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攝政王多爾滾全傳

第31章 為大清王朝奠基(4)

　　按正常順序，順治六年又舉行了會試，這次又取四百人，殿試以用什麽辦法可使滿漢同心一體，用什麽辦法即使百姓休養生息又使國家殷富，用什麽辦法可以不勞兵而使盜盡民安等為題考試貢士。《清世祖實錄》卷43，順治六年四月庚子。這次會試的進行是在江西、廣東等地叛亂剛平、大同等地叛亂又起的暴風驟雨中開始的，因此多爾袞所出三題全部與形勢有關，盼望這些日後的統治者能夠多獻良策。由於兩廣初定，二甲進士分授參議，三甲全授知府，分派到兩廣等省補用。而且進士釋褐之後即官四品，也是前所未有的。福格：《聽雨叢談》卷9，“鄉會試掌故一”。這說明形勢的不穩造成了多爾袞急於選官用人的迫切心情。

　　多爾袞攝政七年，就連續舉行了三次會試，共取進士一千一百人，全部安插在中央和地方的各級官僚機構中。此外還通過對前朝貢生的考選，任命了一大批州縣級官吏。在以後的歲月裏，這些人逐漸代替了暫用的舊官，成為清初統治集團中的骨幹力量，使多爾袞手中的國家機器開動得更加順利。

　　四、整飭吏治。

　　無論什麽時候，這都是統治者經常注意的重要問題之一，新王朝建立之初就更是如此。

　　無論多爾袞任用舊官，選拔新秀，還是征辟山林野老，這個問題還是使他經常勞神焦思，大費唇舌。

　　清初的吏治的確是糟糕得很。

　　順治元年八月，都察院左副都禦史劉漢儒曾上過一本，說“近來吏治不可言矣”，而“有司之不肖，率衙役為之作俑者”，那些“積猾老蠹，梟張虎噬，人莫敢誰何。或指盜以詐良愚，或包訟以陷無辜。室中之藏可窺也，立地便起風波，睚眥之恨欲報也，覿麵即加鋒刃，一票到手，百姓股栗，傾家破產，比比皆然，民有願死見閻羅而不願生逢皂衣者”。《明清史料》丙編第8本，第227頁，“都察院右副都禦史劉漢儒啟本”。請求給予重懲。多爾袞則批示道：

　　“衙役害民，從來積弊。……如果有巨奸，即加重治，嚴禁重蹈明朝故轍。”

　　如朝中六部，吏部為首，就有四名書辦小吏，被稱為“四大天王”，有“贓私數萬”。多爾袞聞訊大怒，立刻發下旨意：

　　“朱國棟、白元燦著刑部拿了，三法司嚴審追擬，毋得徇縱。四大天王其二為誰，著一並察明具奏。”順治六年六月三日戶科給事中杜篤為據揭特參受賄詐贓大壞銓體書辦，仰乞聖明敕部嚴究以清吏治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

　　地方小吏則更要猖狂得多。如江南太平府繁昌縣糧科書手汪啟英，串通糧長數人，不按例進行蠲免，額外派征米三千一百多石。順治四年五月初七日寧池太廣巡撫李棲風為奸蠹欺官剝民謹據實糾擬以肅法紀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再如大名府縣總書單惟玄等四十保書手，按明末舊規斂派紙張，工食銀兩共五百兩。順治四年八月初四日刑部尚書吳達海為蠹書乘機科斂等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又如汝寧府快手謝自然“專一把持衙門，詐騙人財，……蛇蠍州縣者數百家，視小民為幾上之肉”，順治六年六月初二日河南監察禦史李若琛為遵旨特報成招大蠹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等等。

　　府、州，縣守一級，貪劣者亦不乏其人。如河南南陽府泌陽縣知縣傅和羹、南召縣知縣薑曰敬、鄧州知州馬迪吉、新野縣知縣劉、淅川縣知縣馮爾遲等，分別在征收田賦時加收耗銀幾兩到一百幾十兩不等，揣入自己腰包。順治五年閏四月初八日刑部侍郎阿拉善為計典限期已迫，府冊參差可疑，謹據原冊奏聞，仰祈聖鑒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這嚴重違反了多爾袞“有司征收錢糧，止取正數，凡分外侵漁、秤頭、火耗，重科加罰，巧取於民者，嚴加禁約，違者從重參處”《明清史料》丙編第l本，第99頁，“清世祖登極詔稿”。的規定，遭到板責革職、甚至站徒三年的處分。但多爾袞並不十分滿意，他在本後批道，

　　“……俱依擬。這等事著逐件另本具奏，久已奉旨，如何不遵行？再行申飭！”

　　再如李自成大順權利宰相牛金星之子牛銓，投降阿濟格後被委以黃州知府，他在任上先後征收“非額載全書錢糧”、明末的陋規銀、貪汙本府屬九州縣的長夫銀、皂隸空額的工食銀等多項，共計千兩上下。後被湖北巡按王守履舉劾，得到多爾袞批示：

　　“牛銓著革了職，並本內有名人員，該督撫按提問具奏，該部知道。”

　　湖廣四川總督羅繡錦奉旨會同各官詳審，認為“所供前情是的”，按律應絞。順治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湖廣四川總督羅繡錦為特糾冒濫方麵，以肅官箴以除民蠹，仰祈聖鑒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

　　地方大員之貪酷者，無如福建巡按周世科了。有一自號海外散人的文人記錄了他在福州的見聞，其中有這樣兩段：

　　“巡按周世科，凡城外民獲進者，俱指為賊。其法以大門扇將人手足展開，釘於其上，又豎木頭於地，將人從後股串入，旋轉作磨，謂穿心磨，又赤剝其人，以火炬燒其陰，日日如是。……

　　周世科開妄告之令，無賴之人輒肆誌於鄉紳大室。前鬆江府知府陳亨，被人告責十五板。前戶部主事林宏衍，鎖鏈到官。前處州府知府鄭奎光，鎖拿到官，饋送銀八百兩免罪。”海外散人：《榕城紀聞》，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編：《清史資料》第1輯，第7頁，中華書局，1980年。

　　結果福建各階層人民紛紛被迫而起，都以周世科暴橫為理由。浙江福建總督陳錦等入閩後，在文武群臣中調查，結果都沉默不敢深談。等到周世科出巡延平，“闔郡士民遂鼎沸，共言其非矣”。有說他專用炮烙、活釘、火燎、水，以及樁坐糞門等酷刑，還說是清朝法度的；有說他詐取大量金珠，放在心腹手中隱藏的；有說他賄賂有關人員，委任監軍、監紀、私募兵丁的；有的揭發他濫收賊子娼男為義子，送於府學，學道不從反被鎖拿；揭發他侵克犯官的贓私，欺侮部民婦女，……等等，隻因周世科是關外舊人，所以以前無人敢於揭發。結果陳錦與禮部侍郎陳泰、梅勒章京東阿賴、刑部侍郎李延齡一起上疏參劾，得多爾袞批示：

　　周世科著革了職，並本內有名人犯，該督撫按拿究質對，確審擬罪具奏，敕印著即進繳。該部院知道。順治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浙江福建總督陳錦為巡方奇貪異酷，大傷國澤，大壞封疆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

　　到順治六年正月，部文下到福州，命將周世科等五名貪官汙吏就地斬首，這才略略平息了閩省的仇恨。陳鴻、陳邦賢：《清初莆變小乘》，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編：見《清史資料》第1輯，第73頁，中華書局，1980年。

　　這樣的例子，體現在清初檔案中的就有很多，而實際生活中發生而未被糾參的、我們所無法知道的就更不知有多少。但從以上諸例可以看出，多爾袞對於吏治還是加意整飭的，對於貪官汙吏還是嚴懲的。從入關進京之初，多爾袞就曾多次發布令旨，嚴禁各級官吏沿明末舊習，為非作歹。順治元年十月登極詔書中規定：

　　自本年五月初一日以後，凡在京大小衙門及在外撫、按、司、道，各府、州、縣、鎮、協、營、路、軍、衛等官，並書、吏、班、皂、通事、撥什庫、糧長、十季、夜不收等役，但有貪賄枉法，剝削小民者，照常治罪，不在赦例。《明清史料》丙編第1本，第97頁，“清世祖登極詔稿”。

　　十一月，龔鼎孳等上書請實行寬大之政，認為有的大官“罪止銖兩之微，而性命鴻毛，棄如草芥”，似為不妥。多爾袞不同意這種說法，因而批道：

　　貪官必誅，屢旨甚明，何必論贓多少？以後各官，著用心砥礪，朝廷自有優禮。《清世祖實錄》卷11，順治元年十一月癸卯。

　　天津總督駱養性曾談到明朝舊例，賦稅每兩加火耗三分，應予禁革。多爾袞批道：

　　前有旨：官吏犯贓，審實立行處斬。這錢糧征納，每兩加火耗三分，正是貪婪積弊，何雲舊例？況正賦尚且酌蠲，額外豈容多取！著嚴行禁革。如違禁加耗，即以犯贓論罪。該部知道。《明清史料》丙編第3本，第208頁，“天津總督駱養性啟本”。

　　此後，多爾袞又在頒布平定江南詔書、平定浙東福建詔書、平定廣東恩詔時，多次重申福臨登極詔書中有關吏治的內容，這樣，多爾袞對貪官汙吏還是經常治、從重治的。一些上司官害怕在考察中被人彈劾，因此也督下較嚴。如直隸大名府滑縣主簿鍾溶，到任時用地方銀三兩為自己修繕房屋，備辦家具，亦被揭發出來，“議革職，責二十板，贓照追”。順治五年六月初六日刑部左侍郎阿拉善為特糾貪吏以肅計典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隻是多爾袞看了，實在覺得過分，批了“鍾姑免議”幾字，此事才了。又有山西太原府西路管糧同知吳名儒受贈銀十四兩，被議革職，責二十板，隻是念他七十五歲高齡，準其收贖，贓銀照追。多爾袞也批準“革其職”，“姑免贖”。順治五年正月二十四日刑部左侍郎黨崇雅為特糾貪吏以肅計典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由此可見清初吏治還是相當嚴的。

　　傳統的京察大計仍然在多爾袞攝政時期起著監督吏治的作用。順治二年五月，四川道監察禦史張謹上書說，各地不安定，主要是因為有司隻會討好上級、不考慮百姓的緣故。他建議“有司殿最，宜以守己端潔、實心愛民者為上考，撫按注冊達部，久任責成，三考奏績，不次擢用。若僅幹理簿書，惠鮮無策，雖有才能，止注中考”。《清世祖實錄》卷16，順治二年五月丙戌。吏科給事中孫襄也請求於順治三年舉行朝覲、大計。吏部和都察院查過舊例之後，認為順治三年正月舉行時間太急，請拖到三月再舉。但從實際情況看，三月也難舉行。如陝西監察禦史廖攀龍因為多爾袞有“計吏大典，該撫按自當預行料理，著察例申飭”之旨，十分著急，發文陝西希政司諮訪各級官吏賢否，然後造冊送巡按衙門，填注考語後送部院備考。但“移檄無靈，疾呼不應”，“竟無一冊造送”，無奈隻得請求多爾袞下令給陝西布政司催報。多爾袞也曾批示：“這文冊不行造報官員，著廖攀龍指名參奏”。順治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陝西監察禦史廖攀龍為大計屆期司冊延誤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但各地初定，道途梗阻，一些官員新上任，大計很難按期舉行。因此多爾袞隻好又在吏部、都察院的本上批道。

　　“順治三年雖係計期，但各省初定，新設之官尚未滿任，姑緩朝覲，俟至四年舉行。”《清世祖實錄》卷21，順治二年十一月戊寅。

　　清初考核官吏的製度也是從明朝繼承下來的，每三年考核一次。對地方官的考核稱作大計，對京官的考核稱為京察。地方督撫和京官三品以上者自陳得失，以下者由吏部和都察院考核。但首次大計，卻主要據撫按的報告對官員加以黜陟，吏部和都察院企圖按明製加以負責，但遭到滿洲貴族的反對。因為台省官多為漢人，而地方督撫按中旗人居多，所以大計當中台省官以拾遺的方式上奏指摘，卻多被反坐。談遷：《北遊錄》，“紀聞下”，“計典”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順治六年後再舉計典，由於前車之鑒，就連糾拾者也寥寥無幾了。

　　順治三年七月辛酉，吏部奏言，朝覲考察之期定在次年正月舉行，由吏部發下五花冊，發到各撫按手中攢造，寫明朝覲官員姓名、起程日期等，限十月到部。應朝覲官員限十二月到京，違限者參奏。不許私自馳驛，分外擾民。官員賢否考評，一律由撫按定注。考語止用才、守、政，年四格，須按人指事；明白直書，不許鋪敘繁文。如有毀譽徇情，是非顛倒者議處。多爾袞對此表示不同意。《清世祖實錄》卷27.

　　順治四年二月乙酉，多爾袞以皇帝的名義向天下朝覲官員發布詔諭：

　　“天下人民，困苦極矣，朕既將他們出之水火，與各級地方官一起治理，已有四年。但明末積弊難除，頹風猶煽，有司貪婪成性，小民疾苦誰憐？司道官賄賂熏心，屬吏好壞不辨。瘡痍未平，剝削加重，百姓流離失所，未見有誰招撫，隻得揭竿而起，又不見有誰去消平。朝廷屢有德意，但郡縣依然如故。天天閑遊，還希望升遷。雖然對貪官汙吏偶有糾參，但奸猾者經常賄賂得脫，朕對此甚感憤怒。當此大計之時，已嚴飭各級部門重懲貪酷，不得寬恕。你們這些人暫時可以留任，但必須改正以前的錯誤，勉圖後效，變穢濁為清廉，易煩苛為寬大，太平治理，體現朕的愛民之意，這樣朕還可以表彰提升，但如果借法行私，剝下媚上，巧文欺謾，庇罪保奸，仍繼續以前的弊政，就絕不寬恕。爾其欽哉，故諭。”“敕諭天下朝官員”。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清代詔敕誥表”。

　　隨後，便對地方各級官吏加以升降。這年十月，吏部認為計典三年一舉是舊例，現在全國逐漸一統，應以三載考績為定製。自順治五年到七年後，大計天下群官，以後永遠遵守。多爾袞表示同意。《清世祖實錄》卷34，順治四年十月戊子。到順治七年正月，大計全國官員，對謝允複等816名官員分別加以革職、降調、致仕。《清世祖實錄》卷47，順治七年正月庚申。

　　至於京察，似乎在攝政時期未曾舉行。但順治四年六月，在大計之後，曾以考滿稱職提升各部院官英俄爾岱、吳達海、冷僧機、多爾濟達爾漢、明安達禮、範文程、馬光輝等六七十人，《清世祖實錄》卷32，順治四年六月甲戌。也是對京官三年來任職情況的評定。京察和考滿，原是對京官加以考核的不同辦法，都是三年一次，究竟應該是擇一而行還是並行不悖，從順治年間直到鼇拜輔政時期時有爭議和變動，其過程這裏就不談了。

　　這樣的官員考核辦法往往是流於形式的，其中弊病也很多。順治六年四月丙午，刑科給事中陳調元就認為，“朝廷之賞罰，唯憑督按之舉劾，而舉劾之公私，全憑道府之開報”，這本身就不合適。他說甚至有總督薦舉的人恰好就是巡按彈劾的人，而且都說是根據司道的開報。《清世祖實錄》卷43.後來魏象樞提出“三年大計，冊報責在撫按，考察責在部院，糾拾責在科道”，認為順治四年大計時，科道拾遺曾經舉行，但因立法不善，科道官被處者不一而足。如吏科劉楗以糾拾張守廉責革，楊時化以糾拾左光先降級，劉鴻儒以糾拾勞有學降級，林起龍以糾拾楊雲鶴革職，楊璜以糾拾劉孔敏罰俸，都察院臣因此被處分的還不在其內。其主要原因是撫按為了不使人說庇縱部下，所以把部下說得很好；而科道官加以糾參，撫按又怕連累自己為他們百般回護。弊端種種，不一而足。因此魏象樞得出一個結論：“總因四年計典初舉，皇上未親大政，公道未章，事多草率。”魏象樞：《寒鬆堂全集》卷2，中華書局，1996年8月第1版第26頁。

　　這也是多爾袞被打入地獄兩三年了，否則魏象樞也不會有什麽好下場。當然，在那時候，他完全可能不這麽說。

　　第二節困境中求生存。

　　一、首革前朝弊政。

　　(一)清初凋敝與明末弊政。

　　中原昔喪亂，原隰繁稗莠。

　　人間好女兒，賣粟不滿鬥。張仁熙：《藕灣詩集》卷1，轉引自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卷2，張仁熙，第191頁。

　　滿目逃亡劇可憐，尚餘殘喘適江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