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

24章太炎講課

　　章太炎先生是一位國學大師，又是一位革命家。對於這樣一位有學問的革命家，周樹人一向十分敬慕。

　　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春，章太炎先生在東京和孫中山先生會見，同謀革命，發起“中夏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撰書告留學生：“願吾滇人無忘李定國，願吾閩人無忘鄭成功，願吾越人無忘張煌言，願吾桂人無忘瞿式耜，願吾楚人無忘何騰蛟，願吾遼人無忘李成梁……”章太炎先生的革命精神，還有在《浙江潮》刊物上刊載的章太炎先生《獄中贈鄒容》等四首詩，使周樹人受到這位革命前輩的莫大鼓舞和影響。

　　清光緒二十九年四月（1903年5月），章太炎在上海公開演講革命，在《蘇報》刊登了一篇《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批駁了康有為的立憲主張；接著，又為清末革命家鄒容所著《革命軍》一書作序，因而引起清政府仇視。一兩個月後，清政府勾結上海英租界當局先後逮捕了章太炎和鄒容，將他們監禁在上海的西牢裏，宣布其罪狀是：“章炳麟（太炎）作《訄書》並《革命軍序》，又有駁康有為之一書，汙蔑朝廷，形同悖逆；鄒容作《革命軍》一書，謀為不軌，更為大逆不道。”章太炎被判監禁三年，鄒容被判監禁二年。這就是當時著名的“《蘇報》案”。那時，留學日本的浙江籍的留學生正在辦雜誌《浙江潮》，雜誌上麵刊載有章太炎在獄中所作的詩，周樹人讀後很受感動和鼓舞。三年期滿出獄後，章太炎東渡到了東京，不久，就主持同盟會的機關刊物《民報》（月刊），矛頭直指清朝保皇派梁啟超等人，真是所向披靡。

　　周樹人特別愛看章太炎先生文章，對章太炎先生本人及《民報》也特別關注。而且，聽說章太炎先生正在大成中學開辦國學講習班，就想有機會去見一見太炎先生，也想去聽一聽太炎先生講課。

　　果然，機會來了。

　　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9月），一天，一位叫龔未生（名寶銓）的朋友來到“伍舍”。以前，他和周樹人、許壽裳常來常往，隻是到“伍舍”來還是頭一次。老朋友相見格外親熱，因為他是著名革命人士章太炎先生的女婿，所以他剛剛坐下，周樹人便迫不及待地問：“太炎先生近況如何？”

　　“嗐！又遇到麻煩啦！今天，我就是為這事來的！”

　　“怎麽回事？你快講講！”許壽裳催促道。

　　章太炎先生在國內因“《蘇報》案”坐牢，出獄以後，還一直受到清政府的跟蹤監視。這次來到日本以後，他接辦了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這份具有強烈革命傾向的《民報》本來就是清政府的眼中釘，章太炎接辦後在《民報》上經常發表革命言論激烈的文章，在東京和中國內地的學生中間產生很大的影響，因而立刻便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最近，在清政府的要求下，日本政府以《民報》改變出版人未向政府報告、違反出版法為理由，強令禁止《民報》出版發行，並限期繳納１５０元罰款。龔未生把情況簡單扼要介紹了一下之後，帶著哭腔焦急地說：“今天是最後一天，現在還欠五十元。如果罰款交不齊，就要被拉去做苦工，做一天工抵消一元！所以，特來請各位朋友幫幫忙！”

　　“豈有此理！這件事，同盟會不管，竟然讓太炎先生付款！太炎先生為宣傳革命道理，竟然遭受如此禮遇，欺人太甚！”周樹人氣憤地說，“你先別急，讓我們想想辦法！”

　　周樹人和許壽裳商量，請許壽裳把原準備用作《支那經濟全書》譯本印刷費的一部分款，先用來幫助章太炎先生解決燃眉之急。

　　“我代嶽父先謝謝大家！”龔未生喜出望外地說，隨後便起身告辭。

　　“龔先生請留步！”周樹人叫住龔未生，略一躊躇之後說：“我們有一事相求：聽說太炎先生正在大成中學開辦國學講習班，我們幾個人都想去聽一聽。不過，大家嫌那個班上人多太亂效果不好，想請太炎先生給我們另開一個班，最好是在星期日上午，不知可否？”

　　原來，章太炎先生在東京一麵主持《民報》，一麵辦國學講習班，借用神田的大成中學講堂講課，在留學生中很有影響。

　　“哦，這事好辦！”龔未生爽快地說：“我那位嶽父，雖說脾氣大些，那是對那些闊老們。他對青年人可是熱情得很呢，我看這講學是沒問題的。”

　　“好，那就拜托啦！”周樹人說著，將客人送出門。

　　當天晚上，龔未生便通知周樹人他們，說章太炎先生已欣然同意，並說明天就給他們開課。周樹人、許壽裳都很高興。

　　第二天一早，“伍舍”的四個人便一塊兒前往小石川區新小川町的《民報》報社聽章太炎先生講課。原來在大成中學的龔未生（寶銓）、朱希祖（逿先）、朱宗萊（蓬仙）和錢夏（玄同）四個人也跑來參加，加上“伍舍”的周豫才（樹人）、許壽裳（季茀）、周起孟（作人）、錢均夫（家治），這八個人算作一個小班。這是一間大房子，中間放了一張矮桌，先生坐在一麵，學生圍坐在另外三麵。章太炎先生給他們講的是《說文解字》。這是一本古代的字典，先生一個字一個字地講解，有的沿用舊說，有的發揮新義，或闡明語原，或推見本字，或旁證以各處方言，滔滔不絕，層出不窮，講得非常耐心生動。沒有書，周樹人借用龔未生的筆記抄錄了一個手抄本。聽講時，朱逿先筆記做得最勤；聊天時，錢玄同話說得最多。大家都是坐在席子上，錢玄同說話時總是爬來爬去的，周樹人便送給他一個綽號“爬來爬去”。周樹人聽講精神集中，很少發言。

　　一天，大家討論文學定義問題。

　　“樹人，你對文學的定義如何看法？”太炎先生問。

　　“我認為，文學和學說不同，學說所以啟人思，文學所以增人感。”周樹人回答。

　　“這樣分法雖較勝於前人，然仍有不當。郭璞的《江賦》，木華的《海賦》，何嚐能動人哀樂呢。”

　　周樹人不服，但沒有反駁。課後和許壽裳說：“先生詮釋文學，範圍過於寬泛，把有句讀的和無句讀的悉數歸入文學。其實文字與文學固當有分別的，《江賦》、《海賦》之類，辭雖奧博，而其文學價值就很難說。”

　　由此可見，周樹人“愛吾師尤愛真理”的治學態度。

　　章太炎先生對那些闊老常發脾氣，可是對學生們卻是極好，隨便談笑，就像同家人朋友一樣。時值夏末，天氣還很熱，他隻穿一件長背心，留著一點泥鰍須，笑嘻嘻地盤腿坐在席子上講書，看上去好像廟裏的一尊菩薩。那些十分難懂的字，太炎先生講解得非常透徹明白；那些比較樸素的的字，經太炎先生一講，特別生動有趣兒。

　　周樹人之所以聽章太炎先生講課，並不是因為他是一位著名學者，而是因為他是一位有學問的革命家。周樹人受章太炎的影響很深。在這期間，周樹人加入了光複會，終於也成為一位“推翻清朝的革命黨的黨員”。

　　不久，許壽裳回國到杭州，在浙江兩級師範學堂任教務長，便介紹周樹人前去。於是，周樹人告別了東京，結束了這一段東京“潛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