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

20告別了仙台

　　周樹人到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學習醫學，是出於一種尊重生命和愛護生命的宏願，希望在學成之後能夠博施於眾。可是，一件意外的事情極強烈地刺激了他，使他毅然決定告別仙台放棄醫學。

　　在黴菌學課堂上，中川教授給學生們講課，常常利用影片演示細菌的形狀和結構。一天，在一節課的內容講完之後，還沒到下課時間，於是，他便給學生們加放一段時事片。時值日俄戰爭剛剛結束，他便放一部日本戰勝俄國的片子。然而，這次影片上卻出現了中國人。影片中，一個中國人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綁赴刑場，要槍斃了，一群中國人走過來圍觀。這些圍觀的中國人神情麻木，對同胞遇害竟然無動於衷。

　　“萬歲！”日本學生們都鼓掌歡呼起來。

　　這種歡呼，每看一部片子都是有的，但是今天，周樹人聽來，這一聲歡呼特別刺耳，就像一支箭刺入他的心！這時，那個寫匿名信的學生會幹事趁機譏諷道：“隻要看看中國人這副樣子，哪有不亡國的道理！”在這間令人窒息的教室裏再也呆不下去了，周樹人懷著滿腔痛苦、悲憤與怒火走出了教室。

　　幾天來，周樹人坐臥不安，那一幕令人痛心的畫麵不斷出現在他的腦海中，那一聲刺人心肺的歡呼聲不停地響在他的耳畔。這一次，他的思想受到極大的震動，民族自尊心受到極大的挫傷。他反反複複思考著一個問題：怎樣才能拯救自己的祖國，怎樣才能改變中國人的愚昧麻木？“日本愛國學生”的歧視，中國同胞的被殘殺和麻木，這一係列的殘酷現實，使他深深地感到醫學隻能救治人們的身體，而救治不了人們的精神；要拯救自己的祖國，首先要救治人們的精神，喚醒沉睡麻木的人們。因此，醫學救國的道路不通，周樹人決定棄醫從文，以文藝為武器喚醒中國人民拯救自己的祖國。這是他思想上的一次飛躍，也是他人生的一次重要轉折。

　　到第二學年的終結，周樹人找到藤野先生，告訴先生自己決定不再學醫，將要離開仙台醫學專門學校。藤野先生聽了，臉上呈現出悲哀的表情，似乎想說什麽，卻又沒說出來。

　　“我想去學生物學，先生教給我的學問，還是有用的。”周樹人看到先生有些淒然，便說了一個安慰他的謊話，其實並沒有決意要學生物學。

　　“為醫學而教的解剖學之類，怕於生物學也沒有什麽大幫助。”先生歎息說。

　　周樹人要離開仙台了。臨行前，藤野先生請他到自己家裏，送給他一張自己的照片，在照片背麵寫了兩個字“惜別”。先生希望他也送一張照片，可惜當時他沒有照片。先生便囑咐他將來照了照片寄來，並要常寫信談談日後的情況。

　　周樹人從此與醫學告辭了。周樹人離開了藤野先生，但是，藤野先生給他改正過的那些講義，他把它們訂成三個厚本收藏著，本打算作為永久的紀念，不幸在一次遷居時一個書箱毀壞，那些講義連同半箱書都遺失了，責成運送局去找尋杳無音信。但那張藤野先生“惜別”的照片，一直掛在周樹人的書桌對麵的牆上。後來，在同反動派激烈鬥爭的日子裏，“隻有他（藤野先生）的照相至今還掛在我北京寓居的東牆上，書桌對麵。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麵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麵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於是點上一枝煙，再繼續寫些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藤野先生》）這是後話。

　　清光緒三十二年五月（1906年6月），周樹人從仙台回到了東京。他走出車站，乘車直奔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找他的好友許壽裳。

　　“壽裳，我退學了！”周樹人像宣告一項重要消息似的說。

　　“什麽？你退學了？”許壽裳驚詫地看著周樹人，懷疑自己是不是聽錯了。

　　“是的，再不要學什麽醫學了！”

　　“為什麽？醫學，你不是學得很有興趣嗎？為什麽要放棄呢？”

　　“是的，放棄醫學，再不要學它了！”周樹人將仙台醫學專門學校的匿名信事件、影片事件等等前前後後發生的事情一口氣講完，並把自己打算通過文藝醫治人們的心靈、喚醒沉睡麻木的人們的計劃和盤托出。

　　許壽裳對好友深深理解，對他的計劃表示完全讚同，當即安排他在自己的公寓裏住下。

　　幾天後，周樹人找到本鄉區湯島二丁目的“伏見館”公寓，在公寓的樓上租了一間房子搬進去。他決定不再正式進學校，一心考慮如何開始自己的文藝事業。首先，他打算先學好外國文，通過翻譯介紹外國的現代作品，來喚醒中國人民去爭取獨立與自由。他把學籍加入“獨逸語學協會”，以便繼續享受官費，同時，他在這個協會所設立的德文學校學習德語，但平常多是自修，搜集和購買德文的新舊書報，在公寓裏借助字典自己閱讀。

　　在東京，南江堂是一家專賣德文書的書店，丸善書店也賣一些德文書，但那都是一些專門供大學師生用的哲學和醫學的書，德文的文學新書現成的就更少了。周樹人需要的是那些和中國一樣的受欺侮求自由的民族文學（五四運動之後稱為“弱小民族的文學”），如芬蘭、波蘭、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亞、塞爾維亞等正在殖民主義下掙紮著的民族，還有俄國雖說是獨立國家，但這個國家的人民正在發動革命爭取自由，這些國家的文學都是周樹人準備翻譯介紹的。周樹人學習德文，後來又學習俄文，不過是把外文作為“敲門磚”去敲開那些求自由民族的文學之門。隻可惜材料實在是難得，因為這些民族的文學作品譯本非常少，德文譯本還有一些，但在東京也是難買得到的，可能是東京的書店覺得沒有銷路而不願意進貨吧。周樹人隻好托熟人一本本地向丸善書店定購，等待兩三個月之後才能遠遠地從歐洲寄來。他還常去舊書報攤，買來德文文學的舊雜誌，從雜誌上的出版消息去尋求需要的書。一次，他從舊書攤上買到一本瑞克闌姆文庫小書，是匈牙利愛國詩人裴多菲的小說《絞吏的繩索》，他就像得到了一件寶貝似的愛不釋手，非常高興。這本書裝訂鐵絲已經鏽爛，書頁也已經散了，但他卻一直精心地保存著。他還得到一本描寫菲律賓革命家列劄爾的小說《社會的瘡》，也是很珍重的，還想找一本英文譯本來對照著翻譯之。

　　周樹人這次告別仙台來到東京，目的在於開展他的文藝事業，因此，生活安定下來以後，他便開始著手文藝事業的準備工作。可是，就在這時，突然接到一封緊急家信。信中說他的母親病了，讓他趕快回去。他對母親感情篤深，見信心急如焚，急忙整理行裝，便登上了回故鄉的航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