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的“使命”
──回顧“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任國慶
35年前，1968年12月22日，中央人ZT-民廣播電台預告，今晚將廣播“毛主席最新指示”。成千上萬的中國人虔誠地守候在收音機旁，等待著聆聽“毛主席的聲音”。這次廣播播出了《人民日報》將於次日發表的一篇報導及其編者按。這篇報導介紹了甘肅省會寧縣城關鎮部份居民到農村安家落戶一事，其標題是“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1]。《人民日報》為這篇報導所加的編者按語引述了毛澤東10多天前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收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的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誌應當歡迎他們去。”這就是“文革”時期毛澤東著名的“12.11指示”。毛的這一指示改變了整整一代城市青年和數千萬城市家庭的命運。
據《人民日報》報導，從“12.11指示”發布當晚到次日，全國各大城市、中小城鎮以及廣大農村的革命群眾和人民解放軍指戰員，一片歡騰，紛紛集會遊行，最熱烈地歡呼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發表。當時就有人寫出熱情洋溢的詩歌：“北京傳來大喜訊，最新指示照人心。知識青年齊響應，滿懷豪情下農村。接受工農再教育，戰天鬥地破私心。緊跟統帥毛主席，廣闊天地煉忠心。”[2]
事實上，當時許多城市青年是被政府強製離家、遷往農村的。在許多城市裏，居民委員會和中學相互配合，逼迫行將畢業的中學生吊銷城市戶口，遷往指定的農村居住並從此以農業勞動為生。政府指定“知識青年”勞動居住的地方，通常是邊疆地區或經濟落後、條件較差的縣。這一做法很快就成了既定政策，全國開始了曆史上前所未有的從城市到鄉村的人口大遷移，這就是著名的“上山下鄉”運動。它幾乎涉及到全國城市裏的家家戶戶，在農村則關聯到村村寨寨。10年中全國的下鄉人數多達數千萬，其規模亙古未有，其影響至今難以消彌。“文革”末期，“上山下鄉”運動無聲無息地結束了。這場對數千萬城市居民家庭的生活前途影響深遠的社會性運動，就這樣倉促而起，悄然而止。
如今，35年過去了，中國已經走出了那個狂躁的“文革”年代，絕大多數下鄉知識青年也離開了當年生活過的鄉村。對現在20、30歲的人來說，“上山下鄉”似乎成了一個遙遠模糊的名詞。究竟為什麽毛澤東和中央政府當年要發動這場“上山下鄉運動”，不僅如今的青年一代一無所知，甚至當年參與“上山下鄉運動”的“知識青年”也未必能說清楚。更有趣的是，如果查閱當時的各種正式文件和報紙，也同樣找不到任何一種令人信服的解釋。甚至在1968年12月22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的報導和編者按中，主要的說法也是自相矛盾的。那篇報導用“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作標題，很明顯是把無業城鎮勞動力到農村安家落戶視為解決失業的辦法；然而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卻在強調“接收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之必要性，按照毛澤東的說法，似乎城市居民下鄉落戶是對他們實施思想教育的政治需要，與解決失業並關多少關係。
這場延續10年、令數千萬“知識青年”及其家庭付出重大代價的“上山下鄉運動”究竟出於何種目的？直至今天，對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發起這次運動的原因之解釋仍然莫衷一是，歸結起來主要有三種，一種是毛澤東提出的“再教育”說，另一種是“兔死狗烹”說，第三種是“經濟困難”說。當此“上山下鄉運動”35周年之際，筆者試就“上山下鄉運動”背後的動因作初步分析，謹以此文獻給參加過“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朋友們。
為了政治上對城市青年實行“再教育”？
毛澤東雖然提出了“接收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一說，但卻從未明確解釋過，為什麽這樣做“很有必要”？被毛澤東稱為“知識青年”的城鎮初中、高中學生們比貧下中農的平均文化程度高，毛澤東所說的“再教育”顯然不是文化知識層麵的，而是政治思想層麵的。
在“上山下鄉運動”的高潮中，人們經常引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一段話：“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習習慣，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麵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覺得世界上乾淨的人隻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髒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為是乾淨的；工人農民的衣服，我就不願意穿，以為是髒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隻有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過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乾淨了，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乾淨。這就叫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
當時的輿論工具為鼓吹“上山下鄉”而引用這段話，其實十分牽強。“知識青年”學會體力勞動，本身並不太難，這也為“上山下鄉運動”中數千萬“知識青年”的行動所證明；但為什麽從事體力勞動就會在政治上變得“高尚”起來，毛澤東並沒講出道理來。在延安時代，出身農民、身為農民領袖的毛澤東不喜歡城市裏來的知識分子，這有許多記述。當時，毛澤東可以用知識分子來自國民黨統治區作理由，認定他們的思想複雜。但到了60年代末期，共產黨在大陸都統治了近20年，“上山下鄉運動”的對象其實都是在中共教育下成長起來的一代青年，為什麽毛澤東對共產黨多年的教育成果仍然毫無信心，而要這些城市青年學生到農村去，接受並未受多少黨化教育熏陶的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其實，恐怕沒有人比出身農民的毛澤東更明白，貧下中農比青年學生的思想“先進”多少，前者的靈魂比後者又“純潔”多少。眾所周知，毛澤東事實上在政治方麵並不信任農民，他曾經指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3]。
現在來仔細體味“接收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這句話，會覺得毛澤東當時說“很有必要”時，好像並沒有什麽具充份說服力的道理，這句話似乎更象是一種頗為勉強的說詞，或是一種借口。那時中央的“秀才”們千方百計地為毛澤東的說法圓場，提出了一些口號，如知識青年“同工農打成一片”、“縮小三大差別”、“改造世界觀”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計”等。但毛澤東本人自始至終從來沒講解過，究竟“接收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之“必要性”何在。也因為如此，後來在諸多討論知青問題的論述中，很少有人會認真看待毛澤東的“12.11指示”。當時毛澤東作如此說，是否有些言不由衷，或者另有隱情呢？
“兔死狗烹”說：“上山下鄉運動”是場陰謀？
在一些“文革”中一度十分活躍的“紅衛兵”當中，這種看法有一定的普遍性。其代表作之一是賀文的“毛主席為什麽送我們下鄉”。[4] 這篇文章寫道：“為什麽老頭子送我們下鄉？十分簡單：‘臥榻之上，豈容他人酣睡？’黨內頭號走資派劉少奇已經被打倒。曾經借過力的學生組織沒有用了。大學生的人數少，先抓幾個壞頭頭，日後再整‘五一六’，便可以了結。這幾千萬中學生該如何處理呢？下鄉！把他們送到廣闊天地裏去，聽憑他們自生自滅，於是經過‘戰火鍛煉’出來的紅衛兵組織便消解於無形之中也。”
最近，有關毛澤東召見北京高等院校“5大學生領袖”的談話記錄在網上披露[5]，據說，當年毛澤東曾坐等徹夜。於是有網友評論，毛澤東當時已感到學生是心腹大患，這成為他發動“上山下鄉”運動的重要原因之一。
這類說法隻是一種猜測，沒有什麽旁證材料。事實上，當時全國各地的“紅衛兵”人數雖多，但組織鬆散，且派別紛雜。毛澤東深諳權術，並不難控製這些“紅衛兵”。更何況在當時全社會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狂熱中，毛澤東對“紅衛兵”有絕對的號召力。毛澤東1968年7月28日淩晨召見“5大學生領袖”時，為他們調解派係衝突，並批評了學生們的“武鬥”活動，召見後“5大領袖”回到學校隨即放下武器、拆除工事。[6] 顯然，毛澤東對高等院校的“5大學生領袖”有極高的威懾力和控製力。如果以此次接見為依據，說“紅衛兵”成了毛澤東的心腹大患，為此毛發動了“上山下鄉運動”這場牽涉全國千家萬戶的規模宏大的社會運動，恐怕缺乏依據。事實上，大學“紅衛兵”中真正參加“上山下鄉運動”、到農村安家落戶的，隻是少數人。
“上山下鄉運動”的主要對象是中學畢業生，而中學的“紅衛兵”當時最不可能威脅毛澤東的統治地位。中學“紅衛兵”們組織鬆散、沒有綱領，又年青幼稚，是沒有統一行動能力的“烏合之眾”。中學生充其量會因無所事事而結成流氓團夥，幹擾社會治安，他們的行動破壞社會安定或許有餘，要挑戰當局則遠非可能。其實，當時全國各大城市裏“武鬥”鬧得最凶的並不是學生，而是工人。但毛澤東並未把參加“武鬥”的工人送到農村定居以示懲罰。顯然，“兔死狗烹”之說沒有很強的說服力。
“上山下鄉運動”是為了解決就業問題？
許多“上山下鄉運動”和“知青問題”的研究者支持“上山下鄉運動”的“經濟根源說”，這一假說也為官方文件所證實。最具代表性的文件是1981年10月“國務院知識青年領導小組辦公室”起草的“25年來知青工作的回顧與總結”。[7] 這個文件至今似乎仍然代表著政府對這場運動的基本看法。這個文件就“上山下鄉運動”的原因提出了兩點說明：其一，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50年代根據中國人口多、底子薄、就業難的國情提出來的，是黨解決就業問題的一次大試驗。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其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本來是一個就業問題，但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被當成政治運動去搞，指導思想偏了，工作上有嚴重失誤，造成勞民傷財，人民不滿，也損壞了上山下鄉的聲譽。
為了減輕當時政府對“上山下鄉運動”嚴重不良後果的責任，這個文件聲稱“上山下鄉”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這一說法不足為信。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雖然有城市居民去鄉村或邊疆落戶，但那隻是少數人的行動，並未成為全國性的強製性政策。實際上，“上山下鄉”作為“運動”，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
不過，這個文件說了一些實話，認為“上山下鄉運動”想解決的“本來是一個就業問題”，但在“文化大革命”中由於“指導思想偏了 ，工作上有嚴重失誤，造成勞民傷財，人民不滿”。此後，官方對“上山下鄉運動”的評價從來沒有越過這一界限。在民間，持這種觀點的人也非常普遍。例如，有人指出，“知青問題從根本上講是就業的問題。在特殊的曆史時期，當經濟問題無法用經濟的，市場的手段來解決的時候，就演變成了一場不堪回首的政治運動。”[8]
毛澤東發表“12.11指示”時，“文化大革命”已曆時兩年半，在此期間，大、中、小學全部奉命停課“鬧革命”。其後果是：全國各大學積壓了3屆畢業生等待就業；全國城鄉的高中裏有3屆高中畢業生等待就業或升入大學，但因經濟停滯、大學停止招生而無法安排；於是全國各地正在等待升入高中的3屆初中畢業生也就沒有出路；這又進一步造成了小學畢業生無法正常升入初中，小學校舍過度擁擠，連帶著使學齡兒童無法正常入學。顯然，毛澤東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把整個教育係統拖入了嚴重的混亂局麵。當時正是1949年後和平年代裏第一個人口增長高峰時出生的青年人大批進入就業期，其人數之大前所未有。恰恰在這一時刻，“文革”使得城市工業的發展基本停頓，社會上自然就不會有新的就業機會。於是，在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之間形成了一個“死鎖”，被這個“死鎖”卡住的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初中、高中、大學的畢業生。
雪上加霜的是，1959年至1961年的3年全國性大饑荒之後出現的人口出生高峰正在60年代末轉化成學齡兒童入學高峰，迫切需要整個教育係統迅速消化積壓了3年的畢業生，以便騰出師資校舍，接納新生。這就如同上下水道之間的關係：上水道來水不斷，而下水道又嚴重堵塞，這勢必造成大水泛濫。於是，在“接收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名義下，政府通過“上山下鄉運動”，把幾百萬積壓了3年的中學畢業生象“清淤”一樣地從教育係統中輸送到全國農村去，從而得以恢複中小學教育係統中學生的正常入學和畢業，又回避了無法解決的城鎮就業安排問題。
當然，在“清淤”過程中，“毛主席的紅衛兵”們就隻能是“文革”和黨的犧牲品了。從當時中國的國情看，“文革”對整個國家經濟社會的破壞如此嚴重，這幾百萬“知識青年”的命運似乎就注定如此了。問題還不止於此，完成了這3屆畢業生的“清淤”之後，中小學係統雖然恢複了運轉，但經濟卻毫無起色，城鎮裏仍然沒有多少就業機會，於是大批中學畢業生還是隻能“上山下鄉”。“上山下鄉”就是這樣從應急手段變成常規製度的。
但是，政府始終回避的一個事實是，“上山下鄉”其實隻是緩解了政府所麵對的無法安排城市中學畢業生就業的壓力。而無論對“插隊落戶”的“知識青年”來說，還是對接受下鄉“知青”的農民來說，這個就業問題根本沒有解決，它隻是從政府手中轉嫁給了農民。因為，在經濟落後地區務農的“插隊知青”不一定能養活自己，往往還要靠城市裏的父母接濟。如果政府把強迫“知青”到農村裏苟活稱為“解決就業問題”，隻會挑起“知青”的怒火。對接收“知青”的農村生產隊來說，“知青”的到來一般不會增加當地的農業產出，所以下鄉的“知青”其實是來“分”農民的“飯”吃。正因為如此，當時許多生產隊拒絕接收“知青”，即便接收了也隻肯接收寥寥數人，還要求政府另給補貼。由此可見，“上山下鄉運動”中安排城市“知青”到農村“插隊落戶”，其實質是政府強迫農民養活城市經濟無法雇傭的失業城市青年，這絕不是就業問題的解決，而是把政府責任和財政負擔轉嫁給農民，是變相地對農民強征“知青稅”。
“上山下鄉運動”功過辯
“經濟根源”說似乎觸到了這次運動的實質，它指出，政府發動“上山下鄉運動”其實是因為在“就業問題”上麵臨無法解決的壓力。從這個角度來看，毛澤東關於“知識青年”“接收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說法，其實隻不過是在“革命”的旗號下對青年的又一次愚弄而已。許多“知識青年”下鄉之初，並未充份領會到這一點，但後來就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毛澤東那些說法的欺騙性，進而對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體製產生了懷疑。“文革”之後出現的“反思”、啟蒙、改革浪潮，與“知青”一代的政治覺醒有密切關係。毛澤東完全沒想到，他號召發動的“上山下鄉運動”確實“再教育”了一代人，但這一“教育”的結果與他期待的正好相反，不是培養了“反修防修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而是造就了“非毛化”（用毛澤東的話語來說，也就是實行“修正主義”）的支持者，其中還包括一大批在80年代活躍於思想、學術、文化、政治各領域的“毛澤東思想”掘墓人。
現在，對“文革”10年中的“上山下鄉運動”，人們大都持否定態度。有人認為，這是一場民族災難，整整毀掉了一代人，造成了社會混亂，知識斷代，科研後繼乏人，“算總帳，當然是得不償失。整整延誤了一代人，其災難性後果無論怎樣估計都不過份”。[9] 也有人認為，毛澤東“是這個悲劇性運動的總導演。知青上山下鄉政策的出台，並不是代表中國共產黨集體的一項成熟的政策，而是較多地反映出毛澤東的個人意誌及其觀念。從這個意義上講，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是毛澤東的晚年失誤之一”。[10] 還有人認為：“對知青運動的評價，其中某些有血有肉的複雜層麵，當然可以各人有各人的異樣感受，但這是一場荒謬的、應予以否定的運動，這點難道還有什麽疑問嗎？......知青上山下鄉如果有很多可取之處，它就不可能受到1,600萬知識青年和廣大老百姓的頑強抵製。10年風雨，知青的抗爭從來就未曾停止過。”[11]
“上山下鄉”的“知青”當中，大部份是到農村“插隊落戶”，但還有一部份雖然也是務農，過的卻是“生產建設兵團”的集體生活，他們的狀況與“插隊知青”有很大不同。“上山下鄉運動”前期，全國各地組建了許多“生產建設兵團”，有一大批“知青”到這些“生產建設兵團”參加“屯墾”。“屯墾”之製古已有之，往往是讓駐軍就地墾荒種田以減少軍費開支。“生產建設兵團”雖有“屯墾”的功能，但卻非正規軍隊，它同時兼具安排城市失業青年就業和備戰的目的。如果從單純安排就業的角度看，供養“生產建設兵團”成員的成本高於在城市企業裏雇傭學徒工，那時一個學徒工的月工資約20元，而“兵團戰士”每月的夥食費及津貼費比20元多得多，另外還有被服、房建等開支。由於成立“生產建設兵團”的軍事目的遠重於“疏通就業渠道”，所以當時政府為組建和維持“生產建設兵團”花費了大量資源。
1968年底，中蘇關係已從“政治對立走向軍事對立”。毛澤東向全國發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備戰備荒為人民”，“深挖洞、廣積糧”等一係列關於備戰的指示。城市裏開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區不少軍工企業紛紛西遷。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各地組建了以“知青”為主要成員的大量“生產建設兵團”。從1969年初到1970年，原有的“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大規模擴大建製，同時新成立了內蒙古、蘭州、廣州、江蘇、安徽、福建、雲南、浙江、山東、湖北共10個“生產建設兵團”以及西藏、江西、廣西的3個農墾師，加上50年代組建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全國共有12個“生產建設兵團”及3個農墾師。
這裏以“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為例，簡單介紹“生產建設兵團”的編製。“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共有6個師39個團，1972年全“兵團”的現役軍人、退伍軍人和“知識青年”達17萬人。[12] 該“兵團”各師沿中蒙、中蘇邊境駐紮，直接受北京軍區指揮，連長、指導員、副連長、副指導員以上幹部均為現役軍人。平時以“屯墾”務農為主要任務，但每個連均設有“武裝排”，“武裝排”每人配備步槍、手榴彈，排長配備衝鋒槍，每個排還配備了機關槍。[13] 然而，這些來自城市的“知青”其實並未受過正規的野戰訓練，武器簡陋且配備不足，在軍事上其象征意義遠大於實際作用。
當時，“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結構與“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相似，但前者所轄的師、團更多，主要駐紮在東北中蘇邊境附近的北大荒地區。這兩個“生產建設兵團”沿中蘇邊境線的配置，是為了一旦發生軍事衝突能暫時延阻蘇軍的進攻。用當時的語言來說，這幾十萬“知青”是國防前線的一道“血肉長城”。確實，從這些“兵團戰士”的軍事訓練基礎和作戰能力來看，他們就是一道“血肉”築成的戰線，在戰爭狀況下這些師、團的“作戰”主要靠的是“兵團戰士”的“革命豪情”和“一腔熱血”。幸好，中蘇之間沒有爆發大規模戰爭，這是“兵團戰士”們的幸運。
“上山下鄉運動”的那段曆史是那樣痛苦，那樣不堪回首，那樣“值得否定”。但是，今天來回顧這場運動，是否可以問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沒有“上山下鄉”這樣慘重的代價，是否會有改革開放的今天？毫無疑問，“上山下鄉”的這一代人是“被愚弄”的一代。在中國特定的曆史場景中，“上山下鄉”似乎是這一代人無可逃避的沉重“使命”。這一代人承擔了這個“使命”，為共和國走出荒誕歲月、渡過難關付出了沉痛的代價，人們不應該忘記這一點。
【注釋】
[1] “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見《人民日報》，1968年12月23日。
[2]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很有必要”，見《20世紀中國全紀錄》（廣州市文化傳播事務所編輯，北峪文藝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929頁。
[3] “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見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
[4] “毛主席為什麽送我們下鄉”，賀文，見 http://archives.cnd.org/HXWK/column/History/cm9301d-3.gb.html。
[5] 毛澤東召見“五大學生領袖”。見“‘文革’時曾不可一世，五大學生‘領袖’今何在？”，人民網， http://hi.people.com.cn/news/2003/10/29/93928.html。
[6] 出處同上。
[7] 顧洪章主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中國檢察出版社（北京），1997年，283至284頁。
[8] “知青問題的經濟根源”，見《大眾網》， http://www.dzwww.com/jingjidaobao/renwenchoukan/200309240589.htm。
[9] 唐龍潛，“毛澤東和中國知青上山下鄉運動”，見《華夏知青網》，http://www.hxzq.net/lish/150.htm。
[10] 鄭承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曆史評價”，見《為中華之崛起》，http://www.cass.net.cn/zhuanti/y_party/yc/yc_m/yc_m_031.htm。
[11] 藍關雪，“知青血淚30年”，見《中國報導網》， http://members.lycos.co.uk/chinaweekly/html/ns000380.htm。
[12] 關於“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的情況，參見《兵團戰友網》，http://bingtuan.com/btdsj.htm。
[13] 見《兵團戰友網》，http://bingtuan.com/jsbt.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