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第一次寒流席卷美國大地，70%地區氣溫驟降至零下。突然早到的嚴冬撩起我心頭一股愁思。自從我的導師李佩兩年前去世，冬天給我帶來的不僅是冰雪，更是回憶與懷念。李佩2017年1月去世，她的丈夫兩彈元勳郭永懷，1968年12月因飛機墜毀逝世；他們的女兒郭芹5歲隨父母從美國回到中國，1996年11月因病去世。都是在冬天。我們兩家是鄰居，關係比較近，經曆也相似，看到這樣一個美好的家庭就這樣消失了，心中很是不平。人走了，可是不能從記憶中消失，不能從曆史中消失，應該讓後代永遠記住、了解這個家庭的悲劇。
有很多更了解他們一家的親人好友，寫過很多紀念文章，其中一個是專欄作家王丹紅，寫過《98歲的郭永懷夫人和她的國》，《精英海歸，兒女們的意外結局》等文章。另一個是郭芹的發小周暉，也是我們的鄰居，寫過很多紀念文章（網名暉姐）。最近新出版了一本書《塞外十年記》，記述了與郭芹一起插隊的日子。
“文革”十年，正值青春歲月，郭芹成了“狗崽子”，初中沒畢業就赴內蒙古插隊，在戈壁荒野磨難，父親飛機失事身亡，母親因“特務”嫌疑被隔離審查，生離死別，孤苦伶仃。1982年她以美國公民身份回到美國，十幾年後不幸患癌症，治療不愈，年僅45歲，也沒有留下後代。
我和李佩接觸比較多，也寫過一些博文記述了李佩與眾不同的為人與處世。下麵重發幾段以寄托懷念：
文革結束，百廢待興，大學開始招生，科大研究生院也招收了文革後第一批研究生。全校的英語教學由李佩主持。她決意聘請最好的英語人員，想到了人大的許孟雄教授。許孟雄40年代就在重慶為共產黨翻譯各種文件，並在國外刊物上發表，是第一個將毛澤東著作譯成英文的翻譯家。可惜50年代被打成右派，從此離開人大講台，失去人身自由，度過艱難漫長的30年。80年代獲得平反以前，隻能在海澱一個英語業餘補習班講講課。李佩三顧茅廬，恨不得答應每天車接車送，才把許孟雄請到了研究生院。第一天上課，許孟雄站在教室門口，指著牆上的領袖像說，“他在裏麵我就不進去。”全班同學都傻眼了，班長是班裏唯一的黨員，站起來，欲勸說老教授，老教授隻把臉一轉，搖著頭說“No”。
班長急忙搬來一把椅子請老教授在門外坐下，跑到教務主任吳唐的辦公室求救。吳唐是老革命，見過敵人的槍彈，可沒見過一位老知識分子翹著二郎腿如此橫眉冷對，趕來也是白搭，隻好叫班長去找李佩。李佩坐在辦公室的椅子上，聽班長說明情況，十分不明白地說，“上課要緊，把主席像拿下來，下課以後再掛回去，不是很簡單嗎？”（二十多年後李佩帶我回校，我給學弟學妹們講這個故事，獲得滿堂歡呼和掌聲）。
1979年，封閉已久的國門終於打開了，但國家財政非常困難，向西方國家派遣留學生，不可能拿出大量的外匯。更何況，出國要經過嚴格的政治審查，批準出國的幾乎是清一色的黨員。公費留學對一般學科的學生來說還隻是一個夢幻。
當時研究生院聘請了一批外籍英文教師，有一位叫Mary Van de Water。她向負責英語教學的李佩建議，你們的學生專業很強，英語水平也不錯，為什麽不讓他們試試申請自費留學？如果他們能被美國的學校錄取去讀博士，很容易得到資助。
李佩聽了Mary的想法很興奮。但新中國成立後自費留學尚無前例，雖然美中建交了，美國仍然是“世界頭號敵人”，自費去美國是個很危險的想法。然而她堅信，出國留學是強國之路，自己和丈夫國民黨時期出國，共產黨時期不是也回國了嗎？她支持Mary的想法，決定向校方請示。
研究生院副院長彭平是個敢於創新的人，解放前曾從事地下工作，也是“一二•九”運動時清華學生領袖之一，兩次被捕。在處理研究生院的日常事務中，他會不顧常規，自作主張。聽了李佩的意見，彭平思索了一番，表示同意。他說：“我歲數大了，反正也蹲過兩次監獄了，如果這事違背了國家政策，大不了再蹲監獄。你們先找學生談談，出了問題我負責。”
消息一經傳出，學校沸騰了，同學們不顧“裏通外國”的罪名，紛紛按照Mary的說明，向美國各大學發出申請。很快，從美國來的信件像雪片一般飛到了研究生院，學校傳達室每天人頭攢動，歡呼聲、祝賀聲不絕於耳。沒過幾個月，近百名同學從美國幾十所大學獲得了入學通知和助學金。於是一個“自謀出路”的群眾運動一哄而起。學校與當局溝通，政府協助辦護照，開辦“出國學習班”，美國大使館更是綠燈大開，沒有一個同學的簽證被拒絕。北大清華聞風而動，中國科大研究生院開啟的留學潮，就此在全中國磅礴興起。國人的留學夢就是1979年從科大研究生院開始的，Mary，李佩和彭平功不可沒。
1979年研究生院掀起出國留學潮，公費自費水乳交融。第二年，研究生院和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建立姊妹學校關係，協定互派公費留學生，學習期限為兩年，中方負責人是李佩。
李佩以自己獨有的魄力，打開了留學的大門，在選派留學生時絕對不考慮政治背景、家庭出身。她選定的第一個人就是老馬，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快40了，歲數大，不能等。1980年，老馬心情激動地登上了飛往美國的飛機。
伯克利大學把老馬安排在一個美國人家裏住。這個美國家庭實際上隻有一個老女人叫Nancy，60多歲，老公已去世，Nancy繼承了一大批遺產，一個人住在離學校不遠的一個豪宅裏。由於是這個學校的校友，Nancy每年都給學校捐款，學校決定讓老馬住在Nancy家裏最合適不過了。
按規定，兩年後老馬就得回國了。可是到了1984年還不見老馬的蹤影。李佩寫信給老馬，沒有回音。寫信給美方學校才知道，有傳言老馬準備和Nancy結婚。當時還有其他好幾個人有跡象不打算回來了，於是研究生院決定派李佩親自赴美，搞清情況，說服這些人回國。
李佩回到了自己當年留學的故土，感慨萬分。在參觀遊覽之餘沒有忘記自己的任務，費了很大周折，才和老馬取得聯係，表示願意見麵。談話的氣氛很融洽，老馬一再感謝李佩給了他出國的機會，也堅定地表示，絕不回國。原來，老馬的父親解放初被共產黨鎮壓了，把父親帶走槍斃的那一天老馬12歲，當時的場景在腦中打下了深刻烙印。出國前他曾一再提醒過李佩自己的家庭背景，但李佩隻是說“都什麽年代了，還說這些幹什麽？你不是也考取了研究生嗎？”。
李佩後來向我承認自己低估了仇恨的作用，高估了愛國的力量。但她並沒有放棄，回國後立刻找到領導商量，決定派老馬的妻子和女兒到美國，感化老馬，動員老馬回國。老馬的婚姻是那個年代的悲劇，自己沒有選擇，由領導安排的。本來就沒有感情，談何感化？妻子和女兒哭著去，哭著回。
李佩兩次回到美國都是為了勸說逾期不歸的公費留學生回國。兩次來華盛頓都是住在我家。除了公事，勸說在喬治城大學讀書的學長周兄外，我開車帶她去拜訪了幾個當年沒有海歸的好友。每次，老朋友們都要提及郭老。
到底為什麽郭永懷一個人從青海核試驗基地回北京，最後墜機身亡，有各種猜測。一種說法是李佩被揪鬥，郭永懷得到消息無法安心工作，請求回北京。另一種說法是試驗場地發現新數據，郭永懷要回北京匯報。還有一種說法很詭詐，郭永懷在發展核導彈問題上與聶榮臻起了口角，妨礙了導彈研發，於是接到命令回北京…一個星期後，《人民日報》報道郭永懷逝世，全文：“中國共產黨黨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郭永懷同誌，因不幸事故犧牲，終年五十九歲。郭永懷同誌在從事科學技術工作中，做出了貢獻。”僅此而已。三個星期後，中國第一顆核導彈發射成功。
在老朋友家，李佩都是以外交家的辭令表示，國家還沒有做出任何結論，維護了國家尊嚴。從言談話語中可以感覺到，李佩相信有第三種說法的可能性。盡管李佩一再要求查明飛機失事以及郭永懷回北京的原因，直到李佩去世，國家都沒有向她做出清楚的交待。
郭永懷一家的遭遇隻是老海歸命運的一個側麵，年輕人應該上網查閱王丹紅和周暉的文章，可以對自己的國有個更透徹的認識。要想了解更多老海歸的故事，也可以看我的《老海歸 小故事》，很多是網上是看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