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孫盛起）不允許批評的政權，最後都死了

央視曾經采訪過一位伊拉克記者，具體的采訪內容已經記不清了，但那位記者的一句話卻令我銘記至今：“不允許批評的政權，最後都死了。”

　　是的，東歐陣營、薩達姆、卡紮菲……

　　不過，我們必須正視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專製政權的死掉，是以大量批評者的死掉為代價的。

　　那位伊拉克記者的哥哥是一名大學教師，由於在講課時說了幾句對薩達姆政權不滿的話而被秘密關押和處決。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對政府不滿並大膽提出批評的，肯定是在生活中遭遇不公或者窮困潦倒的人，他們為了改變自身處境才被迫嘀咕和呐喊。也就是說，他們是在為自己爭取利益。這樣的邏輯，頗具本土特色，因此大行其道。

　　然而，真實的情況，卻恰恰相反。那位伊拉克記者的家境非常殷實，他的父親擁有一家大型超市，家中5個兄弟姐妹也個個學有所成，如果閉目塞聽、悶頭吃飯，那麽無憂富足地生活一生是可以預期的。由此可見，他們的不滿，和他們自身的境況無關，而是源於對社會腐朽的憎恨、對他人所遇不公的同情。他們不畏強權暴政，勇敢地發出批評的聲音，是因為他們的心中有一盞正義的明燈，這盞明燈賦予他們勇氣，照亮了充滿荊棘但卻是通往光明未來的路徑。

　　反觀那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群，由於信息的閉塞、知識的匱乏，他們雖然是暴政的最大受害者，卻反而對現狀很容易滿足，稍微得到一點兒小恩小惠就感恩戴德，即使偶有怨言，也大多是對自己發泄，怨自己生不逢時，怨自己能力不濟，甚至怨自己不會鑽營。

　　專製國家如此，民主國家也如此。在歐美國家，對政府發出尖銳批評的“麻煩製造者”，毫無例外都是衣食無憂的精英人士，他們根據自己的學識，認識到握有公權力的人和政府一旦出錯或失控，將會對社會和他人造成非同一般的傷害，因此他們緊盯著政府，以敲打和給政府挑刺為己任，為的就是防止政府作出錯誤的決策。

　　這些“麻煩製造者”在任何國家都是少數，用我們熟悉的話說，是“一小撮”。

　　對待這“一小撮”的態度，彰顯了專製與民主的大不同。

　　在民主國家裏，這些人是必不可少的。雖然他們未必擔任公職，也不會因為自己的批評的話語而得到任何直接的利益，但是他們卻自願擔負起了為政府、為社會糾錯的責任。他們用自己犀利的目光，搜尋製度中存在的弊端和社會的不公，然後呐喊疾呼，督促和迫使政府做出改變。他們的存在，對政府的正常運作和社會的健康發展起到了非同尋常的作用。他們是政府和官員的義務監督員，是政府和官員最為忌憚而又非常尊重的鞭策者。

　　而在專製國家裏，這些人卻是政府的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後快。並且令人不解的是，眾多的普通民眾，雖然深受強權的壓製和壓榨，竟然也會覺得這“一小撮”攪亂了他們的安寧，喊打之聲不亞於專製政府。因此，專製國家裏都是一片歡呼和讚美聲，“雜音”是很難存在的，因為權力擁有者不允許它存在。

　　但是，消滅了批評的“雜音”，社會就安定了嗎？政權就穩固了嗎？

　　看看東歐、突尼斯、埃及、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

　　消滅了“一小撮”，但是消滅不了矛盾。批評的聲音在壓製下發生轉化，轉化成一種足以摧毀原有構架的力量。

　　於是，不允許批評的薩達姆政權死了，卡紮菲政權死了，阿薩德政權將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