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 《思想列傳》
1964冬天，高中的最後一個寒假，我沒有回家，在學校準備高考。我決定報考清華大學。當時有一個說法，即清華大學看重成績而不大看重家庭成分，傳說一個考生的父親因“反革命”罪被“鎮壓”，仍被清華錄取，有點不可思議。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是高等教育部部長，敢於實行特殊政策，對於家庭有問題的考生鼓舞極大。我的班主任老師名叫楊峻，是語文老師，特別喜歡我。我入不上共青團，可是楊老師叫我當班長，這在人大附中是絕無僅有的。我的作文總是展示在走廊上，我告訴楊老師報考理工科大學的想法，他讚賞我獨特的求學之道。後來楊老師在文革中被當作“曆史反革命”（因加入過三青團）遊街毆打，自殺而亡。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有些中學是搞的很厲害的，毛澤東主席親自給清華附中的學生寫信，鼓勵他們“造反”。比起大學生，中學生更敢幹，更無知，破壞性更強。
中學的最後一個寒假，我每天到人民大學圖書館溫習功課，揣兩個饅頭，從早上七點坐到晚上九點，一天也不間斷。這是一生中最用功的日子，直到今天，大多數中國人最用功的日子還是高中時候。當我已經準備好，我便放鬆自己，以保持良好狀態。高考前一個月，每天下午騎自行車到頤和園遊泳，花一毛錢買門票，來回兩個多小時。我獨自一人，沒有別的孩子願意陪我去，沒有別的孩子敢於這樣做。
今人物誌（胡考作於30年代）
到了填寫誌願表的時候，我的第一誌願是清華大學建築係，這是所有理工科專業中最具藝術色彩的專業，其實，建築本身是最古老的藝術，古希臘的五大藝術門類即為詩歌、戲劇、雕塑、建築、音樂。學建築是要畫畫的，父親是畫家，我也曾練習過素描，有繪畫基礎。有兩張誌願表，分別報考一類學校和二類學校，每一張表可以填六個學校。楊老師看了我的誌願表，大笑一聲說道：
“小胡，你是非上清華不可啊！”
在我的誌願表上，第一誌願是清華，三個係，第二誌願還是清華，再寫三個係。
高考結束了，我懷著愉快的心情回家，等候發榜。我先到唐山看望父親，父親在月台上接我。他並不問我考得怎麽樣，似乎考上清華順理成章。父親告訴我兩件事情：第一，文化局不再讓他寫戲，把他調到圖書館當管理員；第二，他和母親離婚了。我不知道說什麽好。我和父親是無話不談的，我要問一個為什麽嗎？他們已經辦完了離婚手續，才告訴孩子們。
我隨父親到他的新家，圖書館後院一間小屋。這小屋同評劇團舊居一樣的狹小陰暗，隻是沒有了鬧市的喧囂。父親的小桌上放了一撂手稿，父親說，這是他的新作。
從“反右”到“勞改”，過去了七年，父親又開始寫長篇小說。精力旺盛的藝術家已經荒廢了許多歲月。這一次父親寫北大荒，居然寫北大荒！居然寫“右派分子”的勞改農場！說到小說創作，父親興奮起來：
“總要搞一點東西，我不能什麽都不做。畫畫不成，改寫小說；小說不能出版，隻好寫戲；戲寫不成了，再寫小說。再不成，隻有寫舊詩詞了！”
延安魯藝學生沙葉像。
（胡考三九年作於延安。華君武保存至八五年，賜原作者。）
父親是那樣無奈，又是那樣執著。父親說，北大荒題材難度很大，這裏沒有女人，沒有愛情，沒有家長裏短，隻有一幫子“右派”，一塊黑土地，一片原始森林。但是，小說創作是寫人，隻要把人物寫活，就是好小說。父親說，用對話表現人物性格，本事最大的莫過於曹雪芹了。熟悉《紅樓夢》的人，從書中拿出一句對話，就可以知道出自何人之口。曹雪芹的文字有這樣強的表現力！父親說，師法《紅樓》，他設計了一個場景：小說中的一個人物偷聽隔壁五六個人談話，作者不說這五六個人是誰，卻通過對話的詞句區別這些人物，使讀者了然於胸。
父親談起小說興致勃勃。在唐山的幾天，父親又談了北大荒，談三年的流放生活。
“兩年前我對你說，北大荒的艱苦是保爾﹒柯察金不能比的。條件之差，超過奴隸時代。原始的奴隸勞動，奴隸是一條心的，監工手拿皮鞭，監工來了，奴隸就幹活，監工走了就怠工。右派不行，右派是彼此監視，打小報告，人不人鬼不鬼的狀態。”政治的監督，思想的控製，人類曆史上沒有一個時代超過當時的中國。在中世紀的歐洲，在宗教裁判所遍地的時代，教會對於思想的控製，也達不到這樣無所不在、精細入微的程度。父親說過一句話：
“思想的牢籠就像一堵高牆，誰也別想跳出去。”
在北大荒，最苦的勞作是上完達山伐木，那是難以想象的，是真正的苦役。幾百個右派在初秋的9月份進山，第二年5月出山。伐木是手工拉大鋸，一排一排地放倒參天大樹，人拉肩扛把園木運到堆場，勞動強度極大。父親說，嚴冬時候零下40度摘下皮帽，寒風吹來猶如春風拂麵。更苦的是山上沒有水，從秋天到春天，右派們沒有洗過一次澡，沒有洗過一次腳，沒有洗過一次臉。父親帶了一麻袋衛生紙，每天用紙擦一擦臉，隻有臉麵可以見到皮膚的顏色，脖子以下便如車軸一般。腳上的棉鞋稱為“棉烏魯”，一個冬天不脫。右派住半地下窩棚，沒有床，在地上鋪草睡覺。看管右派的士兵的房子可以生火，夥房可以生火，右派的窩棚不準生火，晚上頭戴皮帽腳穿“棉烏魯”鑽進三層棉被，室內溫度零下28度，有如冰窟！吃飯的時候，一碗棒子麵糊糊，吃到一半已是冰碴。1959年全國大搞“三麵紅旗”，勞動競賽如火如荼，在遙遠的完達山也不例外，號令右派大幹48小時，大幹72小時，不睡覺連軸轉。右派們砍倒無數參天大樹，這些大樹一根也沒有拉出來，全部爛在山裏。
1959年和1960年，853農場的冬季伐木還算平安，沒有發生重大事故。到了1961年，嚴重的大饑荒漫延到北大荒，由於糧食匱乏，挺不住了，伐木場開始死人：有的人晚上睡下，早上已停止呼吸；有的人蹲在茅廁裏一頭栽倒，再也起不來。於是農場報上級批準，把右派們從山中撤出。
這就是《思想列傳》的生活場景。為什麽叫《思想列傳》呢？“思想改造”是懲治知識分子的武器，是一把無形的尖刀。“列傳”則是尖刀下的眾生相了。小說寫了30萬字，父親把稿子寄給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嚴文井，他是延安時期的老朋友。嚴文井很想幫忙，可是無能為力。不能說《思想列傳》類似於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但是從題材上看，都是寫政治犯，勞改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