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夜話中南海：大力讚揚“上山下鄉”運動意在重施故伎？
2020.12.24
我們在本專欄上篇文章的一開始就介紹了比習近平年輕四歲的趙樂際和他習近平有著大致相同的政治成長背景，都經曆過“上山下鄉”，都是被貧下中農推薦入黨，都是工農兵學員出身 ……。
該文章刊登和播出的次日，我們自由亞洲電台的“亞太報道”欄目即播發了《國家級機構護航 “上山下鄉”恐卷土重來》，說的是半個世紀前毛澤東發動上山下鄉運動，十年間全國一千七百萬名知識青年到了農村，改變了不少知青的命運。近日，中國一個國家級研究單位發文重提這段曆史，更以“偉大壯舉”形容這場運動。文章觸發輿論強烈反彈。
筆者上網查對了一下，中國曆史研究院的這篇文章發表於本月二十二日，是紀念五十二年前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指示的紀念文章。全標題是《腳踏實地 青春無悔！知青下鄉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偉大壯舉！》。
文章說：半個多世紀後可以清楚地看到，“上山下鄉”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偉大壯舉，“知青”是共和國建設的重要基石。然而，一段時間以來，也出現了一些否定“上山下鄉”運動的觀點。這些觀點借助一些極端“個案”，胡說“知青”是“被毀掉的一代”、“上山下鄉”是“受迫害”、“逆城市化”等錯誤言論。這些言論“醉翁之意不在酒”，實際上是企圖借此否定新中國的奮鬥曆程。
文章中特別介紹說：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毛澤東同誌推動青年上山下鄉。這為防止西方和平演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當年上山下鄉的一大批知識青年，現在正在我們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崗位上和經濟社會生活中發揮極其重要的作用。知青並不是什麽“毀掉的一代人”，而是在艱苦歲月中鍛煉成長為有作為的一代人。他們中最優秀的代表，在本世紀二十年代初，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擔負起領導全國人民在新時代奮鬥前行的曆史重任。二零一二年，黨的十八大召開，七名政治局常委中，就有四位有著上山下鄉的經曆，占比57.1%。習近平總書記十五歲去的西北黃土高原，在那裏一待就是七、八年。
不知為什麽這篇文章的作者沒有以三年多前產生的，現如今在位的中共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成員為例，七名政治局常委裏，仍然還有三名是“知青”出身 ，習近平，李克強，趙樂際，另外還有一名準常委王歧山也是“知青”加“工農兵學員”背景。他們四人往下同樣具有“知青”背景的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還有王晨，劉鶴，李希，李鴻忠，楊曉渡，郭聲琨，蔡奇，尤權等。
而與習近平和趙樂際同樣具有“工農兵學員”背景的，如今的十九屆中央政治局裏還有栗戰書，汪洋，王滬寧，楊潔篪，楊曉渡，陳希，蔡奇。
事實上，自習近平登基至今的八年多時間裏，為”文革”翻案,，重新肯定“文革”時代毛澤東的一係列倒行逆施政策，特別是“下山下鄉”運動的鼓噪之聲已經在中共官媒中一現再現。
小學畢業後從來沒有經曆過那怕是半天的校園生活，但卻能夠被習近平任命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李慎明曾為文《毛主席為什麽要讓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文章中說：毛主席是農民，他知道農民處在社會的最底層，在城市中父母溫暖的懷抱裏是培養不出接班人的，於是就讓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讓農民教育一下看看效果怎麽樣?所以這就有了1600多萬知青上山下鄉……。毛主席這個時候可能也想到了，這些孩子到鄉下會吃苦，甚至要吃大苦，可能要埋怨自己，甚至要罵自己，但是沒有關係，為了打破杜勒斯兄弟的“和平演變”戰略，他毛主席挨罵也認了。
2015年中國內地一個叫王成信的發表了《習近平成為領導人是毛主席號召知青下鄉的最大成果》的文章，說是“大家都知道：在十八大的七大常委裏麵，有四個都是毛主席當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城市知識青年。他們分別是總書記習近平、總理李克強、人大常委會主任張德江、負責紀檢委和政法委工作的王岐山。他們都是在當年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積極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在經曆了農村生活的艱苦磨練以後，有的是被農民們推薦上了大學——比如習近平和張德江；有的是在七七年恢複高考時考上去的——比如李克強和王岐山。”（這裏需要修正的是，王岐山和習近平一樣，也是工農兵學員）。
確實，正如王成信的《習近平成為領導人是毛主席號召知青下鄉的最大成果》 一文所說：假如毛主席沒有讓城市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收一下再教育，（習近平）他們四個人就都不可能會在十八大進入中央政治局成為政治局常委，七大常委將是另外一些人，中國的曆史就要改寫。筆者八年前的今天即為本專欄撰寫了《“工農兵學員”贏在了政治起跑線上》一文。文中介紹說：中共政權會什麽會在六年前的十八大進入習近平時代後出現了滿朝文武盡是工農兵學員的現象，原因當然不僅僅是因為習近平本人是工農兵學員所以才”以武大郞開店“的心態製訂幹部選拔標準，而是因為所有躋身中共政壇的工農兵學員們，相比於一九七七年恢複高考之後才得以進入大學學習的同齡人們，又贏在了“文革”結束之後的新一條政治起跑線上。
文革中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總人數達到1600多萬人，相當於當時的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被迫下放鄉村。這是整個人類的現代曆史上罕見的從城市到鄉村的人口大遷移。當年的全國城市居民家庭中，幾乎沒有一家不和“知青”下鄉聯係在一起。全部八十四萬名“工農兵大學生”中還有一小部分是原本是農村青年出身，另外還有一部分是從工廠和部隊推薦上大學的，所以當時上山下鄉的城市青年中有幸被“推薦”成為“工農兵大學生”的肯定不足八十萬，占全部1600萬下鄉知青的百分之五不到。
試想，如果沒有“文革”的發生，大學也一直沒有停辦，那一千六百萬城市中學畢業生也沒有被迫上山下鄉，那麽他們中間無論是幹部子弟還是平民子弟，都會有機會參加對每個人的機會至少是相對平等的曆年高考。如此說來，雖然包括習近平、王歧山、趙樂際等人在內的全部工農兵學員和其他所有“知青”都是“文革”運動的受害者，但這隻是從被迫“上山下鄉”的一個角度而言，習近平自己也曾經把插隊去延安地區形容為“發配”。但再若從“工農兵上大學”的角度而言，所有的“工農兵學員”無疑又是整場“文革”運動，或者說“文革”荒唐製度的最大的、最直接的、最明顯的受益群體。當時說到底還是靠“拚爹”才獲取被“推薦”上大學資格的占總數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工農兵大學生”，相比於絕大多數普通“知青”而言，絕對是“文革”運動中產生出的社會特權階層。他們當時能夠憑被”推薦“上大學的形式趕在”文革“結束之前即早早返城進而成為國家幹部，是以剝奪其他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知青人口的平等競爭機會為前提的。
禍國殃民的毛始皇駕崩後，高考製度恢複後的頭兩年裏，表麵上是終於給了沒有機會被“推薦”上大學的每位普通知青以參與平等競爭的機會，但與此同時，他們的同齡人----所有已經成為國家幹部的工農兵學員們，比如習近平 ，再比如趙樂際，也發現曆史居然又給了他們這個既得利益集團一次進一步成為人上人的機會，那就是鄧小平和陳雲提出的所謂幹部“四化”政策。當時，從中年知識分子中選拔出胡錦濤、溫家寶等人直接進入省部級領導崗位的同時，中、基層幹部隊伍的專業化、知識化和年輕化的選擇範圍，隻能被局限在“工農兵學員”群體中間。於是，從七七級開始的曆屆“新大學生”中的立誌從政者還在校園裏緊張學習的時候，“工農兵學員”們已經從升官發財的起跑線上衝出一大截了。
眾所周知，憑高考進入大學的知青一代中最早的也是一九七八年春入學，一九八二年春才畢業，所以從整體上講，他們中間的立誌從政者無論是比黨齡，還是比在各級領導崗位上政壇履曆的積累，無法不輸給與他們同齡的“工農兵學員”們。
當然，如今這屆中共政治局常委一級裏至少還有一個李克強是知青中憑高考獲得正規大學學曆的，但他政壇履曆的“後來居上”在整個中共官場上並不具代表性，當年的知青一代通過高考進入大學，大學一畢業即被當成團中央第一書記接班人培養的，畢竟隻有他李克強一個。
正如“文革“研究權威人士宋永毅先生在接受紐約時報記者采訪時說：一個人對一場政治運動的態度，常常是要總體來看，即要看他在這個政治運動中間是得利多，還是受損多。
也正如唐燕女士在她的《上山下鄉運動是罪惡還是偉業？》中所抨擊的那樣：“苦難是人生的財富”隻是對少數成功者而言。我們必須對苦難追根溯源，並對苦難的製造者追究責任，以避免再受苦難，而不是把苦難合理化，更不是讚美、炫耀苦難。對苦難的審視應該立足於知青整體，立足於整個國家和民族。實際上，那並非僅是我們個人的苦難，而是一代人的苦難、是全民族共同的苦難。須知，那些少數的成功者是以大多數人的苦難為代價為陪襯的。
唐燕的文章中還說：上山下鄉運動的另一個罪惡是剝奪了我們繼續受教育的權利。受教育是每個公民應該享有的、由國家憲法保障實施的基本人權，是關乎每個人生存、發展、完成社會化的關鍵。
而這個上山下鄉運動在剝奪我們大多數適齡城市青年繼續受教育的權利的同時，卻賜予了習近平他們極少數人不需要經過考試就可以進入大學和中等專業學校的權利。相對於在取消了高考製度的同時卻沒有機會被推薦上大學，上中專的所有當年的知青來說，習近平之類都可以說是“文革”以及它的“子運動“上山下鄉運動的受益者。對此，習近平心知肚明，這就是為什麽他習近平上台不久即公然為“文革”翻案，重新對已經在鄧小平時代被徹底否定的“上山下鄉”，“工農兵上大學”等“文革”的“子運動”評功擺好。
推算起來，當年經曆過“上山下鄉” 的那一代人，最年長者應該是一九六六年的高中畢業生，正常情況下，七歲入學（少數為六歲入學），經曆了當年小學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的總共十二年學製之後 ，高中畢業的年齡是十八至十九歲，所以一九六六年的高中畢業生，絕大部分是出生於一九四七年或一九四八年。如今，他們都已經年過七十。而他們中的最年輕者，就是以一九五七年出生的趙樂際為代表，不但是當年“上山下鄉”的最後一撥，而且還是工農兵學員的最後一屆。
而兩年之後的中共二十大上，即使一九五五年出生的汪洋等人不能繼續留任，即使連趙樂際都會“高風亮節”，主動求退，“知青”加“工農兵學員”的代表人物習近平還會長期執政。所以中共官方的給“上山下鄉”政策評功擺好的鼓噪聲仍然會不斷持續下去。
而這從曆史定位角度給予重新肯定的背後，更有一層“現實意義”上的政策考量。北京大學黨委常務副書記兼該校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於鴻君前年七月即已經公開發表了《建議國家啟動“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一文，鼓吹啟動"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可以一舉多得，體現突出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政治效益和文化效益。可以使大學生深入了解國情，有效鍛煉人才隊伍，也可以有效緩解農村人才缺乏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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