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心集

“好政府主義”

梁實秋先生這回在《新月》的“零星”上，也讚成“不滿於現狀”了，但他以為“現在有智識的人（尤其是夙來有‘前驅者’‘權威’‘先進’的徽號的人），他們的責任不僅僅是冷譏熱嘲地發表一點‘不滿於現狀’的雜感而已，他們應該更進一步的誠誠懇懇地去求一個積極醫治‘現狀’的藥方”。

為什麽呢？因為有病就須下藥，“三民主義是一副藥，——梁先生說，——共產主義也是一副藥，國家主義也是一副藥，無政府主義也是一副藥，好政府主義也是一副藥”，現在你“把所有的藥方都褒貶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餘地，……這可是什麽心理呢？”

這種心理，實在是應該責難的。但在實際上，我卻還未曾見過這樣的雜感，譬如說，同一作者，而以為三民主義者是違背了英美的自由，共產主義者又收受了俄國的盧布，國家主義太狹，無政府主義又太空……。所以梁先生的“零星”，是將他所見的雜感的罪狀誇大了。

其實是，指摘一種主義的理由的缺點，或因此而生的弊病，雖是並非某一主義者，原也無所不可的。有如被壓榨得痛了，就要叫喊，原不必在想出更好的主義之前，就定要咬住牙關。但自然，能有更好的主張，便更成一個樣子。

不過我以為梁先生所謙遜地放在末尾的“好政府主義”，卻還得更謙遜地放在例外的，因為自三民主義以至無政府主義，無論它性質的寒溫如何，所開的究竟還是藥名，如石膏，肉桂之類，——至於服後的利弊，那是另一個問題。獨有“好政府主義”這“一副藥”，他在藥方上所開的卻不是藥名，而是“好藥料”三個大字，以及一些嘮嘮叨叨的名醫架子的“主張”。不錯，誰也不能說醫病應該用壞藥料，但這張藥方，是不必醫生才配搖頭，誰也會將他“褒貶得一文不值”（“褒”是“稱讚”之意，用在這裏，不但“不通”，也證明了不識“褒”字，但這是梁先生的原文，所以姑仍其舊）的。

倘這醫生羞惱成怒，喝道“你嘲笑我的好藥料主義，就開出你的藥方來！”那就更是大可笑的“現狀”之一，即使並不根據什麽主義，也會生出雜感來的。雜感之無窮無盡，正因為這樣的“現狀”太多的緣故。

一九三〇，四，十七。

“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

梁實秋先生為了《拓荒者》上稱他為“資本家的走狗”，就做了一篇自雲“我不生氣”的文章。先據《拓荒者》第二期第六七二頁上的定義，“覺得我自己便有點像是無產階級裏的一個”之後，再下“走狗”的定義，為“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討主子的歡心因而得到一點恩惠”，於是又因而發生疑問道——

“《拓荒者》說我是資本家的走狗，是那一個資本家，還是所有的資本家？我還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誰，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帶著幾分雜誌去到主子麵前表功，或者還許得到幾個金鎊或盧布的賞賚呢。……我隻知道不斷的勞動下去，便可以賺到錢來維持生計，至於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資本家的帳房去領金鎊，如何可以到××黨去領盧布，這一套本領，我可怎麽能知道呢？……”

這正是“資本家的走狗”的活寫真。凡走狗，雖或為一個資本家所豢養，其實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所以它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不知道誰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見所有闊人都馴良的原因，也就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證據。即使無人豢養，餓的精瘦，變成野狗了，但還是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的，不過這時它就愈不明白誰是主子了。

梁先生既然自敘他怎樣辛苦，好像“無產階級”（即梁先生先前之所謂“劣敗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誰”，那是屬於後一類的了，為確當計，還得添幾個字，稱為“喪家的”“資本家的走狗”。

然而這名目還有些缺點。梁先生究竟是有智識的教授，所以和平常的不同。他終於不講“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了，在《答魯迅先生》那一篇裏，很巧妙地插進電杆上寫“武裝保護蘇聯”，敲碎報館玻璃那些句子去，在上文所引的一段裏又寫出“到××黨去領盧布”字樣來，那故意暗藏的兩個×，是令人立刻可以悟出的“共產”這兩字，指示著凡主張“文學有階級性”，得罪了梁先生的人，都是在做“擁護蘇聯”，或“去領盧布”的勾當，和段祺瑞的衛兵槍殺學生，《晨報》卻道學生為了幾個盧布送命，自由大同盟上有我的名字，《革命日報》的通信上便說為“金光燦爛的盧布所買收”，都是同一手段。在梁先生，也許以為給主子嗅出匪類（“學匪”），也就是一種“批評”，然而這職業，比起“劊子手”來，也就更加下賤了。

我還記得，“國共合作”時代，通信和演說，稱讚蘇聯，是極時髦的，現在可不同了，報章所載，則電杆上寫字和“××黨”，捕房正在捉得非常起勁，那麽，為將自己的論敵指為“擁護蘇聯”或“××黨”，自然也就髦得合時，或者還許會得到主子的“一點恩惠”了。但倘說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鎊”，是冤枉的，決沒有這回事，不過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濟其“文藝批評”之窮罷了。所以從“文藝批評”方麵看來，就還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個形容字：“乏”。

一九三〇，四，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