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大时代狂风中的一片落叶

三、抗战胜利重获自由到遣返（续）

问：你们当时与当地的华侨关系如何？

答：我个人与他们关系不好，因为日军刚刚投降时，澳军供应我们的物质尚不充分，需要当地华侨一个翻译，与日军交涉，我觉得他们对日军的口气和态度都太软，我就生气了，看不起他们。

但吴棪与当地华侨关系还好。他代表我们官兵与华侨接触，他处理得比较好。当时，当地华侨有名叫谭锦胜和巫佩山者，就常常到我们营区来，他们跟吴棪的关系都很好，二人的年纪都不大，大概在20多岁左右，我见过他们。

我们在亚包时，曾经接受过澳洲红十字会约500英镑的捐款，按级别分下来，我个人得到8毛钱。据说，澳洲华侨曾经给我们捐过款，可我们最终一分钱也没有收到。因为我曾听一位弟兄告诉说，他听当地一位华侨说的，澳洲华侨给我们确实是捐过款的，当地亚包的一位华侨就捐了20镑。这笔钱没有到我们那里，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我们中国人之间也没有多大的来往，我是指与当地华侨和广东民众大队，主要的障碍是语言问题，尽管刚开始时，我们与当地华侨总的说来关系是好的，比如我们一起庆祝国庆。

问：在获得解放后，澳洲军方给你们派了联络官，还有一位华裔的翻译员麦添强先生，您知道他们嘛？

答：有三位澳洲联络官。一位是Darling少校，一位是Gale上尉，还有一位是孙信生牧师。这是个澳洲人，是随军牧师，在中国住过很久，中国话讲得非常好，而且还很懂中国人的心理。至于那位华裔翻译员，我没有什么印象。

【李先生说的孙信生牧师，显然应该是指Ferguson先生。详见：流放在热带丛林的中国抗日将士(1)】

问：中国驻澳大利亚公使馆是否派人去看过你们？

答：我知道刘渭平副领事来过。武官朱雨农也来过。那是吴棪的第二大队走了之后，朱雨农来，他找陈国樑。朱雨农称他过去是与戴笠同一个办公室，就坐他对面办公的。他不过一个少校而已，够得上吗？有什么可炫耀的呢？这样一种心态不好，我看不起，也就没多理他们。

问：在澳洲档案馆的照片中，以反映1945年双十节国庆阅兵情形的最多。请谈谈当时的情况。

答：当时的阅兵是很重要的事，但做得不好。当时我就反对阅兵这种形式，因为我们刚刚集中起来，相互间都不认识了解，同时，部队成份复杂，又那么久了都没有操练过，这样短的时间要做到分列式等，哪能呢。但吴棪坚持一定要做。可能是我当时还太年轻，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吧。

问：根据档案资料，从1945年的10月开始，战争罪犯法庭的指证与审判工作就开始进行了，亚包是主要的审判地点。为此，吴棪中校和陈国樑少校以及部分中国士兵，都有书面的指证文件留世。作为中国官兵中的一员，曾被日军俘虏运送到这个西南太平洋的岛上做苦工，经历且目睹了日军对待中国战俘的暴行，您是否因此参与了战犯指证工作？

 
澳中两国军官围坐在一张桌边，处理指认日本战犯嫌疑的问题。

答：当时指认战犯，我不在现场，在队部。

我记得胜利后不久，澳洲部队的人对我们说，对于虐待过你们的日本兵，你们都可以指认。我们说，很多日本兵的名字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如何去指认呢？澳洲人说，没关系，我们将他们带来，让你们认。这样的指认场景，有过好几次。

在指认日本兵战争罪犯的过程中，吴棪放掉了一个日本兵。这个日本兵对我们大队的弟兄很坏，但对吴棪很好，因此，吴棪就将他放掉了。

我们告的日本兵战犯，没有一个告成功的。我知道的，只有一个日本兵是被判有罪，因为他枪毙过我们中国兵。在审判期间，有一段时间停顿了三周左右，是被我搞停的。当时我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要求去作证，就是做证人。我对法庭的安排很不满意，不高兴他们不让我们证人沟通，将我们隔离，而日本兵战犯则可以和律师沟通，我认为这很不公平。因此，我将自己的上述感受告诉了澳洲联络官孙信生，让他将此意思转告法庭。我们当时无人懂英文，这点让我们吃了不少苦头。法庭在得知我们的意见之后，向我们承认了错误，遂将日本兵隔离开来。法庭为此停顿了三周时间，由双方政府为此事进行沟通协调。过了三周，澳方请我们吃饭，通知我说，中方希望此事由澳方协助解决。这算是战犯审判期间的一个插曲。

但很多台湾兵被判刑。这是因为他们中有人先去找了吴棪，他们没有来找我。实际上，他们中也有一些人与我关系不错的。没找我的结果，是其中些个人虽然找了吴棪，还是被判了刑。事情是这样的，他们中的一些人，以前我们做苦工时，曾经对吴棪手下的一位姓张的士兵，下手很狠，打得很惨。事情的起源是，他们几个台湾兵（当时是管我们的监视员）在一起吃东西，那位姓张的士兵刚好从他们旁边经过，正好擤了一下鼻涕，就被那几个台湾兵认为是没有教养，也是侮辱他们，他们五个人将这姓张的一顿痛打，而且下手很重，打得姓张的惨叫，连当时担任卫兵的日本兵都看不过眼。因此，这次审判战犯就没有放过这些台湾兵。如果他们事先是先来找我，或许我可以帮帮他们，可以过去，或者说惩罚会轻一些。我这么说，不是同情这些台湾兵，是因为我们告日本人没有什么成功的，告台湾人反而成功，心里觉得不是滋味。 

问：中国官兵被日本人掳掠到这个太平洋的孤岛做苦工，时间长达二年半之久。过去一段时间这个当年赴日的华北劳工都向日本起诉打官司，希望讨回赔偿，您是否想过也要向日本追讨补偿？ 

答：日本人后来给我们补发过工钱，大约是在1945年11月左右。我个人就获补了2000日币。

问：档案资料上说，当年在亚包等待遣返回国期间，中国官兵营区内国共思潮冲突极为严重。您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答：我们的官兵中是有几位来自新四军，但他们都是普通士兵，我没感觉到有什么冲突，只是觉得这些年轻人比较气盛一些。比如说，他们会走过来问，你是哪个部分的？待回答后，他们就说，哦，顽固派啊。也就这样，他们就是一些兵嘛。平时也没什么冲突。 

如果说有，那可能是由于澳洲海员工会曾有人来亚包拜访过我们，也许这个时候有些共产主义思潮传了进来。当时是刘振亚上尉接待他们。姚天谅少校与刘振亚上尉是死对头，虽然他们都是忠义救国军的。如果从这个角度说，冲突时可能的。新四军的汪友勇（？注：档案中的名字是“汪友璋”）当年回国后就是被刘、姚二人送往教训所了。

问：根据资料，战后有300多名中国死难官兵的遗骸被迁葬到亚包战争公墓，您当时是中国官兵大队的负责人之一，是否参与了这个迁葬，已经能否对这方面的情况加一说明？

答：我知道这事，但主要是副官在处理，我没有过问。大约是在澳军撤出亚包之前吧，应该是1946年初以前，澳军派来一位上尉，郑重其事地与我们联络商谈替我们的死难官兵迁葬之事。我认为无法办到，理由是，我们因病被日军枪毙和活埋的弟兄有三批，每批20-30多人，还有其他的人死了，就有好朋友们埋了，当时也没有墓碑和地标可供查找，也无法找。另外，我认为，人已经死了，他们已经安息在那里了，就不要去移动他们的魂灵了。因此，我没有过问此事，一直由副官去处理。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另外还有一件事，使得我不愿意去管这个迁葬的问题。我们有一个兵，是安徽人，他兄弟俩都在我们的这个官兵大队。哥哥死了，给埋起来，可是几天后弟弟去将哥哥的尸骨挖出来，包好背在身上，但他几天后就疯了。这事就发生在二大队。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