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善惡報應習俗

一 “世界上沒有人能和他們相比”

一般宗教存在著宗教神道與宗教人道的尖銳矛盾，而以尊神為核心的神道是難以講人道的。“誰隻要愛了上帝，誰就不再能夠愛人；他對人間的一切失去了興趣。”（《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下卷）因為，宗教不僅是社會道德敗壞，怠惰成風的原因，而且是民族仇恨和戰爭的根由。盡管個別虔誠的宗教信徒，由於恪守宗教道德的信條而成為信男善女，甚至是道德高尚的楷模，但在羅馬教廷支配一切的整個世紀裏，各個不同的宗教係統為了自己“惟一正確的神學學說”，不惜大批殘害異教徒，進行無休止的宗教戰爭。信徒們為了表示對神的虔誠不惜采用人祭或自殘。由於宗教觀念上的一點點分歧，就使人們從此成為敵人。為了一些神學上的臆說，一些民族和另一些民族便勢不兩立，君主防範著自己的屬下，公民們對自己的同胞兵戎相見，父輩厭棄自己的子女，子女則用利劍來殘殺自己的父兄，夫婦離異，親屬不相認。凡此種種，一直是近代進步思想家激烈抨擊的眾矢之的。

中國的情形卻不一樣。因為在中國，不論是道教還是佛教，都未能成為“國教”，也未出現過政教合一的局麵。佛道二教勢力的發展，也從未達到可與朝廷分庭抗禮的程度。盡管幾乎人人都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但善惡報應並不是一種宗教。因此，在中國古代社會裏，便不可能出現類似歐洲、阿拉伯等宗教世界的宗教戰爭和對異教徒的殘酷迫害。另一方麵，善惡報應畢竟是一種宗教觀念，它滿足了宗教觀念比較淡薄的中國人對精神麻醉的需求，同時又沒有達到使宗教神道掩蓋宗教人道的程度。相反，它那神靈主宰人間善惡的信條，倒給封建社會的綱常倫理披上一層無比神聖的麵紗。因此，那“隻可容一種感情的心靈”的中國人便可以主要地放在愛人類即調整人際關係上，使善惡報應宗教人道的社會作用在中國顯得非常突出。

人之常情，畏死而樂生，忌禍而冀福。行善得福，誰人不喜！作惡招禍，哪個不懼！“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不到，時辰一到，一定要報”；“善惡到頭終有報”；“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在在處處有神明”；“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些輿論彌漫於社會，廣泛影響人們的意識，製約著人們的行動，並調整人與人之間的各種關係。很多世紀以來，作為道德載體的善惡報應，成為強有力的動力，控製人們的情欲和種種越軌的惡念，並強迫他們成為有德行的人。在國家動亂、綱紀傾頹的時候，甚至主要就是依靠善惡報應來維係社會的。元人魏初《青崖集》卷三說：“當河朔潰裂，綱傾維崩，人心之存，唯有畏鬼神、邀福幸而已。然擴是以往，則猶可以撲虐焰而戢毒螫，是以君子尚有取於斯焉。”連那些無所畏懼，靡所不為的惡棍也要懾於報應的神威。這些人在多次為非作歹之後，由於受到社會輿論的指責和鬼神報應的威懾，又不時看到某些作惡者“受到神靈懲罰”，使之對自己的罪惡感到越來越嚴重的驚恐。這種驚恐不斷積累，引起心理與精神的失衡，最終導致這些人令人莫名其妙的歇斯底裏總爆發。有的會在辦事時忽然瞪目而起，手足撓亂，好像與人撐拒廝打。有的殺人害物完全無人知曉，竟會忽然自首報案，甚至像被托魂似的表現出被害者的語態和動作習慣，乃至於操刀自殘。

《聊齋誌異》卷七記載：李司鑒打死自己的老婆，保甲長申報官府，已立案審查。李在經過官府時，忽然從肉架上拿了一把屠刀，跑進城隍廟，跳上戲台，跪在神龕前，自己說道：“神責我不當聽信奸人，在鄉黨顛倒是非，令我割耳。”於是將左耳割落，拋台下。又說：“神責我不應騙人銀錢，令我剁指。”於是將左指剁去。又說：“神責我不當奸淫人家婦女，使我割陰。”遂自閹，昏迷至死。

錢泳在《履園叢活》一七中說：康熙年間（1662-1722），我家鄉有個叫黃君美的人，喜歡結交胥吏捕役，無惡不作，被其害者不可數計。一天忽然發狂，手持利刃，赤身裸體跑出家門，在人群中自割其肌肉，每割一處輒自言：此某事報。割其陰，說：“這是淫人妻女報。”割其舌，說：“這是誣人婦女良善報。”……這樣折騰了一兩天，最後以刀割腹，至心而死。

一般篤信善惡報應的群眾，更是戰戰兢兢循規蹈矩不敢越雷池之一步，惟恐神靈降罰。因此，善惡報應在調整封建時代人際關係，抑惡揚善美化社會風尚方麵產生了足令後人歎為觀止的巨大作用。

它使人互敬互讓，有無相助，患難相救，死喪相恤，形成一個和睦友好，儼同一家的鄰裏和社會關係。

古人小至與人同坐的夏擇涼處冬尋暖處，與人共食的多取先取；大至疾病死喪的相恤，水火盜賊的相救，莫不注意妥善相處。根據親疏與財力的不同給予相應的幫助。而“讓”，則是古代民間處理鄰裏關係的重要原則。宋代俗語說：“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戒子通錄》卷一）其不寬讓者，就是不德，就要受到神明的懲罰。

古代民間有所謂“暖房”的禮俗。《清波別誌》說：宋代老百姓有遷居新房者，街坊鄰裏即主動湊錢集資，治辦酒食果品，拿來與主人同飲相賀，叫做“暖屋”。《輟耕錄》卷一一也記載了元代民間的這一習俗。當時叫“暖屋”，又叫“暖房”。暖房的意思，大約是因為新宅尚未經人居住，遂邀集多人在其中飲宴嬉戲，以為厭勝。雖屬迷信，卻真實表現了當時鄰裏互愛、互助的純樸之情。

暖房之俗，唐朝已經有了。王建宮詞雲：“太儀前日暖房來，囑問昭陽乞藥栽，敕賜一窠紅躑躅，謝恩未了奏花開。”其後曆宋、元、明、清，直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民間還在流行。成書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曆代社會風俗事物考》卷四一說：今人移居新宅，親戚鄰裏常常饋送酒食，在新居中會飲，叫“暖房”，又叫“溫鍋”。

清代還有“暖壽”的習俗，《陔餘叢考》卷四三記載：生日前一天，親戚朋友和街坊鄰居即湊錢買辦酒食，到生日者家會餐祝賀，叫做“暖壽”。

古代鄉裏民眾，凡遇他人有酗酒賭博、鬥毆聚訟、言行逾違、怠惰不節等過失行為，必相規勸；凡遇鄰裏有紅白慶吊之事，必量其力之大小度其情之親疏以相助；凡遇水火、盜賊、疾病、死喪、孤弱、誣枉、貧乏諸不幸事故，必相恤相救。鄉有其約，約定成俗，其俗之美，宋代南北兩京堪為代表。

《夢華錄》卷五《民俗》記載東京（開封）民風：

加之人情高誼，若見外方之人為都人淩欺，眾必救護之。或見軍輔收領到鬥爭公事，橫身相救，有陪酒食簷官方救之者，亦無憚也。或有從外新來，鄰左居住，則相借動使，獻遺湯茶，指引買賣之類。更有提茶瓶之人，每日鄰裏互相支茶，相問動靜。凡百吉凶之家，人皆盈門。其正酒店戶，見腳店三兩次打酒，便敢借與三五百兩銀器，以至貧下之家，就店呼酒，亦用銀器供送。有連夜飲者，次日取之。諸妓館隻就店呼酒而已，銀器供送，亦複如是。

《夢粱錄》卷一八記載臨安（杭州）民風：

但杭城人皆篤高誼，若見外方人為所欺，眾必為之救解。或有新搬移來居止之人，則鄰裏爭借動事，遺獻湯茶，指引買賣之類，則見睦鄰之義。又率錢物，安排酒食，以為之賀，謂之“暖房”。朔望茶水往來。至於吉凶等事，不特慶吊之禮不廢，甚者出力與之扶持。

一般人長期定居一地，習慣成自然，以為一切莫不應該如此，不知其美惡。而在一個異族人的眼中，這一切卻又顯得無比的清新奇異，他們從比較文化的視角所作的記載和述評，往往能真實體現該民族文化的特質和價值。馬可·波羅於宋末元初行抵臨安，耳聞目睹，歎為神奇。《馬可·波羅行紀》一一五章記載道：

行在城之居民舉止安靜……諸家之間從無爭論失和之事發生，縱在貿易製造之中，亦皆公平正直。男與男間，女與女間，親切之極，致使同街居民儼同一家之人無異。

無（互）相親切之甚，致對於彼等婦女，毫無忌妒猜疑之心。待遇婦女亦甚尊敬，其對於已婚婦女出無恥之言者，則視同匪人。彼等待遇來共貿易之外人，亦甚親切，款之於家，待遇周到，輔助勸導，盡其所能。

湖中（指西湖）有兩島，各有宮一所，宮內有分建之殿閣甚眾，脫有人欲舉行婚禮，或設大宴會者，即赴一宮舉行。其中器皿布帛皆備，是皆城民公置，貯之宮中，以供公用者也。有時在此可見人眾百群，或設宴會，或行婚禮，各在分建殿閣之中舉行，秩序嚴整，各不相妨。

馬可·波羅之後兩百多年，又一位外國旅行家阿克巴爾來到中國，所見所聞，使他讚歎不已。回國後，他把自己的旅華經曆編為一書，這就是有名的《中國紀行》。書中由衷地稱讚道：

在世界上除了中國以外，誰也不會表現出那樣一種井井有條的秩序來。毫無疑問，如果穆斯林們能這樣恪守他們的教規——雖然這兩件事無共同之處——他們無疑地都能按真主的良願成為聖人。（第四章）

整個中國人，從平民到貴族都培養得懂禮節，在表示尊敬、榮譽和沿守禮節方麵，世界上沒有人能和他們相比。（第六章）

兩宋都城商品經濟最發達，其民風尚且如此純美古樸，其他城鄉風俗之美，當有過之而無不及。

善惡報應使人們敬老愛幼，養生送死，勤勞節儉，進一步發揚了中華民族孝親、勤儉的傳統美德。這些在第三章剖析善惡報應的內涵時已經論述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