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花開——中國曆史的另類獨白

四

夏的燥熱退卻了，秋的寧靜彌漫汴京。

司馬光脫去了他翰林學士的朝服，換上普通的布衣，帶著全家老小，悄然離開了汴京，退居洛陽。

這場變法改革的辯論中，司馬光輸了。臨走前，他以私人的名義給王安石寫了封信，懇求王安石在改革進程中不要太急功近利，要漸進而行。然而，執拗的王安石再次拒絕了司馬光的好意，他鐵了心要在短時間裏完成這場史無前例的改革。

司馬光的眼光是老到的，他看到了政府的軟肋：王安石提拔上來的新人，普遍缺少閱曆，急功近利，在商業化推廣的進程中，他們迅速由新政執行者蛻變為新政篡改者，利用上層的指令，巧立名目，借著“改革”的旗號大肆撈取財富，這些人成了改革中的暴發戶。

然而年輕的神宗和激進的王安石聽不進這些。司馬光無能為力，他回望著汴京的皇宮大殿，隻能長長歎一口氣。

臨走那天，蘇軾前來相送：“司馬公，此番離開京都，回洛陽有何打算？”

司馬光捋了捋長須，仰望天空：“我心係天下，奈天不遂人願，隻有退居著書立說。《資治通鑒》我已開始編寫，欲用十年之功，成一家之言，從曆史的成敗興亡中，提取治國的借鑒，留作後世之名。”

汴京的驛站裏，蘇軾與司馬光揮手拜別。

此時的蘇軾，麵臨著同樣的政治窘境——他也不能留在京城了。

想當初，年輕的蘇軾、蘇轍兄弟科舉高中，紅遍京都，仁宗皇帝拍手稱讚“我為兒孫又得兩宰相”，那是何等的風光。蘇軾這個後起之秀，不僅在歐陽修、司馬光眼裏是難得的人才，即使是政敵王安石，也對他讚賞不已。隻是，生性曠達的蘇軾總是處處與王安石抵觸，常常寫詩批判新政的失誤，神宗熙寧二年，蘇軾上了著名的《上神宗皇帝書》，駁斥了王安石激進的科舉製度改革，令大權在握的王安石惱怒不已，衝突逐漸升級，隨著反對新法的人士陸續遭貶，蘇軾知道自己也不能再在京城裏呆下去了，他請求外放，到南方做官。

三十六歲的蘇軾揮一揮衣袖，唱著“大江東去”，瀟灑地去了南方，京城裏的政治鬥爭眼不見心不煩。在後來的八年裏，蘇軾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做官，也在基層了解到王安石新法的具體實施。他發現，新法的許多政策傳到基層時，已經變味，被地方官僚層層加碼，不僅沒有給百姓帶來效益，反而加重了人民的負擔，政府富裕了，百姓卻更加貧窮了。

生性豪放的蘇軾不忘針砭時政，用他的如椽大筆，揮灑出篇篇詩詞，時而嬉笑，時而怒罵，時而悲憫地抒發心中的感慨，隱晦地諷刺王安石的新法。

而這一切，都導致了新黨對蘇軾的打擊報複，一場政治災難陡然降臨……

最先對蘇軾發難的竟然是他曾經的同僚沈括——這位中國古代偉大的科學家，在政治方麵上卻是個小人。當然，此時的他尚未寫出《夢溪筆談》，而是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前往南方考察新法，拜會蘇軾。

昔日同僚見麵，不免寒暄一番，蘇軾熱情地將自己的新作贈與沈括，誰知沈括回京後便向朝廷告發，揭發蘇軾誹謗新法，諷刺朝政，用心歹毒。

一代文壇領袖，從此開始了他政治生涯的厄運。

繼沈括之後，新黨人士開始了對蘇軾的接連誣陷，王安石曾經提拔過的政客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開始搜羅蘇軾的文章，斷章取義，搜集蘇軾攻擊新法的證據，朝廷裏彌漫著一股邪惡的氣息，最終，神宗皇帝也開始懷疑這位文壇領袖了。

神宗元豐二年，蘇軾因“愚弄朝廷”、“文字毀謗君相”罪名在湖州被捕，當即被長途押往京都！

那是一個沉悶的午後，風雨欲來，空氣裏彌漫著令人窒息的氛圍。一代文豪蘇軾被官差反綁，尚未能與家人告別，就匆匆踏上了前往汴京的路。湖州的百姓群集路邊，流著淚送別這位大詩人，家人踉蹌趕來，任小兒子撕心裂肺地叫喊“爸爸”，也留不住蘇軾的背影……

蘇軾還不知道自己為何獲罪，也不知道這一去是否還能活著回來。他猜不透朝廷的心思，惶惶地問官差：“我是否犯了死罪？為何如此著急押送京都？”

官差裝模作樣不說話，諱莫如深的神態更加讓蘇軾絕望，蘇軾猜想，這次他一定得罪了新黨，離死期不遠了。四十四歲的蘇軾如今衣衫襤褸，步履沉重，麵對著過往行人，他的內心充滿羞辱與悲愴。他不知道，自己的罪行將會牽連到多少朋友，又會給家人帶來多大的災難……

一代文化大師在示眾，整個民族在丟人。

此時，新法已在全國施行了近十年。在神宗的支持下，新黨得勢，權勢熏天，新一批的政客走上政壇，開始了對舊黨的打擊迫害，曾經在大庭廣眾下進行的王安石與司馬光君子式的辯論，已經不複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