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複辟資本主義的就沒有文革

四十多年以來，中國特色黨的一小批人從公有製中獲得好處，而買單的是全國低層人民。既得利益集團照顧了自己及他們的家人，但是沒有保護好中國的低層人民。更壞的是中國特色黨把勞動人民手中的權力又奪回去了, 中國政府的權力又沒有真正控製在勞動人民手裏。然而新中國成立後一直在為中國政府的權力由誰來控製而進行鬥爭。中國共產黨進城了, 那些參加革命的“很多人做了大官，有秘書，有車子，工資很高，衣食無憂，他們不了解百姓疾苦，比資本家還厲害，對這些人不鬥不行。”

新中國建立十多年後, 從當時黨內昔日戰友的不同聲音，從黨內變質腐敗分子的墮落，從國家政權機構的官僚化蛻變，毛澤東的思緒穿越時空在中國，在世界過往的曆史中飛揚馳騁。他深感如果不能有效建立一套真正的人民大眾民主製度，眼前的一切終會成為過眼煙雲的，如同中國曆史上的封建政權周期率循環往複一樣，隨著統治階層的日益腐化墮落，人民必將重新被置於受壓迫、受剝削的悲慘地位。

毛澤東試著向國人私心膨脹宣戰! 於是在一九六六年毛澤東發起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社會化大眾民主嚐試，對封建的，資本主義的，修正主義的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來個大掃除，采用大民主的方法號召人民自下而上地揭露黨和國家陰暗麵，動員人民積極參與，從中得到鍛煉成長。為了不讓"吃人"的社會重演寧可自己粉身碎骨而己。

毛澤東試圖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長效機製，在他有生之年還中國共產黨的初衷，還人民舍身忘死擁護支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夙願。以公立國，人人“要鬥私批修”，這是從根兒上來的，國人私心膨脹，就容易變修，一變修，國家性質就變，人民就倒黴，就受二茬罪，就吃二遍苦，中國低層人就擺脫不掉低層人的命運永遠地被壓迫被剝削。毛澤東做事，是為中國低層百姓考慮的，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完全出於公心。因為毛澤東的共產主義信仰是不會妥協的。

因此在文革期間毛主席發動群眾爭取人民當家作主作了大膽地嚐試, 從“五·一六”通知到青年學生大竄連再到接見紅衛兵，毛主席通過人民群眾“造反有理”來實現社會主義的大眾民主。在文化大革命中，“四大”得到更廣泛的應用，憲法規定的公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等自由得到比資本主義社會更為充分地展現。

針對國人幾千年的奴性教育而形成的壞習慣, 低層百姓對上級無原則盲從、奴隸主義、反動血統論，英雄史觀、唯生產力論等傳統文化中的醜陋惡習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猛烈批判，發動低層百姓解放思想全麵地勇於充分揭露黨和政府領導的一切陰暗麵、防修反修，起到了無可估量的作用。嬌枉必須過正, 在這大破大立的時代中必定有過失, 但相比較現如今複辟四十年以後的社會現實來講, 利遠遠大於害了。

那個時期的新聞媒體主要是宣傳群眾中湧現的新人新事：如大寨的陳永貴、大慶的王鐵人、人民解放軍的雷鋒等，宣傳的都是一些沒有吃過洋麵包、戴過博士帽的“土得掉渣”的工農兵，因此得到了廣大群眾的認同。

九大以後的黨的代表大會以及人民代表大會，大批衣著樸實、來自工農業生產第一線的工人農民的代表，少數民族的代表、婦女代表，昂然走進人民大會堂，甚至坐上主席台，參與黨和國家大事的討論和政策的製定，使他們真正能當家做主，管理國家、管理社會事務。形成了二十世紀政治生活中一道耀眼的、亮麗的、令世界矚目的風景線。

其中一些工農兵中的優秀分子被選舉進入黨和國家各級領導機構，代表人民行使權利。改革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工農一線代表占全體代表的比例最高時為47%，而到了1979年以後，工農代表日漸減少，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2900名代表中，隻有34名工農代表，隻占代表總數的1.1%，這正好反正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在當家作主。

在文化大革命後期，毛澤東把農民陳永貴提升到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把工人吳桂賢提升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這樣前無古人創舉，極大地提高了占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工人農民的地位，得到了工人農民的熱烈擁護，極大地提高了工人農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使他們迸發出空前的革命和建設熱情，提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共產黨在世界人民心目中威信。

1975年底毛澤東主席在會見尼克鬆女兒時談到：“很多人做了大官，有秘書，有車子，工資很高，衣食無憂，他們不了解百姓疾苦，比資本家還厲害，對這些人不鬥不行。”

1975年憲法把“幹部必須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納入重要條款，也是發揚人民民主的一項重要的、在世界憲政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措施。至今沒有哪個國家的憲政能做到這一點。一九七五年憲法增加了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以工農兵代表為主體的規定，這又是毛澤東領導人民創建的社會主義民主優於和高於資產階級民主的一個例證。

同一時期毛主席還說過：“現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讚成，你們怕群眾上街，我不怕，來他幾十萬也不怕。” 對於那些走資派修正主義分子要“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

文革時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在《王力遺稿：王力反思錄》上冊中說，“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過生日，晚上臨時通知，毛主席和江青請陳伯達、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到中南海的遊泳池吃飯。這實際上是個重要的會議，這次毛主席的講話我印象很深。毛主席在當時的講話中認為大民主好，便於攻擊敵人，也能對各級領導機關、領導人直接監督，造成新的社會風氣”。

毛澤東把“四大”和“工人罷工自由”寫進憲法是人民當家作主高峰的標誌。1957年1月，毛主席就講過“罷工並不違反憲法”的話。他還說，“你不許罷工，不許請願，不許講壞話，橫直是壓，壓到一個時候就要變拉科西。黨內、黨外都是這樣”。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54頁)。

此後，在上述基礎上毛主席又依靠人民、總結人民在社會主義民主探索中的經驗，吸取了底層勞動人民創造的經總結然後向全國認真地提出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實行人民當家作主的具體方式。

1957年10月，毛主席說，“今年這一年，群眾創造了一種革命形式，群眾鬥爭的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毛主席還說: “左派不僅同中間派一道鳴放辯論，而且完全公開地同右派一道鳴放辯論。……這種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形式，最適合發揮群眾的主動性，提高群眾的責任心”。又說: “我們的民主傳統今年是一個很大的發展，以後要把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種形式傳下去。這種形式充分發揮了社會主義民主。這種民主，隻有社會主義國家才能有，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有。在這樣民主的基礎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鞏固了集中製，加強了無產階級專政”。 (毛選五卷第467-468頁)。

1975年，毛主席領導修憲時，把“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和“工人罷工自由”寫入憲法，這一行為符合中國國情、便於低層人民群眾不受官員壓製自我行使的權力，是一種最快捷、最廣泛、最有效、最有影響力、成本最低的民主表達方式，在文化大革命中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建設社會主義以及社會公正廉明進步，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表現出社會主義民主憲政較之資產階級民主憲政更廣泛更高級更進步的特點。如同今天的網絡自謀體。可惜, 如今的中國特色黨政府己經取消了"四大", 而在網上發表的低層人民的心聲時常也被刪除了。

如今的中國特色黨還是當年的中國共產黨嗎? 如今的中國政府還是當年由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政府嗎? 如今的中國社會全民一切向錢看, 人人都被私欲, 錢欲, 性欲, 明星欲衝昏了頭腦, 想往著當官發財的中國夢, 不管黑道白道摸到錢就發達了的思想指導下, 能沒有假的毒的說謊的騙人的出現, 何來道德底線? 何來安全可言? 國人醒醒吧! 不清除鄧毒鄧假的指導思想, 國人將永無寧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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