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境遇慘不忍睹，胡溫為何隻關心農民?

工人境遇慘不忍睹，胡溫為何隻關心農民?


中國的貧窮人口早已經不是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地區，而是分散在全國各地。中國貧窮人口中超過半數的人不是生活在官方劃定的窮困村莊，貧困人口不僅分布在農村地區，而且已經蔓延到城市，各個發達地區和發達的城市都有，並且城市的貧困群體比農村的貧困群體甚至還要難過。因為在城市的環境條件下，水、電、氣、菜、米、油這些所有的東西統統都需要錢。一旦沒有錢的話，比農村還要艱難。奇怪的是自稱標榜關懷貧困人民的胡溫政權從來就沒有關心過城市的貧困居民，而是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關心農民的身上，溫家寶從2003年當總理起至今都沒看望過城市貧困居民，他探訪和關心的都是農民和農民工。

原來兩方敵對的政治勢力在鬥爭的過程中，當一方通過戰爭或其它手段徹底戰勝另一方時，為了鞏固自己的勝利成果，往往會對失敗者的殘餘勢力進行殘酷無情的打擊報複，甚至不惜連累他們周圍無辜的人群，同時大力扶持自己的支持者。曆史上的事例數不勝數，例如明成祖朱棣奪了親侄子的皇位後，把建文帝宮中的宮人、女官、太監被殺戮幾盡；他一次性枉殺1萬4千多人。他還將忠於建文帝的舊臣如方孝儒等人全部殺死；僅方孝儒一家，滅“十族”就殺掉873人！對於建文忠臣的妻女，朱棣竟把她們送進妓院、軍營，讓人輪奸。有被摧殘至死的，朱棣就下聖諭將屍體喂狗吃了。中共打敗國民黨後，受壓迫的貧苦人民翻身做主人了，地主資本家財產就被剝奪得一幹二淨，社會地位也淪為社會的最底層，可仍舊被拉出來隔三差五地鬥鬥，罪大惡極的還被處決。這是因為他們曾經的“剝削”和“壓迫”，他們以前的地主資本家身份，成了他們永久的原罪。不僅如此，原罪還要禍及子孫。

頗具戲劇性的是隨著文革的發生，曆史再一次印證了這個道理，每個中國人都被打上“文革”的烙印，其中尤以工人，農民和教師這三種人的烙印最為深刻，他們的命運也隨著文革的興衰而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當年文化大革命運動主要發生在各大小城市，幾乎所有的城市居民都卷入了文革運動，而成年城市居民大多都在工廠和企業做工，他們在讀書的子女是學生。這些工人和學生便成為造反派的主力軍，在毛澤東的號召下，工人和學生支持文革，批鬥大大小小走資派和當權派最賣力，中央高層的走資派都是在城市被他們批鬥的，例如彭德懷，劉少奇等。工人和學生親毛色彩最濃。工人，主要是國營企業的工人得到厚報，有鐵飯碗，有公費醫療、單位分配的住房和退休金等福利，是當時最令人羨慕的職業。農村並不是文革的主戰場，農民隻是在農閑的時候批鬥一下舊社會的地富反壞，最多也就批鬥一下最低層的公社官員，也沒太多的時間卷入政治鬥爭，而是被釘死在田裏背向太陽種地,交工糧,交餘糧,這樣就形成城鄉差別了。但這是上天冥冥之中保護了10億農民，否則以後就不是工人下崗，而是農民失地了，這是後話。教師大多是民辦性質的，政治經濟待遇極其低微，還背負“老九”的罪名，大部分的教師都受到學生的批鬥，校園成為文革的重災區，他們普遍仇恨毛澤東，反對文革。國家提拔不少工人到國家擔任領導人，例如黨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副總理吳桂賢、孫健，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李素文、姚連尉等，農民當上國務院副總理也有一個陳永貴，但從上到下就沒有一個教師受到提拔，這是當時這三種人社會地位的真實寫照。

建國後鄧小平因跟隨劉少奇路線而被毛澤東定為“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派”，先後兩次被毛澤東罷免職務，在文革中受到的奇恥大辱，最要命的是鄧小平的大兒子鄧樸方在文革中因不堪受辱，逃跑中意外墮樓導致終身癱瘓，喪失了生育能力，年紀輕輕就要在輪椅上度過餘生。幸虧鄧小平還有另外一個兒子，要不然鄧家就絕後了。這使他終身都無法消除對毛澤東的仇恨。盡管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有生之年主動與毛的後人和解了，但鄧夫婦就至死都拒絕和毛的後人和解，而是帶著未能把毛鞭屍的遺憾離世。鄧小平篡位奪權後就把毛澤東搞的文革全盤否定，代之以改革，幾乎全部與毛澤東反其道而行之，凡是毛澤東肯定的他就反對，凡是毛澤東反對的他就肯定，美其名為“撥亂反正”。不少地主和資本家落實政策得到平反，大資本家榮毅仁還當上國家副主席，榮氏家族顯赫一時。對那些文革時期被批鬥，被下放，被毛打到的所謂走資派平反，官複原位，把高層的毛派官員堅決清洗出局，然後就把目光投向下層的民眾，瘋狂地迫害文革中的所謂“三種人”。由於居民都參加過文革，也就是任何一個居民都有可能批鬥過他們，雖然鄧小平也知道並不是每個城市居民都支持文革，甚至不少居民是抵製文革的，但要一一辨別開來，恐怕隻有神仙才能做到，鄧小平隻能一棍子打死全體的居民，對居民根本沒有好感，特別是對毛澤東的追隨者工人和學生更視他們為眼中釘，肉中刺。如果說學生閱曆不深，頭腦簡單，又有激情，容易被利用，尚可原諒。那麽工人就是毛的鐵杆餘黨，毛死後還躲在企業和工廠裏，捧著鐵飯碗，日子還過得甜蜜蜜。鄧小平要使工人受到懲罰，工廠就必須破產。通過國企改革，無聲地砸爛了工人的鐵飯碗，修改憲法取消工人罷工的權利，後又實行廠長經理責任製，可以毫無理由地辭退工人，剝奪憲法規定的工人當家做主的地位。鄧小平派駐的廠長經理大部分是貪官，把工廠企業掏空的同時，開放外資進來投資，給外資在稅收、貸款、政府支持等方麵以種種優惠，外資根本不用負擔員工的生老病死，默許三來一補的外資企業大肆倒賣保稅原料，衝擊國營工廠，鼓勵發展個體戶以衝擊國營商業。凡是毛派大本營的行業，例如商業、供銷、工廠企業、糧食等都推到市場去殘酷競爭，利用外資、私企和個體戶搞垮它們，這和蔣介石利用日軍消滅非蔣係的雜牌軍的道理一樣。凡是鄧既得利益者集中的行業，像行政機關、學校、電信、金融機構等，都受到保護，絕不對內開放。 但由於舊製度的餘威還在，工廠企業還沒有虧損，讓工人們下崗的條件還不成熟，陳雲等元老會反對。當時工人在整個八十年代還是過了一段火紅的日子，除了工資還可以領到數量不菲的福利獎金,民眾願意進工廠當工人而不願意做教師。元日天認為這是由於在八十年鄧小平與陳雲兩大巨頭的治國理念不同，陳雲雖然也仇毛反文革，但仍主張計劃經濟，計劃經濟卻因為在大部分社會領域保留公有製不動，不會出現關停並轉、不會造成職工大批下崗的問題。鄧小平的市場經濟改革遭到以陳雲為首的黨內保守勢力的強力阻擊，較量的結果變成有計劃的市場經濟，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擊敗陳雲的勢力，這種僵持局麵才打破，在稍後黨的十四大上迫使陳雲派係的姚依林、宋平辭去政治局常委職務，換上鄧派的朱鎔基、胡錦濤，至此，由7人組成的政治局常委會中隻剩下李鵬是陳雲派係的，並確立全麵推行市場經濟。沒有計劃經濟下的國企在與外資、私企的競爭中完全處於劣勢，不過幾年時間已經開始虧損，為以後企業的破產，迫使工人下崗打下了基礎。這時期農民得到解放，可以外出外出打工，有了自己的承包田地，允許農民在自己的田地搞副業，包括鄉鎮企業。鄧小平既然與毛澤東對著幹，那工人就不得提拔做官了，代之以教師得到大肆提拔，突出表現在各市，縣，鎮的官員提拔上，每當要提拔人做官時就非教師莫屬，大規模提拔教師做官已經成為地方政府的潛規則，一來是教師在文革中與鄧小平共患難，共同仇毛反毛，是同一戰線經得起考驗的戰友，鄧小平需要回報教師，二來教師在毛澤東時代吃盡苦頭，他們做官後就絕不會為文革翻案了。打著“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口號做掩護，“教師出官”成了中國特色，但對於女大學生為生活所逼而成了妓女，他們又裝著看不見了。數數吧，現今有多少的地方官員過去是做過教師的？但由於當時財政困難，還不能對教師進行物質上的獎賞，隻能設立教師節，大力提高教師的社會地位，大造輿論，提倡尊師重教。但教師經濟上的待遇和其它行業的人相比有差距，政府還屢屢被不知內幕的人批評不重視教育。對於改革的不預期理想，鄧小平也流露出對胡耀邦，趙紫陽及江澤民的不滿，後來發現朱鎔基的想法和他不謀而合，就當眾讚朱鎔基“懂經濟”，把朱鎔基從地方提拔到中央做政治局常委兼副總理，並從李鵬手中奪走主管經濟的大權。

在中國計劃經濟時期，城市裏不管是什麽樣的人，基本上都有個人頭費，而擁有城市戶口的人又有工作，住房，醫療等各種福利，生活都有所保障。一想到這些文革餘孽還享受這樣的福利，鄧小平簡直食不甘味，城市戶籍改革迫不及待，改革後附加在城市戶口上的這些福利待遇被徹底剝離了，要想得到這些福利待遇就隻有依靠工作單位了，下一步就要使養活工人們的單位破產解散了，但老奸巨猾的鄧小平在他活著的時候還是沒有搞工人下崗運動，元日天認為鄧小平並非不想工人下崗，而是自己不願意背負這個惡名，就像當年曹操不是不想當皇帝，他隻是想把皇帝留給他的兒子做。

朱鎔基先是在五十年代因言論被劃為右派，後來在文革中還被下放農村勞動5年，幹過各種各樣的農活，留下了腰肌勞損的病根，因此他和鄧小平一樣仇毛恨毛。1995年陳雲去世，這意味著他的勢力徹底退出中國政壇，黨內已經沒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製衡鄧小平了。1998年鄧小平的愛將朱鎔基接替陳雲派的李鵬任總理時，工人的災難就來臨了。這個朱鎔基完全繼承了幾百年前的祖先朱棣的殘暴，為了捏斷居民的後路，規定居民戶口不能轉為農村戶口，也就是居民不能回去當農民了。再迫不及待圖窮匕現，強迫工人下崗、買斷工齡、自謀生路、看不起病、上不起學、住不起房、養不起老……死活沒人管，慘絕人寰，還揚言下崗工人沒有一分錢的補償，最後還是江澤民從維穩的角度出發，拍板給人工一點補償。有多少工人辛辛苦苦為黨和國家工作了一輩子，快到退休年齡了才發現單位解散了，退休金自然無法領取，朱鎔基就強迫這些人出巨資重新買養老保險。朱鎔基同時宣布對教師進行物質獎勵，教師吃皇糧，薪酬待遇不低於公務員，這和工人的淒慘遭遇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無人為下崗工人講話，因為中國的人大，政協連一個下崗職工的代表都沒有。朱鎔基還發明了萬眾唾罵的“退休金雙軌製”來懲罰工人，導致機關事業單位和教師的養老金要多於工廠企業人員養老金的3至5倍，朱鎔基的惡行激起了下崗工人的憤怒，據傳後來朱鎔基的嶽母在長沙被暗殺就是下崗工人幹的。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腐敗和貧富懸殊愈發加劇，普通工農大眾都懷念起毛澤東時代了，全國風起雲湧的毛澤東熱使權貴當局者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機。毛派是最獲貧窮民眾支持的，假如工農聯合起來，他們就完了，必須把農民拉到自己一邊，畢竟農民在文革時候和他們沒有結下冤仇。這時一件偶然的事件發生了，2000年3月，一個叫李昌平的湖北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寫了一封題為《我向總理說實話》的信給朱鎔基總理，這位冷血總理馬上抓住這個機會大做文章，高調派人下去找李昌平調查實況，研究出台扶持農民的政策, 隻要離間工農，毛左的工人是掀不起風浪的。

胡錦濤4歲喪母，其父胡靜之沒有再婚，獨力養大胡兄妹，文革中因貪汙公款，被造反派將其拉到台上進行批鬥，還將他關了起來。胡靜之被關的時候慘遭迫害，其身體一天天垮了下去。到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隻有50多歲的胡靜之死不瞑目地離開了人世。文革時期溫家寶大學畢業沒能留在大城市而是被分配到西部落後省份甘肅，長期工作於基層，又苦又累又低微，使棟梁精英溫老備感羞辱，人生最美好的青春被埋沒在大西北更使他對毛隻有刻骨仇恨，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可能今天還在山溝裏拿著錘子跑地質。胡溫當政自然不謀而合，進一步貫徹上屆政府策略，指令各級政府扶持和關心農民，在農村推行基層選舉製度，當工人被剝奪當家做主的地位，被強迫下崗後，比工人文化素質低的農民卻得到選舉村長的民主權利。為防止農民的負擔反彈，竟然不惜對中國的鎮級行政機構大動手術，進行大規模壓縮和合並，規定各級政府的人頭費隻向居民收取，不得向農民收取。從2001年起連續10年中央的一號文件都是農業，取消農業稅、提高種糧補貼、增加有限但對農民而言有效的養老、醫療福利以及農產品價格的持續上漲，使得過去幾年農民整體收益不斷提高，再加上縣域經濟的繁榮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如建築工、服務業與經商等，農村收入處於一個較高速增長的時期，而且因生活成本比城市低，因此，農村不再是若幹年前那種死氣沉沉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狀態，而是構成了一個真實的“農村市場”，農民生活的基本商品化，自我創造了更多就業。城鄉差別正在悄悄地發生逆轉，和工人的遭遇相反，年滿60歲的農民竟然不用繳費就可以領養老保險金了。在城市做工，養老保險，底保等以前是居民才有的權利，但現在農民都得到了。但有田有地，獲得村中的分紅這些農民的權利卻是居民不可能得到的。以至普通的城市居民都羨慕擁有農村戶口的農民，但擁有一個農村戶口對於居民來說是個不可能實現的願望。據2010年3月6日的官方《南方日報》第四版報道，在珠三角站住腳的農民工，政策上也允許他們就地"市民化"，比如中山市有3萬多人符合條件，但真正落戶的隻有100多人。也就是他們寧願回去落後的中西部做農民，也不願意在經濟發達的中山市做市民，誰都知道“有車有樓，不如有個農村戶口”。

早已經資產階級化了的中共權貴官僚內心恐懼革命，他們厭惡馬列毛思想，害怕馬列毛主義刺激中國窮人起來造反，在他們全麵主宰下的中國，毛主義成為禁忌，工人由於文革原罪而被貼上“毛”的標簽，自然也成為敏感和忌諱的話題，沒有那個中共的高層人物願意再提及這些人，誰要是不識趣提出工人問題必然遭到群起而攻之，工人的冷遇也禍及普通的居民，這才有了南平鄭民生殺人時的高聲嘶喊“你們不讓我活，我也不讓你們活”，據可靠消息稱，鄭家六兄弟原本都是國營企業的下崗工人，但就是再出更多的鄭民生式殺人事件也不可能引起溫家寶的注意。官方則刻意讓三農成為熱門的話題，經過胡溫多年的努力，農民已經是有產階級，擁有當今最為寶貴的田地資源，可以不停地產生財富。對居民往往以有城市低保為不需要操心的理由，但每當下崗工人向政府申請低保救濟時，政府的人總是冷冷地說：“你四肢健全，應自謀職業，我國政策是不養懶人的。”當不少農民即使不用做工而吃村裏的分紅都不會挨餓時，溫家寶就不說養懶人了，而是說“我是農民的兒子,我深切地體會到10億農民的疾苦”。中國工人階級已經淪為中國社會最底層、最沒有人權的人物，處境悲慘，形同奴隸，那是中國憲法中明文規定的響當當的領導階級。麵對城市的高昂生活成本，他們生活得很不體麵，他們的妻女，有些就淪為賣淫女，供權貴們踐踏蹂躪，落到生不如死的地步。聯想到溫家寶論述“橄欖型”格局，勾勒分配製度改革藍圖。那麽橄欖型的最上端無疑是城市的權貴官僚，作為緩衝的中部就是數量龐大就農民和白領，而最下端的是城市貧民。農民必定會深徹體會到毛澤東時代城鄉差別巨大，是改革開放的政策使農民富裕起來。這樣的結果是10億農民是他們的忠實擁護者，擁毛者就會成可憐的少數派，將來即使中國有了民主，毛派也不能奪回失去的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