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心集

關於《唐三藏取經詩話》的版本

寄開明書店中學生雜誌社

編輯先生：

這一封信，不知道能否給附載在《中學生》上？事情是這樣的——

《中學生》新年號內，鄭振鐸先生的大作《宋人話本》中關於《唐三藏取經詩話》，有如下的一段話：“此話本的時代不可知，但王國維氏據書末：‘中瓦子張家印’數字，而斷定其為宋槧，語頗可信。故此話本，當然亦必為宋代的產物。但也有人加以懷疑的。不過我們如果一讀元代吳昌齡的《西遊記》雜劇，便知這部原始的取經故事其產生必定是遠在於吳氏《西遊記》雜劇之前的。換一句話說，必定是在元代之前的宋代的。而‘中瓦子’的數字恰好證實其為南宋臨安城中所出產的東西，而沒有什麽疑義。”

我先前作《中國小說史略》時，曾疑此書為元槧，甚招收藏者德富蘇峰先生的不滿，著論辟謬，我也略加答辨，後來收在雜感集中。所以鄭振鐸先生大作中之所謂“人”，其實就是“魯迅”，於唾棄之中，仍寓代為遮羞的美意，這是我萬分慚而且感的。但我以為考證固不可荒唐，而亦不宜墨守，世間許多事，隻消常識，便得了然。藏書家欲其所藏版本之古，史家則不然。故於舊書，不以缺筆定時代，如遺老現在還有將儀字缺末筆者，但現在確是中華民國；也不專以地名定時代，如我生於紹興，然而並非南宋人，因為許多地名，是不隨朝代而改的；也不僅據文意的華樸巧拙定時代，因為作者是文人還是市人，於作品是大有分別的。

所以倘無積極的確證，《唐三藏取經詩話》似乎還可懷疑為元槧。即如鄭振鐸先生所引據的同一位“王國維氏”，他別有《兩浙古刊本考》兩卷，民國十一年序，收在遺書第二集中。其卷上“杭州府刊版”的“辛，元雜本”項下，有這樣的兩種在內——

《京本通俗小說》《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三卷是不但定《取經詩話》為元槧，且並以《通俗小說》為元本了。《兩浙古本考》雖然並非僻書，但中學生諸君也並非專治文學史者，恐怕未必有暇涉獵。所以錄寄貴刊，希為刊載，一以略助多聞，二以見單文孤證，是難以“必定”一種史實而常有“什麽疑義”的。

專此布達，並請撰安。

魯迅啟上。一月十九日夜。

關於小說題材的通信（並Y及T來信）

L．S．先生：

要這樣冒昧地麻煩先生的心情，是抑製得很久的了，但像我們心目中的先生，大概不會淡漠一個熱忱青年的請教的吧。這樣幾度地思量之後，終於唐突地向你表示我們在文藝上——尤其是短篇小說上的遲疑和猶豫了。

我們曾手寫了好幾篇短篇小說，所采取的題材：一個是專就其熟悉的小資產階級的青年，把那些在現時代所顯現和潛伏的一般的弱點，用諷刺的藝術手腕表示出來；一個是專就其熟悉的下層人物——在現時代大潮流衝擊圈外的下層人物，把那些在生活重壓下強烈求生的欲望的朦朧反抗的衝動，刻劃在創作裏麵，——不知這樣內容的作品，究竟對現時代，有沒有配說得上有貢獻的意義？我們初則遲疑，繼則提起筆又猶豫起來了。這須請先生給我們一個指示，因為我們不願意在文藝上的努力，對於目前的時代，成為白費氣力，毫無意義的。

我們決定在這一個時代裏，把我們的精力放在有意義的文藝上，借此表示我們應有的助力和貢獻，並不是先生所說的那一輩略有小名，便去而之他的文人。因此，目前如果先生願給我們以指示，這指示便會影響到我們終身的。雖然也曾看見過好些普羅作家的創作，但總不願把一些虛構的人物使其翻一個身就革命起來，卻喜歡捉幾個熟悉的模特兒，真真實實地刻劃出來——這脾氣是否妥當，確又沒有十分的把握了。所以三番五次的思維，隻有冒昧地來唐突先生了。

即祝

近好！

Ts－c．Y．及Y－f．T．上十一月廿九日。

回信

Y及T先生：

接到來信後，未及回答，就染了流行性感冒，頭重眼腫，連一個字也不能寫，近幾天總算好起來了，這才來寫回信。同在上遊，而竟拖延到一個月，這是非常抱歉的。

兩位所問的，是寫短篇小說的時候，取來應用的材料的問題。而作者所站的立場，如信上所寫，則是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如果是戰鬥的無產者，隻要所寫的是可以成為藝術品的東西，那就無論他所描寫的是什麽事情，所使用的是什麽材料，對於現代以及將來一定是有貢獻的意義的。為什麽呢？因為作者本身便是一個戰鬥者。

但兩位都並非那一階級，所以當動筆之先，就發生了來信所說似的疑問。我想，這對於目前的時代，還是有意義的，然而假使永是這樣的脾氣，卻是不妥當的。

別階級的文藝作品，大抵和正在戰鬥的無產者不相幹。小資產階級如果其實並非與無產階級一氣，則其憎惡或諷刺同階級，從無產者看來，恰如較有聰明才力的公子憎恨家裏的沒出息子弟一樣，是一家子裏麵的事，無須管得，更說不到損益。例如法國的戈兼，痛恨資產階級，而他本身還是一個道道地地資產階級的作家。倘寫下層人物（我以為他們是不會“在現時代大潮流衝擊圈外”的）罷，所謂客觀其實是樓上的冷眼，所謂同情也不過空虛的布施，於無產者並無補助。而且後來也很難言。例如也是法國人的波特萊爾，當巴黎公社初起時，他還很感激讚助，待到勢力一大，覺得於自己的生活將要有害，就變成反動了。但就目前的中國而論，我以為所舉的兩種題材，卻還有存在的意義。如第一種，非同階級是不能深知的，加以襲擊，撕其麵具，當比不熟悉此中情形者更加有力。如第二種，則生活狀態，當隨時代而變更，後來的作者，也許不及看見，隨時記載下來，至少也可以作這一時代的記錄。所以對於現在以及將來，還是都有意義的。不過即使“熟悉”，卻未必便是“正確”，取其有意義之點，指示出來，使那意義格外分明，擴大，那是正確的批評家的任務。

因此我想，兩位是可以各就自己現在能寫的題材，動手來寫的。不過選材要嚴，開掘要深，不可將一點瑣屑的沒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創作豐富自樂。這樣寫去，到一個時候，我料想必將覺得寫完，——雖然這樣的題材的人物，即使幾十年後，還有作為殘滓而存留，但那時來加以描寫刻劃的，將是別一種作者，別一樣看法了。然而兩位都是向著前進的青年，又抱著對於時代有所助力和貢獻的意誌，那時也一定能逐漸克服自己的生活和意識，看見新路的。

總之，我的意思是：現在能寫什麽，就寫什麽，不必趨時，自然更不必硬造一個突變式的革命英雄，自稱“革命文學”；但也不可苟安於這一點，沒有改革，以致沉沒了自己——也就是消滅了對於時代的助力和貢獻。

此複，即頌近佳。

L．S．啟。

十二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