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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你方唱罷我登場！城頭變幻大王旗(6)
7月6日，馮國璋在南京宣布代理大總統的職權。同一天，馮、段聯名任命倪嗣衝為南路討逆軍總司令，所有滬、杭、贛討逆各軍，均歸倪節製指揮。
倪恬不知恥地解釋他接受安徽巡撫和懸掛龍旗的理由，說他的防區和辮子軍的防區接近，為了爭取時間，準備軍事行動，他有臨機應變的必要。
討逆戰事從7日開始到12日結束，一共不到6天，中間還有4天的頓兵不進的時期。實際戰爭隻有兩次。
7月6日，兩路討逆軍集中於盧溝橋，東路由廊坊開進黃村，在豐台的辮子軍陷於腹背受敵中。辮子軍破壞豐台鐵路以阻止討逆軍前進。外交團根據辛醜條約，向偽外交部提出抗議（京津路行車不得中斷），徑派洋兵保護修路，並於7日在火車頭上懸掛英國國旗，由洋兵保護恢複通車。很明顯，京津路恢複通車，在客觀上對討逆軍的軍事有著很大的便利。
人們對辮子軍當然表示憎恨，但對討逆軍也不表示同情。因為這次戰爭，雙方都不站在正義的方麵，隻是一個騙局，一場醜惡不堪的捉迷藏。
在這次戰爭中，張勳采取了叫別人的軍隊打頭陣而自己的軍隊留在後麵督戰的老一套戰略。這個戰略，隻能在自己擁有強大機動部隊的條件下才能采取，否則就有倒戈的危險。這一點張勳無暇顧及，因為他帶五千辮子軍到北京來，是用以威脅總統和國會的，他壓根沒有想到會有戰事發生。現在既然弄到如此地步，隻得鋌而走險。7日，張勳派吳長植的一旅和田有望的一團開赴豐台應援，並派辮子軍二營督後。還沒有到達目的地，吳田兩部兵士倒戈相向，駐南苑的第十一師李奎元旅和第十二師劉佩蘭旅也都乘勢動手，南苑飛機又飛往豐台，向辮子軍的陣地投擲炸彈，並在清宮乾清殿、中正殿投下兩彈，打死了一個人、一條狗。這樣，辮子軍就豕突狼奔地向後逃跑，討逆軍東西兩路輕而易舉地在豐台會師，原來站在張勳陣線內的第十二師師長陳光遠，也在當天由南苑到豐台，與討逆軍會合。
逃回來的辮子軍集結在安定門外，江朝宗下令關閉城門，不許敗兵進城。張勳聽了大怒，逼迫江開城放進辮子軍。
這就是第一次的討逆戰爭。這次戰爭，在豐台陣地上雙方隻有一小部分前哨發生了為時不久的接觸，從火車仍然能夠安全通過豐台，就可說明這種接觸幾乎不能算是作戰，主要關鍵在於後方的北京駐軍倒戈相向，就使辮子軍潰退入城而無招架之力。由此可見，段所謂北京軍警在張勳的暴力下無力抵抗的說法也是騙人的，張勳在北京的暴力隻有五千辮子軍，而北京駐軍卻有四師以上，此外還有憲兵、警察和航空兵員等武裝力量。當張勳在天津威脅總統解散國會時，如果北京軍警表示了保衛民主和尊重法紀的嚴正態度，張勳不可能做北京城的“主人”，而他也就不敢來做北京城的“主人”了。隻是由於王士珍、江朝宗、陳光遠以及其他一些北京軍警長官，一心保全自己的地位權力，對張勳從不采取反抗的態度，因而助長了張勳的氣焰，發動了複辟政變。
僅僅經過了一場小打，張勳的威風就大受挫折，複辟派惶惶然感到末日的到來。張勳致電參加徐州會議的各省軍閥，請求他們實踐諾言，讚助複辟，停止進攻。電報說：“前荷諸公蒞徐會議，首由張誌帥、趙周帥、倪丹帥、李培帥及諸代表揭出複辟宗旨，堅盟要約，各歸獨立。故弟帶隊北上，臨時通電，諄諄以達到會議主旨為言。弟之托任調人者，以未得京師根本之地。及弟至津京，猶未敢遽揭出本題，蓋以布置未妥，未敢冒昧從事，故請解散國會，聽李九組織內閣，並請各省取消獨立，皆所以示天下不疑。及事機已熟，乃取迅雷不及掩耳之計，奏請皇上複位……乃諸公意存觀望，複電多以事前未商為言。然徐州會議之要約，諸公豈忍寒盟……同屬北派，何忍同室操戈……務懇飛速讚成，以踐前約。”當然，這個電報是不會發生絲毫效力的。
8日上午，原駐北京城外的第一師第一旅張錫元部攻進了朝陽門。這一局勢帶來北京城內發生巷戰的嚴重危機。因此，北京警察總監吳炳湘匆忙跑去會見張旅長，聲明北京各城門已由中立的步軍統領接管，即請該軍退出。張旅於正午退駐朝陽門外。原來張勳鑒於兵力單薄，將辮子軍集結於天壇、紫禁城及南河沿住宅三個地點，並責成步軍統領派兵防守各城門。由於這一布置，8日上午北京城出現了一種光怪陸離的現象：駐守內城的辮子軍仍然是掛五爪黃龍旗，城外討逆軍掛的是五色旗，當中卻有一個不掛旗的“中立區”，江朝宗仍用“九門提督”的偽職發出安民布告，但是既不稱中華民國，又不稱“大清帝國”，卻在布告末尾標有兩種不同日曆。想當初，“辮子軍”剛進北京時，一條辮子就是一張“特別通行證”，處處管用；乘車可以不買票，看戲可以不買票，買東西也可以不給錢，甚至強奸婦女還可以說是不犯法！隨著政局的瞬息萬變，辮子又成了逆軍的標誌，因此，“辮子軍”潰敗，辮子和煙槍也扔得滿地皆是。
張勳鑒於局勢嚴重，令偽外交部大臣梁敦彥央請各國公使出麵調停，梁敦彥到日本公使館的時候，還到黎的住所表示謝罪。
同時，討逆軍不擬進行攻城戰爭，據說為了保全北京人民的生命財產，不使這座古城遭受軍事破壞，擬通過外交途徑加以解決。段所重視的並不是北京人民的生命財產。而是城內駐有各國公使和外交人員。帝國主義各國正是要段避免采取軍事行動的。
8日，段派外交人員汪大燮、劉崇傑入城與各國公使接洽，請求其轉達張勳，提出以下四項停戰條件，取消帝製；解除辮子軍武裝；保全張勳生命；維持清室優待條件。同時，派軍事人員傅良佐、曲同豐入城辦理遣散辮子軍的問題。根據第三個條件，段所說的“罪在張勳一人”的話，也被他自己取消了。
各國公使推荷蘭公使為代表，將討逆軍條件轉達偽外交部，並表示，承認張勳為國事犯而加以保護。張勳在軍事壓力外又加上外交壓力，就知道大勢已去，但他還想通過外交關係，率領辮子軍安全退出北京，回到徐州老巢。他命梁敦彥向荷蘭公使表達了這個願望。
同一天，張勳、雷震春、張鎮芳都向溥儀提出辭表。溥儀批準解除他們的偽職，並發表偽諭，以徐世昌組織內閣，在徐世昌未到京以前，由王士珍代行閣務。這當然也是張勳自拉自唱的一套戲法。
當天張勳又發表通電說：“複辟一舉，聲應氣求，吾道不孤，凡我同袍各省，多預其謀，東海（徐世昌）、河間（馮國璋）尤深讚許，信使往返，俱有可征。前者各省督軍聚議徐州，複經商及，列諸計劃之一……本日請旨，以徐太傅輔政，組織一完全內閣，召集國會，議定憲法，以符實行立憲之旨。仔肩既卸，負責有人，當即麵陳辭職。其在徐太傅未經蒞京以前，所有一切閣務，統交王聘老暫行經管。一俟諸事解決之後，即行率隊回徐。”
張勳闖了這場大禍，到兵臨城下時，想以一走了事，把問題看得這樣輕鬆，這也是從北洋派的創立者袁世凱那裏學來的：以前袁的皇帝做不成，他就回轉頭來再做總統；張勳也正是因為包辦複辟失敗，就想退出北京，回到徐州做他原來的辮子軍大帥。他把一切責任都卸給徐世昌和王士珍，也正因為這兩個人都是北洋派所推重的元老。他主觀地認為：北洋軍閥並不是真心反對複辟的，隻是反對他所包辦的複辟。如果換上徐世昌或者王士珍來“輔政”，可能反對複辟的人又轉變而為讚成複辟的人。總之，不論維持“大清帝國”也好，恢複中華民國也好，都讓徐世昌之流去幹，他自己卻仍然回到徐州，置身事外，以免首當其衝。
張勳一再打電話，一再派人到天津迎接徐到北京來“輔政”。顯而易見，徐是不會在這樣糟糕的局勢下跳進火坑來的。信上說：“複辟一舉，張少軒以鹵莽滅裂行之。方事之殷，早知無濟。現在外兵四逼，張軍已不能支。目前第一要義，則為保衛聖躬，切不可再見外臣，致生意外……優待一事，自必繼續有效。昌在外已屢設法轉商前途，仍當竭力維持，以盡數年之心誌。俟京中略為安寧，昌即來京，共圖維係。”
同時，張勳的一個老朋友，也就是袁世凱的重要幕僚阮忠樞，曾函達徐世昌，請其盡力設法保全張勳的生命財產。信上說：“少軒質直忠勇，饒有血性，惟腦筋太簡單，思想太舊……今鑄此大錯，其心可佩，其愚可憫……樞為大局計，為私交計，不得不痛哭乞援於鈞座之前……務懇垂念二十餘年師生之誼，故舊之情，為之設法保全生命財產……”
從9日起，北京城被討逆軍和近畿軍四麵包圍；第一師在安定門、廣渠門、朝陽門外，第十三師在西直門外，第十一師在永定門外，第三師、第二師之一部在彰儀門外，第十一、十二兩師之另一部在南苑。
複辟派紛紛逃出北京。7月9日，奉天第二十八師師長馮德麟在天津東車站被捕。同日，張鎮芳、雷震春在豐台車站被查獲。隻有那個號稱文聖的康有為善於化裝，仍然扮作鄉下老農人模樣，偷偷逃過了沿途軍警的監視哨。事實上，正由於討逆軍將帥並未把逮捕複辟派當作一項重要任務，因此京津路沿線軍警也並不認真追緝，甚至有捕獲後而又釋放了的。例如：偽郵傳部右侍郎陳毅在黃村車站被捕，當地駐軍剪掉他的辮子，叫他具結“永不參加複辟”，大家就嬉皮笑臉地把他放走了。這說明討逆軍對這個問題采取了一種兒戲的態度，外國報紙稱討逆戰爭為一種武裝兒戲。
10日，王士珍、江朝宗勸告張勳接受解除武裝的條件，張勳卻用幾句歌謠式的言詞作為回答：“我不離兵，兵不離械。我從何處來，我往何處去。”他在這天又發表一個通電。痛斥北洋派人物背信棄義、出賣朋友。
11日，西報記者到南池子張宅會見了張勳。張勳的態度依然很鎮靜，他說複辟一舉是執行北方各省督軍的共同意見，馮國璋有親筆信，段芝貴、徐樹錚參加鼓動，段祺瑞不是不知內情。“我有他們的簽名手折在此，我決不向他們投降！”
局勢越來越明朗，他也似乎越來越明白了。於是，張勳要把各方讚成他複辟並簽了名的那塊黃綾子拿到手，當做一件降服對方的“寶貝”，緊關急要時亮出來。可是，他萬萬沒有想到，這個寶物竟然找不到了。其實，他又晚了一步，這個寶物早被馮國璋用20萬元現洋的高價從萬繩木式手中買走了。但張勳仍不死心，一再追尋它的下落。殊不知，他本人伴隨著那塊黃綾子早已被人家一塊出賣了。
張勳在兵敗被圍的時候，還有恃無恐地拒絕討逆軍關於解除武裝的條件。一方麵固然由於北京城外有外交團的關係，估計討逆軍存有“投鼠忌器”的顧忌，不敢用炮火進攻；另一方麵也由於討逆軍將領大多是複辟運動的同謀者，他們做賊心虛，不可能對他采取嚴厲的處置。因此，從9日到11日，雖然通過外交團和王士珍等的多方努力，張勳仍然一口咬定要帶辮子軍回到徐州。
討逆軍外交人員汪大燮、劉崇傑鑒於和平解決的希望已經斷絕，便去找外交團商談攻城計劃。外交團仍推領袖公使（荷蘭公使）回答他們，討逆軍攻城戰爭從12日上午4時至晚12時為限，大炮隻許實彈開放一發，此時隻能放空炮威脅辮子軍投降。
11日晚間，討逆軍決定了作戰計劃，以第一師進攻朝陽門，入城後繼續向南河沿張宅進攻，第八、第十一、第十二等師由永定、安慶兩門進攻天壇，第三師由彰儀門進攻天壇及中華門。
12日拂曉，第三師進攻天壇，守天壇的辮子軍3000人甫經接觸，大部分就掛起五色旗來表示投降。一部分未投降的辮子軍退往南池子張宅。接著，討逆軍東路由朝陽門攻進東單牌樓及東安市場，西路由宣武門向北到西華門，殘餘的辮子軍被迫集中到南池子一隅之地。就在此時，討逆軍從宣武門城樓上發出的一顆炮彈打中了張宅，引起一片火光，張勳在兩個荷蘭人的保護下，坐上汽車，逃往荷蘭使館躲避。
這就是第二次討逆戰爭。辮子軍在這次戰爭中被擊死的不到100人。在這次戰爭中，除軍械外，還有剪掉了的辮子遺棄滿地。
第二節 馮國璋：短命總統
馮國璋因有誌在總統的野心，於是便想利用張勳來打倒黎元洪，為自己取而代之開辟道路。
段祺瑞說馮國璋有“錢癖”，並非無端攻訐之詞，實有其事。
“宰相東陵伐木，元首南海賣魚。”
“南海魚何在？北洋狗已無！”
北洋軍閥集團就公開“分家”了，一派為皖係，一派為直係。
馮實在沒辦法了，親自到王士珍家中，哀求說：“請你看老朋友的老臉，莫再棄我如遺。”
最後一招使馮國璋想起當年辮子軍趕走了黎元洪，覺得今天胡子兵進關是趕自己來了，他越想越怕，不寒而栗，於是，態度漸漸軟下來了。
馮國璋仍想再拚一場。
處心積慮求得總統寶座，與段鬥法高唱“和平”統一
1916年6月，袁世凱死後，各方關於其退位的爭執也就隨之而雲消霧散了。黎元洪當上了總統，段祺瑞任國務總理。黎元洪為了拉攏馮國璋，10月30日，國會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選為副總統。馮國璋當上副總統之後，感到副總統的頭銜固然榮耀，但不如地盤和軍隊重要，倘若沒有地盤，沒有軍隊，副總統的頭銜連狗屁都不如。因此，他不放棄江蘇，11月8日，在南京就任副總統，並兼任江蘇督軍。
1917年，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之爭”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刻，他曾前去調解，不見成效，溜之乎也。是時，張勳正在伺機複辟。馮國璋因有誌在總統的野心，於是便想利用張勳來打倒黎元洪，為自己取而代之開辟道路。因此，他對張勳複辟活動的態度十分曖昧，甚至暗中還參與、支持，所以，複辟派認為“河間穩健，不能有所異同”。張勳也把他當成重要的合作者，在複辟之後的“偽命”中，各省督軍都改授為巡撫，而隻有他和陸榮廷與眾不同，升為總督。然而，張勳剛剛宣布複辟，黎元洪下了台，他便趁反複辟力量興起之機，也發表了反對複辟的通電，並於7月6日宣布代理大總統的職務。可見，他也和其他軍閥一樣，為了自己的利害得失，根本不考慮國家的安定、民族的存亡和百姓疾苦，更不講什麽原則和是非，在他們的政治生活中，用的是權術，靠的是實力。當然，也隻有這樣，他們才有一席之地，或得以生存，或得以高升。
張勳複辟失敗後，北洋軍閥內部的角逐並沒有隨之而停止或消失，隻是政爭的內容、形式、對手發生了變化而已。國務總理段祺瑞本性難移，非但不從“府院之爭”釀成的一場複辟後禍中吸取教訓，有所收斂，反而因又撈到了一塊“再造共和”的招牌變得更加驕橫，“脾氣”有增無減。過去，黎元洪那樣有“涵養”的人尚且被他氣得火星亂冒，更何況這時的對手已不是赤手空拳的黎元洪，而是手中既有雄兵數萬，又有“長江三督”那樣強大的派係作後盾的馮國璋。比起黎元洪來，馮國璋的野心大得多，更非是甘居人下作“活動的蓋印機器”之輩。加之，馮國璋與段祺瑞二人“麵和心不和”由來已久。這樣，北洋軍閥集團內部的爭鬥就又重打鼓另開張了。
馮國璋任代理大總統不久，段祺瑞就先發製人，安排皖係幹將倪嗣衝接任江蘇督軍，對他釜底抽薪。本來，馮國璋平時給人的印象是優柔寡斷，有時還糊塗得令人難以相信。不妨舉一個例子，1917年8月23日，新任塞北關監督林攝到總統府來謝委，馮國璋懶洋洋地問：“你從什麽地方來的？”林攝答：“我久住北京。”他又問：“你現在作什麽事呢？”這位新任官又答：“塞北關監督發表不久。”接著，他問得更妙了：“誰叫你做的關監督的呢？”這位新任官答：“總統的任命。”這個大糊塗蟲自己驚詫起來了，竟又連忙問道：“我幾時放你做的關監督呢？”林攝回答：“明令發表已有數日。”他“哦”了一聲，似乎有點明白過來了，說：“不錯，有一天，我睡午覺，有人拿命令來請我蓋印，大概就是那回事吧！”他如此糊塗，可是，在江蘇督軍由誰來接任的事情上，非但毫不糊塗，而且一點也不優柔寡斷，斷然拒絕了段祺瑞的安排。他完全按照自己的計劃行事，由心腹李純任江蘇督軍、陳光遠為江西督軍，保持了直係勢力在長江中下遊的穩定。
馮國璋看到，北洋政府為段祺瑞一手所把持，上上下下大都是其親信，對此，他心中頗為不快，也不願意進京去就職。可是，段祺瑞為了用他裝潢門麵，就派親信靳雲鵬去南京“請”他。靳雲鵬向他大講了一通“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的道理，又說段總理這次組閣一定聽馮四哥的話，還滿口答應他將李純調到江蘇、十五和十六師仍舊歸他統率等。一切說定後，他才答應進京就職。
在這期間，還有一個插曲。馮國璋不但把住地盤死死不放，而且對錢財也是抓住不放的。7月18日，段祺瑞電催其北上就職，可是，他姍姍來遲。對此，外間傳說頗多。有人說，真正的原因是一筆買賣絆住了腳，這筆賣賣是他與江蘇著名縉紳張謇等勾結英商，借製藥為名，將存在上海的1600餘箱煙土，用民國元年的公債票1萬萬元買到手，然後轉手高價售出，從中牟取暴利。段祺瑞聽到這個消息，不以為然，微微一笑，慢條斯理地說：“我與馮舊交，此君有錢癖，固所深知。但以今日環境論，我絕不能反對，因小失大，致傷感情。且係蘇省官紳合辦，彼既事前未征求我的意見，我隻好裝作聾聵。”
倪恬不知恥地解釋他接受安徽巡撫和懸掛龍旗的理由，說他的防區和辮子軍的防區接近，為了爭取時間，準備軍事行動，他有臨機應變的必要。
討逆戰事從7日開始到12日結束，一共不到6天，中間還有4天的頓兵不進的時期。實際戰爭隻有兩次。
7月6日，兩路討逆軍集中於盧溝橋，東路由廊坊開進黃村，在豐台的辮子軍陷於腹背受敵中。辮子軍破壞豐台鐵路以阻止討逆軍前進。外交團根據辛醜條約，向偽外交部提出抗議（京津路行車不得中斷），徑派洋兵保護修路，並於7日在火車頭上懸掛英國國旗，由洋兵保護恢複通車。很明顯，京津路恢複通車，在客觀上對討逆軍的軍事有著很大的便利。
人們對辮子軍當然表示憎恨，但對討逆軍也不表示同情。因為這次戰爭，雙方都不站在正義的方麵，隻是一個騙局，一場醜惡不堪的捉迷藏。
在這次戰爭中，張勳采取了叫別人的軍隊打頭陣而自己的軍隊留在後麵督戰的老一套戰略。這個戰略，隻能在自己擁有強大機動部隊的條件下才能采取，否則就有倒戈的危險。這一點張勳無暇顧及，因為他帶五千辮子軍到北京來，是用以威脅總統和國會的，他壓根沒有想到會有戰事發生。現在既然弄到如此地步，隻得鋌而走險。7日，張勳派吳長植的一旅和田有望的一團開赴豐台應援，並派辮子軍二營督後。還沒有到達目的地，吳田兩部兵士倒戈相向，駐南苑的第十一師李奎元旅和第十二師劉佩蘭旅也都乘勢動手，南苑飛機又飛往豐台，向辮子軍的陣地投擲炸彈，並在清宮乾清殿、中正殿投下兩彈，打死了一個人、一條狗。這樣，辮子軍就豕突狼奔地向後逃跑，討逆軍東西兩路輕而易舉地在豐台會師，原來站在張勳陣線內的第十二師師長陳光遠，也在當天由南苑到豐台，與討逆軍會合。
逃回來的辮子軍集結在安定門外，江朝宗下令關閉城門，不許敗兵進城。張勳聽了大怒，逼迫江開城放進辮子軍。
這就是第一次的討逆戰爭。這次戰爭，在豐台陣地上雙方隻有一小部分前哨發生了為時不久的接觸，從火車仍然能夠安全通過豐台，就可說明這種接觸幾乎不能算是作戰，主要關鍵在於後方的北京駐軍倒戈相向，就使辮子軍潰退入城而無招架之力。由此可見，段所謂北京軍警在張勳的暴力下無力抵抗的說法也是騙人的，張勳在北京的暴力隻有五千辮子軍，而北京駐軍卻有四師以上，此外還有憲兵、警察和航空兵員等武裝力量。當張勳在天津威脅總統解散國會時，如果北京軍警表示了保衛民主和尊重法紀的嚴正態度，張勳不可能做北京城的“主人”，而他也就不敢來做北京城的“主人”了。隻是由於王士珍、江朝宗、陳光遠以及其他一些北京軍警長官，一心保全自己的地位權力，對張勳從不采取反抗的態度，因而助長了張勳的氣焰，發動了複辟政變。
僅僅經過了一場小打，張勳的威風就大受挫折，複辟派惶惶然感到末日的到來。張勳致電參加徐州會議的各省軍閥，請求他們實踐諾言，讚助複辟，停止進攻。電報說：“前荷諸公蒞徐會議，首由張誌帥、趙周帥、倪丹帥、李培帥及諸代表揭出複辟宗旨，堅盟要約，各歸獨立。故弟帶隊北上，臨時通電，諄諄以達到會議主旨為言。弟之托任調人者，以未得京師根本之地。及弟至津京，猶未敢遽揭出本題，蓋以布置未妥，未敢冒昧從事，故請解散國會，聽李九組織內閣，並請各省取消獨立，皆所以示天下不疑。及事機已熟，乃取迅雷不及掩耳之計，奏請皇上複位……乃諸公意存觀望，複電多以事前未商為言。然徐州會議之要約，諸公豈忍寒盟……同屬北派，何忍同室操戈……務懇飛速讚成，以踐前約。”當然，這個電報是不會發生絲毫效力的。
8日上午，原駐北京城外的第一師第一旅張錫元部攻進了朝陽門。這一局勢帶來北京城內發生巷戰的嚴重危機。因此，北京警察總監吳炳湘匆忙跑去會見張旅長，聲明北京各城門已由中立的步軍統領接管，即請該軍退出。張旅於正午退駐朝陽門外。原來張勳鑒於兵力單薄，將辮子軍集結於天壇、紫禁城及南河沿住宅三個地點，並責成步軍統領派兵防守各城門。由於這一布置，8日上午北京城出現了一種光怪陸離的現象：駐守內城的辮子軍仍然是掛五爪黃龍旗，城外討逆軍掛的是五色旗，當中卻有一個不掛旗的“中立區”，江朝宗仍用“九門提督”的偽職發出安民布告，但是既不稱中華民國，又不稱“大清帝國”，卻在布告末尾標有兩種不同日曆。想當初，“辮子軍”剛進北京時，一條辮子就是一張“特別通行證”，處處管用；乘車可以不買票，看戲可以不買票，買東西也可以不給錢，甚至強奸婦女還可以說是不犯法！隨著政局的瞬息萬變，辮子又成了逆軍的標誌，因此，“辮子軍”潰敗，辮子和煙槍也扔得滿地皆是。
張勳鑒於局勢嚴重，令偽外交部大臣梁敦彥央請各國公使出麵調停，梁敦彥到日本公使館的時候，還到黎的住所表示謝罪。
同時，討逆軍不擬進行攻城戰爭，據說為了保全北京人民的生命財產，不使這座古城遭受軍事破壞，擬通過外交途徑加以解決。段所重視的並不是北京人民的生命財產。而是城內駐有各國公使和外交人員。帝國主義各國正是要段避免采取軍事行動的。
8日，段派外交人員汪大燮、劉崇傑入城與各國公使接洽，請求其轉達張勳，提出以下四項停戰條件，取消帝製；解除辮子軍武裝；保全張勳生命；維持清室優待條件。同時，派軍事人員傅良佐、曲同豐入城辦理遣散辮子軍的問題。根據第三個條件，段所說的“罪在張勳一人”的話，也被他自己取消了。
各國公使推荷蘭公使為代表，將討逆軍條件轉達偽外交部，並表示，承認張勳為國事犯而加以保護。張勳在軍事壓力外又加上外交壓力，就知道大勢已去，但他還想通過外交關係，率領辮子軍安全退出北京，回到徐州老巢。他命梁敦彥向荷蘭公使表達了這個願望。
同一天，張勳、雷震春、張鎮芳都向溥儀提出辭表。溥儀批準解除他們的偽職，並發表偽諭，以徐世昌組織內閣，在徐世昌未到京以前，由王士珍代行閣務。這當然也是張勳自拉自唱的一套戲法。
當天張勳又發表通電說：“複辟一舉，聲應氣求，吾道不孤，凡我同袍各省，多預其謀，東海（徐世昌）、河間（馮國璋）尤深讚許，信使往返，俱有可征。前者各省督軍聚議徐州，複經商及，列諸計劃之一……本日請旨，以徐太傅輔政，組織一完全內閣，召集國會，議定憲法，以符實行立憲之旨。仔肩既卸，負責有人，當即麵陳辭職。其在徐太傅未經蒞京以前，所有一切閣務，統交王聘老暫行經管。一俟諸事解決之後，即行率隊回徐。”
張勳闖了這場大禍，到兵臨城下時，想以一走了事，把問題看得這樣輕鬆，這也是從北洋派的創立者袁世凱那裏學來的：以前袁的皇帝做不成，他就回轉頭來再做總統；張勳也正是因為包辦複辟失敗，就想退出北京，回到徐州做他原來的辮子軍大帥。他把一切責任都卸給徐世昌和王士珍，也正因為這兩個人都是北洋派所推重的元老。他主觀地認為：北洋軍閥並不是真心反對複辟的，隻是反對他所包辦的複辟。如果換上徐世昌或者王士珍來“輔政”，可能反對複辟的人又轉變而為讚成複辟的人。總之，不論維持“大清帝國”也好，恢複中華民國也好，都讓徐世昌之流去幹，他自己卻仍然回到徐州，置身事外，以免首當其衝。
張勳一再打電話，一再派人到天津迎接徐到北京來“輔政”。顯而易見，徐是不會在這樣糟糕的局勢下跳進火坑來的。信上說：“複辟一舉，張少軒以鹵莽滅裂行之。方事之殷，早知無濟。現在外兵四逼，張軍已不能支。目前第一要義，則為保衛聖躬，切不可再見外臣，致生意外……優待一事，自必繼續有效。昌在外已屢設法轉商前途，仍當竭力維持，以盡數年之心誌。俟京中略為安寧，昌即來京，共圖維係。”
同時，張勳的一個老朋友，也就是袁世凱的重要幕僚阮忠樞，曾函達徐世昌，請其盡力設法保全張勳的生命財產。信上說：“少軒質直忠勇，饒有血性，惟腦筋太簡單，思想太舊……今鑄此大錯，其心可佩，其愚可憫……樞為大局計，為私交計，不得不痛哭乞援於鈞座之前……務懇垂念二十餘年師生之誼，故舊之情，為之設法保全生命財產……”
從9日起，北京城被討逆軍和近畿軍四麵包圍；第一師在安定門、廣渠門、朝陽門外，第十三師在西直門外，第十一師在永定門外，第三師、第二師之一部在彰儀門外，第十一、十二兩師之另一部在南苑。
複辟派紛紛逃出北京。7月9日，奉天第二十八師師長馮德麟在天津東車站被捕。同日，張鎮芳、雷震春在豐台車站被查獲。隻有那個號稱文聖的康有為善於化裝，仍然扮作鄉下老農人模樣，偷偷逃過了沿途軍警的監視哨。事實上，正由於討逆軍將帥並未把逮捕複辟派當作一項重要任務，因此京津路沿線軍警也並不認真追緝，甚至有捕獲後而又釋放了的。例如：偽郵傳部右侍郎陳毅在黃村車站被捕，當地駐軍剪掉他的辮子，叫他具結“永不參加複辟”，大家就嬉皮笑臉地把他放走了。這說明討逆軍對這個問題采取了一種兒戲的態度，外國報紙稱討逆戰爭為一種武裝兒戲。
10日，王士珍、江朝宗勸告張勳接受解除武裝的條件，張勳卻用幾句歌謠式的言詞作為回答：“我不離兵，兵不離械。我從何處來，我往何處去。”他在這天又發表一個通電。痛斥北洋派人物背信棄義、出賣朋友。
11日，西報記者到南池子張宅會見了張勳。張勳的態度依然很鎮靜，他說複辟一舉是執行北方各省督軍的共同意見，馮國璋有親筆信，段芝貴、徐樹錚參加鼓動，段祺瑞不是不知內情。“我有他們的簽名手折在此，我決不向他們投降！”
局勢越來越明朗，他也似乎越來越明白了。於是，張勳要把各方讚成他複辟並簽了名的那塊黃綾子拿到手，當做一件降服對方的“寶貝”，緊關急要時亮出來。可是，他萬萬沒有想到，這個寶物竟然找不到了。其實，他又晚了一步，這個寶物早被馮國璋用20萬元現洋的高價從萬繩木式手中買走了。但張勳仍不死心，一再追尋它的下落。殊不知，他本人伴隨著那塊黃綾子早已被人家一塊出賣了。
張勳在兵敗被圍的時候，還有恃無恐地拒絕討逆軍關於解除武裝的條件。一方麵固然由於北京城外有外交團的關係，估計討逆軍存有“投鼠忌器”的顧忌，不敢用炮火進攻；另一方麵也由於討逆軍將領大多是複辟運動的同謀者，他們做賊心虛，不可能對他采取嚴厲的處置。因此，從9日到11日，雖然通過外交團和王士珍等的多方努力，張勳仍然一口咬定要帶辮子軍回到徐州。
討逆軍外交人員汪大燮、劉崇傑鑒於和平解決的希望已經斷絕，便去找外交團商談攻城計劃。外交團仍推領袖公使（荷蘭公使）回答他們，討逆軍攻城戰爭從12日上午4時至晚12時為限，大炮隻許實彈開放一發，此時隻能放空炮威脅辮子軍投降。
11日晚間，討逆軍決定了作戰計劃，以第一師進攻朝陽門，入城後繼續向南河沿張宅進攻，第八、第十一、第十二等師由永定、安慶兩門進攻天壇，第三師由彰儀門進攻天壇及中華門。
12日拂曉，第三師進攻天壇，守天壇的辮子軍3000人甫經接觸，大部分就掛起五色旗來表示投降。一部分未投降的辮子軍退往南池子張宅。接著，討逆軍東路由朝陽門攻進東單牌樓及東安市場，西路由宣武門向北到西華門，殘餘的辮子軍被迫集中到南池子一隅之地。就在此時，討逆軍從宣武門城樓上發出的一顆炮彈打中了張宅，引起一片火光，張勳在兩個荷蘭人的保護下，坐上汽車，逃往荷蘭使館躲避。
這就是第二次討逆戰爭。辮子軍在這次戰爭中被擊死的不到100人。在這次戰爭中，除軍械外，還有剪掉了的辮子遺棄滿地。
第二節 馮國璋：短命總統
馮國璋因有誌在總統的野心，於是便想利用張勳來打倒黎元洪，為自己取而代之開辟道路。
段祺瑞說馮國璋有“錢癖”，並非無端攻訐之詞，實有其事。
“宰相東陵伐木，元首南海賣魚。”
“南海魚何在？北洋狗已無！”
北洋軍閥集團就公開“分家”了，一派為皖係，一派為直係。
馮實在沒辦法了，親自到王士珍家中，哀求說：“請你看老朋友的老臉，莫再棄我如遺。”
最後一招使馮國璋想起當年辮子軍趕走了黎元洪，覺得今天胡子兵進關是趕自己來了，他越想越怕，不寒而栗，於是，態度漸漸軟下來了。
馮國璋仍想再拚一場。
處心積慮求得總統寶座，與段鬥法高唱“和平”統一
1916年6月，袁世凱死後，各方關於其退位的爭執也就隨之而雲消霧散了。黎元洪當上了總統，段祺瑞任國務總理。黎元洪為了拉攏馮國璋，10月30日，國會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選為副總統。馮國璋當上副總統之後，感到副總統的頭銜固然榮耀，但不如地盤和軍隊重要，倘若沒有地盤，沒有軍隊，副總統的頭銜連狗屁都不如。因此，他不放棄江蘇，11月8日，在南京就任副總統，並兼任江蘇督軍。
1917年，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之爭”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刻，他曾前去調解，不見成效，溜之乎也。是時，張勳正在伺機複辟。馮國璋因有誌在總統的野心，於是便想利用張勳來打倒黎元洪，為自己取而代之開辟道路。因此，他對張勳複辟活動的態度十分曖昧，甚至暗中還參與、支持，所以，複辟派認為“河間穩健，不能有所異同”。張勳也把他當成重要的合作者，在複辟之後的“偽命”中，各省督軍都改授為巡撫，而隻有他和陸榮廷與眾不同，升為總督。然而，張勳剛剛宣布複辟，黎元洪下了台，他便趁反複辟力量興起之機，也發表了反對複辟的通電，並於7月6日宣布代理大總統的職務。可見，他也和其他軍閥一樣，為了自己的利害得失，根本不考慮國家的安定、民族的存亡和百姓疾苦，更不講什麽原則和是非，在他們的政治生活中，用的是權術，靠的是實力。當然，也隻有這樣，他們才有一席之地，或得以生存，或得以高升。
張勳複辟失敗後，北洋軍閥內部的角逐並沒有隨之而停止或消失，隻是政爭的內容、形式、對手發生了變化而已。國務總理段祺瑞本性難移，非但不從“府院之爭”釀成的一場複辟後禍中吸取教訓，有所收斂，反而因又撈到了一塊“再造共和”的招牌變得更加驕橫，“脾氣”有增無減。過去，黎元洪那樣有“涵養”的人尚且被他氣得火星亂冒，更何況這時的對手已不是赤手空拳的黎元洪，而是手中既有雄兵數萬，又有“長江三督”那樣強大的派係作後盾的馮國璋。比起黎元洪來，馮國璋的野心大得多，更非是甘居人下作“活動的蓋印機器”之輩。加之，馮國璋與段祺瑞二人“麵和心不和”由來已久。這樣，北洋軍閥集團內部的爭鬥就又重打鼓另開張了。
馮國璋任代理大總統不久，段祺瑞就先發製人，安排皖係幹將倪嗣衝接任江蘇督軍，對他釜底抽薪。本來，馮國璋平時給人的印象是優柔寡斷，有時還糊塗得令人難以相信。不妨舉一個例子，1917年8月23日，新任塞北關監督林攝到總統府來謝委，馮國璋懶洋洋地問：“你從什麽地方來的？”林攝答：“我久住北京。”他又問：“你現在作什麽事呢？”這位新任官又答：“塞北關監督發表不久。”接著，他問得更妙了：“誰叫你做的關監督的呢？”這位新任官答：“總統的任命。”這個大糊塗蟲自己驚詫起來了，竟又連忙問道：“我幾時放你做的關監督呢？”林攝回答：“明令發表已有數日。”他“哦”了一聲，似乎有點明白過來了，說：“不錯，有一天，我睡午覺，有人拿命令來請我蓋印，大概就是那回事吧！”他如此糊塗，可是，在江蘇督軍由誰來接任的事情上，非但毫不糊塗，而且一點也不優柔寡斷，斷然拒絕了段祺瑞的安排。他完全按照自己的計劃行事，由心腹李純任江蘇督軍、陳光遠為江西督軍，保持了直係勢力在長江中下遊的穩定。
馮國璋看到，北洋政府為段祺瑞一手所把持，上上下下大都是其親信，對此，他心中頗為不快，也不願意進京去就職。可是，段祺瑞為了用他裝潢門麵，就派親信靳雲鵬去南京“請”他。靳雲鵬向他大講了一通“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的道理，又說段總理這次組閣一定聽馮四哥的話，還滿口答應他將李純調到江蘇、十五和十六師仍舊歸他統率等。一切說定後，他才答應進京就職。
在這期間，還有一個插曲。馮國璋不但把住地盤死死不放，而且對錢財也是抓住不放的。7月18日，段祺瑞電催其北上就職，可是，他姍姍來遲。對此，外間傳說頗多。有人說，真正的原因是一筆買賣絆住了腳，這筆賣賣是他與江蘇著名縉紳張謇等勾結英商，借製藥為名，將存在上海的1600餘箱煙土，用民國元年的公債票1萬萬元買到手，然後轉手高價售出，從中牟取暴利。段祺瑞聽到這個消息，不以為然，微微一笑，慢條斯理地說：“我與馮舊交，此君有錢癖，固所深知。但以今日環境論，我絕不能反對，因小失大，致傷感情。且係蘇省官紳合辦，彼既事前未征求我的意見，我隻好裝作聾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