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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女師大風潮

  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是“五四”以後從初級師範改成女子高級師範的一個學校。大多數學生都是衝破封建的社會和家庭的束縛而走出來的女性。學校創建不久,許壽裳受教育部任命來到學校任校長。學校從一個隻相當於中學的簡陋條件改建成略具規模的女子大學,許壽裳校長付出了很多心血和辛苦。由於軍閥政府公費管理極其混亂,在官僚分肥之後撥出些餘瀝辦教育,不過是給軍閥政府點綴點綴太平而已。在教育經費極其缺乏的情況下,許壽裳校長艱苦創設了國文、數學、理化、曆史、教育、體育、音樂等係。從北京大學、北京師大等學校聘請來資望素豐的專家學者任教,為理科添置了各種實驗儀器,給文科購置了多種圖書雜誌,還考慮到學生的清潔溫暖,借款給宿舍安裝了熱氣水停可以說,一切都很不錯了。

  照理說,女師大能夠辦到如今這種程度,許壽裳校長為女子教育做出了這樣大的努力,應該得到人們的理解和擁戴才對。然而,突然流言四起,一些高年級文科學生說理科有許校長的親戚做主任,所以理科儀器的費用占去了各科設備費的大部分,還說在許校長治理下的學校得不到好的就業機會等等。接著又傳來一個消息,說是有一位本校派出國的女教員回來了,她從前在學校做舍監時嚴謹質樸,女人做女師大校長多麽合適啊,於是組織歡迎她來女師大當校長。在這種情況下,許壽裳便毅然光明磊落地辭職了。

  女校長楊蔭榆上任,卻不抓緊辦理校務,為了穩固其立腳點,惶惶然到處宴請應酬,同時借賴於教育總長章士釗“甲寅派”、陳西瀅“現代評論派”黑暗勢力,為所欲為。她在《致全體學生公啟》中宣布對學校實行家族式管理,她以家長自居,說什麽學生都是兒媳婦,要用婆婆管教兒媳婦的手段來管理學生,因此,學校處於極端壓抑不健康的氛圍之中。除了少數能夠迎合她意旨參與壓迫學生統治學校的教師之外,許多頭腦清醒素富聲望的教師大都有辭職到別處去之意。在一次集會上,她竟然神氣十足地嗬斥教師“豈有此理”,文科教師馬幼漁當即表示辭職。楊蔭榆絲毫沒有挽留之意,原來她對於白話文不歡迎,正準備聘請上海鴛鴦蝴蝶派某人來校任職授課呢。女校長楊蔭榆的陰威和倒行逆施引起了教師和學生們的強烈不滿,特別是低年級的學生感覺直接影響到她們的求學前途,不得不考慮為著教育前程而向校方請願,於是,一場反對女校長楊蔭榆的學潮便在孕育之中。

  學生們眼見學業前途日漸黑暗,許多不必要的科目增添,一些不孚眾望的教師得到延聘,而把女子教育提高到北大、師大水平所需要的課程和教師卻有計劃地不斷削減,那些經過千辛萬苦衝破封建的社會和家庭的束縛而走出來的女學生們,怎麽能不為自己的學業前途擔憂,怎麽能夠忍受下去?因此,學生們發起向校方提出不滿意女校長楊蔭榆,希望各級學生會代表通過然後向校方提出。作為學生會總幹事,許廣平起初惟恐被人利用,後來看到已然慷慨激昂起來的同學們癱軟下去,比陽光下冰雪消失得還要急遽,內心撥動起了應戰的火焰,想:“讓我來試試,看有誰會敢來給我發命令!”於是,她挺身而出,以學生會總幹事的資格出席了緊急會議。

  1925年1月18日,北京女師大學生會召開全校學生緊急會議,討論決定驅逐女校長楊蔭榆一事。全校二百三十七名學生,有一百七十二人主張驅逐女校長楊蔭榆,沒有一個人表示反對,因此,驅逐女校長楊蔭榆決議在會上順利通過。會後,學生會將決議向女師大校方提出,從此不承認楊蔭榆為校長。

  但是,楊蔭榆上有執政府教育部做後台老板,下有她當校長後在校內網羅的黨羽,背後有黑暗勢力章士釗等人鼓吹捧場,江山穩固,對一群毛丫頭不必顧慮,因此對全校學生提出的決議置之不理,不但仍舊死皮賴臉地坐在校長的位置上,而且變本加厲地對學生施行高壓政策。白天有不少內線在偵查,夜晚一些人影在亂竄,學校真是暗無天日。學生們倍加感覺遭受無比的困厄而決心要突出重圍,一場風潮處於一觸即發。

  正在此時,即3月12日,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在北京逝世的消息傳出,舉城哀悼,許多學生哭倒在課堂上。想起前不久,孫中山先生北上提出了“召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兩大號召,同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段祺瑞、張作霖作鬥爭,何等鼓舞人心。如今革命尚未成功,偉大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竟然走了,革命青年如何不悲痛!許多學生到協和醫院去希望吊唁一下,不料路上堵塞。後來,各校學生決定到東城接靈在中央公園公祭,北京女師大自然也不例外。照理說,如此重要的公祭活動,應由校長親自率領全體教職員和學生前往,去給為中國爭取解放、實行革命、為民族盡忠數十年的偉傑致敬,現在既然學校負責人沒有什麽表示,學生們自動組織起來去參加這項重要活動,起碼學校應該給予支持,然而,出乎意外,女校長楊蔭榆居然對學生代表說:“孫中山是實行共產共妻的,你們學了他沒有好處,不準去!”

  這種北方黑暗勢力加給孫中山先生的汙蔑之詞,過去不過是暗中傳播,企圖顛倒真理以封閉人們的嘴巴遮塞人們的眼睛,現在這個女校長楊蔭榆竟然公開明白地向人們宣示,立即引起了全體師生員工的極大憤怒。學生們為耽擱時間而焦急,終於不顧一切,哪怕回來後被開除也要去參加這次公祭活動,於是,學生們排著整齊的隊伍慷慨就義般地踏著堅定的步伐出發了。

  楊蔭榆處心積慮地總想找個機會出頭露麵,顯示一下她仍然是這個學校的校長。剛好“五?七”國恥紀念日來臨,楊蔭榆企圖利用人們必定踴躍參加國恥紀念活動的愛國熱情,她和她的黨羽布置了一個演講會,請校內外知名人士登台演講,她打算借此機會以校長資格出麵主持。十年前,袁世凱屈服於日本帝國主義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每一個中國人都以此為奇恥大辱。校方組織召開國恥紀念日大會,愛國學生沒有不參加的理由,學生會成員也一定要出席,但是又要警惕這次會議被楊蔭榆利用,不能讓她的陰謀得逞。如果楊蔭榆出麵主持會議,不加反對,就等於承認她還是女師大校長,要是大家起來反對,校方就可能以擾亂國恥紀念會為罪名處罰學生。學生會經過研究決定,楊蔭榆出現,就勸其離開,同時做好接待應邀前來的知名人士登台演講,保證這次紀念會正常進行。

  5月7日上午,北京女師大學生聚集在學校大禮堂,校方召開的國恥紀念日演講會馬上就要開始了。九點鍾,楊蔭榆身穿黑色旗袍,神氣十足地陪同幾位客人向會場走來。許廣平、劉和珍等六名學生會成員立即分成兩組迎上去,一組接待演講者進入會場,另一組則和楊蔭榆談話勸她離開。然而,楊蔭榆不聽勸告,和客人們攪在一起走進了會場,儼然以校長的姿態坐在了主席台上。頓時會場裏發出一片“噓噓”聲,學生們意外地騷動起來。楊蔭榆惱怒地站在主席台上大罵:“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會場裏仍然“噓噓”聲震耳欲聾,顯而易見,學生們這是在驅趕她離去。楊蔭榆惱羞成怒,吼叫著:“叫警察來!”楊蔭榆的黨羽們在旁邊躍躍欲上,準備以暴力對付學生。學生們則不吃她這一套,呼著口號叫楊蔭榆離開會常雙方僵持了很長時間,楊蔭榆終於沒有敢動用武力,隻得灰溜溜地走了。

  會後,楊蔭榆還指使其死黨、一位曆史係教員傳下話來說:“國恥紀念日應當紀念而不應當擾亂,看情形很不好,大約有幾個人會遭遇到開除的處分,不過事情不是完全沒有挽回的餘地,可以派兩個學生會代表談談,好好從長計議吧。”許廣平和劉和珍被推選為代表去和那位教員談,結果是要求她們承認錯誤並宣揚女校長楊蔭榆的赫赫權威,否則隻有被開除的一條路可走。許廣平和劉和珍當即表示,她們秉承全體同學之命,並以手加頸表示:頭可以斷,錯決不可以認。第二天早晨,在學校公告欄裏出現一張文告,以搗亂國恥紀念會為罪名,宣布開除許廣平、劉和珍、鄭德音、張江平、薑伯諦等六名學生會成員,作為對全體學生的“噓噓”的報複。

  這一舉動激惱了學生,將文告撕毀扔掉,連平日比較沉靜的同學都被激怒了,學校一下子像蜂窩突然遭到打擊一樣騷動起來。學生們立刻在操場上集合開大會,當即決定驅逐楊蔭榆,鏟除學校烏煙瘴氣的惡毒機構。學生們排隊走到校長辦公處,當場宣言:校長早已被學生會反對辭退,已沒有開除學生的權力!全體學生表示擁護學生代表,請學生會總幹事許廣平拿封條封鎖校長辦公室。於是,許廣平執行了。

  這一天,全校處在緊張的情緒中。學生們提出請幾位有正義感的站出來說話。翌日,學生會召開師生聯誼會,請來了魯迅和幾位教師參加會議,希望他們出來主持正義。魯迅應學生會請求,代寫了《呈教育部文》。

  北京女師大風潮爆發以後,魯迅一直關注著這場鬥爭,作為女師大的一名兼職教員,一直堅定地站在全體學生一邊,自始至終置身於這場鬥爭之中並以各種方式支持學生的鬥爭。5月12日,魯迅在《京報副刊》上發表了雜文《忽然想到(七)》,一針見血地指出有一個中國女人“現在托了洋鬼子學說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如校長之類,不就雇用了‘掠袖擦掌’的打手似的男人,來威嚇毫無武力的同性的學生們麽?不是利用了外麵正有別的學潮的時候,和一些狐群狗黨趁勢來開除她私意所不喜的學生們麽?”文中所指的“她”,明眼人一看便知。5月21日,魯迅在女師大看到楊蔭榆《全體主任專任教員評議會會員緊急會議通知》,針對楊蔭榆之流在通知中攻擊汙蔑學生會,奮筆寫出了雜文《“碰壁”之後》,完全站在女師大全體學生的立場上,與女校長楊蔭榆進行正麵交鋒,將楊蔭榆的“學校猶家庭”論、“婆婆媳婦兒”論等等批剝得體無完膚,將楊蔭榆所作所為種種醜惡行徑大曝光。

  楊蔭榆看到她的高壓政策無效,開除學生命令沒有兌現,便指令其教務處黨羽將許廣平和劉和珍等六位學生名字從名冊上抹掉,並通知學生家長說她們在學校無端鬧事挑起學潮,因此已被開除雲雲。楊蔭榆這種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卑鄙行為,不僅激起女師大全體學生極大憤慨,也激起女師大有正義感的教職員的憤怒。5月27日,七位女師大教員聯名在《京報》上發表了《關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的宣言》,堅定地表明支持六位被開除學生的嚴正立場,無情地揭露了楊蔭榆之流混淆黑白的惡劣行徑。在這篇宣言上署名的魯迅、錢玄同、周作人、馬裕藻、沈尹默、李泰葐、沈兼士是頗富盛名的教員,因此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然而,魯迅等七位教員的“宣言”發表以後,“現代評論派”陳西瀅就迫不及待地在5月29日《現代評論》第25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閑話》的文章,惡毒地汙蔑北京女師大“好像一個臭毛廁”,無恥地宣稱“人人都有掃除的義務”,為了掩飾其作為封建統治階級“幫閑”的反革命麵目,企圖模糊青年學生的鬥爭目標,卑鄙地歪曲這次鬥爭的性質,說什麽女師大風潮是“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勢力的某籍某係的人在暗中鼓動”,將矛頭指向在女師大風潮中主持正義的人,妄圖以此來封住其對手的口,魯迅豈能被這些“閑話之徒”的無恥伎倆所嚇倒?當時,魯迅在起草“宣言”時就清楚寫明“國文係教員”,其他簽名的教員也都寫明了自己的係。不錯,除了“史學係主任李泰葐”之外,其餘六位都是“國文係教員”,而且都是浙江籍。然而,陳西瀅和楊蔭榆也是江蘇無錫同籍,以其理推之,正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愚蠢的“閑話家”。

  對於“閑話之徒”陳西瀅混淆視聽的卑鄙企圖,魯迅馬上給予強有力的回擊,5月30日寫出了《並非閑話》,6月1日在《京報副刊》上發表,毫不留情地揭露了陳西瀅“閑話”所掩蓋的“局外人”偽善麵目。6月2日又寫出了《我的“籍”和“係”》,義正辭嚴地批駁了陳西瀅“某籍”“某係”荒謬言論。此後,正義與邪惡、進步與反動的針鋒相對的大論戰日趨激烈。魯迅先後在《京報副刊》上發表了一係列雜文對“甲寅派”老虎總長章士釗、“現代評論派”的“正人君子”胡適之、陳西瀅給予猛烈的抨擊。投槍匕首所至所向披靡,打得敵人丟盔棄甲慘敗,最後不得不在正義和真理麵前舉起白旗要求“帶妝,但魯迅說:《我還不能“帶妝》。這是後話。

  就在北京女師大風潮洶湧澎湃蕩滌一切汙泥濁水之時,上海發生了轟轟烈烈的五卅運動。這是一次中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

  1925年1月,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後,群眾運動蓬勃發展,上海、青島等地的日本紗廠工先後舉行大規模罷工,遭到日本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的鎮壓。5月15日,上海日本紗廠資本家槍殺工人顧正紅(共產黨員),打傷工人十餘人,激起全市工人、學生和市民的憤怒。

  5月30日,上海學生二千餘人在租界內宣傳聲援工人,被英國帝國主義逮捕一百多人,之後,一萬多群眾集中在公共租界南京路巡捕房前示威,要求釋放被捕學生。英國巡捕當場開槍屠殺,群眾死十餘人,受傷者無數,造成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慘案發生後,中國共產黨立即號召全上海人民罷工、罷課、罷市,抗議英國帝國主義的大屠殺。6月1日,上海總工會成立,同時舉行二十餘萬工人的總罷工,五萬餘學生的罷課。在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領導下,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帝愛國運動在全國蓬勃展開。

  6月3日,北京大學、北京師大、北京女師大等學校五萬多學生在東郊民巷舉行示威遊行,並成立“北京各校滬案後援會”聲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愛國鬥爭。北京女師大也成立了“女師大師生滬案後援會”。

  在這場轟轟烈烈的全國人民反帝愛國運動中,魯迅堅定地站在愛國群眾的立場上,旗幟鮮明地支持廣大學生、群眾的鬥爭,要求“以血償血”同日英帝國主義鬥爭到底。同時,對於“現代評論派”陳西瀅之流在這場鬥爭中所表現出來的曖昧態度和對群眾運動的冷嘲熱諷,魯迅給予他們無情的揭露和猛烈的抨擊,使他們灰溜溜地夾著尾巴鑽進“閑話家”的巢穴。

  五卅運動大大增強了北京女師大學生的鬥爭的信心和勇氣,使女師大風潮轉入同章士釗、楊蔭榆之流進行更深入的鬥爭。

  8月1日早晨,一大批軍警氣勢洶洶地闖入女師大,封閉了學生會和滬案後援會。緊接著,楊蔭榆帶領著她的黨羽在學校院裏出現,貼出布告宣布學校因為大修撤消四個班級並勒令學生退學。原來,這四個班級的學生是最堅決反對楊蔭榆的,於是,她們立即去找楊蔭榆以理抗爭,楊蔭榆竟然指揮軍警和黨羽大打出手,打傷了十多個學生。隨後,楊蔭榆又下令用鐵鏈鎖住學校大門,停水停電關閉食堂,校內外隻能隔牆呼應投送食品。天黑下來,學生們隻好點起蠟燭照明,餓著肚子與大門外邊的親人及各界慰問者相對飲泣。然而“正人君子”之流卻還為楊蔭榆塗脂抹粉,說什麽這是“避免男女學生混雜”。於是,許廣平執行學生會總幹事職責,揭露楊蔭榆的這種慘無人道的卑鄙手段,在大門內向大家發出號令:“像這樣關閉電燈,被迫燃點蠟燭,封鎖大門,禁止出入,倘有失火,連逃命都有問題。為自衛計,大家毀鎖開門!”號令一聲,眾人奮起,不一時鎖毀門開,親友拉手擁抱互相祝賀得以相見。

  夜已很深,為了防止壞分子進校破壞搗亂,並堵塞“正人君子”之流的製造流言,學生們請來幾位值得信賴的師長住在教務處,還請來幾位有聲望的婦女來當臨時舍監,協助維持學校秩序。魯迅就是被邀請來執行任務的師長之一,於8月5日、6日連續發表了《流言和謊話》和《女校長的男女的夢》,披露這次事件真相,批駁楊蔭榆及“正人君子”之流的謊言。女師大學生的正義行動得到了社會上進步力量的越來越廣泛的支持。

  楊蔭榆失敗了,被迫“辭職”。但是,她的後台老板章士釗並不甘心,卻在暗中策劃對女師大學生進一步迫害。8月10日,章士釗以其竊據的教育部的名義宣布北京女師大停辦,在女師大原校址另辦一所北京女子大學。8月19日,章士釗委派教育司長劉百昭接管女師大,籌建北京女子大學。8月22日,劉百昭率領一群軍警及打手,還雇用了一批流氓及身體高大的三河老媽子毆打學生,驅逐學生出校。學生們雖然拚命抵抗,怎奈她們不是那些歹徒的對手,女學生們像貨物一樣被拖走,像罪犯一樣被毒打,真是慘無人道。其實,章士釗如此急於解散女師大,一方麵是要把女師大風潮壓下去,另一方麵還有一個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想借此時機打掃清理“臭毛廁”,為他的夫人吳弱男來做校長,做好“登坑”準備。

  就在章士釗宣布女師大停辦之時,魯迅等六名主持正義的教員旗幟鮮明地站出來,於8月10日發起召開北京女師大全體教員大會,成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維持會,魯迅被推選為維持會委員。本來,魯迅作為教育部的官員與教育部教育總長章士釗對立,章士釗對他已經恨之入骨,恨不得一下子就拔掉這眼中釘肉中刺,現在,魯迅做了維持會委員,章士釗覺得抓住了把柄,於8月12日向段祺瑞執政府呈文請求免去魯迅在教育部的僉事之職。8月14日,免職令下,大多數同事對老虎總長章士釗的卑劣手段表示極大的憤慨,同事、朋友、學生紛紛前來安慰魯迅。心裏最感到內疚不安的是那些女師大的學生,魯迅因為支持她們而被革除了官職,失去了那多少人想得到的教育部僉事之職,並從此也就沒有了豐厚的薪水,失去了維持生活的固定經濟來源。

  麵對章士釗的“免職”壓力,魯迅很坦然:“章士釗將我免職,我倒並沒有覺得詫異,他那對於學校的手段,我也並沒有覺得詫異,因為我本就沒有預期章士釗能做出比現在更好的事情來。”魯迅樂觀地安慰學生們說:“你們不用為我的生活擔憂。章士釗難不倒我,我可以用印書所得的版稅來維持生活。另外,我還有寫文章、教書的收入,不用發愁。”

  許多同事和朋友堅決支持魯迅的正義立場,對章士釗的倒行逆施都憤怒地提出抗議,紛紛表示反對章士釗繼續擔任教育部總長。許壽裳和齊壽山在《京報》上發表了《反對教育總長章士釗宣言》,表示堅定地與魯迅共進退,無情地揭露了章士釗打擊報複魯迅先生的卑鄙伎倆,與楊蔭榆上下串通迫害和誣蔑女性的醜惡行徑。他們還把“宣言”正式送給章士釗一份,以觀其變。結果是,他們二人也被免職,也丟掉了教育部的薪水豐厚的職位。

  幾位朋友議論認為,章士釗所為是違法的。自中華民國元年起,魯迅被蔡元培推薦任教育部僉事,依照官規,薦任官之任免必須呈請大總統,而且,老職員無重大過錯或觸犯刑法,是不能隨意免職的。朋友們建議魯迅起訴。於是,魯迅聽取了朋友勸告,於8月22日向平政院提起訴訟,結果是,魯迅勝訴,章士釗敗訴。原來,章士釗上報執政府請求免去魯迅職務的呈文,是以魯迅8月13日當選為女師大維持會委員為理由,而呈文落款卻是8月12日,那麽,報寫呈文時怎麽可能知道次日的事情呢?章士釗總不能預知魯迅當選為女師大維持會委員而先予以免職吧!呈文自相矛盾,不打自招,結果被魯迅抓住了漏洞,擊敗了章士釗。魯迅被官複原職。

  社會各界反對章士釗的浪潮不斷高漲。8月17日,北京各學校學生會組成驅逐章士釗大同盟。翌日,北京大學評議會通過決議,宣布北京大學獨立,與章士釗為總長的教育部脫離。8月26日,魯迅等四十餘名北京大學教員共同發表宣言,反對章士釗繼續擔任教育總長職務。

  女師大被非法解散以後,師生們並沒有放棄鬥爭,在進步教師的支持幫助下,在宗帽胡同租賃了校舍,很快便重新開學了。魯迅、許壽裳等教員都義務講課,師生們共同克服困難。警察幾次來學校騷擾,師生們仍然堅持上課堅持鬥爭。為了落實複課各項工作,魯迅每天東奔西走請教師、買教材、出考題、備課上課。魯迅累病了,三個多月持續發燒,去醫院二十多次,但他仍然堅持工作。章士釗解散女師大之後,還鼓吹讀經,排斥白話文,主張複古倒退。魯迅和許壽裳都笑他日暮途窮,魯迅寫出了《答KS君》、《十四年的“讀經”》等文章進行了批駁。

  社會各界反對軍閥統治呼聲日益高漲,全國各地的革命群眾運動風起雲湧。自10月下旬開始,由北京學生及各民眾團體發動的關稅自主、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釀成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全國性“反奉倒段”運動,11月底,在中共組織下發動起首都數萬群眾示威聲討段祺瑞臨時政府,加之傾向革命的馮玉祥國民軍駐京的壓力,段祺瑞執政府已經是色厲內荏焦頭爛額了。在這樣的形勢下,段祺瑞及諸總長紛紛逃匿,一些政客紛紛溜出京城去躲避風頭,連老虎總長章士釗也悄悄地跑到天津去,那個幫凶劉百昭也沒了蹤影。11月30日,在堅持了三個月之後,原女師大的60多名學生從宗帽胡同返回學校,受到“女子大學”同學們的熱烈歡迎。和她們在一起的,還有魯迅、許壽裳等進步教師。

  北京女師大風潮曆時近一年終於落下帷幕。然而,麵對這一令人振奮的政治局麵,營壘內部卻有人主張對於失敗者應采取寬容大度的態度,周作人、林語堂撰文提出對段祺瑞、章士釗這些死老虎“不應再施攻擊”,因為他們已經是“落水狗”,說什麽“‘打落水狗’也是不大好的事”,提倡什麽“健全的作戰精神”,即“費厄潑賴”(英語Fair play)精神。由於這種論調出自於披著紳士外衣者之口,所以很能迷惑一些人。針對他們這種奇談怪論,魯迅於12月29日寫出了《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文,於1926年1月發表在《莽原》半月刊第1期上,旗幟鮮明地指出;倘是咬人之狗,都在可打之列,不論它在岸上或在水中。不打落水狗,反會被狗咬,所以對於“落水狗”更應該“痛打”。

  事實證明,魯迅的預言是多麽正確。段祺瑞之流躲過風頭之後,又卷土重來向人民群眾反撲過來,於是,出現了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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