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善惡報應習俗

二 從秦漢一直到現在

中國文明，上下幾千年。其間經濟的發展有緩有速，政治的延續有治有亂，民族的關係有戰有和，而善惡報應觀念和習俗，卻始終未絕。特別是在佛教傳入中國後，應之以中國社會的動蕩不寧，人民生活的饑寒交迫，報應觀念和習俗更加洪水般泛濫起來。上起威威赫赫的天子諸侯，下迄渾渾噩噩的娼妓乞丐，中則滿腹經綸的封建士大夫、一肚子糠糠菜菜的黎民百姓，無一不篤信善惡報應，遵行其習。

平民百姓的喜怒好惡，往往喜歡發而為歌，誦而為諺。因此，采摘其俗諺，則曆代百姓篤信善惡報應的情形就可知道個大概了。

《古謠諺》卷一六記載：東漢陳臨任蒼梧太守，有個遺腹子因報父仇，被捕入獄，陳太守可憐他尚無子嗣，令其妻入獄作陪，一產得男。當時人作歌謠道：“蒼梧陳君恩廣大，令死罪囚有後代，德參古賢天報施。”

王嘉《拾遺記》卷六載晉時俗諺：“積善降福，神明報焉。”顏之推《顏氏家訓·歸心》說：南朝時，人們若貧賤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修功德。俞成《螢雪叢說》卷二引古語古詩雲：“善惡若無報，乾坤必有私。此古語也。善惡到頭終有報，隻爭來速與來遲。此古詩也。”作者是宋人而言“古”，應當出於兩晉或南北朝時。

吳自牧《夢粱錄》卷一八有一段宋代俗語：“作善者降百祥，天神佑之；作惡者降千災，鬼神禍之。天之報善罰惡，捷於影響。”《野客叢書》卷一也有兩則俗諺：“舉頭三尺有神明”；“善惡之報，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在宋代，凡家有不肖子弟，酗酒好色，賭博遊逛，親近小人，以至於破蕩家產、淪為乞丐或盜賊的，當時人就會說：這是他家門厄數如此，或是他父祖積惡至此，是天報應他，沒有因為諫誨而能改正解救的。《西湖誌餘》載有這樣一件事：南宋嘉泰元年（1201），臨安發生大火災，烈焰滿城，惟獨吳山下一老翁家幸存。這位老翁平日誦經樂施，火起之時，年老不能走，要兒子媳婦趕快離開，二人不忍離去，同處烈火之中，全家皆睡。院子裏有個葡萄架，架子也完好無損。於是，世人凡因積德而免禍得福，臨安人必稱“葡萄架”。

明代有一條諺語極別致，載《拍案驚奇》卷一四。“陽世與陰間，似隔一層紙。若還顯報時，連紙都徹起。”清代的報應俗諺也不少。如“忤逆弗天，打一代，還一代。”（《履園叢話》二十四）以及江浙地區的俗諺：“被裏頭做事終曉得”；“不圖人身，當真狗品。”（王有光《吳下諺聯》卷四）等等。前者是說，人之所居，至深至密莫過於被窩裏頭了，依然是上有蒼天，旁有鬼神，無法瞞過；後者是說，人們在生時做有善事，“培得善根”，死後其魂即可持久，轉一世培厚一層，最後轉複人身，並且還將是“偉人名士”。若生時作了惡，“喪其本有天良”，死後其魂不但不能繼長增高（古人認為魂是輪回轉生的本體），即轉複本來人身也不可得。此即所謂“不圖人身”。而且不論碌碌庸人，貴官碩儒，乃至星辰神道，亦遞減遞削，其魂也要隨風漂泊，最後歸於消滅，失去輪回的可能。可真夠嚇人的！

封建士大夫是漢民族的知識階層，他們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該不會人雲亦雲，像普通老百姓一樣相信善惡報應吧？殊不知他們不但相信，而且充分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附和佛教神學的說教，把個千瘡百孔的報應破罐修繕得幾乎滴水不漏。

封建士大夫相信善惡報應的實在太多了，我們擇舉一朝，以窺其全豹。

以宋為例。範仲淹說：“自祖宗以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劉清之《戒子通錄》卷六）司馬光在其《家範》中說：舜之子孫享國百世，周承統八百年，都是他們的父祖“積德累功”所致。在《文集》中又說：“僭天之分，必有天災；失人之分，必有人殃。”程朱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也在他的《治家格言》中說：“刻薄成家，理無久享，倫常乖舛，立見消亡。”“見色起淫心，報在妻女。匿怨用暗箭，禍延子孫。”劍州某男子因病化虎，蘇軾認為必有隱惡而天報之，因作《漁樵閑話》，寓漁人樵夫之口大發宏論，讚美釋氏陰騭報應之說。鄭剛中《北山集》卷二《王倅生辰》詩雲：“吾聞天地間，禍福靡虛授。陰功滿東吳，冥報豈容謬。當能壽我公，炯炯如列宿。”

善惡報應觀念的一個重要缺陷是無法解釋禍福與善惡之間的矛盾現象。為什麽行善者貧病困窘，仕途窮蹙，家運日衰？為什麽肆惡者反而仕途通達，享盡榮華耆壽，子孫昌盛？對此，南朝佛學大師慧遠作《三報論》以釋其疑，說是今生不報則來生報，來生不報則二生三生，百生千生，反正總要報。宋儒則以積善積惡和“命分”之辨解其難。如《袁氏世範》就說：某人作惡遭懲罰後，而其子孫又繁榮昌盛的話，那就是他家還有“積德”，而且是“德多惡少”，所以後人還能得其庇蔭。如果作惡多端而享壽富安樂，肯定是他家祖先的“遺澤”已消耗得差不多了，老天爺故意讓他再作些惡，耗盡“遺澤”，然後收拾他。劉祁《歸潛誌》則以“命分之辨”來解釋。說為善而遇災厄困窘，這是你的命不好，而不是善的“分”；作惡而得富貴亨達，那是他的命好，而不是惡的“分”。胡石觀《大藏經》雲：“善若無報，其善未熟，其善熟時，必受其福。惡若無報，其惡未熟，其惡熟時，必受其苦。”宋儒又蹤其說，認為善人不得獎賞，惡人不受懲罰，不是不報，是還沒報。所謂沒報，是因為所作善惡還沒熟。等熟了啊，“則其報之也，其效如捷。”（《螢雪叢說》卷二）那時候，你連躲都來不及，或是你不想要還不行呢。

士大夫中還有一類人，開始不信，因受環境的影響，或親眼看見一些報應“顯例”而不能脫俗。有的則是因為有罪戾，畏懼神譴而樂施求佛，匍伏於報應陰影之下。也有個別人是不相信的，但這些人往往又非常欣賞善惡報應“諷世警時，寓意勸懲”的功效，樂於傳誦記載。這也是儒家寓神道以設教之意吧。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之驕子，民之主宰，五湖珍寶，可羅而至於前；四海美女，可招而擁於懷。呼風喚雨，何不可為！他也相信善惡報應嗎？是的。“人主之情，上通於天。”（《淮南子·天文訓》）天子的行為也要受天帝的監督並被施以相應的賞罰。

在古人的思想意識中，天是宇宙間的最高主宰，是自然現象的最高主宰，也是社會生活的最高主宰。人世間的一切都與天有著密不可分的聯係。自然的各種災異或祥瑞，都是天對世人喜怒賞懲的表示。這就是“天人感應”。特別是王者，他是天的兒子，一言一行都影響天氣。《春秋繁露·五行五事》說：“王者與臣無禮貌，不肅敬，則木不曲直，而夏多風暴”；“言不從，則金不從革，而秋多霹靂”；“視不明，則火不炎上，而秋多電”；“聽不聰，則水不潤下，而春夏多暴雨”；“心不能容，則稼穡不成，而秋多雷”。兒子做事不對了，做父親的天就會用災異來譴告，譴告而不改，就要給以懲罰。《春秋繁露·必仁且智》說：“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

哪朝天子不希望國泰民安，不期望自己長享富貴，其一姓之天下一世、二世以至萬世？每當天降甘露、庭生朱草、土獻靈芝、地湧醴泉、河清星聚、祥雲繞日、風雨時、嘉禾興、鳳凰麒麟遊於郊，以及世有百歲壽民壽婦，百官必作表慶賀，皇帝亦欣欣然以為是自己德行修、政事美、刑緩兵強，故天父顯示嘉祐。反之，若山崩地震、日食月食、星隕彗見、天旱不雨、淫雨成災、蝗蝻示虐，天子則惶惶然以為是他政有厥失、民有冤獄，故天父怒示儆戒，忙不迭下詔求直言、匡補過失，除禍祈福。由秦漢至清末，幾無一帝例外。元代仁孝皇後還專門搜集朝野報應事例，編成《勸善錄》一書。

皇帝與乞丐，相去何啻千萬裏，而其相信善惡有報，則是一致的。正其如此，使我國古代史籍中載及善惡報應者，目不暇接。舉凡經史子集、筆記小說、戲曲詩詞、家訓族譜，幾乎無書不談，無處不有。尤以筆記小說為大觀。筆記小說中又推宋洪邁《夷堅誌》、明蒲鬆齡《聊齋誌異》、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為冠。

洪邁所著《夷堅誌》，洋洋四百二十卷，言因果者幾半（今標點出版者，僅二百零六卷，就這一部分看，大多談報應。其他篇卷亦當如此）。而此書所取內容，就時間範圍看，遠不限於洪邁生活的那幾十年。從材料來源看，少數是洪邁自己所見所聞，絕大多數是人們知悉洪邁編著此書時，從各地向他提供的，範圍必然有限，本書所未收錄者當然更多。每一篇成，人們輒爭相抄錄、傳閱，遂使洪邁不厭其煩。他窮老朽之餘力成此巨帙，以勸導世人棄惡向善，安分守己，篤守封建統治秩序和綱常倫理，使“暴殄彌，世仇解，並吞者惕，逾牆相從者恧，人倫篤厚。”（《夷堅誌·田汝成序》）無獨有偶，《閱微草堂筆記》也是紀昀年邁致仕，“追錄舊聞，姑以消遣歲月”之作。全書二十四卷，載事一千一百九十六則，“而大旨悉歸勸懲”。每每“屬草未定，遽為書肆所竊刊”，親朋好友競相傳抄，翻刻者尤眾，在社會廣泛流傳，雖“博雅君子”，也不以為紕繆。一時間，竟享有同《紅樓夢》、《聊齋誌異》並行海內的盛譽。觀此，則封建時代人們之篤好報應，其熱忱、其迷信，可見一斑了。

到近代社會，許多著名的歐洲人士，例如吉奧達諾·布魯諾、瑞登博格、歌德、萊辛、拉伐特、赫德爾、叔本華、易卜生、馮·赫爾蒙特、裏奇坦柏格，以及英國的一些特殊人物如休謨和華茲華斯等，都曾經玩弄過輪回、前世和業報的觀念。十八世紀末，這些觀念仿佛也流行於歐洲大陸一些文學界人士之中，麥克塔格特教授就曾以極明晰具有說服力的議論讚成這一學說。赫胥黎也不認為它是荒謬的。中國近代，民間對報應的迷信，也不讓於古。

經第三次浪潮數十年的猛烈衝擊，善惡報應之論陰魂不散，至今仍廣泛流行於民間。翻閱現在出版的小說、戲劇和電影，“報應”之語時有發現。和中年以上的人談話，“報應”之歎常會脫口而出。“陰功”一語，則已經作為報應心理的語言因素，牢牢積澱在各地民間的日常用語當中。每當看到小孩落水，老人摔倒，或是常人不慎受了較重的傷等，人們首先脫口而出的感歎語每每是：“陰功……”其橫行霸道、殺人搶劫、奸淫婦女、營私舞弊、貪汙受賄而終不免繩之以法者，民間往往以“報應”、“罪有應得”等評歎。一些飽受冤屈而最後獲得平反昭雪一展宏圖者，則謂之“老天有眼”、“蒼天不負”、“善惡到頭終有報”。今天違法亂紀者而暫時未受法律懲處，許多人義憤填膺，警告他們，肯定他們絕不能逃脫黨紀國法的製裁——“不是不報，時辰未到；時辰一到，一定要報！”

現代人仍如此相信善惡報應，以致美國著名心理學家、西方心理學“第三思潮”的奠定者亞伯拉罕·馬斯洛認為：“最理想的社會就是善有善報的社會。”（弗蘭克·戈布爾《第三思潮：馬斯洛心理學》）一個曾是罪犯的心理學者威廉·桑茲根據馬斯洛的原則設計了使頑固罪犯改邪歸正的“七個步驟”。這些步驟的基礎是這樣一個原則。即認為，不負責任不會有好報，而且犯罪行為並不能滿足罪犯與他人來往的需要。經實踐檢驗，證明這些步驟對頑固罪犯的改造還甚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