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台灣”，這是我童年時經常見的，刷在牆上的標語口號，直到1979年1月1日全國人大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後，逐漸稀少，最後絕跡。其實，新中國成立後，大陸共向台灣發表了五次《告台灣同胞書》，而1979年元旦這次其實是最有影響力的一次，也是最後一次。
而在建國初期，解放台灣一直是中共要完成全國統一的頭等大事。從我們今天已知的曆史來看，我們從未承諾放棄武統的準備。但中共一直嚐試著對話，以協商和和平的手段將中國大地完成最後的統一。一手準備軍事解決，一手建立對話通道，自新中國開始進入和平建設時期（抗美援朝戰爭、全國剿匪鬥爭結束以後）以來，從未改變過的對台方針政策。
其實，中共對台當時的國民黨當局方針政策一直有個演變的過程。到了1955年8月，中美兩國在日內瓦開始有了大使級的外交接觸，這為中共和平解放台灣創造了必要的外部條件。
1956年以前，中共對台基本方針主要是武力解決。在1956年1月25日，根據國內和國際環境的演變，時任中共和新中國最高領導人的毛澤東審時度勢，高瞻遠矚的在第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準備進行第三次國共合作。 這是對台如何解決問題的政策分水嶺，根據毛主席這一提議，迅即在當月的30日，時任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在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正式宣布對台基本方針：“為爭取和平解放台灣，實現祖國的統一而奮鬥”。
為適應中共這一對台工作的新政策，中央決定成立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由總理周恩來直接領導。小組的工作由李克農、羅瑞卿負責，還有徐冰，羅青長、淩雲和童小鵬等人做具體工作。下設對台工作辦公室，辦公地點設在中南海。
金門炮戰影像
1958年8月23日，大陸用另一種特殊的對話，即著名的“金門炮戰”。用炮火與台、澎、金、馬保持“聯係”，維持中國內戰的態勢，拖住美蔣，粉碎美蔣達到“劃峽而治”的企圖。鮮為人知的是，就在炮擊金門前幾天，毛澤東接見了中國著名記者曹聚仁，讓他把中共主要是對美不對台的底細 轉告蔣氏父子。以此說明雖然海峽兩岸在軍事上又交了火，但祖國大陸並沒有放棄爭取和平解放台灣的種種努力。從此，早在抗戰中便以深入戰地取得第一手資料而馳名中外的曹聚仁，成為了今天人們口中所述的“兩岸特使”。
抗戰期間，在戰地采訪的曹聚仁夫婦
說個題外話，曹家也可謂一門忠骨，除了曹聚仁活躍在抗戰戰地采訪中，其弟曹藝（曹聚義）則是中共二十年代後期的黨員，曾是黃埔軍校中共地下黨總支書記。在抗戰戰場上浴血奮戰，尤其在遠征軍戰場上，率領汽車部隊出生入死馳騁在國際交通線上，後來官至國民黨聯勤總司令部副司令。在金華起義後，歸隊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員。1950年，調入交通部任職。
曹藝抗戰中負傷留照
中共開始通過各種渠道，采取各種辦法，繼續開展對台工作。對台灣問題，大陸既從中、美、 蘇“大三角”全局來考慮，但把工作重點放在“小三角”（即蔣介石、蔣經國、陳誠）上。為此，在周總理直接領導下，采取了一係列政策以配合對台戰略的轉變。如特赦像杜聿明、王耀武、曾擴情、鄭庭笈、宋希濂等原蔣軍高級軍官等。這些人也通過各種渠道致信台灣方麵的國民黨軍政要員，說明大陸新的對台政策，希望通過和平談判，實現祖國統一。這些行動，對台灣方麵也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60年代後，美國施展“兩麵派手法”，一方麵加強與中國政府的接觸，另一方麵又向台灣當局施加政治、經濟壓力，繼續推行“兩個中國”的政策，美蔣矛盾加深擴大。毛澤東認為這是開展對台工作好時機。
1960年5月22日，毛、周研究商討後，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確定了對台的總方針是：台灣寧可放在蔣氏父子手裏，不能落到美國人手中。我們可以等待，解放台灣的任務不一定我們這一代完成，可以留給下一代去做。毛澤東同時還提出了對台的具體政策，周恩來將其歸納為著名的“一綱四目”。
一綱四目：
綱：台灣回歸，祖國統一。
目：1.台灣歸回祖國後，除外交 必須統一於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 事安排等悉由台灣領導人全權處理。
2.所有軍政及經濟建設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
3.台灣之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並尊重台灣領導人意見協商決定，然後進行。
4.雙方互約，不派遣人破壞對方團結之事。
毛澤東，周恩來，張治中
為了把中共準備和談的誠意和信息傳遞到台灣，大陸通過與國共兩黨高層都有深交和影響的張治中、傅作義、李濟深、邵力子、章士釗等人士，分頭尋找線索和渠道轉達。 曾任周總理辦公室主任童小鵬回憶：1962年，有一次，周恩來邀請張治中、傅作義、屈武等在釣魚台吃飯。席間談到台灣問題，周恩來希望他們寫信給台灣當局，告訴他們不要輕舉妄動。後來屈武給於右任寫了信，張治中、傅作義給蔣經國、陳誠等人分別寫了信，轉達了周恩來的意思。
1963年初，周恩來再請張治中、傅作義致信陳誠，闡明台灣的處境與前途，說明今日反台者並非中共實為美國，而支持台灣者並非美國實為中共。中共這樣做是為了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之不可侵犯性。
1963年底，經過通信和有關人士溝通，國共雙方關係又有了新的進展，決定雙方在南海舉行高層密談。關於如何商定密談時間、地點，雙方參加人員，至今尚未解密，仍然撲朔迷離。
吳瑞林將軍
但根據蛛絲馬跡的記載，我們還是能一窺端倪。原廣州軍區副司令員兼南海艦隊司令員吳瑞林將軍生前有回憶文章和回憶錄，講述了1963年底他為周恩來總理的一次護航行動。據吳瑞林回憶：1963年12月初， 海軍通知我和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前往北京，蕭勁光司令員將向我們傳達毛主席的指示。會議結束後，時任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的羅青長突然到我的房間。他說：“我是剛從總理那裏來的。我來向你傳達一個重要任務。總理要去視察珠江口，還有兩位首長同總理一起去，再就是童小鵬同誌和我，還可能有廣東省公安廳廳長或副廳長，人數不多。”我問：“有多少時間準備？”他說：“五天時間以內。”他又說：“此事，保密第一，安全第一。這是絕對重要的。”我問他：“是否要報告海軍首長？”羅青長說：“我已請示了總理，總理指示說：不必興師動眾。示意我不要再報告海軍了，你回到廣州後，可將此事告訴陶鑄和黃永勝兩個人就行了。還有艦隊參加此項接待任務的有關員。”當然，彼時吳將軍也並不知曉周總理南海之行的真正目的。直到30多年後，吳瑞林才從他的老戰友、原中調部部長羅青長口中，才剛剛得知周總理昔年絕密之行的目的。三個月後，老將軍溘然長逝。
吳瑞林回到艦隊立刻作了周密安排。並至當時中南局第一書記、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廣州軍區政委陶鑄的辦公室，向陶鑄和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副司令員溫玉成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和周總理準備視察珠江口的指示。
一艘大型登陸艦先至內伶仃洋等島名義上是進行訓練，實際上是對香港執行觀察警戒，一艘中型登陸艦放在三灶島進行訓練，實際執行對澳門進行觀察警戒。另外兩艘掃雷艦、兩艘獵潛艦和一艘巡邏艇，做好出海的一切準備工作。
南海艦隊舊照
1963年12月6日，周恩來一行在出訪亞非歐十幾個國家前夕，乘專機抵達廣州。童小鵬和廣東省 公安廳孫副廳長首先前往黃埔港檢查準備工作，認為細致周到。
1963年12月7日，周總理按時視察黃埔，與他同行的還有副總理陳毅元帥，以及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張治中，隨行人員童小鵬、羅青長，陪同者為陶鑄，一行人從新州乘船到達 黃埔，吳瑞林在新州等候將他們接過江來。周恩來在參觀了黃埔軍校舊址後與陶鑄、 王全珍副司令員等握手告別。
轉至848護衛艦，由吳瑞林陪同，檢閱了南海艦隊部分官兵。 由134掃雷艦的護航下，848護 衛艦沿珠江口向伶仃洋進發。從廣州到邊境的預定地點，海上要有一天多的行程，吳瑞林命令護衛艦低速行進。艦艇沿著珠江水道經番禺蓮花山、東莞虎門要塞前進，天將黑時，駛入了伶仃洋，先到唐家灣拋錨地拋錨。為確保周總理等人的安全，布置了水麵巡邏。
第二天早上，吃罷早餐，吳瑞林向周恩來匯報：“這裏到了萬山要塞的防區，屬陸軍管，要塞的司令員、政委等領導同誌都到碼頭上來迎接首長了。”吳瑞林並未陪同總理上岸。周恩來在隨行人員的陪同下，驅車前往萬山要塞視察。周恩來和張治中一到萬山要塞機關，即召見要塞 機關直屬隊的35名校官。會見時，要塞司令楊敏大校向周總理和張治中匯報了萬山要塞部隊的基本情況，會見結束，周總理和張治中在辦公室門口與校官們合影留念。
周恩來（前排左四）與張治中（前排右四）視察珠海萬山要塞後與官兵合影
1997年冬，由北京改革出版社出版了專為吳瑞林將軍所編的紀念文集《最可愛的人》。文集中，首次收入了老戰友羅青長為其所寫的文章-《他曾為周總理護航-回憶吳瑞林同誌二三事》，文中也是首次披露了周總理攜張治中（彼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在南海秘密會見台灣高層領導人這一消息。
羅青長老前輩
羅青長回憶說：1963年12月初，周恩來總理與張治中副委員長到廣東省邊境，與兩位能溝通國共兩黨關係的人進行秘密會晤。在周總理此次重要的秘密會晤的幾天裏，吳瑞林同誌又親自帶領 三艘軍艦，在附近的海域裏進行了小分隊軍事演習，以掩護會晤的順利進行，也確保了周總理一行的安全。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周恩來年譜》紀錄了周視察珠江口前線部隊的情況，但略過了總理與國民黨高層人士會晤一事。但該室與央視聯合製作的大型電視文獻紀錄片《周恩來》則披露了這次密談的客人與內容：1963年12月，他（周恩來）又專門到廣東中山縣孫中山的故鄉向台灣派來的一位客人具體闡述了“一綱四目”的內容。由於這次會見是秘密的，所以在合影的時候，那位神秘的台灣客人不見了。
再據羅青長回憶，周恩來是與台灣兩位客人進行秘密會晤，而不是電視片所說的一位客人。
時間到了1996年1月，香港《南華早報》發表一篇新聞：1963年冬天，國共兩黨的高層領導人，曾經在中國南海的某一個島嶼 上，進行過一次絕對秘密的高級會晤，還點出參加這次秘密會晤的中共領導人就是周總理。隨行人員共有兩位，一為張治中先生，另一位則是羅青長。國民黨方麵參與的是蔣介石和蔣經國父子中的一位或者兩位。
同是1996年4月，香港《開放》雜誌也發表了作者署名“文詩碧”，題為《周恩來確在南海某島秘密會晤蔣經國》的專稿。該文點出了國民黨參加會晤的並不是蔣介石，也不是另一國民黨元老陳誠，而是蔣介石的兒子，時任台灣國民黨“政務委員”、台“國防部 政戰部副主任”的蔣經國。據該文介紹說，這一重要信息是國共雙方的核心機密。
蔣氏父子，宋美齡合影
按照慣例，談判曆來都是對等的。蔣介石作為彼時國民黨首腦，大陸與他對等的如同重慶談判一般應該是毛主席，再查文獻資料，蔣介石在這一期間，在台灣的公開活動很密集，因此，台灣方出席談判應該排除蔣介石。同時，陳誠和蔣經國同時從台北飛往南海某島和周恩來會晤的可能性也存在不少疑問。回到那個年代，陳誠正是和蔣經國政治上的鬥爭形同水火。就在1963年12月1日，陳誠不得不憤然辭去台灣“行政院長”一職，而且彼時其重病纏身。前麵所述文獻片《周恩來》中也有這樣的敘述：那位台灣客人還帶回去了周恩來送給正在患病的陳誠一些藥品。因此，以在周總理的身份地位，台灣方麵對等的，並且能跟蔣介石直接溝通的就是蔣經國了。如此，那個《開放》雜誌的作者“文詩碧”所敘：“周恩來確在南海某島秘密會晤蔣經國”，有一定的可信性。
那麽在大陸方麵，周恩來、陳毅、張治中、童小鵬、羅青長都一起到了萬山要塞，除了周總理外，他們是否全部參加或者是部分參加，具體不得而知。
沈之嶽老年
台灣方麵，根據羅青長回憶是兩位客人。那麽如果暫時認為蔣經國是一位的話，另一位客人的地位應該與陳毅、張治中身份相當，具體今天也無從知曉。台灣的隨行人員，據說有沈之嶽，這是今天很多坊間諜戰史聊天中一個津津樂道的人物。如果其人確有在行程中的話，那麽對等安排是恰當的，沈之嶽與羅青長一樣，都是資深特工，分別為大陸與台灣的情報保衛係統的首腦人物，地位和作用相等。這是蔣經國的心腹（被稱為台灣“調查局之父”）。
最後的一個謎是，究竟在那座島上進行會晤的。這個今天也沒有準確答案。隻能這麽排查，當時，美軍對台灣海峽的監控很厲害，可以說，沒有死角。但作為國共高層的會晤，首要的就是保密和安全，應該是放在雙方都認可的靠近萬山要塞的某個島嶼之上。
童小鵬
昔年周恩來辦公室主任童小鵬童老在若幹年後，也曾對1963年年底，至廣州視察“艦隊演習”一事，有過片段回憶。
這次秘密會晤之後的當晚，周總理一行回到了848艦。再用了兩個多小時的時間，把參加軍事演習的五艘軍艦都進行了視察。之後，總理登上了848艦指揮塔，看到了香港、澳門的夜景。
當軍艦返航，一場國共最高級別的秘密會晤就此埋入了曆史塵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