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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現在的“文化大革命”，僅僅是第一次，以後還必須進行多次。
毛澤東視察三個地區時，一方麵了解到了他在北京不可能知道的情況，因此他談話的內容更具體、更深入。
文章發表後，使“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有了特定的含義。
然而像天津延安中學那樣做的，在當時是極少數，而絕大多數大中小學都實行所謂的“停課鬧革命”了。
隻有采取強有力的緊急措施，才有可能製止武鬥、製止內戰。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有兩個決策是完全錯誤的。
劉少奇的冤案，毛澤東要負主要責任。
“文化大革命”還要搞多次
1967年3月，毛澤東提出要批判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毛澤東說：
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我看過幾遍，這是唯心的，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這本書盡管講了那麽多的馬列主義概念、階級鬥爭概念，結果把階級鬥爭變成了個人修養，提倡資產階級的個人修養。不講現實的階級鬥爭，不講奪取政權的鬥爭，隻講個人修養。蔣介石也可以接受，世界上資產階級也可以接受。什麽個人修養，每個人都是階級的人，沒有孤立的個人，抽象的個人。他講的是孔孟之道，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都可以接受。
這本書脫離階級鬥爭，脫離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鬥爭，空空洞洞，講一些個人修養，是欺人之談。我看大學生應該更好地研究一下，選幾段寫些文章批判。
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寫於1939年7月，是一部關於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建設的名著。無數共產黨員、革命者、青年人在這本書中受到了深刻教育。然而，怎麽一下子變成一本黑“修養”呢？不少人又拿起了這本書從頭到尾地讀了起來，並且帶著階級鬥爭的觀點去尋找能批判的一字一句，但讀完後總覺得沒有什麽可以批判的。
1967年4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戚本禹寫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一文。這篇文章雖然還有公開點名批判劉少奇，但國人一看便知。不過這篇文章的發表起不到重要作用，而起重要作用的，是1967年4月12日至18日召開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指名批判劉少奇。5月8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編輯部發表了《“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一文。這篇文章是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通過的。文章不是擺事實，講道理，而是無限上綱，無中生有。5月11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通知，要求各單位進一步深入地開展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
1967年2月間在這個時候的一次談話中說：
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而“文化大革命”運動是解決這些問題的一種最好的形式。這是嚴重的混淆了敵我矛盾。他說：我們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基本問題是在奪取政權以後，即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後，中國究竟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資產階級要走資本主義道路是很明顯的。在我們共產黨內部，我們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卻認為中國是一個很窮的國家，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水平很低，不能發展社會主義，必須在一段時間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然後再走社會主義道路。走什麽道路的問題，解放初期有這個問題現在仍有這個問題，蘇聯搞了50多年，仍是這個問題。
根據這個論斷，毛澤東又說：
現在的“文化大革命”，僅僅是第一次，以後還必須進行多次。革命的誰勝誰負，要在一個很長的曆史時期內才能解決。如果弄得不好，資本主義複辟將是隨時可能的。全體黨員、全國人民，不要以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無事了，千萬注意，決不可喪失警惕。
“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
1967年3月以後，毛澤東雖然號召大家開展大批判運動，但實際上開展不起來，即使開展的地方，也徒有其形式。主要原因是各單位普遍地分裂為幾大派，並開始了無休止的奪權等派性鬥爭。“文化大革命”如何向前發展？毛澤東認為，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他深深地感到中央發了不少指示，但貫徹不下去，沒有人執行。
1967年7月至9月，毛澤東視察了華北、中南、華東三個地區，調查了河南、湖南、湖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況，他要從文化大革命的“實踐”中尋找答案。9月下旬，他回到北京。他在視察中，對“文化大革命”發表了一係列的意見。10月7日，中共中央將他的談話整理成文，並發出通知：
現將毛主席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重要指示記錄稿轉發給你們。希望你們組織群眾認真學習，深刻領會，以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為武器，總結前一階段運動的經驗教訓，製定貫徹執行的具體措施，緊跟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推向一個新的階段。毛澤東的談話內容主要有：
一、關於形勢：
七八九三個月，形勢發展很快，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
形勢大好的重要標誌是人民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從來的群眾運動都沒有像這次發動得這麽廣泛，這麽深入。全國的工廠、農村、機關、學校、部隊，到處都在討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大家都在關心國家大事。過去一家人碰到一塊，說閑話的時候多。現在不是，到一塊就是辯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父子之間、兄弟姐妹之間、夫妻之間，連十幾歲娃娃和老太太都參加了辯論。
有些地方前一階段好像很亂，其實都是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再有幾個月的時間，整個形勢將會變得更好。
二、關於大聯合：
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一個工廠，分成兩派，主要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為了保自己，蒙蔽群眾，挑動群眾鬥群眾。群眾組織裏頭混進了壞人，這是極少數。有些群眾組織受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也是一個原因。革命的紅衛兵革命的學生組織要實現革命的大聯合。隻要兩派都是革命的群眾組織，就要在革命的原則下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兩派要互相少講別人的缺點、錯誤。別人的缺點、錯誤，讓人家自己講，各自都作自我批評，求大同，存小異。這樣才利於革命的大聯合。
三、關於對待幹部：
絕大多數的幹部是好的，不好的隻是極少數。要團結幹部的大多數。要擴大教育麵，縮小打擊麵。要允許幹部犯錯誤，允許幹部改正錯誤，不要一犯錯誤就打倒。正確地對待幹部，是實行革命的三結合，鞏固革命的大聯合，搞好本單位鬥、批、改的關鍵問題，一定要解決好。有些幹部為什麽會受到群眾的批判鬥爭呢？一個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群眾有氣；一個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為了不起，就擺架子，有事不跟群眾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歡罵人、訓人，嚴重地脫離了群眾。這樣群眾就有意見，平時沒有機會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爆發了。一爆發，就不得了。弄得他們很狼狽。
四、關於紅衛兵：
對紅衛兵要進行教育，加強學習，要告訴革命造反派的頭頭和紅衛兵小將們，現在正是他們有可能犯錯誤的時候了。要用我們自己犯錯誤的經驗教訓，教育他們。對他們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們講道理。
毛澤東視察三個地區時，一方麵了解到了他在北京不可能知道的情況，因此他談話的內容更具體、更深入；但另一方麵，“文化大革命”中還有許多重大的事件，他聽不到，也沒有人向他匯報。他總是把“文化大革命”運動看作為與過去其他運動一樣，他講了不少不切實際的話，作了不正確的判斷。尤其是林彪、江青等背著他幹的許多壞事，他知道得更少或不知道。
如，7月18日，江青、康生、陳伯達等趁毛澤東不在北京之機，擅自決定組織批鬥王光美、劉少奇大會，並對劉少奇進行抄家和人身迫害；
又如，7月22日，江青對河南一派群眾組織的代表們說，要“文攻武衛”，挑起兩派內戰；
又如，7月25日，林彪、江青在北京舉行支持武漢造反派群眾大會，在會上，他們公開提出“打倒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錯誤口號；
又如，8月7日，謝富治發表講話，公開提出“砸爛公檢法”的口號，把鬥爭的矛頭引向了無產階級專政機關；
又如，8月7日，王力煽動部分群眾奪外交部的權；等等。
這些嚴重事件發生後，根本沒有及時向毛澤東匯報。有的事後來鬧大了才向毛澤東報告。有的到最後也沒有匯報。所以，毛澤東的上述講話，明顯地脫離實際。當時，最需要的是製止武鬥，製止奪權，製止迫害幹部，製止林彪、江青等人的罪惡活動，隻有這樣，全國大混亂的形勢才有可能平穩下來。當時並不是形勢大好，而是大亂，發展大聯合，讓幹部改正錯誤等根本不可能實現。
但是，毛澤東做出了“形勢大好”的錯誤判斷。之所以造成這種錯誤判斷，原因之一，是他了解不到真實的情況，被林彪、江青等人包圍、封鎖住了，但他又沒有意識到這種封鎖。
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
1967年11月6日，首都人民舉行了紀念十月革命50周年大會。《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編輯部發表了《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一文。這篇文章是由陳伯達等人起草，經毛澤東審閱後發表的。在這篇文章中，把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理論，以及有關的論斷，概括為六條，稱之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並向毛澤東作了說明，說關於主席思想六條，作了新的整理。毛澤東看後，認為可用。文章發表後，使“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有了特定的含義。文章說：
“毛澤東同誌全麵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創造性地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並且親自發動和領導了人類曆史上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實踐。這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一個嶄新的階段，即毛澤東思想階段的一個極其重大的標誌。”
毛澤東同誌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要點是：
一、必須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立統一的規律來觀察社會主義社會。毛澤東同誌指出：“對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內部的這種矛盾性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有兩類社會矛盾，這就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敵我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內部的矛盾，在勞動人民之間說來，是非對抗性的”。毛澤東同誌告誡我們必須劃分“敵我和人民內部兩類矛盾的界限”，“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才能使無產階級專政日益鞏固和加強，使社會主義製度日益發展。
二“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曆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曆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在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麵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為了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為了防止和平演變，必須把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三、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鬥爭，在本質上，依然是政權問題，就是資產階級要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則要大力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麵的專政。“我們對他們的關係絕對不是什麽平等的關係，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係，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係，而不能是什麽別的關係，例如所謂平等關係、被剝削階級同剝削階級的和平共處關係、仁義道德關係等等。”
四、社會上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必然反映到黨內來。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他們“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我們要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就必須充分注意識破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充分揭露他們，批判他們，整倒他們，使他們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們篡奪了的權力堅決奪回到無產階級手中。
五、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進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隻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要讓群眾在這個大革命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說，這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發動群眾，同時，實行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實行革命群眾、人民解放軍和革命幹部的革命三結合。
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是“鬥私、批修”。“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因此，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要解決人們的世界觀問題。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批判修正主義、用無產階級思想去戰勝資產階級利己主義和一切非無產階級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於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挖掉修正主義的根子。
“毛澤東同誌提出的上述這些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階級鬥爭的觀念，天才地發展了無產階級專政的觀念，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樹立了第三個偉大的裏程碑”。
上述六個方麵是1957年以來毛澤東關於在階級鬥爭、兩類矛盾、文化大革命運動、無產階級專政等方麵做出的論斷的綜合。這六個方麵反映了毛澤東指導“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思想和理論。使“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有了特定的內容。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實際上就是階級鬥爭擴大化的理論與實踐的概括，是一種“左”的錯誤理論。
但是，在《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一文中，把這理論說成是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第三個裏程碑。這就從根本上歪曲和否定了毛澤東思想的正確內容和形成的時代特點。
毛澤東思想是醞釀於20年代、形成於30年代、命名於40年代、以後又有新的發展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關於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關於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理論、關於革命軍隊建設和軍事戰略的理論、關於政策和策略的思想、關於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論、關於無產階級政黨建設的理論，是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內容，而它的精髓和活的靈魂，是實事求是、群眾路線、自力更生。而絕不是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相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毛澤東在自1957年以後逐步形成的一種“左”傾理論，是不包含在毛澤東思想中的一種錯誤理論。可是，當時陳伯達等人把文章寫成後送給毛澤東審閱時，毛認為可以用，同意了這種說法。可見，“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這個提法的出現以及後來的宣傳貫徹，都是與毛澤東有密切關係的。
要實行革命的大聯合和三結合
在各單位群眾普遍地分裂為兩派、進行派性鬥爭的混亂局勢下，毛澤東以極大的精力引導群眾走向大聯合，實現三結合，以穩定全國的政治局勢。
1967年3月7日，毛澤東對《天津延安中學以教學班為基礎，實現全校大聯合和整頓、鞏固、發展紅衛兵的體會》的報告，作了批示，要求全校師生實現大聯合。毛澤東批示：
“軍隊應分期分批對大學、中學和小學高年級實行軍訓，並且參預關於開學、整頓組織、建立三結合領導機關和實行鬥、批、改的工作。先作試點，取得經驗，逐步推廣。還要說服學生，實行馬克思所說的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無產階級自己的教導，在軍訓時不要排斥犯錯誤的教師和幹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讓這些人參加，以利改造。所有這些，隻要認真去做，問題並不難解決的。”
然而像天津延安中學那樣做的，在當時是極少數，而絕大多數大中小學都實行所謂的“停課鬧革命”了。毛澤東的批示也就無法認真地貫徹執行。
1967年3月27日，毛澤東又提出了：“大中小學校都要複課鬧革命”的口號，號召廣大學生迅速地回校上課。一邊上課，一邊參加“文化大革命”。部分學校開始了“複課鬧革命”。
6月25日，毛澤東又提出克服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問題。他認為，必須善於把我們隊伍中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引導到無產階級革命的軌道，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個關鍵問題。
7月7日，毛澤東又提出，凡屬兩派革命群眾組織互相對立很嚴重的，隻要進行細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問題總是可以解決的。至於有群眾的保守組織，甚至於反動組織，也要進行細致的政治思想工作。
在七八九三個月的南巡中，毛澤東對革命的大聯合和三結合又發表了一係列意見。其中還談到：在兩派的聯合中，經常爭吵的是以哪一派為核心的問題。毛澤東說：
核心是在鬥爭實踐中群眾公認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認他是核心，結果垮台了。什麽是農民，什麽是工人，什麽是打仗，什麽是打土豪分田地，他們都不懂。
我們黨，經過延安整風，教育了廣大幹部，團結了全黨，保證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這個傳統，我們一定要發揚。
10月17日，毛澤東對各單位如何進行大聯合又作了詳細地批示。他說：“各工廠、各學校、各部門、各企業單位，都必須在革命的原則下，按照係統，按照行業，按照班級，實現革命的大聯合，以利於促進革命三結合的建立，以利大批判和各單位鬥批改的進行，以利於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
從上述一係列批示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在1967年3月以後到年底，特別是視察大江南北回到北京後，他的思想和注意力轉移到鬥、批、改上了。所以這樣做，他是想早日結束“文化大革命”。
1968年春以後，毛澤東所作的談話和批示，基本上都是講鬥、批、改的問題了。林彪、江青不甘心早日結束“文化大革命”。
1968年3月，林彪、江青相互勾結，共同策劃了打倒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三人的所謂“楊餘傅事件”，篡奪了部分的軍權。3月以後，林彪、江青等人製造派性鬥爭，支持一派壓迫另一派，全國武鬥事件不斷發生。有的破壞交通，有的搶劫軍用列車，有的衝擊軍事機關，甚至還有殺傷解放軍的惡性事件發生，使全國處在內戰之中。
這種情況說明，隻有采取強有力的緊急措施，才有可能製止武鬥、製止內戰，扭轉全國大動蕩的局麵。到7月底，毛澤東不得不同意決定組織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學校，整頓秩序，製止武鬥。同時也決定組織毛澤東思想軍宣隊配合工宣隊，一同進駐學校。
這一決策，實際上是由工宣隊和軍宣隊進駐各學校、單位，領導那裏的“文化大革命”運動。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派工人宣傳隊進駐學校的通知》。2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社論。8月25日的通知指出：
“毛主席最近指出：‘我國有七億人口，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要充分發揮工人階級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領導作用。工人階級也應當在鬥爭中不斷提高自己的政治覺悟。’毛主席的這個指示，對於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麵勝利具有極其重大的戰略意義。”
“中央認為：整頓教育，時機到了。各地應該仿照北京的辦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學校逐步管起來。在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在工人中已經實行革命大聯合，清理階級隊伍工作已經有了顯著成效的大、中城市，都要在革命委員會領導下，以優秀的產業工人為主體，配合人民解放軍戰士，組成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分批分期，進入各學校。先搞試點，總結經驗，逐步普及。先進大學，後進中、小學。沒有兩派組織，也沒有武鬥的學校，也要進入。抽調工人的人數，大體上可占當地產業工人十分之一左右，或更少一點，不會妨礙生產，可以輪換。宣傳隊不要帶武器……”
8月26日的社論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
“凡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論是學校，還是別的單位，都應有工人、解放軍開進去，打破知識分子的一統天下，占領那些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
北京首先組織大量的工宣隊和軍宣隊，浩浩蕩蕩地開進各個大學。隨後各省市也遵照中央通知精神，組織工宣隊和軍宣隊進駐大學，以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和三結合。
對於學校的鬥批改，毛澤東還作過這樣的批示：
“實現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必須有工人階級領導，必須有工人群眾參加，配合解放軍戰士，同學校的學生、教員、工人中決心把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進行到底的積極分子實行革命的三結合。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鬥、批、改任務，並且永遠領導學校。在農村，則應由工人階級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貧下中農管理學校。”
對於工廠裏的鬥批改，毛澤東作了這樣的批示：
“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製度，下放科室人員，工廠裏的鬥、批、改，大體經曆這麽幾個階段。”
毛澤東對工廠、學校的鬥、批、改做出了新的安排。對於大學辦不辦的問題，毛澤東於1968年7月21日在《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的報告上作了這樣的批示：
“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
1968年9月12日，毛澤東又作了這樣的批示：
“從舊學校培養的學生，多數或大多數是能夠同工農兵結合的，有些人並有所發明、創造，不過要在正確路線領導之下，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徹底改變舊思想。這樣的知識分子，工農兵是歡迎的。”
組織工宣隊、軍宣隊，提倡大聯合、三結合，進行鬥、批、改等，對製止學校的混亂局麵，尤其是製止武鬥，促進大聯合，克服無政府主義思潮等方麵起了積極的作用，使學校先後進入了鬥、批、改階段。但是，要深入地領導教育革命，進行教學改革，困難重重。尤其是工宣隊，軍宣隊的成員由於文化水平低、能力差，領導不了教育革命，權力越來越集中在軍宣隊手中。
1968年9月5日，西藏、新疆兩個自治區的革命委員會同時成立。至此，29個省市自治區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這標誌著“文化大革命”運動已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毛澤東對此是十分欣慰的。因為全國的黨政機關已癱瘓了很長時間了，這種無政府狀態必須早日結束，才能有計劃有領導地進行鬥、批、改，才能穩定全國的政治局勢。
主持召開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八屆十二中全會，這次中央全會，是毛澤東主持的。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有兩個決策是完全錯誤的。一是批準江青等人一手偽造的關於劉少奇的罪證審查報告提交中央全會討論通過；二是批準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討論關於黨的九大的黨章。在毛澤東看來，要早日結束“文化大革命”，就應當完成這兩件事。這鑄成了他發動“文化大革命”以來兩件最嚴重的錯誤。
江青一夥采取法西斯的手段逼供誘供、編造了有關的所謂證據，以打倒劉少奇，欺騙中央全會。江青在一次接見中國京劇團等單位的代表時說：“我現在擔負著中國第一個大專案，有一天，我搞了五六個小時，雖然那些材料，我都重複看了，但是，因為我還得重批……我現在可以告訴你們，劉少奇是一個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內奸、大叛徒、大特務。”
1968年9月16日，江青在誣陷劉少奇的所謂“罪證”上作了這樣的批語：“我憤怒！我憤恨！一定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劉少奇是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大特務、大反革命，可說是五毒俱全的最陰險、最凶狠、最狡猾、最狠毒的階級敵人。”
江青對劉少奇已恨到了發瘋的地步，給劉少奇扣上了天下、地上、人間最大的“罪惡”帽子。
9月29日，林彪看了江青一夥誣陷劉少奇的所謂“罪行”材料後，寫信給江青，表示完全同意她的批語，並特地加了這樣的話：“向出色地指導專案工作並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誌致敬！”
林彪、江青相互勾結，欲置劉少奇於死地而後快。張春橋在一次會議上說：“你不要看這麽一本啊！這個工作是江青同誌抓的，這一本搞了一年多啦……這樣一本東西就要叫劉少奇永世不得翻身！”
林彪、江青、張春橋等野心家、陰謀家所偽造的材料是經不住曆史檢驗的。但是，這個“罪證”報告在當時欺騙了絕大多數的中央委員，欺騙了全國不了解真相的人民群眾，從而使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做出了完全錯誤的決定，把劉少奇錯誤地定為“內奸、工賊、叛徒”，“中國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開除“出黨”，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
在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隻有一個人舉手反對，那就是中央委員陳少敏。她不相信這些“材料”是真的。她相信劉少奇絕不是這樣的人。她不怕任何壓力，公開表示了共產黨員堅持真理，不怕受任何打擊的態度，投了反對的一票。
劉少奇的冤案，毛澤東要負主要責任。
毛澤東的又一個錯誤，是他在1968年10月13日提議，將會前起草的黨章草案“印發十二中全會各同誌，作為討論的基礎。”這個黨章草案雖然要提交給黨的九大討論通過，但是在黨章草案中規定林彪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並確定為接班人的提法被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接受了。
（摘自《晚年毛澤東》）
§§第二十章 主席秘晤熊向暉！林彪溜走天安門
毛澤東視察三個地區時，一方麵了解到了他在北京不可能知道的情況，因此他談話的內容更具體、更深入。
文章發表後，使“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有了特定的含義。
然而像天津延安中學那樣做的，在當時是極少數，而絕大多數大中小學都實行所謂的“停課鬧革命”了。
隻有采取強有力的緊急措施，才有可能製止武鬥、製止內戰。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有兩個決策是完全錯誤的。
劉少奇的冤案，毛澤東要負主要責任。
“文化大革命”還要搞多次
1967年3月，毛澤東提出要批判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毛澤東說：
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我看過幾遍，這是唯心的，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這本書盡管講了那麽多的馬列主義概念、階級鬥爭概念，結果把階級鬥爭變成了個人修養，提倡資產階級的個人修養。不講現實的階級鬥爭，不講奪取政權的鬥爭，隻講個人修養。蔣介石也可以接受，世界上資產階級也可以接受。什麽個人修養，每個人都是階級的人，沒有孤立的個人，抽象的個人。他講的是孔孟之道，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都可以接受。
這本書脫離階級鬥爭，脫離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鬥爭，空空洞洞，講一些個人修養，是欺人之談。我看大學生應該更好地研究一下，選幾段寫些文章批判。
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寫於1939年7月，是一部關於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建設的名著。無數共產黨員、革命者、青年人在這本書中受到了深刻教育。然而，怎麽一下子變成一本黑“修養”呢？不少人又拿起了這本書從頭到尾地讀了起來，並且帶著階級鬥爭的觀點去尋找能批判的一字一句，但讀完後總覺得沒有什麽可以批判的。
1967年4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戚本禹寫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一文。這篇文章雖然還有公開點名批判劉少奇，但國人一看便知。不過這篇文章的發表起不到重要作用，而起重要作用的，是1967年4月12日至18日召開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指名批判劉少奇。5月8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編輯部發表了《“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一文。這篇文章是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通過的。文章不是擺事實，講道理，而是無限上綱，無中生有。5月11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通知，要求各單位進一步深入地開展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
1967年2月間在這個時候的一次談話中說：
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而“文化大革命”運動是解決這些問題的一種最好的形式。這是嚴重的混淆了敵我矛盾。他說：我們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基本問題是在奪取政權以後，即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後，中國究竟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資產階級要走資本主義道路是很明顯的。在我們共產黨內部，我們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卻認為中國是一個很窮的國家，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水平很低，不能發展社會主義，必須在一段時間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然後再走社會主義道路。走什麽道路的問題，解放初期有這個問題現在仍有這個問題，蘇聯搞了50多年，仍是這個問題。
根據這個論斷，毛澤東又說：
現在的“文化大革命”，僅僅是第一次，以後還必須進行多次。革命的誰勝誰負，要在一個很長的曆史時期內才能解決。如果弄得不好，資本主義複辟將是隨時可能的。全體黨員、全國人民，不要以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無事了，千萬注意，決不可喪失警惕。
“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
1967年3月以後，毛澤東雖然號召大家開展大批判運動，但實際上開展不起來，即使開展的地方，也徒有其形式。主要原因是各單位普遍地分裂為幾大派，並開始了無休止的奪權等派性鬥爭。“文化大革命”如何向前發展？毛澤東認為，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他深深地感到中央發了不少指示，但貫徹不下去，沒有人執行。
1967年7月至9月，毛澤東視察了華北、中南、華東三個地區，調查了河南、湖南、湖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況，他要從文化大革命的“實踐”中尋找答案。9月下旬，他回到北京。他在視察中，對“文化大革命”發表了一係列的意見。10月7日，中共中央將他的談話整理成文，並發出通知：
現將毛主席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重要指示記錄稿轉發給你們。希望你們組織群眾認真學習，深刻領會，以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為武器，總結前一階段運動的經驗教訓，製定貫徹執行的具體措施，緊跟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推向一個新的階段。毛澤東的談話內容主要有：
一、關於形勢：
七八九三個月，形勢發展很快，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
形勢大好的重要標誌是人民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從來的群眾運動都沒有像這次發動得這麽廣泛，這麽深入。全國的工廠、農村、機關、學校、部隊，到處都在討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大家都在關心國家大事。過去一家人碰到一塊，說閑話的時候多。現在不是，到一塊就是辯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父子之間、兄弟姐妹之間、夫妻之間，連十幾歲娃娃和老太太都參加了辯論。
有些地方前一階段好像很亂，其實都是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再有幾個月的時間，整個形勢將會變得更好。
二、關於大聯合：
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一個工廠，分成兩派，主要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為了保自己，蒙蔽群眾，挑動群眾鬥群眾。群眾組織裏頭混進了壞人，這是極少數。有些群眾組織受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也是一個原因。革命的紅衛兵革命的學生組織要實現革命的大聯合。隻要兩派都是革命的群眾組織，就要在革命的原則下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兩派要互相少講別人的缺點、錯誤。別人的缺點、錯誤，讓人家自己講，各自都作自我批評，求大同，存小異。這樣才利於革命的大聯合。
三、關於對待幹部：
絕大多數的幹部是好的，不好的隻是極少數。要團結幹部的大多數。要擴大教育麵，縮小打擊麵。要允許幹部犯錯誤，允許幹部改正錯誤，不要一犯錯誤就打倒。正確地對待幹部，是實行革命的三結合，鞏固革命的大聯合，搞好本單位鬥、批、改的關鍵問題，一定要解決好。有些幹部為什麽會受到群眾的批判鬥爭呢？一個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群眾有氣；一個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為了不起，就擺架子，有事不跟群眾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歡罵人、訓人，嚴重地脫離了群眾。這樣群眾就有意見，平時沒有機會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爆發了。一爆發，就不得了。弄得他們很狼狽。
四、關於紅衛兵：
對紅衛兵要進行教育，加強學習，要告訴革命造反派的頭頭和紅衛兵小將們，現在正是他們有可能犯錯誤的時候了。要用我們自己犯錯誤的經驗教訓，教育他們。對他們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們講道理。
毛澤東視察三個地區時，一方麵了解到了他在北京不可能知道的情況，因此他談話的內容更具體、更深入；但另一方麵，“文化大革命”中還有許多重大的事件，他聽不到，也沒有人向他匯報。他總是把“文化大革命”運動看作為與過去其他運動一樣，他講了不少不切實際的話，作了不正確的判斷。尤其是林彪、江青等背著他幹的許多壞事，他知道得更少或不知道。
如，7月18日，江青、康生、陳伯達等趁毛澤東不在北京之機，擅自決定組織批鬥王光美、劉少奇大會，並對劉少奇進行抄家和人身迫害；
又如，7月22日，江青對河南一派群眾組織的代表們說，要“文攻武衛”，挑起兩派內戰；
又如，7月25日，林彪、江青在北京舉行支持武漢造反派群眾大會，在會上，他們公開提出“打倒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錯誤口號；
又如，8月7日，謝富治發表講話，公開提出“砸爛公檢法”的口號，把鬥爭的矛頭引向了無產階級專政機關；
又如，8月7日，王力煽動部分群眾奪外交部的權；等等。
這些嚴重事件發生後，根本沒有及時向毛澤東匯報。有的事後來鬧大了才向毛澤東報告。有的到最後也沒有匯報。所以，毛澤東的上述講話，明顯地脫離實際。當時，最需要的是製止武鬥，製止奪權，製止迫害幹部，製止林彪、江青等人的罪惡活動，隻有這樣，全國大混亂的形勢才有可能平穩下來。當時並不是形勢大好，而是大亂，發展大聯合，讓幹部改正錯誤等根本不可能實現。
但是，毛澤東做出了“形勢大好”的錯誤判斷。之所以造成這種錯誤判斷，原因之一，是他了解不到真實的情況，被林彪、江青等人包圍、封鎖住了，但他又沒有意識到這種封鎖。
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
1967年11月6日，首都人民舉行了紀念十月革命50周年大會。《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編輯部發表了《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一文。這篇文章是由陳伯達等人起草，經毛澤東審閱後發表的。在這篇文章中，把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理論，以及有關的論斷，概括為六條，稱之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並向毛澤東作了說明，說關於主席思想六條，作了新的整理。毛澤東看後，認為可用。文章發表後，使“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有了特定的含義。文章說：
“毛澤東同誌全麵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創造性地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並且親自發動和領導了人類曆史上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實踐。這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一個嶄新的階段，即毛澤東思想階段的一個極其重大的標誌。”
毛澤東同誌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要點是：
一、必須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立統一的規律來觀察社會主義社會。毛澤東同誌指出：“對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內部的這種矛盾性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有兩類社會矛盾，這就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敵我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內部的矛盾，在勞動人民之間說來，是非對抗性的”。毛澤東同誌告誡我們必須劃分“敵我和人民內部兩類矛盾的界限”，“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才能使無產階級專政日益鞏固和加強，使社會主義製度日益發展。
二“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曆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曆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在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麵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為了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為了防止和平演變，必須把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三、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鬥爭，在本質上，依然是政權問題，就是資產階級要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則要大力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麵的專政。“我們對他們的關係絕對不是什麽平等的關係，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係，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係，而不能是什麽別的關係，例如所謂平等關係、被剝削階級同剝削階級的和平共處關係、仁義道德關係等等。”
四、社會上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必然反映到黨內來。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他們“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我們要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就必須充分注意識破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充分揭露他們，批判他們，整倒他們，使他們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們篡奪了的權力堅決奪回到無產階級手中。
五、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進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隻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要讓群眾在這個大革命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說，這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發動群眾，同時，實行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實行革命群眾、人民解放軍和革命幹部的革命三結合。
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是“鬥私、批修”。“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因此，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要解決人們的世界觀問題。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批判修正主義、用無產階級思想去戰勝資產階級利己主義和一切非無產階級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於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挖掉修正主義的根子。
“毛澤東同誌提出的上述這些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階級鬥爭的觀念，天才地發展了無產階級專政的觀念，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樹立了第三個偉大的裏程碑”。
上述六個方麵是1957年以來毛澤東關於在階級鬥爭、兩類矛盾、文化大革命運動、無產階級專政等方麵做出的論斷的綜合。這六個方麵反映了毛澤東指導“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思想和理論。使“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有了特定的內容。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實際上就是階級鬥爭擴大化的理論與實踐的概括，是一種“左”的錯誤理論。
但是，在《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一文中，把這理論說成是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第三個裏程碑。這就從根本上歪曲和否定了毛澤東思想的正確內容和形成的時代特點。
毛澤東思想是醞釀於20年代、形成於30年代、命名於40年代、以後又有新的發展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關於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關於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理論、關於革命軍隊建設和軍事戰略的理論、關於政策和策略的思想、關於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論、關於無產階級政黨建設的理論，是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內容，而它的精髓和活的靈魂，是實事求是、群眾路線、自力更生。而絕不是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相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毛澤東在自1957年以後逐步形成的一種“左”傾理論，是不包含在毛澤東思想中的一種錯誤理論。可是，當時陳伯達等人把文章寫成後送給毛澤東審閱時，毛認為可以用，同意了這種說法。可見，“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這個提法的出現以及後來的宣傳貫徹，都是與毛澤東有密切關係的。
要實行革命的大聯合和三結合
在各單位群眾普遍地分裂為兩派、進行派性鬥爭的混亂局勢下，毛澤東以極大的精力引導群眾走向大聯合，實現三結合，以穩定全國的政治局勢。
1967年3月7日，毛澤東對《天津延安中學以教學班為基礎，實現全校大聯合和整頓、鞏固、發展紅衛兵的體會》的報告，作了批示，要求全校師生實現大聯合。毛澤東批示：
“軍隊應分期分批對大學、中學和小學高年級實行軍訓，並且參預關於開學、整頓組織、建立三結合領導機關和實行鬥、批、改的工作。先作試點，取得經驗，逐步推廣。還要說服學生，實行馬克思所說的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無產階級自己的教導，在軍訓時不要排斥犯錯誤的教師和幹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讓這些人參加，以利改造。所有這些，隻要認真去做，問題並不難解決的。”
然而像天津延安中學那樣做的，在當時是極少數，而絕大多數大中小學都實行所謂的“停課鬧革命”了。毛澤東的批示也就無法認真地貫徹執行。
1967年3月27日，毛澤東又提出了：“大中小學校都要複課鬧革命”的口號，號召廣大學生迅速地回校上課。一邊上課，一邊參加“文化大革命”。部分學校開始了“複課鬧革命”。
6月25日，毛澤東又提出克服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問題。他認為，必須善於把我們隊伍中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引導到無產階級革命的軌道，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個關鍵問題。
7月7日，毛澤東又提出，凡屬兩派革命群眾組織互相對立很嚴重的，隻要進行細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問題總是可以解決的。至於有群眾的保守組織，甚至於反動組織，也要進行細致的政治思想工作。
在七八九三個月的南巡中，毛澤東對革命的大聯合和三結合又發表了一係列意見。其中還談到：在兩派的聯合中，經常爭吵的是以哪一派為核心的問題。毛澤東說：
核心是在鬥爭實踐中群眾公認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認他是核心，結果垮台了。什麽是農民，什麽是工人，什麽是打仗，什麽是打土豪分田地，他們都不懂。
我們黨，經過延安整風，教育了廣大幹部，團結了全黨，保證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這個傳統，我們一定要發揚。
10月17日，毛澤東對各單位如何進行大聯合又作了詳細地批示。他說：“各工廠、各學校、各部門、各企業單位，都必須在革命的原則下，按照係統，按照行業，按照班級，實現革命的大聯合，以利於促進革命三結合的建立，以利大批判和各單位鬥批改的進行，以利於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
從上述一係列批示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在1967年3月以後到年底，特別是視察大江南北回到北京後，他的思想和注意力轉移到鬥、批、改上了。所以這樣做，他是想早日結束“文化大革命”。
1968年春以後，毛澤東所作的談話和批示，基本上都是講鬥、批、改的問題了。林彪、江青不甘心早日結束“文化大革命”。
1968年3月，林彪、江青相互勾結，共同策劃了打倒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三人的所謂“楊餘傅事件”，篡奪了部分的軍權。3月以後，林彪、江青等人製造派性鬥爭，支持一派壓迫另一派，全國武鬥事件不斷發生。有的破壞交通，有的搶劫軍用列車，有的衝擊軍事機關，甚至還有殺傷解放軍的惡性事件發生，使全國處在內戰之中。
這種情況說明，隻有采取強有力的緊急措施，才有可能製止武鬥、製止內戰，扭轉全國大動蕩的局麵。到7月底，毛澤東不得不同意決定組織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學校，整頓秩序，製止武鬥。同時也決定組織毛澤東思想軍宣隊配合工宣隊，一同進駐學校。
這一決策，實際上是由工宣隊和軍宣隊進駐各學校、單位，領導那裏的“文化大革命”運動。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派工人宣傳隊進駐學校的通知》。2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社論。8月25日的通知指出：
“毛主席最近指出：‘我國有七億人口，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要充分發揮工人階級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領導作用。工人階級也應當在鬥爭中不斷提高自己的政治覺悟。’毛主席的這個指示，對於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麵勝利具有極其重大的戰略意義。”
“中央認為：整頓教育，時機到了。各地應該仿照北京的辦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學校逐步管起來。在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在工人中已經實行革命大聯合，清理階級隊伍工作已經有了顯著成效的大、中城市，都要在革命委員會領導下，以優秀的產業工人為主體，配合人民解放軍戰士，組成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分批分期，進入各學校。先搞試點，總結經驗，逐步普及。先進大學，後進中、小學。沒有兩派組織，也沒有武鬥的學校，也要進入。抽調工人的人數，大體上可占當地產業工人十分之一左右，或更少一點，不會妨礙生產，可以輪換。宣傳隊不要帶武器……”
8月26日的社論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
“凡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論是學校，還是別的單位，都應有工人、解放軍開進去，打破知識分子的一統天下，占領那些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
北京首先組織大量的工宣隊和軍宣隊，浩浩蕩蕩地開進各個大學。隨後各省市也遵照中央通知精神，組織工宣隊和軍宣隊進駐大學，以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和三結合。
對於學校的鬥批改，毛澤東還作過這樣的批示：
“實現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必須有工人階級領導，必須有工人群眾參加，配合解放軍戰士，同學校的學生、教員、工人中決心把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進行到底的積極分子實行革命的三結合。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鬥、批、改任務，並且永遠領導學校。在農村，則應由工人階級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貧下中農管理學校。”
對於工廠裏的鬥批改，毛澤東作了這樣的批示：
“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製度，下放科室人員，工廠裏的鬥、批、改，大體經曆這麽幾個階段。”
毛澤東對工廠、學校的鬥、批、改做出了新的安排。對於大學辦不辦的問題，毛澤東於1968年7月21日在《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的報告上作了這樣的批示：
“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
1968年9月12日，毛澤東又作了這樣的批示：
“從舊學校培養的學生，多數或大多數是能夠同工農兵結合的，有些人並有所發明、創造，不過要在正確路線領導之下，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徹底改變舊思想。這樣的知識分子，工農兵是歡迎的。”
組織工宣隊、軍宣隊，提倡大聯合、三結合，進行鬥、批、改等，對製止學校的混亂局麵，尤其是製止武鬥，促進大聯合，克服無政府主義思潮等方麵起了積極的作用，使學校先後進入了鬥、批、改階段。但是，要深入地領導教育革命，進行教學改革，困難重重。尤其是工宣隊，軍宣隊的成員由於文化水平低、能力差，領導不了教育革命，權力越來越集中在軍宣隊手中。
1968年9月5日，西藏、新疆兩個自治區的革命委員會同時成立。至此，29個省市自治區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這標誌著“文化大革命”運動已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毛澤東對此是十分欣慰的。因為全國的黨政機關已癱瘓了很長時間了，這種無政府狀態必須早日結束，才能有計劃有領導地進行鬥、批、改，才能穩定全國的政治局勢。
主持召開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八屆十二中全會，這次中央全會，是毛澤東主持的。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有兩個決策是完全錯誤的。一是批準江青等人一手偽造的關於劉少奇的罪證審查報告提交中央全會討論通過；二是批準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討論關於黨的九大的黨章。在毛澤東看來，要早日結束“文化大革命”，就應當完成這兩件事。這鑄成了他發動“文化大革命”以來兩件最嚴重的錯誤。
江青一夥采取法西斯的手段逼供誘供、編造了有關的所謂證據，以打倒劉少奇，欺騙中央全會。江青在一次接見中國京劇團等單位的代表時說：“我現在擔負著中國第一個大專案，有一天，我搞了五六個小時，雖然那些材料，我都重複看了，但是，因為我還得重批……我現在可以告訴你們，劉少奇是一個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內奸、大叛徒、大特務。”
1968年9月16日，江青在誣陷劉少奇的所謂“罪證”上作了這樣的批語：“我憤怒！我憤恨！一定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劉少奇是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大特務、大反革命，可說是五毒俱全的最陰險、最凶狠、最狡猾、最狠毒的階級敵人。”
江青對劉少奇已恨到了發瘋的地步，給劉少奇扣上了天下、地上、人間最大的“罪惡”帽子。
9月29日，林彪看了江青一夥誣陷劉少奇的所謂“罪行”材料後，寫信給江青，表示完全同意她的批語，並特地加了這樣的話：“向出色地指導專案工作並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誌致敬！”
林彪、江青相互勾結，欲置劉少奇於死地而後快。張春橋在一次會議上說：“你不要看這麽一本啊！這個工作是江青同誌抓的，這一本搞了一年多啦……這樣一本東西就要叫劉少奇永世不得翻身！”
林彪、江青、張春橋等野心家、陰謀家所偽造的材料是經不住曆史檢驗的。但是，這個“罪證”報告在當時欺騙了絕大多數的中央委員，欺騙了全國不了解真相的人民群眾，從而使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做出了完全錯誤的決定，把劉少奇錯誤地定為“內奸、工賊、叛徒”，“中國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開除“出黨”，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
在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隻有一個人舉手反對，那就是中央委員陳少敏。她不相信這些“材料”是真的。她相信劉少奇絕不是這樣的人。她不怕任何壓力，公開表示了共產黨員堅持真理，不怕受任何打擊的態度，投了反對的一票。
劉少奇的冤案，毛澤東要負主要責任。
毛澤東的又一個錯誤，是他在1968年10月13日提議，將會前起草的黨章草案“印發十二中全會各同誌，作為討論的基礎。”這個黨章草案雖然要提交給黨的九大討論通過，但是在黨章草案中規定林彪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並確定為接班人的提法被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接受了。
（摘自《晚年毛澤東》）
§§第二十章 主席秘晤熊向暉！林彪溜走天安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