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阿裏巴巴CEO吳泳銘（Eddie Wu）在2025雲棲大會的主旨演講中，描繪了以通用人工智能（AGI）和超級人工智能（ASI）為代表的未來。9月24日OpenAI首席執行官奧特曼在接受Axel Springer全球記者網絡采訪時預言“超級智能”可能即將到來：“我肯定會說，到這個十年末，也就是2030年，如果我們還沒有擁有能力非凡、能夠做到我們自己無法做到的事情的模型，那我會感到非常驚訝”。 新一代科技革命的代表人工智能正在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生產方式和工作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可以說，誰掌握了人工智能技術，誰就會在正在實現的智能化世界中占取主導地位。因此，世界各國竟相投入人工智能研發，一場AI技術競賽方興未艾。但所謂世界上的人工智能競賽，實際上就是美中間的AI競賽而已（下圖 Linkedin）。畢竟，無論是歐洲、日本，還是印度、韓國，迄今尚無一間AI公司能上台麵，更別提自主開發的語言大模型了。有鑒於此，華盛頓關於人工智能的討論主要是美國如何與中國大陸進行AI競賽並獲勝。川普總統在他2.0政府上任後首批簽署的行政命令之一，就是宣布美國“維持並增強美國在全球人工智能領域的主導地位”。接著在今年2月的巴黎人工智能行動峰會上，美國副總統萬斯強調，政府致力於確保“美國人工智能技術繼續成為全球黃金標準”。今年5月，川普的人工智能和加密貨幣“沙皇”戴維·薩克斯以“贏得人工智能競賽”為由，向阿聯酋和沙特阿拉伯出口先進的人工智能芯片。
鑒於人工智能可能在未來幾十年決定一個國家的實力和繁榮程度，贏得這場競賽至關重要。決定誰在AI技術上領先，通常取決於誰率先跨越通用人工智能（AGI）的門檻。簡言之，AGI（通用人工智能）是指在各種認知任務上與頂尖人類專家一樣聰明、甚至比專家更聰明的人工智能模型。AGI將通過自主學習正真實現技術自主創新，開啟科學、技術和經濟生產力的非凡突破，引發全球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深刻而徹底的變革，在多個維度重塑國際權利結構。率先開發出AGI的國家將獲得不成比例的收益，很可能主導未來世界秩序。
但通用人工智能的競賽並非人工智能競賽中唯一關鍵的競賽。AI在軍事和情報收集分析領域有著巨大潛力。同樣，如果一國能夠在經濟和社會領域大規模采用人工智能，該國就能獲得競爭優勢。此外，包括歐盟在內的各國政府也在競相創建和擁有支撐全球技術生態係統的標準、供應鏈和基礎設施。當世界各國合作管理濫用或惡意人工智能帶來的安全風險時，地球方能避免在人工智能安全方麵陷入惡性競爭。
卡爾和米特注意到，在人工智能研發前沿保持著顯著領先優勢的美國，其實現在的處境岌岌可危。這兩位蘭德公司的資深研究員認為，中國大陸在AI領域的進展，正在大幅縮小美國公司的領先優勢，並有可能讓華盛頓在其他人工智能競賽中落敗。在AI領域俯視列國的美中兩個超級大國，似乎都不願合作來避免災難的發生。卡爾和米特指出，鑒於人工智能改變世界的潛力，華盛頓如果在AI競賽中失敗，美國的經濟、軍事以及全球領導地位將被削弱。卡爾和米特這兩位蘭德公司的資深研究員在他們題為《The Real AI race》一文中建議，美國需要製定一個連貫的人工智能戰略，該戰略能夠在創新、整合和風險緩解之間取得平衡，從而將美國巨大的技術活力轉化為持久的戰略優勢。以下是登載在《外交事務》網站上的卡爾和米特關於人工智能競賽文章的主要內容。
不僅僅是創新
通用人工智能 (AGI) 的競賽是人工智能領域最引人注目、最直接的競爭。在各自政府的支持下，OpenAI、Anthropic、美國穀歌的DeepMind以及中國大陸的DeepSeek等私營公司都在競相創新（下圖 bt/VB）。大型語言模型可能是新興AGI（通用人工智能）的預兆，或者說當人工智能模型突破特定門檻時真正的AGI即破繭成蝶。無論如何，AGI擁有足夠的潛力來改變一個國家的實力和競爭力，因此美中這兩大世界人工智能領先者都誌在必得地要確保其先發優勢。
目前，美國人工智能實驗室擁有顯著優勢，尤其有利於創新的開放體係，雖然這種領先優勢並不牢固。美國相對於中國大陸的計算優勢得益於其對北京維持的半導體出口管製。中國大陸的國內創新、規避出口管製以及知識產權問題使其一直處於緊追美國不舍的位置。如DeepSeek一類的大陸領先人工智能公司，其正在開發的技術僅落後美國同行數月之久。而北京的集中式管理模式或許有助於其比華盛頓更快地培育、鞏固和利用私營部門的創新。
美國人工智能領先地位存在著一些潛在威脅，如易受間諜活動和算法進步快速公開自由傳播的影響。算法設計或人工智能開發替代範式的突破可能會削弱美國半導體主導地位的重要性，而這些突破的快速傳播則可能使中國大陸的人工智能實驗室超越美國競爭對手。與此同時，川普政府因為其他政治優先事項，正撤回對基礎人工智能研發的投資，並阻止外國優秀人才在美國工作，這可能會在未來幾年阻礙美國的人工智能發展。
此外，美國私營部門對商業盈利的追求並不總是與國家安全考量一致。人工智能公司會傾向於在任何擁有可用能源基礎設施的地方構建人工智能計算能力 - 無論這些基礎設施是否位於美國。例如，中東地區良好的監管環境和豐富的資源已經證明其對美國人工智能的吸引力。在川普政府決定向阿布紮比出口數十萬個尖端人工智能芯片後，全球首個5千兆瓦的人工智能數據中心集群將建在阿聯酋，而不是美國。的確，華盛頓從這一項目中受益匪淺，包括OpenAI和微軟在內的美國公司預計將運營大部分數據中心的容量。但將關鍵基礎設施遷移到安全可能鬆懈的海外，卻可能為北京和其他競爭對手獲取先進計算資源和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後門。
當前的市場趨勢表明，即使美國能夠保持創新的領先地位，這也並不足以保證美國最終能夠在人工智能的競賽中勝出。因為前沿人工智能模型正變得如此普及且缺乏差異化，以至於沒有人，包括美國人，擁有明顯的技術優勢。如果這種趨勢在AGI（通用人工智能）出現時持續下去，那麽獲勝者將是能夠在實際場景中有效應用人工智能的一方。
關鍵是轉化AI為戰力
在國家安全領域，有效應用人工智能既需要了解前沿人工智能的實現能力以及潛在威脅，也需要將人工智能融入現有結構，以確保決定性的軍事優勢。人工智能的整合有望增強情報處理能力，加速數據驅動的決策，優化物流和資源配置，賦能複雜的自主係統，甚至可能催生攻擊“神器”，例如能夠摧毀對手關鍵基礎設施和指揮控製係統的網絡武器，或者在防禦性使用時，使國家免受網絡攻擊的侵害（下圖 AI now/Linkedin/Online Library）。
美國政府和私營企業需要攜手合作，實現人工智能的融合。但領先的人工智能實驗室與五角大樓及其他國家安全機構之間的合作尚處於起步階段。冗長的采購周期、抗拒變革的官僚運營文化、基礎設施和數據的匱乏，以及對人工智能潛力的誤解，阻礙了政府充分利用矽穀創新成果的能力。
與此同時，中國大陸的威權體製簡化了軍民融合，使其在人工智能應用方麵擁有結構性優勢。國家指令確保技術進步迅速轉化為軍事和情報能力。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積極擁抱人工智能，並正在積極尋求商業和學術界的貢獻。中國人民解放軍利用旨在將民用人工智能研究轉化為軍事應用的人工智能競賽和公共采購平台，計劃到2030年部署“算法戰”和“網絡中心戰”能力。這不僅僅是在武器係統中使用算法，還意味著向一種新型戰爭模式過渡，在這種戰爭中，軍事優勢取決於這些算法的速度、複雜性和可靠性。
保持創新前沿是贏得國家安全領域競爭的必要條件，但這並非充分條件。美國可能不斷取得科技突破，卻仍未能認識到人工智能何時才能開辟一條通往革命性軍事或情報能力的全新技術途徑。華盛頓的官僚體係旨在逐步改進現有係統，這往往讓人難以想象新興技術可能帶來的意想不到的可能性。相比之下，北京的集中式決策體係可以更快地識別和利用顛覆性途徑，這可能導致美國在技術上占據優勢，但在戰略上卻處於劣勢。
亡羊補牢，猶未晚也
人工智能競賽的贏家還必須將人工智能融入國民經濟，確保人工智能廣泛普及地滲透到教育、能源、金融、醫療、物流和製造業領域。美國在AI的顯著優勢在於其所擁有的推動消費者和企業人工智能應用發展的美國科技公司、為創新提供資金的充滿活力的風險投資生態係統、相對較高的數字素養以及廣泛的數字基礎設施。但是，這並不能確保美國就一定會在鏖戰正酣的美中人工智能競賽中勝出。各級企業和政府參與者需要為人工智能的整合創造適當的激勵機製，並建立公眾對人工智能的足夠信任。否則，私營部門將難以迅速采用人工智能，從而無法從生產力提升和新價值創造中獲益。此外，對AI可能嚴重破壞美國經濟和社會穩定的憂慮也讓政府和企業在使用人工智能時分外謹慎 - 人工智能在增強人類勞動力的同時，會取代人類勞動力。Anthropic首席執行官達裏奧·阿莫迪 (Dario Amodei) 最近警告稱，人工智能可能在五年內導致美國失業率高達20%（下圖 Instagram）。
可是在AI轉化為生產力方麵，中國大陸卻有望在經濟應用的競爭中取得意想不到的優異表現。北京商界領袖現在主要關注人工智能應用，而非開發人工智能模型。例如，DeepSeek的開源模型正在降低所有中國人工智能模型的成本，從而使更多企業能夠用得起這項技術。這就為中國大陸企業在創造顛覆性產品方麵創造了條件。中國政府也較少受到人工智能取代勞動力的政治影響。盡管工作自動化在華盛頓引發了擔憂，但北京甚至可能歡迎人工智能的應用，將其作為解決中國因人口快速老齡化和人口萎縮而導致的勞動力短缺問題的方案。
即使美國像中國大陸一樣積極地在其經濟領域采用人工智能，但中國大陸的巨大製造業使其在利用人工智能方麵處於更有利的位置，尤其是在機器人領域。中國大陸在工業機器人安裝方麵處於世界領先地位：2024年，大陸製造商購買了全球一半的工業機器人，使大陸人均工人的機器人擁有量大大超過全球平均水平。隨著“黑暗工廠”的激增，極端自動化在製造業變得越來越普遍，例如小米公司的智能手機工廠，它24小時不停運行，無需人工操作，也無需照明（下圖 facebook）。隨著人工智能在空間推理和具身智能（使機器人能夠與物理環境交互並從中學習的人工智能）方麵取得長足進步，工廠機器人能夠執行更廣泛的複雜物理任務。
那隻是實體硬件啊，美國不還有軟件優勢嗎。的確，美國公司確實在軟件和服務領域表現出色，這些領域也有望因人工智能的應用而顯著提升生產力。但近幾十年來，美國在製造業、物流、能源和基礎設施等實體產業領域已落後於中國。憑借國家主導的產業政策和龐大的製造業基礎，中國可以在這些領域大規模部署人工智能，即軟件服務並因此帶來顯著的生產力提升，最終超越美國經濟。所以，製造業遠小於中國大陸的美國在整體競爭中落敗並非危言聳聽。
提供解決方案
在競相提供數字基礎設施，以支撐人工智能的全球開發、部署和應用方麵，主要還是美國和中國這倆世界科技強國之間在競爭。雖然其他老牌科技強國和地區，如法國、日本、荷蘭、韓國、台灣和英國等，以及如巴西、印度、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這類雄心勃勃的新興市場國家也都加入了這場競爭。美、中和其餘參與國家和地區都力圖控製數據、芯片和數據中心，以及人工智能應用所需的基礎模型，並對全球人工智能規範和標準施加影響。但真正能具有決定人工智能競爭勝負的，還是隻有美中兩國（下圖 Medium）。對此，人工智能和加密貨幣沙皇薩克斯指出：“如果世界上80%的人使用美國的技術棧，那就是（美國人的）勝利。如果80%的人使用中國的技術，那就是（美國人的）失敗。”
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好的AI芯片，美國政府對半導體芯片出口管製則賦予了美國顯著優勢。美國公司能夠獲得其所需的計算能力芯片，因為它們是市場上最好的。而難以獲得美國先進AI芯片的中國大陸，在建構自己的大模型方麵遭遇困境。現川普2.0政府正利用這一優勢，首先從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等夥伴國家開始，向該地區“大量”供應美國芯片和數據中心。此舉旨在將美國技術鎖定在市場力量鼓勵大規模投資數字基礎設施的地方。
但在收入較低、消費者較少、寬帶連接和電力等基礎設施較弱的非洲、拉丁美洲、中東以及南亞和東南亞等許多國家，華盛頓的市場化戰略將導致投資不足。這些國家正轉向人工智能來促進經濟增長。中國大陸有能力在這些地區勝出，因為它提供先進程度低於美國公司、但價格低得多的人工智能模型，並補貼運行這些模型所需的物理和數字基礎設施。但對於許多發展中國家來說，成本和可及性比尖端性能更重要，中國“足夠好”的產品比頂級芯片可能極具吸引力（下圖 The Economist/ALJAZEERA）。
放棄這些新興市場不會危及美國在未來前沿技術競賽的領先，但卻將全球人工智能生態係統的領導權拱手讓給中國大陸。這對華盛頓的影響不僅僅是失去地緣政治影響力和商業機會，它還涉及到價值觀。北京的人工智能模型和基礎設施往往體現著數字威權主義價值觀，使北京能夠輸出國家控製機製，並在境外塑造曆史和政治敘事。它們通過驅動麵部和語音識別係統並分析大量數據來監視個人並標記“可疑”行為，從而促進監視。它們自動審查批評中共的敏感話題，它們的算法還策劃和傳播親華宣傳。相比之下，美國的人工智能模型通常反映出對民主規範、透明度、隱私保障、用戶選擇和數據保護框架的更強承諾，有助於減少政府濫用職權的機會。
糟糕的政策選擇可能會使美國在全球人工智能基礎設施建設和管理的競爭中倒退。過度嚴格的出口管製可能會疏遠盟友，或迫使目前對中國大陸產品持觀望態度的國家別無選擇地購買中國AI技術產品。但過於寬鬆的先進人工智能芯片管控又可能讓中國大陸企業有更多的機會獲取或遠程訪問這些芯片，從而加速中國的技術創新。華盛頓需要闡明一個令人信服的技術治理願景，即一個在國家安全與經濟開放和民主價值觀之間謹慎平衡的願景。否則，潛在的國際合作夥伴可能會轉向其他地方，如中國。中國大陸現在不僅僅正向世界推銷它的人工智能技術；它還以經濟和政治上具有吸引力的條件，為世界上相當一部分國家提供了一套快速實現現代化的綜合工具包。對於一個渴望利用人工智能獲取經濟利益和改善治理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北京提供的方案往往是最實用、最容易獲得的前進道路。
AGI的潛在威脅
在美中人工智能競賽鏖戰正酣的同時，我們得清晰地認識到通用人工智能（AGI）和其他高性能人工智能模型本身構成的潛在威脅：非國家行為體或流氓國家將人工智能模型武器化、人工智能引發的意外軍事升級、對超級智能係統失去控製可能造成災難性的後果（下圖 Forbes/ army）。
近期最緊迫的災難性風險是，掌握先進人工智能係統的非國家行為者可能發動大規模網絡攻擊，摧毀金融係統，或設計並釋放高致命性和高傳播性的病原體。處於人工智能發展前沿的公司預測，他們內部設定的危險能力閾值在“提升”，通俗的說，就是人工智能模型顯著增強惡意行為者能力的程度，很可能在今年被突破。另一個迅速逼近的威脅是可能出現與人類價值觀或意圖不一致的超級智能，它們會因設計缺陷、指令模糊或不可預見的後果而采取危害人類福祉的行動。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前沿人工智能模型表現出欺騙性或陰謀行為，這使得這種風險越來越可信。
華盛頓和北京都希望防止危險的人工智能能力擴散以及流氓AGI（通用人工智能）的出現。這就為激烈的技術競爭中的兩個人工智能超級大國之間的合作創造了機會，以更好地了解濫用和失調的風險，並確定和製定有效的緩解措施。但對華盛頓而言，無論其他人工智能強國如何應對，尋求緩解人工智能威脅的方法都是明智之舉。即使失控的人工智能不會引發全球災難，源自美國的重大人工智能相關事件，無論是意外還是疏忽，都會削弱人們對美國技術的信心。如果美國被認為無力應對人工智能的巨大力量，其全球領導地位和道德權威將受到質疑。這就給了中國大陸可乘之機，順勢利用由此產生的權力真空，實現其對AI係統的管控。
成功秘訣
贏得通用人工智能（AGI）開發競賽將提升領先國家的國家安全、經濟活力和全球技術影響力。而人工智能開發和應用競賽所釋放的競爭壓力，加劇了災難性後果的風險，因為倉促和競爭會削弱安全，這是任何國家都無法避免的危險。因此，要想在人工智能競賽中取得成功，需要製定一項戰略，在多個方麵同時推進進展，同時管理不受約束的人工智能帶來的安全風險（下圖 Techstron.ai/Youtube）。
作為整體戰略的一部分，華盛頓必須竭盡全力避免被矽穀、中國大陸以及世界各地新興人工智能中心的人工智能進步打個措手不及。措手不及可能意味著未能識別新威脅的出現，或錯失搶在中國之前利用人工智能進步的良機。為了防止這種情況發生，美國政府必須與國內行業領袖保持密切溝通，並密切關注國外即將出現的技術突破。美國商務部將其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現稱：美國人工智能標準與創新中心）重新定位，專注於與業界合作研究和測試前沿人工智能。國家安全部門和機構也應隨時了解最新的前沿人工智能發展，並探索潛在的用例。同樣，情報界必須擴大對外國人工智能努力的監控，尤其要關注中國大陸的進步和目標，以及中東新興人工智能強國的進步和目標。
川普政府還應探索促進前沿人工智能發展的方法。它必須確保人工智能公司能夠獲得開發和部署人工智能模型所需的資源，包括強大的計算能力、高質量的數據、世界一流的人才以及充足的能源供應。華盛頓也必須捍衛美國的技術優勢。為了確保人工智能的進步不會被競爭對手迅速複製，美國政府需要對先進半導體和製造設備等技術實施嚴格管控，加強研究實驗室和數據中心的安全措施，以防止間諜活動和知識產權盜竊，並要求對雲計算平台進行嚴格的用戶驗證，以免它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成為對手技術進步的工具。
為了在維護國家利益的同時保持美國在創新領域的領先地位，美國政府必須開發一個可擴展且適應性強的公私合作模式，以便與致力於前沿人工智能的公司合作。這些舉措應有助於政府加大對先進人工智能的采用力度，並促進審慎的安全實踐。美國人工智能公司可以從獲取有關試圖攻擊它們的對手的敏感政府情報中獲益，而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都可以從共同開發能夠增強國家安全的人工智能應用中獲益，例如先進的網絡安全和生物防禦工具。
隨著中國大陸利用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技術擴大其工業產能，華盛頓的政策製定者也必須將人工智能的應用拓展到科技領域之外。川普2.0政府應與國會合作，啟動一項專門的“工業人工智能”計劃，以加速製造業、物流業、能源業和基礎設施領域機器人技術和人工智能部署的研究、開發和投資。通過稅收抵免、創新補助和公私合作試點項目，政府可以激勵工廠、倉庫和交通樞紐整合人工智能驅動的係統，從而彌合美國尖端軟件能力與落後工廠車間之間的差距（下圖 CBINSIGHTS）。
政策製定者還必須立即采取行動，幫助這些工業領域中因人工智能而失業的工人。這意味著要大幅增加對STEM教育、職業培訓以及再培訓和技能提升項目的投資 - 這些服務將使因自動化而失業的工人能夠迅速過渡到新的崗位，例如機器人維護或人工智能係統監控。為了在以人工智能為中心的經濟中為企業提供清晰的指導並為工人提供保護，勞動法律法規也需要更新。工作場所安全指南需要修訂，以納入工廠車間人機安全交互的標準。加強失業救濟金和其他形式的直接收入支持，幫助那些受自動化影響尤為嚴重的人群，對於減輕大規模勞動力流失可能造成的不穩定後果也至關重要。
如果美國想要引領全球人工智能技術生態係統，它不僅需要向富裕國家、還需要向更多國家，提供先進的人工智能和數據中心。為了在發展中國家與北京“足夠好”的人工智能係統競爭，川普2.0政府應該探索公私合作模式，為這些國家的研究人員和企業家提供美國雲計算係統的慷慨訪問權限。美國還應通過國際開發金融公司等機構，擴大政府支持的金融工具的規模，例如低息貸款、貸款擔保、股權投資、政治風險保險和稅收優惠。這些激勵措施應側重於在巴西、加納、印度、印度尼西亞、肯尼亞、墨西哥、尼日利亞、菲律賓和越南等重要新興市場建設數字基礎設施（下圖 fynsa/imarc）。
最後，川普政府必須采取措施降低最壞情況的風險，並為這些突發事件做好準備。政府應該針對人工智能或流氓超級智能的災難性濫用進行桌麵演習和危機模擬。這樣做將使高層領導人有機會演練危機應對措施，找出準備方麵的差距，並提高他們在壓力下的決策能力。
此外，美國和中國對自身乃至世界都負有深切的義務，需要合作降低人工智能的風險。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後，美國和蘇聯在核競爭中建立了護欄。他們在1970年《核不擴散條約》的談判中進行了合作，認識到失控的核前沿競賽可能將人類推向懸崖。如今，華盛頓和北京需要在人工智能競爭與合作之間找到一條類似的狹窄道路。他們可以先達成雙邊協議，分享人工智能事件信息，並就人工智能的安全、控製以及與人類價值觀的契合交流最佳實踐。進一步的談判應重點關注如何處理濫用或失控的通用人工智能（AGI）的情況。
美中之間的人工智能競賽，是一場多線競爭，其結果將決定國際力量平衡。要駕馭這些緊密交織的技術和戰略人工智能競爭領域，華盛頓需要采取整體戰略。否則，一場競賽的成功可能會在另一場競賽中造成漏洞 - 而忽視其中任何一場競賽，都有可能不可挽回地削弱美國的全球地位。
* 本文共同作者之一科林·H·卡爾（Colin H. Khal）現為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與合作中心史蒂文·哈齊高級研究員，同時擔任蘭德公司的高級顧問。
本文共同作者之二吉姆·米特（Jim Mitre）為蘭德公司副總裁兼全球與新興風險部門主任。
參考資料
Khal, C.H. & Mitre, J. (2025). The Real AI race. FOREIGN AFFAIRS. 鏈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china-real-artificial-intelligence-race-innov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