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外集拾遺

第10章(2)

　　四、你所謂“五胡中國化……滿人讀漢文，現在都讀成漢人了”這些話，大約就是因為懂得古書而來的。我偶翻幾本中國書時，也常覺得其中含有類似的精神，——或者就是足下之所謂“積極”。我或者“把根本忘了”也難說，但我還隻願意和外國以賓主關係相通，不忍見再如五胡亂華以至滿洲入關那樣，先以主奴關係而後有所謂“同化”！假使我們還要依據“根本”的老例，那麽，大日本進來，被漢人同化，不中用了，大美國進來，被漢人同化，又不中用了……以至黑種紅種進來，都被漢人同化，都不中用了。此後沒有人再進來，歐美非澳和亞洲的一部都成空地，隻有一大堆讀漢文的雜種擠在中國了。這是怎樣的美談！

　　五、即如大作所說，讀外國書就都講外國話罷，但講外國話卻也不即變成外國人。漢人總是漢人，獨立的時候是國民，覆亡之後就是“亡國奴”，無論說的是那一種話。因為國的存亡是在政權，不在語言文字的。美國用英文，並非英國的隸屬；瑞士用德法文，也不被兩國所瓜分；比國用法文，沒有請法國人做皇帝。滿洲人是“讀漢文”的，但革命以前，是我們的征服者，以後，即五族共和，和我們共存同在，何嚐變了漢人。但正因為“讀漢文”，傳染上了“僵屍的樂觀”，所以不能如蒙古人那樣，來蹂躪一通之後就跑回去，隻好和漢人一同恭候別族的進來，使他同化了。但假如進來的又像蒙古人那樣，豈不又折了很大的資本麽？

　　大作又說我“大聲急呼”之後，不過幾年，青年就隻能說外國話。我以為是不省人事之談。國語的統一鼓吹了這些年了，不必說一切青年，便是在學校的學生，可曾都忘卻了家鄉話？即使隻能說外國話了，何以就“隻能愛外國的國”？蔡鬆坡反對袁世凱，因為他們國語不同之故麽？滿人入關，因為漢人都能說滿洲話，愛了他們之故麽？清末革命，因為滿人都忽而不讀漢文了，所以我們就不愛他們了之故麽？淺顯的人事尚且不省，談什麽光榮，估什麽價值。

　　六、你也同別的一兩個反對論者一樣，很替我本身打算利害，照例是應該感謝的。我雖不學無術，而於相傳“處於才與不才之間”的不死不活或入世妙法，也還不無所知，但我不願意照辦。所謂“素負學者聲名”，“站在中國青年前麵”這些榮名，都是你隨意給我加上的，現在既然覺得“淺薄無知識”了，當然就可以仍由你隨意革去。我自愧不能說些討人喜歡的話，尤其是合於你先生一流人的尊意的話。但你所推測的我的私意，是不對的，我還活著，不像楊朱墨翟們的死無對證，可以確定為隻有你一個懂得。我也沒有做什麽《阿鼠傳》，隻做過一篇《阿Ｑ正傳》。

　　到這裏，就答你篇末的詰問了：“既說‘從來沒有留心過’”者，指“青年必讀書”，寫在本欄內；“何以果決地說這種話”者，以供若幹讀者的參考，寫在“附記”內。雖然自歉句子不如古書之易懂，但也就可以不理你最後的要求。而且，也不待你們論定。縱使論定，不過空言，決不會就此通行天下，何況照例是永遠論不定，至多不過是“中雖有壞的，而亦有好的；西雖有好的，而亦有壞的”之類的微溫說而已。我雖至愚，亦何至呈書目於如先生者之前乎？

　　臨末，我還要“果決地”說幾句：我以為如果外國人來滅中國，是隻教你略能說幾句外國話，卻不至於勸你多讀外國書，因為那書是來滅的人們所讀的。但是還要獎勵你多讀中國書，孔子也還要更加崇奉，像元朝和清朝一樣。

　　《爭自由的波浪》小引

　　俄國大改革之後，我就看見些遊覽者的各種評論。或者說貴人怎樣慘苦，簡直不像人間；或者說平民究竟抬了頭，後來一定有希望。或褒或貶，結論往往正相反。我想，這大概都是對的。貴人自然總要較為苦惱，平民也自然比先前抬了頭。遊覽的人各照自己的傾向，說了一麵的話。近來雖聽說俄國怎樣善於宣傳，但在北京的報紙上，所見的卻相反，大抵是要竭力寫出內部的黑暗和殘酷來。這一定是很足使禮教之邦的人民驚心動魄的罷。但倘若讀過專製時代的俄國所產生的文章，就會明白即使那些話全是真的，也毫不足怪。俄皇的皮鞭和絞架，拷問和西伯利亞，是不能造出對於怨敵也極仁愛的人民的。

　　以前的俄國的英雄們，實在以種種方式用了他們的血，使同誌感奮，使好心腸人墮淚，使劊子手有功，使閑漢得消遣。總是有益於人們，尤其是有益於暴君，酷吏，閑人們的時候多；饜足他們的凶心，供給他們的談助。將這些寫在紙上，血色早已輕淡得遠了；如但兼珂的慷慨，托爾斯多的慈悲，是多麽柔和的心。但當時還是不準印行。這做文章，這不準印，也還是使凶心得饜足，談助得加添。英雄的血，始終是無味的國土裏的人生的鹽，而且大抵是給閑人們作生活的鹽，這倒實在是很可詫異的。

　　這書裏麵的梭斐亞的人格還要使人感動，戈理基筆下的人生也還活躍著，但大半也都要成為流水帳簿罷。然而翻翻過去的血的流水帳簿，原也未始不能夠推見將來，隻要不將那帳目來作消遣。

　　有些人到現在還在為俄國的上等人鳴不平，以為革命的光明的標語，實際倒成了黑暗。這恐怕也是真的。改革的標語一定是較光明的；做這書中所收的幾篇文章的時代，改革者大概就很想普給一切人們以一律的光明。但他們被拷問，被幽禁，被流放，被殺戮了。要給，也不能。這已經都寫在帳上，一翻就明白。假使遏絕革新，屠戮改革者的人物，改革後也就同浴改革的光明，那所處的倒是最穩妥的地位。然而已經都寫在帳上了，因此用血的方式，到後來便不同，先前似的時代在他們已經過去。

　　中國是否會有平民的時代，自然無從斷定。然而，總之，平民總未必會舍命改革以後，倒給上等人安排魚翅席，是顯而易見的，因為上等人從來就沒有給他們安排過雜合麵。隻要翻翻這一本書，大略便明白別人的自由是怎樣掙來的前因，並且看看後果，即使將來地位失墜，也就不至於妄鳴不平，較之失意而學佛，切實得多多了。所以，我想，這幾篇文章在中國還是很有好處的。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風雨之夜，魯迅記於廈門。

　　報載患腦炎戲作

　　橫眉豈奪蛾眉冶，不料仍違眾女心。

　　詛咒而今翻異樣，無如臣腦故如冰。

　　三月十六日

　　備考：並非《晨報》造謠

　　昨日本刊《來信》的標題之下，敘及開封女生被兵士怎麽的新聞，因係《晨報》之所揭載，似疑《晨報》造謠，或《晨報》訪員報告不實，其實皆不然的，我可以用事實來證明。

　　上述開封女學生被兵士○○的新聞，是一種不負責任捏名投稿，這位投稿的先生，大約是同時發兩封信，一給《京報》，一給《晨報》（或者尚有他報），我當時看了這封信，用觀察新聞的眼光估量，似乎有些不對，就送他到字紙簍中去了。《晨報》所揭載的，一字不差，便是這樣東西，我所以說並不是《晨報》造謠，也不是《晨報》訪員報告不實，至多可以說他發這篇稿欠鄭重斟酌罷了。

　　一九二五年五月五日《京報副刊》。

　　備考：給魯迅先生的一封信

　　我今天寫這封信給你，也許像你在《楊樹達君的襲來》中所說的，“我們並不曾認識了哪”；但是我這樣的意見，忍耐得好久了，終於忍不住的說出來，這在先生也可以原諒的罷。

　　先生在《晨報》副鐫上所登的《苦悶的象征》，在這篇的文字的前麵，有了你的自序；記不切了，也許是像這樣的說吧！“它本是廚川君劫後的作品，由了燒失的故紙堆中，發出來的，是一包未定稿。本來沒有甚麽名字，他的友人，徑直的給他定下了，——叫作《苦悶的象征》。”先生這樣的意見，或者是別有所見而雲然。但以我在大前年的時候，所見到的這篇東西的譯稿，像與這裏所說的情形，稍有出入；先生，讓我在下麵說出了吧。

　　在《學燈》上，有了一位叫明權的，曾譯載過廚川君的一篇東西，叫作《苦悶的象征》。我曾經拿了他的譯文與先生的對照，覺得與先生所譯的一毫不差。不過他隻登了《創作論》與《鑒賞論》，下麵是甚麽也沒有了，大約原文是這樣的罷。這篇譯文，是登在一九二一年的，那時日本還沒地震，廚川君也還健在；這篇東西，既然有了外國人把它翻譯過，大概原文也已揭載過了罷。這篇東西的命名，自然也是廚川君所定的，不是外國人所能杜撰出來的。若然，先生在自序上所說的，他友人給他定下了這個名字，——《苦悶的象征》，——至少也有了部分的錯誤了罷。

　　這個理由，是很明白的；因為那時候日本還沒有地震，廚川君也還沒有死，這篇名字，已經出現過而且發表的了。依我的愚見，這篇東西，是廚川君的未定稿，大約是靠底住的；廚川君先前有了《創作論》和《鑒賞論》，又已發表過，給他定下了名字，叫作《苦悶的象征》。後來《文藝上的幾個根本問題的考察》，《文藝的起源》，又先後的做成功了。或者也已發表過，這在熟於日本文壇事實的，自然知道，又把它摒集在一塊去。也許廚川君若沒有死，還有第五第六的幾篇東西，也說不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