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善惡報應習俗

三 古代國家抑製機製的重要補充

古代社會對政府的各項方針政策、指令和各級官吏行為的調節與控製，主要是依靠以皇帝為主宰的國家動力。但在充斥著迷信與愚昧的時代，某種宗教信仰往往會產生令人驚訝的社會效果。善惡報應便是如此。由於人們對“天人感應”的迷信，使它不僅對封建國家的各項指令和各級官吏的行為具有調節與控製的功能，甚至對至高無上的皇帝也有不可漠視的抑製效應，從而成為特定時代中國家抑製機製的重要補充。

我們前麵說過，善惡報應包括“由皇帝和各級官府行為而引起的災祥報應”，這便是“天人感應”。天人感應觀念的起源甚早。當原始人用人的特征來解釋自然現象特別是一些給人帶來危害的自然災異時，就不可避免地得出了“天有意誌，可行賞罰”的結論；產生了人世行為的好壞，可以影響天的喜怒，從而導致祥瑞或災異的觀念。我國史籍中這方麵的記載很早。《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尚書·大禹謨》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尚書·大誥》：“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尚書·商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毛詩·大雅·瞻卬》：“天降罪罟，蟊賊內訌。”《左傳》莊公十一年：“秋末大水，公使吊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吊？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春秋時，晏子不信鬼神祭祀，對於天人感應，則信之不疑。《晏子春秋·內篇諫上》記載：有一次彗星出，晏子認為，這是天看見百姓喪亡，所以昭示妖祥，以戒不敬。如果君主納諫修政，謁聖進賢，彗星將自己消失。這種關於人世行為（主要指帝王行為）可以影響天而導致祥瑞或災異的觀念，經西漢董仲舒的弘揚，發展成為有係統的“天人感應”理論。

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奠定了我國古代天人感應的神學理論基礎。首先，董仲舒肯定有鬼神，天就是至高無上的神。他說：“天者，百神之君也。”《春秋繁露·郊義》）“天者，百神之大君也。”（《郊語》）“天者，群物之祖也。”（《對策二》）認為人是天特別創造的東西。“人之（為）人本於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為人者天》）人的身體發膚、口鼻耳目、頸胸腰腹、手足四肢諸形體，都同天數相符；人的喜怒哀樂好惡諸精神，均與天相應。即，天按照自己的樣子創造了人。同時認為，天地之間，“凡物必有合”，都配合成對。人間的社會秩序是天定的，這種天定的社會秩序又反射到自然界，使自然的五行之間的關係變成君臣、父子關係。以天合人，又以人合天，構成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論。

其次，提出了“天人感應”論。認為“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同類相勸》）人事與上天相互感應，特別是王者，他是天的兒子，一言一行都影響天氣。如果王者對臣下傲慢無禮，夏天就會多風暴，樹木長得奇形怪狀；如果不聽勸諫，秋天就會多霹靂；如果視不明，用人不當，就會“火不炎上”，秋多雷電；如果耳不聰，專門聽信讒言，就會“水不潤下”，春夏多暴雨；如果心胸褊狹，不能容物，就會導致“稼穡不成”，秋天多雷。兒子作事不對了，作為父親的天就會來一點災害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更，就又來一點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還不知畏恐，那對不起，就要給你嚐嚐殃咎的滋味了。

董仲舒的天人感應思想，使原來主要側重於老百姓的善惡報應擴大到了整個統治階級，對後世的影響至為重大。

天人感應思想給曆代封建官僚士大夫勸諫皇帝的惡行和匡正國家行政的厥失提供了極其理想的神學依據。在中國封建社會裏，皇權至高無上，百官的“力諫”、“死諫”往往不能解決任何實際問題，反而容易激起“聖怒”，招來殺身之禍。相反，利用災異批評皇帝行為和國家施政方略，則會給進諫蒙上一層神學的靈光而易為皇帝接受。因為皇帝本人也是深信不疑並且十分害怕天老爺的懲罰的。因此，在中國封建社會裏，天文學、星象學與氣象學，幾乎成為純粹政治性的東西，成為官僚士大夫進行政治鬥爭的工具。每當政有厥失、朝出小人、帝聰不明，士大夫們即搜災羅異，假神道以匡諫。皇帝本人也每每下詔求直言，做出某些改革弊政、匡正厥失以挽救國家危亡的表示。姑不論士大夫們的用意如何純正，假災異以進諫總是一種“非科學”的手段，而且也不能挽救一個封建王朝行將就木的厄運，但在封建專製窒息得人透不過氣來的氛圍中，“天人感應”卻給知識分子直抒胸臆提供了可能，它扮演著“封建的民主使者”的角色，而且還真產生了一些作用呢。

政事不修是致災的原因，而政事中刑獄殺人最為不祥，其中不免有冤枉不平之獄，其怨毒之氣最易上達雲霄，激起天神的忿怒。《南齊書》卷四九引《孔稚珪傳》有一段禦史中丞孔稚珪的話：“法書徒明於帙裏，冤魂結於獄中。今府州縣千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千餘矣。冤毒之氣上幹和氣，聖明所急，不可不防致此之由。”《舊唐書·刑法誌》記載，唐武後刑殺嚴急，陳子昂上書說：“冤人籲嗟，感傷和氣，和氣悖亂，群生厲疫，水旱隨之，則有幸之……頃來亢陽愆候，雲而不雨，農夫失耒，瞻望嗷嗷，豈不尤陛下之有聖德而不降澤於人乎？倘旱遂過春，廢於時種，今年稼穡必有損矣。陛下可不敬承天意而以澤恤人？”二人所論正可代表古代士大夫對災異與刑法的傳統看法。

所以曆代人君往往因天降災異，而想起與冤獄的聯係，下詔清理獄訟。《後漢書·光武紀》載建武四年（28）五月詔：

久旱傷麥，秋種未下，朕甚憂之。將殘吏未勝，獄多冤結，元元愁恨，感動天地乎？其令中都三輔郡國出係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囚徒免為庶人。

《後漢書·和帝紀》載和帝永元十六年（104）

七月詔：

今秋稼方穗而旱，雲雨不霑，疑吏行慘刻，不宣恩澤，妄拘無罪，幽閉良善所致。其一切囚徒於法疑者勿決，以奉秋令，方察煩苛之吏，顯明其罰。

唐朝時常因求雨而審理冤獄。宋太宗時，每逢下雨降雪稍微多了一點，就親錄係囚，大多給予減免，各府道地方則遣官請示，率以為常。以後各朝遵不廢。朱明之製，凡遇水旱之災、霜降、夏月麥熟，輒特旨錄囚，囚犯們常常因此獲得減釋的機會。清代也是每遇水旱兵災，就下詔書清理民獄，並且把天旱清理刑獄減免囚徒的規則定在條文內。《清史稿·刑法誌三》雲：“水旱兵災清理庶獄，視詔章從事。”除徒流等罪外，牽連及笞杖案內情有可原者，允許督撫一麵酌量分別減免，一麵奏聞。

因災異而下令大赦，這在中國曆史上很常見。據徐式圭《中國大赦考》：曆代因災異而赦者，星變十二，旱饑八，地震五，日食四。

祥瑞或豐年則是上天喜悅，下降休福。帝王為了報答天恩，使它更高興，繼續賜福，也每每赦宥罪人以增和氣。據《西漢會要》六七、《刑法》三“大赦”、“赦徒”諸條記載，漢代各帝都曾因靈芝、甘露、鳳凰、仙鶴一類祥瑞而赦免天下。梁武帝也曾因風調雨順而赦宥天下（《梁書·武帝紀》）。

有時則純粹為追求福報而肆赦。祭祀是用來昭報神明，悅神邀福的，所以在祭祀時常常赦免罪人，尤其是最隆重的郊祭。漢代諸帝屢因郊祀封禪赦天下。唐、宋、明諸代均常因郊祀天地而赦。此外，皇室碰到什麽喜慶之事，如即位改元、冊封皇後、帝後誕辰、生皇太子或冊立皇太子什麽的，也都特旨赦免。《明史·刑法誌》雲：“凡有大慶及災荒皆赦。”這也是為了討好上天，祈求福報。

除了帝王因災異福報而修刑肆赦外，各級官吏也斤斤然於福孽之辨，以為殺人係造孽損陰德的行為。汪輝祖《說贅》雲：

州縣一官作孽易，造福亦易……果盡心奉職，昭昭然造福於民，即冥冥中受福於天；反是則下民可虐，自作之孽矣。餘自二十三歲入幕，至五十七歲謁選人，三十餘年所見所聞牧令多矣。其於陽譴陰禍親於其身，累及子嗣者，率皆獲上朘民之能吏，而守拙安分，不能造福，亦不肯作孽者，間亦循格遷官。勤政愛民，異於常吏之為者，皆親見其子之為太史為侍禦為司道。天之報施捷於響應。是以竊祿數年，凜凜奉為殷鑒，每一念及，輒為汗下。

因害怕誅及無辜，報應自身，遺患後人，往往以救生為陰德，不肯殺戮，一意從寬。《魏書·高允傳》記載：北朝高允常對人說：“我當中書令時有陰德，救濟民命。如果陽報不差，我當享壽百年。”就是這種意識的表現。所以官吏遇有可以開脫之處無不曲為開脫。《朱文公政訓》說：

今之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入罪以求福報……今之法官惑於欽恤之說，以為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死，故凡罪之當殺者，必多為可出之塗以俟奏裁，則率多減等，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者笞……今之律令亦有此條，謂法所不能決者則俟奏裁，今乃明知其罪之當死，亦莫不為可生之塗以上之。

甚至強奸殺人等重罪也意存姑息，不辦死罪。《唐明律合編》卷二六引袁濱《律例條辨》說：“強（奸）者之罪則不可不誅也。今之有司大抵寬有罪，誣名節，以為陰德。”不辦死罪，使那些不肖之人因此而得逞。

曆代帝王的肆赦和各級官吏的有意姑息，難免會使一些真正的罪犯得以幸免，同時也會助長這些人的犯罪氣焰。但封建時代吏治腐朽，刑罰苛重，冤獄聯結，彼因畏懼報應而理獄訟、重冤抑、輕刑罰，正體現了“天人感應”、善惡報應在調節國家機製方麵的一些輔助作用。這種輔助作用，不僅可使統治者慎刑獄，使許多無辜者得免殺戮流徙之災，甚而可引導國家走向“大治”。如《晉史乘》所載晉文公時的一段史事：晉文公向士文伯問道：“三月初一日食，寡人孤陋寡聞，《詩》所謂‘彼日而食，子何不臧’者，是什麽意思呢？”士文伯回答說：“是為政不善的意思。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譴於日月之災。因此，為政不可不慎。為政包括三個方麵的內容，一是因民，二是擇人，三是順人之時。”晉文公說：“太好了！”於是選賢任能，推行善政，晉國大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