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therine C. McKenzie, MD
已六個星期沒給媽媽一個擁抱了，話又說回來，自冠狀病毒病-19（COVID-19）大流行並改變了我們的生活以來，世界各地有數百萬的女兒與我一樣，可以說同樣的話。
媽媽就像我已經照顧了25多年的許多老年患者一樣：脆弱，脆弱，但是非常獨立並且生活在家裏。她之前隻住過5次醫院：幾個女兒的出生和更換主動脈瓣。今年母親節，我給媽媽打電話時，她卻氣喘籲籲，說她非常嗜睡。她不能平躺著，也說不出一個完整的句子。媽媽以為呼吸急促是因為哮喘加劇，隻需要服用一下激素，但是我的一個姐姐住在媽媽附近，姐姐和我都不太確定那是問題所在。我們想讓她遠離醫院；到目前為止，我們一直讓她遠離COVID-19，我們擔心如果讓她住醫院，可能會導致暴露於Covid-19之下。但是我也很清楚，由於患者們遠離醫療機構，因此他們錯過了許多嚴重疾病的診治機會。
我住在離媽媽150英裏外的地方。很明顯，媽媽在幾個小時內沒有好轉，我姐姐開車去了媽媽那裏，叫了一輛救護車。姐姐戴著口罩和手套，幫助媽媽收拾了一些衣服。緊急醫療救助人員將母親放在一輛救護車上，並報告媽媽的血氧飽和度為80％。我姐姐被告知不能和媽媽一起上救護車，也不能在急診室見她。車開走時，姐姐忍不住想，這也許是她最後一次見到母親了。然後媽媽被救護車送走了。通常情況下，我們一家人在生病時會輪流坐在病人床邊。我們會保持幽默，保持警惕，並為患者和我們自己提供支持。但是媽媽這次是自己一個人病了。患者家人不確定性的感覺和痛苦的情感，交織於最脆弱的孤獨感使問題變得更加複雜。
當救護車離開的那一刹那，似乎媽媽獨自一人跌入了深淵。我們曾想象過到達急診室，麵對蒙麵和戴手套的醫院工作人員，禁止除患者和前線工作人員之外的任何人進入。我們可以哄著還是乞求坐在媽媽旁邊？都不會的。
當我在家中聽著媽媽在隔著2個州遠的急診室接受檢查時，這一切聽起來都很耳熟，我給醫院送去過數百名這樣的患者。漫長的等待，大量的檢查, 還有那等了20小時還沒有等到床位的感覺。作為醫生，我了解。現實就是這樣。但是作為一個女兒，至少我仍然想知道為什麽我不能在媽媽的身邊，與工作人員交談，提點建議，為媽媽整理一下毯子，因為她總是很冷。取而代之的是，我可憐兮兮地向前台求助，希望聽到從護士那兒傳遞過來的消息，然後我焦急地等待著他們的電話。在我媽媽等著輪床時，這距離和同樣的的孤獨感加劇了疾病始終伴隨的內在不確定性。
入院後，需要進行一天的血液檢查，利尿和各種監測。然後令人發瘋的電話來了：昏迷無反應，心動過緩，低血壓，多巴胺輸液緊急掛起。接下來，是一係列的問題。我們是否要在心髒導管實驗室中為媽媽放置一個臨時起搏器，轉移到重症監護病房，解除以前確定的的DNR / DNI（不複蘇和不插管）願望？當她的意識減弱時，我勇敢的母親向床邊的醫護團隊低聲說：“我準備好去死了。”但鑒於突然的變化，醫療團隊仍然要求我澄清一下，因為我是她的法律代理人。我建議與我的姐妹們進行電話會議，在那兒，我們聲音微顫，確認媽媽不希望自己的護理升級了。我需驅車3個小時才能趕到醫院，所以我要求繼續給她用血管加壓藥，一位姐姐已經先到醫院了。最後，我們能夠坐在媽媽病床邊了，因為媽媽的治療管理方式已經改為僅舒適護理。最後一刻，說再見。媽媽快離開我們了，但最後我可以抱住她，因為在“ COVID-19時代”，正如我們現在經常說的那樣，隻有在死亡臨近時，家人才能見上病人一麵。
當我姐姐和我聚在媽媽的房間裏，其他家人用通電話方式加入時，我們聯係了醫院的牧師來主管最後的儀式。我的天主教信仰已經不是那麽認真，但根深蒂固，但我的母親仍然是一個信徒，他希望看到牧師莊嚴地手持一本祈禱書，以一種其他儀式無法保證的方式，在生命的盡頭使我們心安。我們和媽媽坐在一起等候時著等他的到來，但是不久我們就意識到他也不會來了。相反，電話響了。COVID-19顛覆的一切：牧師隻能在電話裏做儀式。如果我可以像過去6周那樣通過電話控製病人的高血壓，為什麽我們不能在電話會議上祈禱？它奏效了：電話裏發出了永恒的安慰之詞，我姐姐代表牧師對我們母親的額頭實行神職禮。
他結束講話時，房間裏傳來一種和平安寧的感覺。血管升壓藥停止了，我們關了燈，在等待的時候房間變得越來越安靜。到這個時候，媽媽已經對COVID-19進行了兩次陰性測試。那天晚上我在她的病床與媽媽一起睡覺，這是幾周以來的第一次。我知道她不會感染我。由於她要去天國了，所以我不在乎我對她的冒險（傳染給媽媽）。
但是媽媽沒有死，她睡得很香。盡管是舒適治療，但第二天早上她的生命體征顯示出明顯的改善。盡管還不完全正常，但她整夜已經穩定下來。最初被認為是敗血症或另一種心肌梗塞的原因可能是迷走神經發作，並伴有一些血容量不足。經過更多討論，我們決定重新開始她前一天接受的非重症監護，並暫停舒適措施的要求。
看到她病情在改善，我們非常感恩。但是殘酷的COVID-19諷刺再次真名病毒本身。既然現在她越來越好了，我們再次離開了媽媽身邊。她再次獨自一人，努力奮鬥，但還活著。
媽媽回到家中了，每天都在改善，每天仍要與她已有的慢性病作鬥爭，但與我們所有人一樣，在可預見的將來，COVID-19仍會給她帶來威脅。我們打電話給她，讓她患上嚴重但可以治愈的疾病時送她去醫院，當然要冒感染COVID-19的危險，但會問在她上救護車之前是否應該接受治療。在與大流行有關的殘酷折磨中，還有很多，最具有戲劇性意味的是，我與媽媽親近的唯一時候竟然是是當我們差點失去她的時候。我們渴望與親人（許多是最脆弱的）親近擁抱，但他們必須像他們的生活一樣-保持社交距離。因為他們當然會這樣做。
from June 30, 2020. doi:10.1001/jama.2020.118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