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善惡報應習俗

二 積陰德習俗

通過什麽途徑求取來世幸福？世界各民族大異其趣。信奉天主教、基督教的民族講究做禮拜、祈禱、懺悔和贖罪。伊斯蘭教民族則以“五功”為橋梁。佛教向佛性的靠攏，要經過“戒—定—慧”三個階段的修行。人們借助自己的毅力，節製七情六欲，這是“戒”；用禪定方法，收心斂性，便是“定”；而淨化了自己，便大覺大悟，涅槃新生，此即“慧”。在不少國家裏，不少狂熱的宗教信徒為要平息上帝的憤怒，用種種嚴酷的痛苦來折磨處罰自己，不惜摧殘自己的肉體，甚至以身飼猛獸。古代中國人信奉善惡報應，其求取來世幸福與今生富貴最主要的途徑是“積陰德”。

在古代，無論士庶，都虔誠地相信“積陰德”，把它看作是聚財貨、遺子孫的資本。在古人看來，人要想能夠安身立家長育子孫，不可僅恃其智力，還必須行善積德，然後才能得到天地的賜福，鬼神的佑護，身體康強，家門昌盛，子孫逢吉。倘若惟恃智力，多行不義，不佑於天地，不福於鬼神，沒有不遭災殃而覆亡的。報應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因此，陰德是不可以不修的。宋朝人把那些處心積慮求財蓄貨以遺子孫的人，看作是“守錢奴”、“為子孫作牛馬”，是再愚蠢不過的事。主張以經以術，以德以禮，以廉以儉，最主要的是以陰德遺子孫，給他們開辟一條寬廣的光明大道，自己去求取富貴。不少古人還認識到，財物久聚，不是以水火之災去，就是以偷盜之厄去，或是因為兵燹疫訟、不肖子孫而耗蕩。要想家道常青，子孫不匱，必須以積陰德培植根本。也就是說，與其將一大堆不知什麽時候耗散了去的財貨留給子孫，倒不如周人之急，多做好事，讓天地鬼神把榮華富貴源源不斷地賜予子孫。因此，在封建時代裏，人不論士庶，家不論貧富，都以行善積陰德為意，所謂“篤意植媺？慶，以遺後人”。在重視積德的同時，又注意家族。認為如果二者兼得，子孫一定不會淪落，即使萬一淪落，也不至於太過狼狽。應俊《琴堂諭俗編·積陰德》有這麽一首詩：

好陰地不如好心地，好住場不如好肚腸。

心地肚腸好，子孫代代昌。

心地肚腸惡，子孫代代殃。

古人不論對什麽事，都喜歡用“陰德”或“遺惡”等來品評一番，所為醴泉芝草，必有根源。倘若有誰家道中興，官運亨通，子孫富貴鼎盛，世人就會認為是這個人有“陰德”或其祖先“遺澤”所致。反之，如果哪家有不肖子孫，財去勢消，仕途窮蹙，世人也會指指點點，認為是這個家夥不積德，有“隱惡”或其祖先“遺惡”所致。清人陳康祺在《郎潛紀聞》三筆卷八中說：據我觀察，世家巨族，子孫通顯，但假如其本人庸庸碌碌無所作為，雖然身居高位，也不見得其祖上“遺德”如何深厚。相反，如果政績突出，勳名顯赫，道德文章足以涵蓋一時並且流芳後世，雖然品位不高，他祖先的“積累”必然既深且厚，深得天地鬼神的青睞與宗族鄉黨的向心。因此，在宋代就有“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的俗諺了（《鶴林玉露》卷六，丙編）。

積陰德以其表現形式之不同，可分為兩種。一是把佛教“活昆蟲，施簞豆”似的說教視為積陰德。包括食素放生，供佛布施，燒香念經，刻經造像等。其中尤以放生為重要。佛說：“一切眾生皆吾愛子，一切血屬皆吾性命。”如果能夠放生，不但與物為恩，而且又集無窮之福。黃光大《積善錄》也說：所謂積陰德，即常操不害物之心，出入起居，時刻注意，這就是積陰德。譬如看見飛蛾撲火，蒼蠅墜水而能救它，也是積陰德。據說宋代有個姓莒的士子，用一根竹竿作橋，讓一群螞蟻渡過小溪。當時不過是鬧著好玩，後來進京趕考卻因此撈了個頭魁。有如此好事，哪個不樂為！於是，使先秦時期隻存在個別地區的正旦放生習俗，很快流行開來，形成一個全民性的風習。

富家巨室非常熱心於供佛布施，修齋造像，迎神賽會，把它們看作是積累功德的好事，雖然破費資財，也在所不惜。但對於利物濟人，又每每以無錢推諉。許多貧苦百姓為了擺脫今生苦難，乞求來世幸福，也迷信此說，“竭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範縝《神滅論》）為人婢仆者不忘珍惜一蟲一蝶之物命，為人傭耕者不顧妻兒饑寒而齋僧布施，甚至賣兒貼婦以供僧，祈望一旦獲福。不少貧苦人家，妻子衣不遮體，幼小的孩子因饑餓而嗷嗷啼哭，而一旦得到幾個錢，必然要請一個和尚來，供他吃飯。這種情形，唐代就非常普遍。開元十九年（731）四月唐玄宗有一個詔令說：“朕念彼流俗深迷至理，盡軀命以求緣，竭資財而作福，未來之勝因莫效，見在之家業已空，事等係風，猶無所悔。”（《日知錄之餘》卷三）

在這種舉世奉佛求福的氛圍下，出現了一種不惜將肉體獻給僧侶，名叫“大布施”或“以身布施”的習俗。《日知錄之餘》卷三《僧尼之濫》條記載：元朝時，從王妃到百官臣僚的所有妻妾，全部受戒，經常延請僧師到家中受戒。每受戒，必與僧師雙雙進入臥室，登床榻，而且還要把蚊帳放下來，然後“誦咒作法”。凡受戒之時，丈夫從外麵回來，聽說娘子“受戒”，則絕不進屋，也不能進屋。一些守寡的王妃公主，每隔幾天就親自到僧師那裏受戒，任由和尚們顛鸞倒鳳，奸淫作法。叫做“大布施”，又叫“以身布施”。這種風流行徑，在中原內地的士庶家庭中也有流行。

為了獲得通往天國的門票，那些平時連手也不讓他人觸摸，甚至連臉蛋也不願讓別人多看幾眼的公主王妃、佳人命婦們，這時竟心甘情願地“恣其淫汙”，而她們的丈夫竟也不以戴“綠頭巾”為恥，或反以為榮。

降及清代，達官貴族的妻妾閨女仍以獲得僧道的淫幸為通神之道。《清朝野史大觀》卷一一記載：京師城外有一座白雲觀，每年元宵後開廟十來天。是時，傾城仕女都要去遊拜，叫做“會神仙”。觀中房闥數十間，衾枕帳具的陳設極其華美，是專給朝貴妻女們來宿廟“會神仙”用的，平常人連看的福分還沒有呢。特別是白雲觀住持高峒元，與總管太監為盟兄弟，以神仙術得慈禧太後青睞，紅極一時。凡達官貴族的妻妾子女有姿色者，都寄名為義女，一旦得其淫幸，就以為是莫大的榮耀。

在古希臘、羅馬以及敘利亞和腓尼基的神廟裏，充當這種角色的不但有女子，還有青年男子。在當時人們的意識中，這種作為聖禮的性行為是互相以神為對象的。性行為的目的就是要跟神結合。信徒們覺得，他（她）在跟“神”性交時，使神得到快感，從而博得他的歡心，這一來，就完成了崇拜的一項重要任務，可望獲得神的庇護和來世幸福。我國元代的“大布施”、“以身布施”，清代的“會神仙”等，當是出於這種信仰。在人間還“一日夫妻百日恩”呢，何況是神！

二是以與人為善如修橋鋪路等為陰德。《琴堂諭俗編·積陰德》說：“知善之可欲為而力行之，知不善之不可為而不為，不求知，不責報，不以隱顯二其心，夫是之謂陰德。”並進一步指出“陰德”與“陽德”的區別：社會上有一等樂善好施的人，他們布施棺槨、砌水井、修橋鋪路、建造碼頭等等，這些事，雖然也是一念之善，但其作用彰彰在人耳目，這是“陽德”。隻有那些廣推善心，務行方便，不沮人之善，不成人之惡，不揚人之過，人有窘乏，我接濟之，人有患難，我救助之，人有仇讎，我勸解之，不大鬥秤以牟利，不深機阱以陷物，隨力而行，就像耳鳴心跳一樣，隻有自己知道，別人不知道的，這才是所謂“陰德”。但在廣義上，二者都是陰德，都是好事，都能獲得神靈的福佑。

這一類陰德所包括的內容非常廣泛。據《琴堂諭俗編》、《積善錄》、李昌齡《樂善錄》、《朱子治家格言》、陳耆卿《赤城誌》卷三七、熊勉菴《賓善堂不費錢功德例》、朱柏廬《勸言》等書所載，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

誠實不欺。其中有：與人同事不生異心，貧不思害富，富不可欺貧，不唆人離間骨肉，不恃乖愚拙，不恃強以淩弱，不挾眾以暴寡，不逞勇以苦怯，不辱人求勝，不輕以壞事疑人，用秤不捺分量，不行使劣假銀，不強買計買虧人命本，不口是心非，不彰人短炫己長，拾財寶還人，撿遺物於道路做標記以待其取，不沉匿借物，不說欺狂語，不說尖酸刻薄語，不評人陰私，不談人閨閫，不欺侮殘疾愚癡及老幼病人，不竊人私書，不沉滯人書信，不乘火窺人婦女，不借救火攜人物件。

孝敬父母尊長。其中包括：父母前解一怒舒一憂，父母怒責順受，勸父母改一過遷一善，不暴親短，不令老親任勞，不厭惡老病父母舉動，對親不疾聲厲色，不傲慢尊長，糕餅藥餌必先父母而後兒孫，不說他人父祖卑微。

守信重義。主要有不負財物寄托，引過歸己，推善與人，不忘人恩，不念人惡，當與人財物不遲時，見有當救者勉力必救，不見財毒害，不妄起淫心，不汙人名節，不落石下井，散藥石以濟病人，為粥食以食餓者，憐男女之無歸而為之婚嫁，憫旅喪之不舉而為之津遣，收養棄子，不埋沒寄托子女姓氏……

有無相助患難相恤。包括見人不善委曲勸誨，見人憂患善為勸慰多方解救，遇急病無人料理者即代請醫調治，水流屍骸稟官撈起掩埋，道路遇死人倡募棺木，地上見遺骸收聚掩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扶瞽目病殘人過危險道路，見乞人哀叫，輒與之錢，或與之殘羹剩飯。

仁慈愛物，與人方便，多做好事。包括凡事肯替別人想，凡物肯替別人惜，友愛兄弟，聯屬鄉黨，全婦女貞節，延續人嗣，勸人親戚鄰裏和好，息人爭訟，勸人不溺子女，見播人過者止之，見揚人善者和之，勸止人不嫖賭，婚姻未成者讚助之，伉儷將乖者勸和之，不毀人成功，不助人為非，指引迷路行人，指點涉水深淺，剪道旁荊棘免刺人衣，除當路瓦石免蹶人足，泥濘中安石塊，斷絕處架木板，黑暗中照人一燈，雨中借人雨具，人渴時與杯水喝，修橋道以便行人，築堰塘以利農畝，興造不妨鄰人風水，行路不踐人禾稼，見人塚棺暴露以土掩之，申雪人冤枉，不以己私之利而妨害他人，凡事有負於心有害於物者皆不忍做，凡事有便於人有利於眾者皆所樂為，寧可輸人便宜不可討人便宜，等等。

節儉，不拋棄五穀。

不殄暴物命。包括不傷殘天物，不無故宰殺，不以口腹之欲而殺物命，不毀禽獸巢穴，不取鳥卵，三春不打鳥，義犬不賣屠家，不食耕牛犬肉，見漁豬屠戶勸其改業，啟蟄不殺，方長不折，等等。

敬天畏神。包括存心依天理王法，做事畏天地鬼神，傳說因果方術，傳布感應善書，不穢用有字紙張，安貧守分，不生歧求，不謗僧道，等等。

所有這些內容，不論士農工商仆役，雖尋常之人亦可為之，是“不費錢的功德”，或叫做“大眾功德”。觀其內容，儒家思想的影響如孝、仁義、“存天理，滅人欲”；釋氏之說教如慈悲惜物命以及鬼神思想等雖確然存乎其間，但其實質，卻是古代勞動人民道德觀和價值觀的正麵反映。它以“陰德”的形式告訴世人，何者當為，何者不當為；勉勵世人多做善事，積德後人，不做壞事，以避殃咎。由於社會上因“積德行善”而致子孫後世或自己生子得第、富貴顯達者不時或聞，促使世人愈發篤信而盡心。於是——

勸導子孫暨世人“造橋修路宜助財力”者有之。《袁氏世範》卷三說：如果鄉裏有人領頭募集錢物，以造橋修路、打造渡船的，應該隨力讚助，不可說舍財不見獲福而不為。因為一旦道路橋梁修成，我們早出晚歸，人馬仆從無疏虞，乘轎騎馬，過橋渡河，不至於擔驚受怕等等，都是所獲之福。何況還有鬼神的福佑呢！

數十年如一日修橋築路不輟者有之。《神僧傳》卷二記載：東晉時，峽州有個叫程夷的富人，曾夢到一處冥府，見左廊下男子婦人衣冠嚴整，個個興高采烈；右廊下全都是枷鎖縲絏之人，哀號涕泣，悲悔慘絕。旁邊有人告訴他：左廊是修橋築路之人，右廊則是毀壞橋路之人。如果你希望福壽，當自己考慮擇取。程夷醒來後，即發下心願：要做“左廊人”。凡百裏之內，橋梁道路，一一修整，曆數十年，於橋梁道路上用工不倦。後來，享壽九十二，五世昌盛。

助資建郡學、修繕縣學者有之。《莆陽比事》卷六記載：宋代莆陽郡置郡後二十多年未立學館，鹹平（998-1003）初年，方儀上書朝廷乞建郡學，並且傾囊讚助，使郡學得以建成。莆陽郡某縣縣學年久頹壞，當官的根本不管。陳可大率領族人集資修繕，並出資購置學田作辦學的經濟基礎。

建義學、義莊者有之。《莆陽比事》卷六記載：宋代黃公裕，在自己住宅的正南麵建了一所義學，聚集四方英俊，並訂立了五條學規要求學人。陳俊卿有一座南園義莊，對宗族中的貧困者每年都有一定數量的賑濟，或女孩長大了無妝奩嫁資啦，人死了無棺具啦什麽的，都給錢物助成其事。據記載，宋代還有範仲淹、陳居仁、遊洋林、朝散髦、吳文肅公、劉簽判、彭汝礪等都建有義莊，幫助宗族中的窮困戶，特別是那些鰥寡孤獨之人。宋以後，曆代建義學、義莊的不勝枚舉。《郎潛紀聞》二筆中說：從北宋範文正公（仲淹）首建義莊以來，士大夫競相仿效，爭建義莊，我朝崇尚風義，凡以義田義產敬宗收族上報國家有關部門的，每年不下數十百家。

出財物賑濟貧困者有之。吳自牧《夢粱錄》記載：杭州城裏的富家大戶，其中有不少是喜歡積德行善的。他們都是恤孤念苦，敬老憐貧，每當看到這些人買賣不利，為貧困和債務纏繞，觀其聲色，輒以錢物周濟，幫助他們渡過難關。有的死後缺錢少棺，妻子兒女束手無策，無法安葬，則散給棺木，助其火葬，以終其事。碰到大雪天，路無行徑，貧苦人家長幼啼號，口無飲食，身無衣蓋，或是無家可歸，凍餓於道的，這些富戶們挨家挨戶地親自察看，知其確實孤苦艱難，到更深人靜時就以碎銀或紙鈔插在門縫中，以周其急。住家第二天早上開門就能得到，宛如天降。或是把棉被棉衣等物散給貧寒者，讓他們禦寒保暖。西湖老人《繁勝錄》也有類似記載：在大雪之夜，富家大戶派遣心腹之人，把銀子鑿成一兩、半兩一塊，用紙包好，夜深時挑那些貧窮人家的窗子或門縫，塞入救濟。白天則給窮人散發棉絮和紙被，飯帖子更是散濟無數。其餘在饑饉災荒之時以米煮粥救濟饑民的，簡直史不勝載。

埋枯骨瘞孤屍者有之。古人認為，凡人死後肌骨未葬於土，則其“魂神”不為陰司所籍，離散恍惚，如醉如夢，無所歸依。假如人們能夠掩埋遺骸，葬骨遷神，使之得歸泉壤，精魂有托，那將是無上的陰德。因此，古人樂為其事者，在在有之。《青瑣高義》前集卷一記載：北宋皇祐年間（1049-1054），黃河在高湖一帶決口，自泰山而東，方圓千裏，盡為漂沒。當時又逢山東大饑歉，災民們家破人亡，四處流徙，白骨蔽野，不知其數。有一個姓方的富戶，令人收遺骨達數百具，擇地安葬，並親自作文祭奠，號曰“叢塚”。《甲申雜記》說：浙江潤州金壇縣，熙寧八年（1075），餓殍無數，陳亢修了一座萬人坑，收葬遺屍，每一具屍都給供上一碗飯，一張席和四帖紙錢，葬屍不可勝計。《莆陽比事》卷五也記載說：宋藻任浙東提舉時，恰逢永嘉遭遇海嘯之災，宋藻躬巡阡陌，埋葬遺屍七千餘具。其餘郊野葬骷髏，水濱祭餓鬼，高原埋遺骸的，載籍繁夥，不勝枚舉。

……

其他種種積德行善事例，在野史筆記，尤其是各地方誌中，有大量記載。古人積德行善，主觀目的當然是為了祈求今生或來世的幸福，遺德子孫，是極端自私自利的。範縝就曾指出：夫竭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但為什麽對窮親戚和其他貧困者又全無憐恤之情呢？完全是“厚我之情深、厚物之意淺”。因此，即令是把一丁點東西送給親友，吝嗇之情即聳動顏麵，而如果是齋僧布施，哪怕是千鍾萬擔，也心甘情願。這難道不是因為供僧可以獲得“冥資”，接濟親友或窮人卻無法得到“遺秉之報”嗎？

事實上，不少古人是因為婚後多年不育，或光生女孩沒有男孩，或子嗣早夭，或六畜瘟疫，疾病纏身，屢考不第，做下罪孽等原因而行善積德的。據《閱微草堂筆記》記載：山西一富室，因婚後多年無子，遂“捐金助賑”；某宦家遭狐祟，請術士來治，不料反受狐妖戲弄，宦者以為是“陰責”，趕快捐金九百建了座育嬰堂；還有一個富戶，積粟千擔，雖遇饑饉，一毫不拔。忽然一天在身邊撿得一紙，上麵寫有“積而不散，怨之府也，怨之所歸，禍之叢也”諸語，認為是“神譴”，忙不迭招集仆隸，盡散積粟。但是，不管這些人出於什麽背景和動機而行善，在客觀效果上，積陰德卻可使為之者在後世子孫榮華富貴的幻想中獲得心理的極大滿足，也可讓貧急之人得到一時之助，或使社會得到永久之利。陳錄《善誘文》記載：東漢東平憲王蒼，是漢顯宗母親的弟弟，漢顯宗曾問他：您老在家，覺得什麽事情最快樂？回答非常爽快：“為善最樂。”曆代積德者的善行，其遺跡如堰塘堤壩碼頭橋梁等，至今仍曆曆可見。我的故鄉廣西柳城縣，現在還有許多舊時吃素行善者修建的挑水碼頭和拱橋，隻是年久失修，有不少已經損壞了。所以明人李樂評論：“出一個喪元氣進士，不若出一個積陰德平民。”（《見聞雜記》卷七）積陰德的社會效果（特別是第二類）似未可輕易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