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善惡報應習俗

二 塑造倫理型社會人的兩種模式

古代中國人由自然人向社會人的轉變，經由兩種迥然相異的教育模式。

王公貴族、達官巨富、地主豪紳，包括一切自食其力而有盈餘的各社會階層，采用的是傳統的書本教育的方式，即通過對當時社會公認的教科書的誦習，獲得封建社會所流行的各種政治觀念、倫理道德觀念和其他一切為人處世的原則，成為符合封建社會要求的社會人。

書本教育方式，以其表現之不同，可分為若幹個層次。

最上者王公貴族，其子弟一般都由國家特別設置的學校進行教育。如漢代的四姓小侯學（另一種名稱未詳），唐代的弘文館和崇文館，宋明的宗學，清代的宗學、覺羅學和景山官學等。這類學校，隻收皇室宗族以及外戚勳貴的子弟，間或也接收個別外族貴族子弟來留學。曆朝皇帝諸子，大都延請鴻博碩儒專門指導。這是我國封建時代的一個通例。

各級官僚子弟，在封建國家開設的各種學校接受教育。如漢代的太學、隋唐以後的國子學（宋代官學以太學為重點）等。一般說來，封建時代的中央官學，都要七品或八品以上官僚子弟才有入學資格。唐代中央學校有六學二館，規定最嚴。國子學，非三品以上高官子孫不能涉足；太學，必是五品以上子弟才能就讀（二者實屬貴族學校）；四門學，需七品以上子弟方許入蒙。漢代太學生員雖自詡“不以貴族子弟為限”，給人一種似乎“專為平民而設”的假象。事實上漢代統治者設太學，目的在於“養士儲材”，而“養士儲材”就是為了補充封建統治機構的官吏。太學並非“專為平民而設”，更談不上什麽“平民化”。一些庶民富人的子弟可以在中央官府設置的較低層次的學校就讀，如唐代的律學、算學，宋代的太學，明清的國子監，都招收少數“民俊秀通文義者”入學受教。

一般庶民百姓，凡力堪供讀者，其子弟可在封建國家開設的地方學校，各類私人書院、私塾，或自己延師教讀。由漢至清，封建官府都在各地開設有地方學校，但這類學校招生名額很少。以比較發達的唐代為例。地方學校有京都學，收學生八十人；都督府學，大、中都督府各收學生六十人，下都督府收學生五十人；州學，上州收學生六十人，中州收學生五十人，下州收學生四十人；縣學，京縣收學生五十人，上縣收學生四十人，中縣、中下縣各收學生三十人，下縣收學生二十人（《新唐書·選舉誌上》）。

封建時代各地官府雖然大都設有官學，但招生人數既少，作用式微。就明而言，陸容《菽園雜記》卷一三指出：“作興學校，本是善政，但今之所謂作興，率不過報選生員，起造屋宇之類而已……況今學舍屢修，而生徒無複在學肄業，入其庭，不見其人，如廢寺然，深可歎息。為此者但欲刻碑以記作興之名，而不知作興之要故也。”故其非但不能興學，反為民累。“其中起造屋宇，尤為害事。”因此，庶民百姓凡讀得起書者，大多在各類私人書院或私塾就讀。宋以後，私學和書院非常發達，招收學生動輒數十、數百，逾千者也不乏其例。如《元史·伯顏傳》記載：伯顏創辦私學，四方來求學者，“至千餘人”。另有不少人，則自己延師或躬自教讀。元代的唐仁祖、雷膺，清代的毛奇齡、顧鳳毛等，都是由他們的母親或祖母進行啟蒙教育的。晝則奉事朝廷或躬耕？畝，夜則以詩書教誨子弟，是古人的一大樂事。

在封建時代，不論是國家設置的中央官學、地方學校，還是私塾、書院，以及以“耕讀傳家”的士庶之家，其所教所習，不外乎四書五經六藝，一些初級習字課本如《三字經》、《千字文》等，也無一不是以儒家倫理思想為指導編寫的。此外，官僚士大夫、書香門第還往往把封建綱常的要旨，以及他們一生實踐所獲得的經驗、教訓，製為“家訓”、“世範”、“家範”、“戒子孫書”、“治家格言”等，作為訓導、教誨子弟的經常性的補充。因此，按這種統一的儒家倫理模式鑄造出來的“社會人”，幾乎千人一麵，萬人同風，莫不以“孝親”、“忠君”、“中庸”為為人處世的根本。你看：

九歲小孩服喪，“哀毀過禮”。《後漢書·申屠蟠傳》記載：申屠蟠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以後也不進酒肉。

八歲小孩“不敢毀傷”。《世說新語》記載：範宣年八歲，挑菜時不小心把手指弄傷了，號啕大哭。別人問他：很疼嗎？他回答說：“不是因為痛，‘身體發膚，不敢毀傷’，所以我哭了。”（《孝經·廣揚名》：“身體發膚，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六歲兒“母病輒不食”。《唐書·段秀實傳》記載：段秀實六歲，母親病重時，堅執不吃飯，直到第七天母親病好了，才肯進食。時號“孝童”。

甚至五歲幼兒也知盡孝。《後漢書·朱穆傳》記載：朱穆年僅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總要到病好後才如常飲食。

以上所舉，不過是浩如煙海的孝子故事中的一粟。由此可見，從國家官學到家庭私塾，從四書五經到家訓世範的各種形式的教育，是培養和造就大批合乎封建倫理規範的社會人的重要途徑。然而，這隻是王公貴族、官僚士大夫和富有階級子弟的成長模式。至於下層百姓，由於貧窮，仰不足以事親，俯不足以育子，根本沒有進國家官學就教的福分，更不敢仰望宗學之靈光，甚至無法籌措一點延師進塾的“束脩”。

元明清時期官府曾在各地鄉村設立社學，說是在農閑時讓農家子弟入讀習禮，但都是曇花一現，有名無實。貧苦百姓的子弟，基本上是從未進過校塾之門，不識一字。他們不能像封建官紳士大夫的子弟那樣，從小接受儒家思想的係統教育，受孔孟學說的直接熏陶，卻同樣成為完全合乎封建倫理規範的社會人。請看：

“負土築墳”，“四年守喪”。《宋史·孝義列傳》記載：應天府楚丘侯義，家貧無恒產，以傭耕供養老母。母親死後，侯義自辦葬事，不掩墳壙，白天則負土築墳，晚上則痛哭守靈。因沒去打工，妻兒因此缺食挨餓也在所不惜。《熙朝新語》卷一六記載：清嘉慶年間（1796-1820），有一個叫徐守仁的孝子，四歲喪父，從未讀過書，事母孝順，早晚叩問“悉如禮”。給人幫工，稍得錢就買酒肉孝敬老母。母親要他一起吃，總是以持齋謝絕。母親七十六歲過世“孝子哀慕若儒子”。安葬後，露處墓側十餘日，蟲蛇附體也不顧。鄉親們同情他，給他蓋了個茅廬，孝子就在這裏守了足足四十二個月，直到母親滿八十歲才回家，頭發長尺餘。

“割股舐目”。《宋史·孝義列傳》記載：江陵人龐天祐，父親生病後，無錢買藥，天祐割股肉給父親吃。病好後，眼睛又因病失明，天祐每天哭著給父親舐目。

“從一而終”。《閱微草堂筆記》卷一三記載：清代有一個仆役的老婆，也是個奴婢，丈夫死後，終身守節。又有一個叫柳青的奴婢，七八歲時，主人將她指配小奴益壽。到十六七歲時，益壽忽然因賭輸錢出逃，久無音訊。主人要給她另外指配，誓死不肯。柳青頗有幾分姿色，主人想把她收為側室，也誓死不肯。

絕不事叛賊。《隨隱漫錄》記載，南宋末年，高郵守將榮全投降元軍後，遣人召妓女毛惜惜。惜惜恥於服侍，怒斥榮全說：“我雖身為賤妓，絕不服事叛官！”榮全大怒，用刀將毛惜惜的嘴巴割裂，又殘忍地將她臠割，毛惜惜破口大罵，至死不絕。

這是成年人的情形。

貧苦人家的孩子也是如此。《梁書·馮道根傳》記載：馮道根少小失父，家境貧寒，靠幫工養活母親，每得佳食，一定帶回家孝敬母親，年僅十三歲，就以孝聞名於鄉裏。《宋史·孝義列傳》記載：越州應元寺有個和尚，年幼時貧窮無以養母，靠給人剃發、乞討維持母子倆的生活。《孝子傳》記載：吳市有一個小乞丐，凡得酒肉，自己總舍不得吃，拿回家裏跪著端給母親，然後在一邊唱歌跳舞說笑話，讓母親高興。並且每天如此。《西樵野記》等也有類似記載。父母親生了病，窮孩子們因為沒錢買藥，刲股剜肉以相救者，極其平常（古人認為人肉能治病，尤其是“羸疾”）。有的甚至斷骨取髓以奉親。倘若父母不幸中道相棄，這些窮孩子“哀毀循禮”，亦如成人。不少貧家女孩，也懂得“家有大小，禮無大小”的道理，當她們從小聘定的未婚夫婿因種種原因夭折後，往往堅決“不二適”，有的甚至自縊或投河自盡。

貧苦百姓及其子弟，其事親之盡孝，恪守封建倫常之誠篤，與官紳士大夫及其子弟相比，往往有過之而無不及。“家貧出孝子”或“貧寒出孝子”的俗諺，正是這一事實的高度概括。那麽，他們這種完全合乎封建倫理規範的“社會人”境界，是通過什麽途徑獲得的呢？歸納而言，大概有這樣幾個方麵：

鄉紳士大夫的影響。在封建社會裏，一鄉之中，總是樸魯之人多，“俊秀”之人少。但這些占人口大多數的“樸魯之人”，卻“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每每拿紳士的思想作自己的思想，間接受古書的影響很大。如果鄉居之士“居家潔處”、“敬孝父母，友愛兄弟”、“綱紀督禦，不失其理”、家庭和睦，一門藹然，必然為鄉裏百姓以為賢能，稱羨他們的行為而效法之。朝夕觀感以致潛移默化，遂使這些“樸魯無文”的平民百姓並其子弟，逐漸納入“先王教化”之道。

鄉規民約的強製性導向。由於宗法製度根深蒂固，許多村莊，事實上就是一個或幾個宗法家族。加上經濟利益的一致以及地緣的集中，不少鄉村都訂立了鄉規民約或族規。這些鄉規民約往往是封建倫理綱常的具體而微的表現。以宋代《呂氏鄉約》為例，其“德業相勸”條雲：

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

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禦僮仆，

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

能廣施惠，能受寄托，能救患難，能為人謀，

能規過失，能集眾事，能解鬥爭，能決是非，

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凡有一善為眾所推者，皆書於籍，以為善行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飭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禦僮仆，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治物，如禮樂射禦書數之類，皆可為之，非此之務，皆為無益。

《呂氏鄉約》還把“酗博鬥訟”，“行止逾違”、“行不恭遜”、“言不忠信”、“造言誣毀”、“營私太甚”六目明確列為“犯義之過”，把“怠惰不勤”，“用度不節”等列為“犯失之過”。僅此幾條，就基本包括了封建社會倫理道德的主要內容，如忠、孝、信、義、悌、慈、友、恕、廉，以及重謹樸，輕義利，勤勞節儉等等。並且規定，凡鄉民所為，善惡必書籍，給予相應的賞罰。這些囊括著幾乎全部封建綱常倫理的鄉規民約和族規，仗著封建宗法製度的威嚴，不斷地並且是帶有一定強製性地作用於下層百姓，使之自覺不自覺地接受“先王教化”，成為封建宗法社會所需要的“社會人”。

然而，盡管鄉居紳士的影響無處不有，無時不在，鄉規民約和族規伴有封建宗法製度的威嚴，可較多地作用、影響於成年的下層百姓。對於未成年的嬰幼兒童，卻不宜作為一種經常性的啟蒙教育手段，因為它們既不係統，也缺乏一種足以震懾其幼小心靈的神聖力量。實際上，封建社會下層百姓所用以教育、訓導其子弟的手段，主要的甚至幾乎是惟一的便是通過善惡報應。

善惡報應可說是倫理道德的全能載體。千百年來，民間都是利用善惡報應來教誨他們的子女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一念之邪，天必降罰——善惡報應具有神靈的威嚴，使人們有足夠的把握來恐嚇、勸導他們的子弟。不孝親尊，雷劈獸食；忘恩負義，斷子絕孫；偷盜奸騙，減算奪祿；恃強淩弱，鬼神施罰；浪費糧食，報變豬犬；出語不遜，咒人親尊，神靈見責——人們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教材”來實施他們的教育。在孩子們還很小的時候，就被反複不斷地告知何者可為——它會使你獲得神靈的佑護；何者不可為——它會讓你遭致鬼神的責罰。特別是一些小孩子因做“壞事”而受“神罰”的事例，更是父母們訓導其子女的絕妙教材。如《法苑珠林》記載：韋慶植與趙太之女，都是十三四歲，一個因為平常使用東西，不稟告父母，報夭亡；一個偷父母的錢去買脂粉，還沒回到家就死了。死後都報變青羊，供人宰烹。以及宋代荊南查氏之女吃餅，取餡而棄皮遭雷擊，等等。人們祖以傳父，父以傳子，子以傳孫，由家庭而鄰裏，由鄰裏而社會，所聞莫非“因果”，所睹無不“報應”。這種寓倫理於報應的最初教導，被用來作為禁止人們做壞事的一種威懾力，往往決定了人們的命運，人們的情欲，人們的價值觀念，人們自己對幸福所形成的觀念，為獲得幸福所使用的一些方法，包括人們的毛病以及美德，從而把一個混沌無知的自然人，逐漸塑造成符合封建倫理要求的社會人。

上層社會的子弟通過書本教育而識理，下層百姓的子弟通過報應告諭而明事，二者殊途而同歸，都是培養、形成封建時代社會人的必要途徑。比較而言，下層百姓的子弟難得書本教育的惠顧，上層社會的子弟卻易受報應威懾的影響。因為封建時代不信報應者甚少，封建士大夫樂集、樂書、樂傳善惡報應，意旨雖在“勸懲”，在於勸導普通老百姓棄惡向善，安分守己，篤守封建統治秩序和倫理綱常。但其既然樂道於人，必亦樂訓於子。事實上，很多士大夫講善惡報應，都是用來教誨自己的子女，讓他們引以為鑒的。《司馬溫公家範》說：舜的子孫享國百世，周承統八百年，都是因為他們的祖先“積德累功”，要子孫們謹守人臣人子之分，以免殃咎。朱熹在《治家格言》中告誡子孫：“刻薄成家，理無久享，倫常乖舛，立見消亡”；“見色起淫心，報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禍延子孫。”要他們切勿胡作非為。南宋著名文學家葉夢得平常不喜談神鬼幽怪，也不時將一些他認為是確鑿無疑的報應故事記載下來，告誡子孫。北宋時，洛陽建造西內宮，宮室梁柱闌檻窗牖全用灰布，工期又緊迫，把洛陽城內外的豬羊牛骨都搜羅精光還不夠用，具體負責此事的韓溶、李寔，便把漏澤園人骨挖來代替。沒幾天，李寔得暴疾死，還魂說冥司追證骨灰事，數百人訟於冥司。韓溶合門殄絕。總理此役的宋升則因小便不禁而斃。葉夢得“特書此事以示兒，以為當官無所忌憚者之戒。”（葉夢得《岩下放言》）

由此可知，封建時代塑造倫理型社會人的兩種模式，在上層社會是以書本教育為主，輔以善惡報應，在下層社會是以善惡報應為主，輔以紳士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