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

34離開八道灣

　　“大先生，家裏沒有錢用了。”羽太信子笑嘻嘻地說。

　　“哦。”魯迅答應著，走進自己的房間。唉，真沒辦法！每個月拿到薪水，全數交給“當家的”二太太－－羽太信子，加上二弟周作人的薪水在內，也有六百多元了，可是總不夠用，還要他四處去借。過日子就不能節省著點？這個羽太信子特大手大腳，每次薪水一拿到手就拉著周作人往日本商店跑，不管是否急需，吃的穿的用的玩的買了一堆回來。他們的心總是向著日本，有錢就照顧日本商人的生意，無論什麽東西都由日本商店來“包銷”。起初每月收入較多，尚可勉強供其揮霍，現在欠薪嚴重，有時竟隻收入很少幾塊錢，哪裏供得起他們這樣奢侈用度呢。

　　魯迅隻好出去向朋友借錢。當他深更半夜餓著肚子步行往回走時，羽太信子他們怎麽知道他的艱難。魯迅剛剛邁進大門的門檻，就看見家裏的總管徐坤正在把一大包物品從牆頭上往鄰院那邊送。原來，徐坤的家眷就住在鄰院裏，這樣送東西已經不是一次兩次了。魯迅是樂於助人的，但是看不慣這種偷偷摸摸的行為。這個管家徐坤特機靈，很能討好周作人夫婦的歡心，連周作人做件衣服買雙鞋，都要徐坤從外邊請人到家來試樣，事無巨細全部由徐坤一手包辦。特別是，徐坤處處受到羽太信子的袒護，一次，魯迅實在是看不過去了，就向羽太信子說了此事。羽太信子把徐坤叫來，惡狠狠地罵道：“你真笨，你做事為什麽叫他看見！”瞧，她這哪裏是責罵徐坤，很明顯，徐坤的行為是得到她的默許的。

　　這種指桑罵槐非止一次。還有一次，羽太信子的孩子在紙窗下玩火，差一點把紙窗燒起來。魯迅看見了，覺得應該加以訓誡，便告訴了羽太信子。羽太信子把孩子叫來責罵道：“你怎麽搞的，玩就玩吧，怎麽偏偏讓他看見！”瞧，這就是羽太信子教育孩子。

　　對於羽太信子為人處事，周作人則是視而不見。他整天手捧著書本，對任何事情都不聞不問，把家裏發生的一切事情都列為浪費精力。當他知道了徐坤的劣跡以後，說什麽“如果換掉徐坤，難道要我自己去辦理那些身邊的瑣事不成？那要減少我多少看書的寶貴時間啊！”周作人就是這樣一種封建少爺脾氣，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四體不勤，好逸惡勞。這還不說，周作人還寵著羽太信子，說什麽：“要天天創造新生活，則隻好權其輕重，犧牲與兄長友好，換取家庭安靜。”由此可見，周作人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這“妻管嚴”是怎麽來的呢？原來，羽太信子把他嚇服了。他曾經和羽太信子吵過的，羽太信子一裝死就把他嚇服了。

　　說起羽太信子的裝死來，還真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呢。她跟著周作人剛剛從日本來到中國時，住在紹興周家，那裏沒有日本領事館，她生活在中國人的圈子裏，為了要挾別人，動不動就裝死暈倒。有一回，羽太信子裝死，恰巧被她的兄弟重久看見，重久對大家說：“不要理她，她自己會起來的。”至此，被她嚇得束手無策的家裏人，才知道她長久以來暈倒是裝死嚇唬人的。盡管如此，周作人還是對她服服帖帖的。

　　羽太信子是一個典型的由奴隸爬上奴隸主的人，具有極其強烈的占有欲。在八道灣家庭生活的前階段，魯迅每月將薪水全數交給她，不夠時，魯迅出去向朋友借貸，這樣一個家庭收入的得力之人，她自然是非常歡迎的；後來，魯迅欠薪了，又對生活中的一些事提了一些意見，她便討厭起來，就想排擠魯迅；加上那時日本帝國主義正是氣焰囂張之時，北京有日本使館，她常和日本使館聯係，以一個侵略者的姿態仗勢欺人。她排斥魯迅是情理之中的。

　　天要下雨，是由不得人的。1923年7月14日開始，一家人不在一張桌子上吃飯了。接著，7月19日，周作人突然來到魯迅的房間，將一封信扔在魯迅的桌子上，轉身就走了。信封上麵寫著“魯迅先生”四個字。魯迅急忙抽出信紙來看，竟然是一封絕交信，信中說“以後請不要到後邊院子裏來了！”魯迅讓傭人去請周作人過來談談，被周作人拒絕了。就這樣，兄弟情誼終於中斷了，團圓家庭終於決裂了。8月2日，在橫逆忽至情況下，魯迅身患著疾病被趕出了八道灣周家宅院，遷居到北京磚塔胡同61號。

　　遷居磚塔胡同以後，魯迅大病一場，到第39天才“始廢粥進飯”。魯迅感歎自己的遭遇，心裏感到十分淒涼：“我總以為不計較自己，總該家庭和睦了罷……”是啊，魯迅從來不計較自己，一心隻為著有一個美滿和睦的家庭——1909年6月，魯迅本來在東京正在好好地研究文藝，計劃這樣計劃那樣的，突然決定回國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生理學化學教員，這是因為那時周作人在立教大學還未畢業，卻已經和羽太信子結了婚，費用不夠了，必須由哥哥資助，所以魯迅隻得自己犧牲了研究，回國來做事。終於，“因為我的母親和幾個別人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幫助，我便回到中國來。”這裏的“幾個別人”就是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由此可見，魯迅如何以利讓弟。

　　周作人和他的妻子羽太信子從日本回到中國，和魯迅、母親魯瑞、魯迅夫人朱安及三弟周建人一起，先後同住在紹興祖屋和北京八道灣，一大家人和和睦睦何等的好，這是魯迅最希望的。為了這一家人，魯迅不僅負擔了全家生活的絕大部分費用，而且連周作人嶽父羽太全家都要魯迅接濟。魯迅每月拿到薪水以後都向東京羽太家寄錢，還要專款資助羽太的兒子重久的旅遊費用和女兒福子的學費。

　　1915年，魯迅研究鄉邦文獻取得成果，輯成《會稽郡故書雜集》一冊，用二弟周作人名字印行。由此可見，魯迅如何以名讓弟。

　　1917年春末夏初，魯迅和周作人同住在紹興會館，作人忽然發起高燒來，那時候，北京正在流行著猩紅熱，教育部有一位同事因此病而死，因此，魯迅非常著急和擔憂，急忙去請來了德國醫生悌普耳診病，結果是虛驚一場，不過是出疹子而已。魯迅驚喜地說：“瞧，起孟長這麽大了，竟然還沒有出過疹子！”

　　憶往昔，魯迅怎麽能不寒心呢！然而，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魯迅幸虧從八道灣被趕出來，才能夠量入為出而有預算地安排生活，以至還能夠接濟一些青年人的急需，這可以說是不幸中的大幸吧。

　　此時，1923年8月，魯迅的第一部小說集《呐喊》由北京大學新潮社出版，收入作者在“五四”時期（1918－1922）創作的《狂人日記》、《孔乙己》、《藥》、《一件小事》、《風波》、《故鄉》、《阿Q正傳》等15篇作品。

　　附記：中華民國十二年（1923年），8月2日下午，魯迅拖著患病的身體離開了八道灣周家宅院，遷居到北京磚塔胡同61號。魯迅被趕出八道灣以後，周作人企圖把房子賣掉把錢獨吞。魯迅抓住他貪財獨占的弱點，表示：“賣掉是可以的，不過也得要分給我一份。”由於這個緣故，八道灣的房子沒有賣出去。但是，魯迅逝世以後，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了北京，周作人做了漢奸偽督辦，就將房契換成他的名字，竊為己有了。羽太信子則又將周宅改為羽太寓所，每遇什麽事便在門前扯起日本旗。而且，周作人還到西三條去將魯迅藏書編成中外文書目，交南京和上海的漢奸組織估價變賣。這是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