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lt.cjdby.net/thread-1069752-1-3.html
說到這個問題，在下近幾年也對拉美國家（主要是阿根廷和巴西）的工業化進程進行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既然LZ提到這個問題，那我也隨便說兩句吧。
拉美國家的工業化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這三個國家從上世紀40年代開始進行具有較高水平的工業化運動，到70年代，這三個國家的工業化已經達到了中等程度，已建成了具有一定規模和技術水平的工業體係。像阿根廷，到70年代已能生產汽車、飛機甚至核電站設備。80年代之後，這些國家紛紛開始出現“去工業化”的趨勢，原來取得的工業化成果損失殆盡。實際上，巴西還不算去工業化最厲害的國家，阿根廷較之巴西，去工業化更為徹底而嚴重。21世紀的阿根廷，基本上已經退回到了二戰之前的狀態，重新成為了一個農業和畜牧業國家。從我掌握的資料看，目前阿根廷的出口結構和二戰之前基本一樣，以穀物、肉類及玉米為主，總量要占到出口額的60%以上，阿根廷已基本喪失工業自給能力，重化工業就更不用說了。巴西情況還是要好一些，起碼仍能生產相當部分的工業產品，鋼鐵、汽車、飛機等行業在國際市場中還能有一席之地。
之所以造成這樣的局麵，我個人認為，一方麵是80年代以後“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興起，使這些國家走上了新自由主義的錯誤道路，導致了國家經濟自主性和國家宏觀調控能力的喪失，也就是所謂“被忽悠瘸了”，但是另一方麵說，新自由主義之所能在這些國家大行其道，也和這些國家本身經濟結構和政策的缺陷有關。拉美國家實行的“進口替代”經濟方針，其最大的缺陷就是國內市場競爭性不足，生產效率低下，由此導致經濟活力有限，產品國際競爭力不足。而拉美各國由於人口普遍不算很多（隻有巴西超過1億），國內市場有限，加之國內貧富懸殊過大，階級結構不合理，所以國內消費力十分有限。在這種情況下，拉美各國就麵臨著尷尬的局麵，一方麵是本國市場有限，要想進一步提高工業生產動力不足，另一方麵，本國生產的產品價高質次，在國際市場又沒有多少競爭力，這就出現了工業化的“瓶頸”。而工業化是需要巨大資金投入的，僅僅停留在“進口替代”的層次上，市場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飽和，本國的工業企業就不可能為進一步的工業化提供更多的資金積累，設備、技術、管理等就不可能獲得更新和提高，這反過來又會導致工業生產的效率和效益更加低下，以致最後工業企業普遍出現巨額虧損，但政府出於整體考慮，又不能允許這些企業破產，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不斷輸血，用政府補貼的方式來維持這些企業的生產。然而政府的錢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工業企業普遍虧損，收不到稅，那就隻能走兩條路：借債和印鈔票，用巨額赤字來支撐工業化。這種局麵短期內還能應付，但長期持續下去，就出現了拉美各國普遍高漲的通脹率和債務負擔，發展到80年代，這種局麵再也難以維持下去了，通脹和債務已經壓得拉美各國喘不過氣來了，這才終於有了新自由主義的趁虛而入，終於把拉美各國“忽悠瘸了”。
其實冷靜分析一下，我國在90年代中期進行國企改革之前和拉美各國當時所麵臨的困境是很相似的。國有企業普遍生產效率低下、產品沒有競爭力、長年出現巨額虧損，全靠銀行貸款維持著局麵。長期如此，銀行呆賬如山、政府赤字巨大，通脹壓力可想而知，因而才有前任相國狠下心來進行的三年國企改革攻關，也就有了TG建政以來的第二次全國性下崗高潮（第一次是60年代初國民經濟調整時期）。不能說當時的TG完全沒有收到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事實上，當時的很多市場化改革措施確實是帶著新自由主義的影子的，在那一時期，社會公平幾近完全喪失，貧富差距迅速拉大，甚至連許多本來應當由政府承擔的公共事務（比如義務教育、醫療保障、公共交通、保障性住房等）也被一起推向市場，對國有企業往往也是不分青紅皂白一賣了之。可以說，今天中國的很多社會矛盾的種子，就是在那個時候種下的。但是現在回過頭來看那段曆史，平心而論地說，當時的TG也是很難的，如果拖著不進行全麵改革，繼續維持那種不死不活的局麵，那最後左不過是當蘇聯第二，但是如果要進行全麵改革，誰又能保證不當拉美第二。在這種兩難局麵下，TG選擇了一條現在看來不能算是最理想但起碼也還不算最糟糕的道路，以億萬人民的暫時痛苦（當然，這種痛苦至今仍未完全消失，隻是程度在不斷減輕）為代價，按照市場化和私有化的原則在局部進行了改革，但堅守住了金融國有化和核心工業部門國有化的底線，沒有完全跳上“新自由主義”的那條船。這次改革一舉扭轉了國家經濟長期缺血的狀態，再加上入世成功，中國工業就此擺脫了過去不死不活的狀態，踏上了迅猛發展的新時代，從而能在2010年一舉成為世界第一工業大國，長期拮據的國家財政和外匯儲備也飛速增長，中國政府擁有了10年前想都不敢想的巨大財力，從而能夠進行令人震驚的大規模現代化建設和產業升級。盡管現在就斷言中國已經突破了工業化的“瓶頸”還不能令所有人信服，但毫無疑問的一點是，今天的中國，明顯地已經站在了比當年拉美各國更高的工業化台階上，可以朝著更高的層次邁進了！
由上可見，拉美和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的分水嶺就在市場化改革這一道坎上。在相似的困境麵前，拉美各國選擇是對原有體製的全盤否定，對新自由主義的全盤接受，而完全沒有考慮自身情況的差異和承受能力，結果就是去工業化的曆史反動，是國家經濟全麵喪失自主權的慘痛局麵。而中國雖然也明確了對原有的計劃經濟體製進行全麵改革的目標，但並沒有全盤接受新自由主義的鼓噪，沒有放棄自己的金融主權和核心工業部門。一方麵勇於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利用價格低的優勢從低端產業開始逐步占領市場，積累進一步工業化的資金，另一方麵又在國內對具有戰略意義的工業部門進行保護和扶持，終於能夠度過難關，迎來了較為有利的局麵
請閱讀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說到這個問題，在下近幾年也對拉美國家（主要是阿根廷和巴西）的工業化進程進行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既然LZ提到這個問題，那我也隨便說兩句吧。
拉美國家的工業化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這三個國家從上世紀40年代開始進行具有較高水平的工業化運動，到70年代，這三個國家的工業化已經達到了中等程度，已建成了具有一定規模和技術水平的工業體係。像阿根廷，到70年代已能生產汽車、飛機甚至核電站設備。80年代之後，這些國家紛紛開始出現“去工業化”的趨勢，原來取得的工業化成果損失殆盡。實際上，巴西還不算去工業化最厲害的國家，阿根廷較之巴西，去工業化更為徹底而嚴重。21世紀的阿根廷，基本上已經退回到了二戰之前的狀態，重新成為了一個農業和畜牧業國家。從我掌握的資料看，目前阿根廷的出口結構和二戰之前基本一樣，以穀物、肉類及玉米為主，總量要占到出口額的60%以上，阿根廷已基本喪失工業自給能力，重化工業就更不用說了。巴西情況還是要好一些，起碼仍能生產相當部分的工業產品，鋼鐵、汽車、飛機等行業在國際市場中還能有一席之地。
之所以造成這樣的局麵，我個人認為，一方麵是80年代以後“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興起，使這些國家走上了新自由主義的錯誤道路，導致了國家經濟自主性和國家宏觀調控能力的喪失，也就是所謂“被忽悠瘸了”，但是另一方麵說，新自由主義之所能在這些國家大行其道，也和這些國家本身經濟結構和政策的缺陷有關。拉美國家實行的“進口替代”經濟方針，其最大的缺陷就是國內市場競爭性不足，生產效率低下，由此導致經濟活力有限，產品國際競爭力不足。而拉美各國由於人口普遍不算很多（隻有巴西超過1億），國內市場有限，加之國內貧富懸殊過大，階級結構不合理，所以國內消費力十分有限。在這種情況下，拉美各國就麵臨著尷尬的局麵，一方麵是本國市場有限，要想進一步提高工業生產動力不足，另一方麵，本國生產的產品價高質次，在國際市場又沒有多少競爭力，這就出現了工業化的“瓶頸”。而工業化是需要巨大資金投入的，僅僅停留在“進口替代”的層次上，市場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飽和，本國的工業企業就不可能為進一步的工業化提供更多的資金積累，設備、技術、管理等就不可能獲得更新和提高，這反過來又會導致工業生產的效率和效益更加低下，以致最後工業企業普遍出現巨額虧損，但政府出於整體考慮，又不能允許這些企業破產，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不斷輸血，用政府補貼的方式來維持這些企業的生產。然而政府的錢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工業企業普遍虧損，收不到稅，那就隻能走兩條路：借債和印鈔票，用巨額赤字來支撐工業化。這種局麵短期內還能應付，但長期持續下去，就出現了拉美各國普遍高漲的通脹率和債務負擔，發展到80年代，這種局麵再也難以維持下去了，通脹和債務已經壓得拉美各國喘不過氣來了，這才終於有了新自由主義的趁虛而入，終於把拉美各國“忽悠瘸了”。
其實冷靜分析一下，我國在90年代中期進行國企改革之前和拉美各國當時所麵臨的困境是很相似的。國有企業普遍生產效率低下、產品沒有競爭力、長年出現巨額虧損，全靠銀行貸款維持著局麵。長期如此，銀行呆賬如山、政府赤字巨大，通脹壓力可想而知，因而才有前任相國狠下心來進行的三年國企改革攻關，也就有了TG建政以來的第二次全國性下崗高潮（第一次是60年代初國民經濟調整時期）。不能說當時的TG完全沒有收到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事實上，當時的很多市場化改革措施確實是帶著新自由主義的影子的，在那一時期，社會公平幾近完全喪失，貧富差距迅速拉大，甚至連許多本來應當由政府承擔的公共事務（比如義務教育、醫療保障、公共交通、保障性住房等）也被一起推向市場，對國有企業往往也是不分青紅皂白一賣了之。可以說，今天中國的很多社會矛盾的種子，就是在那個時候種下的。但是現在回過頭來看那段曆史，平心而論地說，當時的TG也是很難的，如果拖著不進行全麵改革，繼續維持那種不死不活的局麵，那最後左不過是當蘇聯第二，但是如果要進行全麵改革，誰又能保證不當拉美第二。在這種兩難局麵下，TG選擇了一條現在看來不能算是最理想但起碼也還不算最糟糕的道路，以億萬人民的暫時痛苦（當然，這種痛苦至今仍未完全消失，隻是程度在不斷減輕）為代價，按照市場化和私有化的原則在局部進行了改革，但堅守住了金融國有化和核心工業部門國有化的底線，沒有完全跳上“新自由主義”的那條船。這次改革一舉扭轉了國家經濟長期缺血的狀態，再加上入世成功，中國工業就此擺脫了過去不死不活的狀態，踏上了迅猛發展的新時代，從而能在2010年一舉成為世界第一工業大國，長期拮據的國家財政和外匯儲備也飛速增長，中國政府擁有了10年前想都不敢想的巨大財力，從而能夠進行令人震驚的大規模現代化建設和產業升級。盡管現在就斷言中國已經突破了工業化的“瓶頸”還不能令所有人信服，但毫無疑問的一點是，今天的中國，明顯地已經站在了比當年拉美各國更高的工業化台階上，可以朝著更高的層次邁進了！
由上可見，拉美和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的分水嶺就在市場化改革這一道坎上。在相似的困境麵前，拉美各國選擇是對原有體製的全盤否定，對新自由主義的全盤接受，而完全沒有考慮自身情況的差異和承受能力，結果就是去工業化的曆史反動，是國家經濟全麵喪失自主權的慘痛局麵。而中國雖然也明確了對原有的計劃經濟體製進行全麵改革的目標，但並沒有全盤接受新自由主義的鼓噪，沒有放棄自己的金融主權和核心工業部門。一方麵勇於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利用價格低的優勢從低端產業開始逐步占領市場，積累進一步工業化的資金，另一方麵又在國內對具有戰略意義的工業部門進行保護和扶持，終於能夠度過難關，迎來了較為有利的局麵
請閱讀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