五千餘人在李大釗等人領導下，其中有北京大中院校的學生，在天安門前集會抗議，強烈抗議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會後，群眾舉行反帝示威遊行並赴執政府請願，要求拒絕通牒。遊行群眾高唱《國民革命歌》，高呼抗議帝國主義通牒、反對段祺瑞執政府屈服帝國主義無理要求的口號，浩浩蕩蕩走向鐵獅子胡同執政府所在地。

　　群眾隊伍來到執政府門前，選派了幾名代表，要求國務總理賈德耀接見，竟然遭到拒絕。於是，群眾隊伍隻好向東行進，徑直來到段祺瑞的公館。突然，警笛驟然響起，段祺瑞衛隊關起兩扇鐵門，竟然向手無寸鐵的群眾開槍。頓時血肉橫飛，慘聲不絕，鮮血滿地，屍體縱橫，一個最凶殘最陰慘的人間地獄，打死群眾四十七人，打傷一百五十餘人，發生了震驚全國的三一八慘案。

　　北京女師大學生會主席劉和珍在執政府前中彈，子彈從背部射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創傷，當時還沒有死。張靜淑同學急忙上前救助，中了四彈，當即倒在地上。楊德群同學又去救助，也中彈倒在地上，子彈從左肩入而穿胸偏右出。劉和珍還頑強地坐起來，一個士兵照她頭部和胸部猛擊了兩棍，她壯烈犧牲。

　　第二天，劉和珍和楊德群兩具屍體被抬回來，學生們激憤情緒達到了極點。魯迅悲憤地說，這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青年學生為了愛國，意在援助外交，徒手前去請願，執政府竟然開槍射擊這些手無寸鐵的愛國青年，世界上再沒有比這更無恥、更野蠻的行為，這是“孱頭”們幹的事。他們在欺侮中國人的洋大人麵前，那奴才相畢露了。這樣下去，中國的前途真叫人擔憂。

　　然而，慘案發生後，研究係機關報《晨報》竟然刊出林學衡《為青年流血問題敬告全國國民》一文，誣蔑誹謗愛國青年是鋌而走險，為奸人利用而自蹈“死地”。對於這樣的論客的言論，魯迅認為是“比刀槍更可以驚心動魄”的，他們的凶狠無心肝絕不亞於屠伯們，絕不可以等閑視之，於是，魯迅寫下一篇為死難青年仗義執言的文章《“死地”》，發表在3月30日《國民新報副刊》上。

　　為了避免手無寸鐵的群眾正麵和敵人衝突，聚積力量以有限的代價換取更大的勝利，因此，魯迅是不主張請願的。他說：“請願的事，我一向就不以為然的。”他深知反動派麻木，沒有良心，和凶頑的敵人是沒有什麽道理可講的，何況是請願，又是徒手。但是，既然已經和敵人對壘，那就是“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時候，沒有法子，就短兵相接”了。所以，在“三？一八”慘案發生以後，魯迅公開站在群眾一邊，向敵人進行猛烈地攻擊。一篇接著一篇的文章，那不是普通的文字，那是和敵人進行白刃戰所使用的真刀真槍，寒光凜冽，鋒利無比，真正是幫助人民群眾殺出一條血路的匕首和投槍。

　　魯迅好幾天日不下飯，夜不成眠，沉默不語，一支接一支地抽煙。母親魯瑞催他去看病，他推說自己沒有什麽病，隻是很痛苦地說：“劉和珍是我的學生，那麽多愛國有為的青年，無辜犧牲，太可惜了。”魯迅悲憤交加，終於生病了。母親魯瑞、夫人朱安都很焦急，卻又沒有辦法。恰巧，許羨蘇來了。母親魯瑞、夫人朱安便請她去勸說。此時，魯迅正在西屋裏寫文章，許羨蘇走過去，正好，魯迅有事需要她幫忙辦。許羨蘇把事情做完後，對魯迅說：“大先生，剛才聽太師母說，你近來身體很不好，我現在到舊刑部街山本醫院請醫生來給你看看，好不好？”

　　“其實也沒什麽大病，我自己到醫院去看吧。”

　　3月25日，魯迅帶病到女師大禮堂參加了劉和珍、楊德群兩位烈士的追悼大會。會後，魯迅在禮堂外遇見女師大教育係學生程毅誌等幾位同學。

　　“先生，您可曾為劉和珍寫了一點什麽沒有？”程毅誌問。

　　“沒有。”

　　“先生，您還是寫一點兒吧，劉和珍生前就很愛看先生的文章。”

　　這一點，魯迅是知道的。魯迅主編的文藝期刊《莽原》創刊以來，在生活艱難的情況下，劉和珍毅然預訂了全年的。其實，魯迅也早已覺得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如果真有所謂“在天之靈”，那倒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死者卻不可能知道了，而對於生者卻隻能如此而已。於是，魯迅慨然應允程毅誌等同學，決定為女師大學生會主席劉和珍寫一點紀念文字。然而，悲憤哀思使他一直不能靜下心來構思，直到4月1日，他滿懷對學生的哀思和對反動派的憤怒，用飽蘸血淚的筆寫下了《紀念劉和珍君》：真的猛士，敢於直麵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為庸人設計，以時間的流駛，來洗滌舊跡，僅使留下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這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給人暫得偷生，維持著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這樣的世界何時是一個盡頭！我們還在這樣的世上活著；我也早覺得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離三月十八日也已有兩星期，忘卻的救主快要降臨了罷，我正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

　　魯迅的雜文，像一個個匕首一支支投槍，擊中反動派的心髒要害，敵人惱羞成怒，開始進行反動的通緝圍剿。4月9日，反動軍閥政府宣稱除已通緝的李大釗等五名所謂“暴徒首領”外，還要通緝五十人（後來《京報》公布名單上隻四十八人），其中包括魯迅、許壽裳、馬裕藻等女師大十二名教員、學生。北京處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教育部的同事齊壽山很為魯迅他們擔心，熱心奔走，預先接洽安排了臨時避居的地方，叮嚀說：“一有消息，我就來報告，到那時務必暫時離家避一避。”4月26日、29日，北京大學和女師大先後被軍警包圍搜查。一天下午，齊壽山來電話報告情況，並請魯迅和許壽裳立刻離開家避一避。

　　在親友和學生們的敦促下，魯迅不得不離開家避難。魯迅來到北京西城錦什坊街96號莽原社住下。第三天，魯迅自己正在房間裏寫文章，突然闖進幾個青年學生模樣的年輕人，說是對《莽原》十分崇拜特地來訪問。魯迅故意裝成鄉巴老的模樣說什麽都不知道，要等這裏的主人回來再說，幾個年輕人悻悻地離去了。晚上，荊有麟回來聽魯迅說起這件事，覺得幾個不速之客可能是假裝學生的偵探。於是，次日清晨，魯迅裝成病人，荊有麟提著魯迅的常用的物品，送他到刑部街住進了山本醫院。

　　過了幾天，魯迅又轉到德國醫院。這次，魯迅可真的病了。腸胃消化不好，每日除了吃藥，就給病人吃一些醫院規定的無鹽無油的淡飯之類。魯迅說，這種飯，即使沒有病的人也會吃出病來。幾天後，魯迅病好了，德國醫生不讚成無病的人在醫院住下去，朋友們隻好又安排魯迅轉住進法國醫院避難。

　　但在避難期間，魯迅仍然堅持到北大、女師大等學校講演講課十餘次。５月30日，是“五卅”慘案周年紀念日，魯迅應女師大學生邀請到學校演講，鼓舞青年學生踏著先烈血跡奮勇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