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善惡報應習俗

二 浪子回頭，貪殘縮手

善惡報應在調節古代社會的人際關係，維係一個“儼如一家”的“禮儀之邦”方麵發揮巨大社會效益的同時，對於教育和改造“失足者”，履行“社會監察”的職責，減少和抑製社會犯罪方麵，也具有相當大的社會作用。

它使放蕩無羈者折節自新，無賴子自絕於道德公論。

放蕩無羈者“折節自克”。《青瑣高義》前集卷四記載：宋朝王實，字子厚，隨州市人。年輕時好俠任氣，放蕩無羈，經常同市裏的流氓無賴勾肩搭背，出入娼家酒店，散耗家財，毫無約束，深為當時道德輿論所不齒，說他絕無好報。王實深受震動，於是偷了一筆家財，北上京師，“折節自克”，入太學讀書，尊敬師友，發奮拚搏，最後“一舉進士至省下”。《聊齋誌異》卷二〇記載：安慶有個戴生，也是少年時放蕩無羈，毫無檢束。一天晚上從外醉酒歸來，半路碰到已故表兄季生，對他說：“您的大名已在黑暗獄中了！”嚇得戴生冷汗直流到P股溝，酒也醒了。從此洗心改行，再不敢有一分差池。

奸人知惕而行善。《閱微草堂筆記》卷五記載：有羅賈二氏比鄰而居，羅富而賈貧。羅想買下賈宅，卻又拚命壓低房價；賈氏想另售他人，羅又多方阻撓，使賈氏日益困窘，不得已大減價賣給羅。羅自以為得計，經營改造，土木一新。落成之日，盛筵祭神。紙錢剛點燃，忽然一陣狂風卷起，飄落梁上，烈焰驟發，煙煤迸散如雨落。火光之中，羅恍惚看見賈之亡父，以為是自己怨毒所致，救也無益。因此阻止眾人不予撲救。彈指間，寸椽不遺，並其舊宅一起化為灰燼。羅從此“改行從善”，不敢為非，竟以壽考終。卷八又載：有王、曾二人，素來相好。王喜歡曾的妻子，乘曾被強盜誣陷之機，暗中賄賂獄吏將曾害死獄中。正要找媒妁通意，忽然想到冤魂報應的慘烈，嚇得他渾身打顫，立即停止了媒娶的打算，給曾的冤魂作功德解冤，並把曾的父母妻子迎回家中，奉養備至。以後始終不敢複萌謀妻之念。

無賴子自絕於道德公論。彭乘《墨客揮犀》卷二記載：宋朝錢君倚任江寧（南京）知府時，有個無賴青年來拜訪，說是錢君倚父親的老相識，錢父曾借他二十萬，要錢君倚償還。錢君倚聞言大驚失色，連說對不起，準備找錢還他。有幾位老先生聞訊趕來，痛斥這個無賴青年，要錢君倚趕走他。但君倚還是把錢如數給了他。此後，不論這個無賴走到哪裏，都是人人聚罵，咒他不得好報，不得好死。這家夥無地自容，最後找根繩子一吊了之。這真應了那句“千夫所指，無病自死”的俗諺了。

它使富者“惜福”，不敢過於奢侈，使剝削者不敢非理求富，過分苛薄。

宋代馮球，任郎吏之官，妻子馮氏有一金釵價值七十萬錢，奢豪無比，後來馮氏暴卒。金代燕人劉伯魚，揮金如土，非山珍海味不下筷。死後不過十來年，兩個兒子即行乞於市。時人以為“玉食之禍”。李昌齡《樂善錄》說：宋代太學有兩個士人，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又同年考中進士，任官也挨在一起，但沒多久，其中一個就忽然蹬腿謝世了。托夢告訴活著的說：“我生於富貴，已享用過當，故早死。公生於貧寒未曾享用，故活。”活著的被這一番話嚇醒，再也睡不著，此後恐懼修省，一生不敢奢侈。李昌齡因此得出一個結論：人的享用不可過當。寇萊公（準）少年得誌，奢靡無比，從來不點油燈，尤好通宵飲宴，臥室裏燃燭達旦，連廁所也是通宵點燭。每次轉職離任，別人到他官邸，見廁所裏燭淚在地，往往成堆。寇準晚年遭貶南遷，死為異鄉之鬼。呂祖謙特地將其記載下來，以為子孫之鑒戒（呂祖謙《辯誌錄》），因此，不少達官巨富，甚至皇帝老子，也每每以節儉律己，不隨便拋棄食物，不將殘羹剩飯給奴婢或宮女吃。葉寘《坦齋筆衡》記載：宋高宗每次進膳，都要用兩副匙筷，把自己所吃的飯菜挾放到別的碗中，食之必盡，不將殘食給宮人吃。王君玉《國老談苑》說，宋朝曾任龍圖閣待製的查道也是這樣，每食必盡一器，估計吃不完就不再動筷子，雖素食亦然。他經常對子孫們說：“福就應當如此珍惜。”

剝削者不敢非求富，過分刻薄。兩宋商品經濟發達，“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民間有“富兒更替做”的俗諺。父祖為富不仁，高利借貸，刻薄於人，到其子孫破家蕩產，複以其道償還於人的，比比皆是。經營存心不良，惟利是圖，眼下多得盈餘，旋即以他事耗去，終至貧乏的，也每每可見。當時人都認為是報應。所以袁采著《袁氏世範》。告誡他的子孫世人，做買賣當先“存心近厚”，“凡物必真，又須敬惜，如欲以此奉神明。又須不敢貪求厚利，任天理如何，雖目下所得之薄，必無後患。至於買撲場之人，尤當如此”。放債取息要“得中”。認為兼並用詐術並非長久之計。置田產“當存仁心”，不可因賣產之人的貧急困窘而設計苦害，否則，天道好還，不是此身受報，就是應在子孫。同時還勸告富人，要存恤佃客，遇有生育婚嫁，或營造死亡之事，應當厚與周濟；耕耘之際，青黃不接之時，有所假貸，要少收利息；遭遇水旱，察其所虧，早為除減。不可有非理之需，不可有非時之役，不可令子弟及管家私有所擾，不可以某種借口增其田租，不可強迫他人借貸，使其供息，不可見人自有田園，輒起貪圖之意。視之愛之，不啻於骨肉，則我衣食之源，悉借其力，麵對天地鬼神，亦可無愧怍了。

不敢大小鬥秤以貪剝百姓。《琴堂諭俗編·積陰德》記載：宋代信州周才美家，娶了個賢德能幹的媳婦，家翁讓她分管家務，交給她鬥斛秤尺各兩件，並詳細告訴她輕重大小長短之名色，用大長者進，小短者出。媳婦很不高興，拜辭翁姑不願幹，說：“媳婦擔心以後生子敗家，說是我名下所出，枉負其辜。”後來，家翁感悟，同意媳婦的主張，用小鬥量入，大鬥量出，小秤短尺買物，大秤長尺賣物，以酬前日欺瞞之數。這位婦女後來生了三個兒子，都少年登科。

它使為將者不敢妄殺者，為官者稍謹吏事。北宋慶曆年間（1041-1048），廣南歐希範聚眾數千人造反，朝廷派杜杞待製率軍鎮壓。杜詐以招降之說與之通好，歐不知其詐，率眾頭領數十前來投誠，被杜杞以酒麻翻，次日盡磔於市。沒過幾天，杜杞晚上登廁，忽然蹶仆廁中。家人急忙將他救出，見他口鼻流血，呻吟著說：“歐希範以拳揍我。”三天後不藥而死。葉夢得對此感歎道：“兵興以來，士大夫像杜杞那樣求功名而遭報應的時有所聞，我未敢全部相信。但歐希範事件卻是無可置疑的。所以我行伍十來年，將兵幾十萬，所平叛鎮壓不可謂不多，但像杜杞做的那種事，我不但不敢做，連想都不敢想。”（《岩下放言》）宋初名將曹彬也是如此。他曾說：“從我領兵打仗以來，殺人多著啦，但我從未以個人喜怒枉殺一人。”（司馬光《涑水紀聞》）《國老談苑》記載：攻克成都時，凡是俘獲的婦女，曹彬把她們全部關在一間屋子裏，從窗口遞送飲食，並告誡下屬說：這些婦女是準備獻給天子的，你們要好好保衛。局勢穩定後，給她們一一尋訪親屬送還，無親者給嫁妝嫁人。其他不少記載也說曹彬南征北戰，“未嚐殺一無辜”。後來，曹彬的小兒子？追封王爵，女兒為光獻慈聖太皇太後，子孫昌盛，宋代少比。當時人都認為是曹彬陰德深厚，所以享報至此。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一四記載：景祐初年（1034-1038），梅摯龍圖作了篇關於“瘴”的文章，文中說：仕有五瘴，急催暴斂，剝下奉上，這是租賦之瘴；深文以逞，善惡不辨，這是刑獄之瘴；早晚酣宴，弛廢無事，這是飲食之瘴；侵牟民利，從實私儲，這是財貨之瘴；盛陳姬妾，以娛聲色，這是帷薄之瘴。有一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疾，疾者重殞。非但邊遠，即令京師，也在所難免。一些人不知其故。歸咎於“土瘴”，是非常荒謬的。李昌朝特意寫了《戒子孫》書，告誡子孫：苛剝奸巧，雖可得進用，但鮮能善終。要他們：“守法奉公”，“寡辭慎重”，切勿刻民。

李昌齡《樂善錄》記載：有兩個士大夫以前程到京師二相公廟祈夢，一人夢持簿者以簿示之：“以小官升至宰相。”但其中有一項被朱勾了，士問何故？說：“此人愛財不義。陽間取此一項，故陰間勾者一項。若急改，尚可至監司。”其人聽說，一輩子“不敢妄取”。《閱微草堂筆記》卷一三記載：清代獻縣刑房王謹，初做吏時，受人賄賂想包庇一樁殺人罪，剛執筆起草，紙忽然淩空飛起，旋舞不下。從此不敢枉法取錢，而且經常將此事告誡同僚，不以為諱。

士大夫因害怕“陰禍”，不少人用兩個瓶子分貯黃豆黑豆，舉善事則投黃豆，舉惡事則投黑豆，以之自警。焦竑《玉堂叢話》卷一記載：明代徐文靖公曾行其事。徐公識二瓶裝黃豆黑豆，每舉一善念，道一善言，行一善事，投一黃豆；不善者以黑豆投之。據說開始時黑多黃少，漸漸黃黑參半，行之既久，黃豆才多於黑豆。並且“平生如是，雖貴不輟。”

想做好事利民的，也不敢好大喜功，以致害民。魏象先《丞相魏公譚訓》卷五記載：北宋嘉祐年間（1056-1063），韓大恭知潁州，遇京西大疫，流殍甚眾。韓大恭賑濟有方，郡人賴以全活者不少。於是張榜鄰郡，諭以救恤之意，使饑民前來就食。不料來者太多，缺食少居，很多人感染疫癘，饑病相仍，死亡枕藉，韓大恭自己也染疾而亡。當時人評論說：“賑濟雖是為政的急務，但應量力而行，不必大肆張揚。張揚而實不至，則至者反罹遷徙饑疫之患，是加速他們的死亡，所以有陰禍。”尤使各級官吏謹於聽斷獄訟，不敢玩忽職守。李昌朝《戒子孫》說：凡為官蒞事，刑戮所加，一有濫謬，傷和氣，損陰德，莫甚如此。告誡子孫如果當官，一定要慎刑戮。胡太初《畫簾緒論·治獄》說：“刑獄重事也，犴狴惡地也。人一入其中，大者死，小者流，又小者亦杖，寧有白出之理。脫或差誤，胥吏奚恤，其咎必屬於令，縱可逃陽罰，亦必損陰德，詎可不加謹哉！”如何“加謹”呢？那就是審禁係，親鞠視，完牆壁，究饑寒，察疾病，辨疑似，防出入。

由此可知，善惡報應對調節古代社會的人際關係，教育、改造和感化那些違背道德規範的“浪子”、“惡少”，鼓勵人們扶貧助困，熱心社會公益事，抑製剝削階級的驕奢淫逸、貪婪殘虐，確實有一定的社會效果。如果說其他宗教道德在調整人際關係上也有一定程度的作用，那善惡報應的作用就要顯著得多。尤其是對剝削階級的抑製功能，甚為突出。

古代剝削者之貪婪，吏治之腐朽，罄竹難書。諸朝開國之初，統治階級還有一股進取的銳氣，吏治相對廉明些，而且國家政權的力量也較強盛，官僚隊伍中的惡行還有一定程度的限製。但後來，“惡欲”像一個無可阻擋的瘟疫，迅速腐蝕著大小各級官吏的靈魂，使整個國家機器也為之運轉不靈。這時，連皇帝的禦書也全無作用了。俞文豹《吹劍續錄》雲：“（宋）太宗禦書戒石銘頒行天下矣。至紹興二年（1132）六月複頒黃庭堅所書，命州縣長吏刻石坐右，然守令之貪酷者視如不見。”加上封建法律極不健全，如殺人者死有定法，但酷吏殺人、謬將殺人、庸醫殺人等卻全無定法，使剝削階級的各種違法逾禮行為，一直非常猖獗。倒是善惡報應——這種披著神靈外衣的宗教化的道德，以其神秘莫測之威靈，對那些同樣為封建迷信所愚弄的剝削階級還經常產生一定的抑製作用。

但這種抑製作用依然是有限的，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二甲編《奸富》說：“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為下。今之富者，大抵皆奸富也。而務本之農，皆為仆妾於奸富之家矣。”故民間一直有“凡商必奸”、“凡官必貪”之諺。這些為富不仁、居官不廉的大小剝削者，為使其自身免遭天報並祈求子孫後代永遠富貴平安，也每每行善積德。然其所行之善，佞佛布施者多，利民濟世者少；所積之德，為己彌罪者眾，為人造福者寡。其動機之卑劣，西門慶曾公然道其旨：“隻消盡這家私，廣為佛事，就使強奸了嫦娥，和奸了織女，拐了許飛瓊，盜了西王母的女兒，也不減我潑天富貴！”（《金瓶梅詞話》第五〇回）此雖小說家語，但於揭露剝削階級佞佛布施、行善積德之虛偽，卻也入木三分。明清時民間對富人修齋誦經者，每每有“佛口蛇心”之說，也可謂一針見血。這充分反映了佛教為剝削階級作倀，替其提供廉價的進入天國的門票的反動本質，也表明對善惡報應在抑製剝削階級惡欲方麵的作用，不能估價過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