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善惡報應習俗

一 雙重壓迫與精神解脫——古人篤信善惡報應的社會根源

報應觀念是古代貧苦百姓迷信、愚昧、落後與宿命思想的反映。在原始社會，是生產力低下的人們無力與嚴峻險惡、變幻莫測的強大自然力相抗衡的軟弱和無能為力的表現。在階級社會，則是分散的個體小農在強大自然力量加上強大封建專製雙重壓迫下感到束手無策而必然產生的一種思想觀念。

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之於原始社會，其進步不可謂不顯著，尤其封建時代，我國一直走在世界的最前列，科技之可誇耀於世者，洋洋大觀，未遑枚舉。但農業技術的落後也是不容諱言的。從西周到清末三千年間，幾乎一直保留著極其陳舊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方式，進步甚微，絕不可能與強大的自然力量相抗衡。所以數千年來，災害頻仍，荼毒人間，世所罕聞。西歐學者甚至有人稱我國為“饑荒的國度”。綜計曆代史籍中所有災荒的記載，其情形之嚴重與發生之頻繁，令人咋舌。今據鄧雲特《中國救荒史》所作統計，將秦漢及以後諸朝災荒之數，包括水災、旱災、蝗災、疫癘、地震及霜、雪、雹等，列一簡表，以見其多。

從西漢建國即公元前二〇六年計算，到公元一九一一年，這二千一百一十七年間災害總數達五千零二十八次，平均約每五個月就罹災一次。就旱災言，凡九百九十六次，平均每兩年強即罹災一次。水災凡一千零五次，平均每約兩年即罹災一次。幾乎無年無災，無年不荒。且各種災害相互之間都有關聯，如大旱常伴之以蝗，水旱災害則隨之以疫癘。若防治疏忽，各種災害繼起為虐，則其為害之慘重，不堪設想。由於災荒過頻，社會無法恢複元氣，使抵抗災害的能力每況愈下。故宋代民間有“三日天晴來報旱，一聲雷發便撐船”的俗諺。後起的災害率以原來的“病灶”為基礎，遂使規模更加擴大，頻率進一步加快，從而給古代人民帶來後人難以想象的巨大災難。

導致自然災害的原因，當然在於當時的自然條件和社會內部經濟結構。前者指圍繞人類生活並給之以影響的各種固有的地形、地質、溫度、雨量等自然力。後者包括封建剝削的慘重、封建政府的徭役和各級官吏的苛斂、荒政的有名無實、曆代封建掠奪戰爭以及技術落後等。兩相比較，後者對導致自然災害的重要性顯然要超過前者，因為自然環境畢竟隻是外部條件，它必須通過社會經濟結構的內在條件，才能發生影響。但事實上，在整個封建時代裏，很少有人能夠看出這是“人事不修”所導致的後果。絕大多數人包括一些最傑出的民族精英都認為，人間所有災荒，都是天對人類過愆的有意懲罰，是“天人感應”，天帝意誌的結果。

《洪範·五行傳》釋雨順及旱災：

水者，北方之藏，氣至陰也。宗廟者，祭祀之象也。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後親蠶以供祭服，敬之至也。發號施令，十二月鹹得其氣，則水氣順。如人君簡宗廟，不禱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

君持亢陽之節，興師動眾，勞人過度，以起城邑，不顧百姓，臣下悲怨，然而心不能從，故陽氣盛而失度，陰氣沉而不附。陽氣盛，旱災應也。

釋地震：

臣下盛，將動而為害。

於天降奇寒，京房《易飛候》雲：

誅過深，當燠而寒。

京房《易傳》：

……有德遭險，茲謂逆命，厥異寒。

興兵妄誅，謂亡法，厥罰霜。

逮董仲舒“天人感應”之說行，世之釋災荒祥瑞，則莫能出其論矣。

既然災荒的緣起在天不在人，那麽，自應通過祭祀、祈禱以及自我犧牲等手段來致意並感動天庭，使之消災彌禍。因此，三代以降，曆代皇帝對天神莫不誠惶誠恐，頂禮膜拜。為求得天的憐憫、垂青，莫不輝煌其壇，虔誠其祭。除了一年四季的應時奉祀外，每當地見災異、天示責罰，人間天子便急忙搜尋厥失、審理冤獄、賑恤貧乏、掩瘞骼胔，或禁屠斷葷、節膳食素，率領大小百官虔誠獻祭。並敕令各地官府連同眾百姓，一齊致祭。民間則以為旱災是“旱魃”為虐，水災是龍神震怒。於是乎，其上者祭天地，其下者尋旱魃，掘僵屍（宋金時民間認為旱魃長三尺，行走如風，有火光相隨。明清時民間認為旱魃都是僵屍，掘而焚之，可以致雨），禱龍神。刹那間，匯成一幅舊時代的官民求神彌災圖。

災烈而祭之誠時，甚至天子、百官會以自己為犧牲。李善《文選·思賢賦》注引《淮南子》說：湯時遭大旱，湯令人積柴，他自己則齋戒沐浴，安居柴上，準備自焚以祭天。火剛點著，天即降大雨。《通鑒綱目·三編》記載：洪武三年（1370）大旱，朱元璋素服草履，設槁席於天壇露坐，“晝曝於日，夜臥於地”，一連三天，直到天降大雨才罷休。朱弁《曲洧舊聞》卷三記載：宋代有個叫張文懿的官員，“憂民出於至誠”，曾禱雨於陸史君廟，對神盟誓說：“神有靈，即賜甘澤。不然，咎在令，甘願曬死。”果真站立於烈日之下，“意貌端愨”，大有以一死謝神的英雄氣概。精神不可謂不虔誠、不偉大。民間流行的惡祭習俗（即以酷刑自我懲罰以使天神憐憫彌災的祭祀），也是出於同一心理。

“人隻因為對自然缺乏認識才成為不幸者。”（霍爾巴赫《自然的體係》）低下的生產力水平和蒙昧的認識水平，麵對如此猖獗的自然災害，人們怎能幸免於善惡報應的樊籬！

生產和認識水平的局限，既使人們昧於水旱蝗疫、山崩地震等天災，也使人們惑於怪胎怪疾、夭折和猛獸撲噬等人禍。《夷堅誌》記載：宋代某翁老來生尾，割而複長，他認為自己前生肯定是畜生；又有一家生了個有尾巴的男孩，長尺餘，當時人懷疑他“前身是牛”。善鳥槍，偶因扳機失靈炸傷手指；精漁獵的，偶因失足，反被魚叉所斃，當時人都認為是“兔鬼”或“魚鬼”報冤。總之，一切不能以常識和經驗解釋的事物，人們都托之於鬼神。無形中加強了自然力量對人類的壓迫。

古人篤信善惡報應，有極其深刻的社會原因。我國從戰國開始，土地所有製最基本的特點就是土地可以買賣。在財產繼承上，我國從來沒有確立過長子繼承製的原則，而是實行分戶析產的家族財產繼承辦法。這種情形，根本不可能形成穩定的土地和財產的占有狀況，產生“硬化”了的私有地產，構成一個萬世不衰的穩定的富有階層。無論多麽富有的家族，經過若幹代的繁衍分析，必然會喪失其原來的社會地位。若家有不肖子孫，則衰敗更快。在封建社會裏，土地買賣的頻率與商品經濟的發展水平成正比。社會上貧富間的轉化、互變就愈加迅速。魏晉南北朝時期，門閥士族製度盛行，自然經濟的色彩極其濃重，社會上的貧富嬗變還不太顯著（主要指上層士族階層）。唐宋以後，商品經濟的水平明顯提高，“土地無定勢，田宅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袁氏世範》卷三）土地所有權轉移頻繁。“人家田產，隻五六年間，便自不同，富者貧，貧者富。”（《朱子語類》卷一〇九）明清時期，商品經濟發展到更高水平，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土地買賣和貧富間的嬗遞愈益頻繁。清以前的俗諺是：“百年田地轉三家。”到清代，則是“十年之間，已易數主。”（錢泳《履園叢話》四）因而有“千年田，八百主”的俚諺。《履園叢話》的作者更是以“朝花”相喻，說富貴如花，不朝夕而便謝；貧賤如草，卻是曆冬夏而常青。當春風驟至，花草敷榮，富貴貧賤，生滅興替，哪有什麽不謝就是土地可以買賣。在財產繼承上，我國從來沒有確立過長子繼承製的原則，而是實行分戶析產的家族財產繼承辦法。這種情形，根本不可能形成穩定的土地和財產的占有狀況，產生“硬化”了的私有地產，構成一個萬世不衰的穩定的富有階層。無論多麽富有的家族，經過若幹代的繁衍分析，必然會喪失其原來的社會地位。若家有不肖子孫，則衰敗更快。在封建社會裏，土地買賣的頻率與商品經濟的發展水平成正比。社會上貧富間的轉化、互變就愈加迅速。魏晉南北朝時期，門閥士族製度盛行，自然經濟的色彩極其濃重，社會上的貧富嬗變還不太顯著（主要指上層士族階層）。唐宋以後，商品經濟的水平明顯提高，“土地無定勢，田宅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袁氏世範》卷三）土地所有權轉移頻繁。“人家田產，隻五六年間，便自不同，富者貧，貧者富。”（《朱子語類》卷一〇九）明清時期，商品經濟發展到更高水平，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土地買賣和貧富間的嬗遞愈益頻繁。清以前的俗諺是：“百年田地轉三家。”到清代，則是“十年之間，已易數主。”（錢泳《履園叢話》四）因而有“千年田，八百主”的俚諺。《履園叢話》的作者更是以“朝花”相喻，說富貴如花，不朝夕而便謝；貧賤如草，卻是曆冬夏而常青。當春風驟至，花草敷榮，富貴貧賤，生滅興替，哪有什麽不謝之花、不敗之富貴呢！——這叫“貧富無定勢”。

自打西周祚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大夫專國，強淩弱，眾暴寡，“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頂頂王冠如敗葉落地，而智巧油滑之士則可驟掛六國相印。秦推行軍功爵製，世卿世祿難保朝夕，而下層能戰之士則常可釋褐而食祿。秦漢封建中央集權製確立，所有官吏由皇帝任命，便徹底取消了世襲製。東漢以後出現、形成的門閥士族，在其鼎盛時期，享有最優厚的政治和經濟特權。雖朝代推移，鼎遷物改，仍不變易。但它們畢竟隻是社會的極少數。而且，經過唐末農民起義的掃蕩，就成為曆史的陳跡了。事實上，在社會動亂時期，連皇帝也朝不保夕。從東漢末年到梁武帝即位約二百八十年間，稱帝的達一百八十人，平均在位不到三年，其中大部分是被殺、被廢和被俘的。真是皇冠龍袍，榮華富貴，頃刻喪落，下場淒慘。

在腐敗的封建專製統治之下產生的黨爭，與皇帝的個人專斷、政治昏暗、社會動蕩等因素互為因果，也使仕途風雲變幻莫測。這尤以漢、唐、宋、明四朝為突出。朝野士大夫稍涉“朋黨”之嫌，非貶即逐。這既使奸邪者得一誣陷他人以圖進身之利器，更使許多竭力維護正常封建統治秩序的士大夫難保朝夕，聞“黨”色變。正如《包拯集》所說：“遂使正人結舌，忠直息心，不敢公言是非，明示勸誡。此最為國之大患也。”其他諸朝雖無明顯黨爭，但官僚士大夫之間爾虞我詐，互相攻訐傾軋，應之以皇帝的昏庸無能，其為禍之烈，絕不遜於黨爭。由於仕途險惡，榮辱莫測，官僚士大夫或引佛釋以為退避，或談老莊以為藉慰，或以居閑為樂，以務農為榮，甚至遁身空門，隱退山林。有的還用家法禁止子孫出仕。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卷八記載：道光年間（1821-1850），薊州郝氏七世同居，食指千計，男耕女織，家法嚴整，子弟們也讀書應考，弄個舉人頭銜以振家風，但不準赴禮部試，惟恐進入仕途。十六世紀的一位學者陳繼儒，作了這樣一首詞：

有兒事足，一把茅遮屋。若使薄田耕不熟，添個新生黃犢。

閑來也教兒孫，讀書不為功名。種竹、澆花、釀酒，世家閉戶先生。

這首詞是作為家訓子孫相傳的。

——這叫仕途如雲，榮辱難保。

科舉之製肇始於隋，經唐發展，到宋代便完全確立，並且日趨完整、嚴密。科舉製是一種開放型的考試取士製度，它“家不尚譜牒，身不重鄉貫”，隻要文章詩賦合格，就可錄取。從而給有一定財產基礎的人展開了一條讀書致仕的寬廣大道。宋代開始形成的考卷糊名彌封和譽錄製度，防止考官舞弊的“鎖院”和“別頭試”製度，以及為防止考官培植私人勢力而實行的不準考官跟進士結成“恩師”和“門生”關係的規定等，明清時期又有發展，使科舉考試的“民主”程度大為提高。黑格爾曾為之而盛讚中國：“實際上人人是絕對平等的”，“任何人都能夠在政府中取得高位，隻要他具有才能。”（黑格爾《曆史哲學》）但不論你有多嚴格的規章製度，下麵都有作奸舞弊的相應辦法。競爭的平等與民主被重重地打了折扣。同時，閱卷評分和最後錄取都很難免除考官和皇帝個人的喜怒恩怨以及某些偏向，更何況有不少主考官就是用祈禱抽簽來決定錄取的排列名次的。這就使這種按應試者水平“公正”取錄的製度不能不具有極大的偶然性。此外，不論在哪一個朝代，應試者與錄取數量的比例總是相當懸殊，而且越到後來比例就越大。考試競爭空前激烈。在這種極其激烈的競爭中，雖然間或會出現一箭中的的幸運者，大多數的人卻是終身困頓科場，難遂春夢。而且這些幸運者往往不是具有真才實學、眾望所歸的佼佼者。如唐朝以詩取士，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均為一代詩傑，但李杜終身不得成進士，孟浩然連官都沒有，隻有王維一人有科第，還是通過岐王（唐玄宗的弟弟李隆範），以《鬱輪袍》打了九公主關節，才奪得個“解頭”。若不會夤緣鑽剌，怕也是拿不穩的。那些世上不傳一首詩的，當時登第的倒不少。這些事實，使人們不能不認為，在決定人生窮達的科舉競爭中，有一種比真才實學更為重要的東西，這就是祖先的“遺德”、“遺惡”和個人的行善積德。其金榜提名者，必其祖上“遺德”或個人積善所致，其久困場闈者，必其祖“遺惡”或本人所為不檢所遭。蒲鬆齡頗解其中三昧，說下這樣一番話：“非祖宗數世之修行，不可以博高官；非本身數世之修行，不可以得佳女。”（《聊齋誌異》卷七）——這是由於科舉競爭激烈，取中難保。

古人既然無法理解“乍去乍來，倏貧倏富”這種相當急劇的大起大落、大開大闔的經濟現象，無法逆料驟貴驟賤、旦夕禍福的仕途風雲以及科場成敗，無法理解忽蒙天災、欻染惡疾等種種自然的和生理的現象，這就使人們受到盲目的自然力量和社會力量的雙重壓迫，被迫遭受種種突如其來的、出人意料的或偶然發生的破產或厄運，迫使人們以積善積惡、善惡報應來解釋，相信所有一切都是由善惡決定的。為善者可致百祥，貧者可驟富，賤者可驟貴，夭者可延年益壽。為惡者反之。

古代社會的另外兩個現象極大地加劇了人們相信善惡報應的心理，這就是封建專製中央集權的極端強大和吏治的極端腐朽。

我國自秦統一六國形成中央集權政治體製，在此後兩千多年的漫長曆史中，它對中國社會的發展起過不可低估的積極作用，但它畢竟是與勞動人民利益相對立的封建地主政權，是地主階級剝削、壓迫和鎮壓農民階級的工具。在這種政治體製下，從中央到郡縣的各級封建政權組成一個天羅地網，用行政、司法、軍事等機構把整個社會緊緊地捆綁起來，勞動人民很難逃脫它的控製。同時，大量的官俸、兵餉均來源於農民階級負擔的課役，這沉重的賦稅、徭役、兵餉的“頭會箕斂”，往往成為激化階級矛盾的催化劑，激起農民階級大規模的反抗鬥爭。特別是封建時代吏治的腐朽極其突出。“一年立威信，二年收人情，三年為去計”是宋代官場的一句口頭禪。因此，民間有“久官必富”，“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之諺。俞文豹《吹劍錄》說：“漢之天下，弊於戚畹；唐之天下，弊於宦儒；我朝（宋）天下，弊於奸吏。”事實上，整個封建時代都是“弊於奸吏”。大小官吏，惟錢是求，再好的法令，經由其手，則利未及民，已先肆其擾。吏治的腐敗實在是勞動人民苦難的一大淵藪。我們還是以宋為例。

李綱《梁溪集·建炎時政記下》說：北宋官吏“奉公者少，營私者多；殉國者稀，謀身者眾。”“率以貪漁為常，牟賊其民，慢視厥職，弗以經意。”（洪邁《盤洲文集》卷二五）導致綱紀敗壞，風俗頹靡，使貧弱百姓理不得直，冤不得訴，徭役不均，刑罰不正。比屋受弊，無可奈何。最明顯的莫過於刑罰不正。王十朋《王忠文公文集》卷二《輪對劄一》說：當時，“師帥之任，鮮或循良，昧者以胥吏為耳目，怠者以胥吏為精神，貪者以胥吏為鷹犬。案牘滿前，漫不加省，獄情出入，動由此曹。”“所至州縣，唯務誅求，苟滿其欲，則獄事一切不問。”使富有者可納賄以買直，貧困者則有冤難伸。

一些父母官，甚至公然殘殺平民以請爵賞。歐陽修《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一〇五《論湖南蠻賊可招不可殺劄子》說：當時湖南捕盜賊的，殺一人頭得賞錢十貫。官軍為了獲賞，見人輒殺，使老百姓人人自危，盡起為盜。《東坡奏議集》卷五《述災沴論賞罰及修河事徼進歐陽修狀劄子》記載：廣東岑探造反，圍困新州，朝廷派童政率軍援救，“賊殺平民數千，其害甚於岑探”。蔡州捕盜官兵也殘殺平民，甚至將一家五六個無辜婦女，全部屠割形體，當作男子首級用以請賞，上級監司也不按不問。平民百姓的生命簡直螻蟻不如！

統治階級曆來誇口“官為民之父母”，然而，這個“父母”卻把自己的子女當作最精美的佳肴食用！這能不激起勞動人民的強烈反抗嗎？千百年來，勞動者數十百次地企圖推翻壓迫者，但他們每一次都遭到失敗，受到侮辱，不得不退卻，不得不把委屈和憤怒、恥辱和絕望寄托於報應之中，在精神世界上利用神祇的力量，對那些為非作歹的貪官汙吏、土豪惡霸施加報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