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 19, 2024, 9:00 a.m. ET
By Ezekiel J. Emanuel and Harun Küçük
原文鏈接在此：Opinion | Higher Education Must Reinvigorate the Liberal Arts - The New York Times (nytimes.com)
右翼將高等學院和大學攻擊為左翼和“Woke”。而“進步派”人士則譴責這些機構延續了父權製和白人特權。同時，父母們在擔心高等教育的高昂費用不值得，這加劇了校園裏“文化衝突”的力道。
難怪美國人對大學的信心很低。蓋洛普去年的一項調查顯示，隻有 36% 的美國人對高等教育有信心，比八年前大幅下降。這還是在全國各地的學院和大學卷入針對加沙戰爭的抗議和反抗議浪潮之前。
但美國高等教育麵臨的問題不僅僅是對多元性、課程內容、公眾話題和演講者的抗議和文化衝突。問題在於高等教育從根本上被誤解了。修正誤解，學院和大學必須重申使它們變得偉大但正在流失的自由主義人文教育。
我們所說的自由主義人文教育是指基礎廣泛的教育，旨在向社會輸送受過教育的公民，準備好在一個日益複雜和分裂的世界中負責任地前進。我們擔心，在許多大學，學生可以滿足全部或大部分必修課教育要求，並選修任意數量的選修課，而不觸及任何與公民政治生活相關的有意義課程與討論。
一個世紀以來，美國高等教育之所以成為世界上最好的，不是其在職業培訓方麵的優勢，而是教育學生民主公民意識，培養批判性思維，通過自我創造為學生的個人成長奠基。為了重振美國高等教育，我們需要重振這些文化。
在歐洲和其他許多國家，學院和大學的本科生從第一天起就開始專業學習，專注於培養特定領域的技能和知識。大學生被培養成為醫生、律師或國際關係、英國文學或計算機科學領域的專家。
在美國，歐洲式的醫學、法律、商業或公共政策職業專業化是大學後職業院校的功能。傳統上，美國大學一直致力於傳授自由主義人文教育，強調推理和解決問題。這些持久的技能是企業和國家蓬勃發展的關鍵要素。
從曆史上看，來到美國大學校園的學生在頭兩年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學習所謂“專業”之外的課程。這讓他們接觸到了“公公課程”，讓他們接觸曆史上深思熟慮的著作，以培養形成合理、獨立判斷的技巧和能力。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裏，美國的學院和大學已經偏離了這一理念，對教育學生的民主公民能力越來越缺乏信心。這導致他們對自由主義人文教育的投入有所下降，《高等教育解析》去年對美國學院和大學首席學術官進行的一項調查結果突顯了這一趨勢。近三分之二的人認為自由主義人文教育正在衰退，超過一半的人認為政治人物、大學校長和大學董事會越來越不認同自由主義人文教育。
如今，幾乎不再強調專業之間的共享課程，包括探討和辯論有關平等、正義、愛國主義、個人義務、公民責任和人類生活目的等重大問題的課程。曾經隻需要 8 到 10 門課程的專業現在需要 14 門或更多課程，而且學生越來越多地選擇雙專業——所有這些都擠出了自由主義人文教育。渴望找到一份有聲望的谘詢、金融或科技工作的雄心勃勃的學生會發現很容易忽視藝術、人文、社會和自然科學課程——自由主義人文教育的核心。
對大學頭兩年共享自由主義人文教育的輕視已經損害了我們的學生和我們的國家。教育年輕人成為公民是大學前兩年人文教育很重要的原因。
為此，所謂的偉大書籍長期以來一直是培養公民意識的首選方式。與左翼和右翼的批評者相反，這種方法並不是為了崇拜而神聖化特定的文本，也不是為了特權傳承的機製。
柏拉圖、亞裏士多德、霍布斯、洛克、康德、愛默生、梭羅、惠特曼以及沃斯通克拉夫特、奧斯汀、伍爾夫、鮑德溫、赫斯頓和奧威爾（所列人名原名在此：Plato, Aristotle, Hobbes, Locke, Kant, Emerson, Thoreau, Whitman as well as Wollstonecraft, Austen, Woolf, Baldwin, Hurston and Orwell）的書籍都值得所有專業的學生作為大學入門課程。這些作家的作品在試圖探討人類生活的基本問題。這就涉及到自決、友誼、美德、平等、民主、宗教寬容和種族等學生成長中要思考的諸多問題。
當學生們探索這些重大問題時，偉大書籍的作者們為讀者提供了一張路線圖，用他們在相互挑戰和批評中形成的傳統智慧來啟迪。柏拉圖對話錄中的蘇格拉底就是一個典範——詢問信仰，然後對它們進行尊重但批判性的分析和懷疑。
這些書最好在小型討論式課程中學習，從而讓學生理解與體驗民主實踐。這種學習過程是對當今媒體尤其是社交媒體中嘩眾取寵現象的一劑解藥。
老師不必是特定作家的專家，而是求知欲的榜樣，提出探究性問題，提供批判性分析並尋求更深入的理解。以理想化的蘇格拉底式方式，這些討論需要詳細聆聽和簡短發言，最重要的是，願意接受論證得出的結論。
支付大學費用的父母可能會質疑每年花費 80,000 美元讓自己的兒子或女兒閱讀柏拉圖、霍布斯和梭羅而不是學習分子生物學或機器學習的價值。但在研討會上討論人生的重大價值問題可以讓學生與教授進行個人接觸，而這是在大型演講廳中上大課永遠得不到的。學生之間關於他們最深層想法的討論會培養好奇心和同理心，並在彼此的對話中建立至關重要的友誼紐帶並理解生活中的公民概念。
盡管我們喜歡通過訴諸現代性來將自己與過去區分開來，但我們發現自己提出的基本問題並不總是現代的，而且最新的答案並不總是正確的。但是，如果你沒有親自把這些偉大書籍的問題與探討拆解一遍，你怎麽知道如何超越現成的多選題進行思考呢？
對於修昔底德、塔西佗和梭羅（Thucydides, Tacitus and Thoreau ）來說，戰爭的擔憂絲毫不亞於今天。討論偉大書籍可以讓學生遠離日常喧囂，讓他們的理性在原則和基礎之間自由漫遊，而不是沉迷於當代事件。解決我們最大的問題的最佳方法往往不是靠前，而是退後一步，反思問題的實質。
自由主義人文教育不是價值中立的。這就是為什麽它在今天是不可或缺的。思想自由、批判性推理、對他人的同情與尊重不同意見對於繁榮的民主社會至關重要。如果沒有它們，我們就會在當今惡意的公共話語中普遍受到無理譴責。有了它們，我們才有希望對多元化的美國社會形成普受的治理模式，這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