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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韓秀，中文原名趙韞慧，英文名Teresa Buczacki。１９４６年生於美國紐約，２歲時被母親趙韞如送回中國。１９６４年從北大附中高中畢業後不久，下鄉到山西省曲沃縣林城公社林城大隊務農。１９６７年轉赴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三師四十八團五連避難。１９７６年返回北京。１９７８年到美國，定居弗吉尼亞州，先後在美國國務院外交學院和約翰·霍普金斯國際關係學院教授中文與中國文學。〕
什麽事情都有著一些緣由，說到上山下鄉，就不能不說到更早些的故事。想想也真是感慨得很，從１９８２年開始寫作，在台灣和美國已經出了將近三十本書，寫到作者簡介時，長長的這一段故事總是被省略掉了，生活在台灣的人們不懂得“上山下鄉”這個詞兒是個什麽意思。當然，那隻是一方麵的原因。結果就是，這些被湮沒了的歲月竟然被深深地藏進了心底。
０１
我的父親是一位美國的軍人，他在１９４３年到１９４５年這一段時間裏，擔任美國駐華使館的陸軍武官。那時候國民政府設立在陪都重慶，美國大使館自然也設在重慶。父親在重慶住了兩年，在盟軍丟失了緬甸、滇緬公路被日本人切斷、中國人民“抗戰”最艱苦的時期，他擔任的工作是保證美國的援華戰略物資的“駝峰”運輸、協助中國政府裝備和訓練中國遠征軍、重新打開滇緬公路、從日本人手裏奪回東南亞。所以，說到底兒我的父親在中國期間所做的事情是真正地支持了中國人民的抗戰事業。父親在重慶也認識了我的母親。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二戰結束，我的父親帶著我的母親離開了中國返回美國紐約。１９４６年，我出生在曼哈頓。當時父親正駐節新西蘭，他趕回曼哈頓，看到了我，然後返回工作崗位。
這樣的一段故事，自然不能見容於１９４９年之後的新政權，因為中美關係在２０世紀７０年代之前一直是敵對而緊張的，而父親不但是軍人，且與１９４９年之前的國民政府合作很密切。在新政權眼睛裏，他無疑是“敵人”。於是自從抗戰勝利離開中國，父親再沒有機會踏上中國的土地。
我卻在一歲半的時候被我母親托付給一對美國青年，他們帶我搭乘一艘美國軍艦，漂洋過海來到了政權更替中的中國。在上海接船的，是我的外祖母和她一位遠親趙清閣女士。直到１９７８年我重回美國之後才知道，是在父親不知情的情形下被送走的。當父親聽說他唯一的女兒被送走的消息趕回華盛頓的時候，我已經抵達上海了。父親１９６８年過世，在我的一生中，我與他竟然隻有出生時的那一麵之緣，那是深深的無法言傳的傷痛，永遠無法愈合。
我是跟著外婆長大的。外婆是無錫人，出身富裕的大家庭。１９３７年外公去世後，外婆便考進國民政府的統計部作了一位公務員。政權易幟，外婆為了等我而失去了南遷的機會。她深深了解，如若住在南京，恐怕很不安全，所以索性來到北京在米市大街一個小三合院安安靜靜地住了下來。我嬰兒時期的乳娘是一位日本婦人，所以我開口學話便是日文。在船上與那對善良的美國夫婦在一起隻有英文，丟掉了日文。與外婆在一起，學了一口無錫話，又丟了英文。到了北京，學了一口純正的北京話，雖然聽得懂無錫話、上海話，卻說不利落了。後來，住過無數地方，學習過各種不同的語言，北京話卻跟了我一輩子，無論如何，難舍難分。
外婆是一位極聰慧的女子，她深深知道她是我唯一的依靠，保護好她自己就是保護了我。所以，她留在了家裏，靠修繕書籍謀生。那時候許多人倉皇離去，許多的珍本書流落街頭中國書店用麻袋送來殘卷，外婆將它們整理成一套套的線裝書。做這件事首先需要懂得斷句，然後需要修補書籍的工具與技巧。現在正流行德國作家馮克的一部書，叫做《墨水心》，裏麵有一位書籍裝幀師莫提瑪，每當我讀到他把一卷修書工具打開的時候，就會想到外婆那一套工具：在一個縫得結結實實的青布卷囊裏，除了大小不一的各式刀剪之外，還有許多厚薄不一的竹片，它們被磨得溫潤無比。
外婆告訴我，她從小就跟著她母親修補舊書，那是一項傳了若幹代的技藝，可以追溯到上百年前。她手裏的這套工具還是她出嫁的時候外曾祖母給她壓在箱底的呢。於是，從外婆那裏我學到了“藝不壓身”這樣一條人生路途當中應當謹記的道理。我還記得那一架木頭做成的訂書機，外婆坐在凳子上，訂書機哐當哐當地響著，線繩整齊地穿過修補好了的書頁，將它們裝訂成板板正正的書冊。
其中的一些書在交還給中國書店之前，成了我的啟蒙課本。我四歲發蒙，讀的是《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這些書將我引進了傳統中國文化的大門。講句老實話，對我來講，中國古典的文學、哲學實在是一種最為堅強的精神支柱。它們在我最沒有指望的日子裏讓我守住了內心深處的那一塊淨土，真正非同小可。近些年來東西寫得稍微多些，有人說，這人長了一張西方人的臉，行起事來卻是地道的中國人，而且不是現代的中國人，而是古代的中國人。我想，他們之所以一語中的，無非是看到了感覺到了中國古典文化對我的深刻影響。每到這種時候，我都會深深感激外婆當年的睿智。
外婆沒有進入任何一個“單位”，１９４９年之後的曆次政治運動也都沒有波及到她。外婆娘家和婆家的親戚們在土改當中都被整肅得七零八落，她卻早早就離開無錫的大家族了，靠薪水吃飯，成分便被劃為“小土地出租者”，不算太“高”。如此這般，一直到文革之前，她都可以生活得比較平靜。
少年時還有一些際遇也很有意思。前麵談到的趙清閣女士是外婆的遠親，我喚她“清閣姨”。因為她在戲劇與小說方麵有一些成就，文化圈裏的人們都尊稱她為“先生”。趙清閣女士與老舍先生是青年時代的合作者，知情的人們說，舒慶春寫劇本完全是趙清閣推動的結果。我不可能知道得那麽深遠，隻知道，清閣姨一生未嫁，單身住在上海，而老舍先生與妻子兒女一大家子人住在北京。
２０世紀５０年代中期，我們搬到了幹麵胡同，我就讀的學校在燈市口，從燈市西口到乃茲府舒先生家就很近了，我常常穿梭在這一帶。清閣姨寄信到外婆家，我便將信揣在懷裏，來到舒家。大清早起，舒先生正澆花兒，我就把那封信悄悄兒地從花葉子底下遞過去了。舒先生的回信也如是，我帶回家，由外婆再寄到上海去。這樣一種憂傷而溫柔的柏拉圖式的精神交流，深深地感動著我。現在兩位老人家都到了一個可以盡情聊天的地方去了，每想到他們，我總是很高興，因為我曾經成功地為他們傳遞了他們迫切需要的信息。
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裏，我也是舒先生作品的第一“讀者”。舒先生好講故事，但他需要一個好的聽眾，一個真情流露的聽眾。他身邊有許多人，無論那故事是否好笑，他們都會逢迎地笑。我卻不然，我是誠實的。聽到好笑的故事，我會笑個不停；聽到難過的故事，我會大哭；聽到沒有意思的故事，我沒有反應。就這樣，我成為舒先生最好的聽眾。他常說，“這孩子聽了會哭會笑的故事，我才會寫下來。那時候，我學到了一個重要的道理：作者將一本書寫完，並不等於作品的完成，真正完成這部作品的人是讀者。三十年後，我自己成為一個寫手，我常常會想到讀者，深深了解讀者的共鳴是多麽的重要。
０２
在外婆的身邊雖然有著一些喜歡我的成年人，但是在同齡人中間我卻是非常孤單的。我有一張外國人的臉，頭發鬈曲，我比同齡女生又都高上一截。更要緊的是，我的父親可不是卡瑪·韓丁的父親那樣與當權者打得火熱的左派，連孩子們都知道，我的父親是“美帝”。於是，我被隔到了人群之外，任何事情都沒有我的份兒。我老是被單擺浮擱著，連座位都是單獨的，小學、初中、高中，好像都沒有同座位的同學，一個人孤獨地坐在最後一排。
我知道，在這裏，我是一個外人，永遠是一個外人。這種處境使得我養成了獨立思考的習慣，跟大多數同齡人相比，我自幼對專製下的不民主、不自由的生活有著來自內心深處的強烈的抗拒，對人為的愚昧有著強烈的反感。
外人尚不足以形容我少年時代的狀況，我還是一個“靶子”。當年的中國的反美情緒多麽激烈啊。但是，“美帝”畢竟遠在天邊，夠不著，而眼前這個“美帝”的後代收拾起來多麽方便，要圓則圓要扁則扁！
我對這個情形有了切身的體會是在小學二三年級的時候，那時候我八歲。
１９５４年，大約是為了巴拿馬運河的事情，學校組織學生到天安門廣場去參加那裏的反美示威。那天人很多，到處是旗子和標語，“打倒美帝”喊聲震天。不知怎麽一來，我就站到了一個圓圈裏，這個圈子是用紙做的很難看的美國國旗和被畫成漫畫的艾森豪威爾頭像給堆起來的。口號和歌聲之後，有人點起了火，火很熱，烤得我心裏發慌。那天天很藍，藍天上頓時布滿了黑煙，然後便是許多的灰，灰很輕，飄落在我的頭上肩膀上、襯衫上。過了不知多久，周圍靜了下來，人都走了，老師和同學也都走了。我想，他們早就把我忘了。我還站在那兒，一頭一臉的灰。
天色漸漸暗下來，我還站在那兒。就在這個時候，有一位北京市的市民，騎著一輛唧嘎亂響的自行車兒，在那圈兒外邊停住了。他問我：“這孩子，你知道你家住哪兒嗎？”我說：“幹麵胡同２０號。”那時候我才知道我的嘴幹得快要張不開了。他又問我：“你會坐自行車兒嗎？”我說：“我沒坐過。”他把車支住，把我放在後架子上，告訴我說：“車座子底下有兩根棍兒，你抓住了，坐好嘍。千萬別掉下來，你要是掉下來了我可就沒輒啦。”他慢慢地騎著車子，車子還是唧唧嘎嘎地亂響著。到了家門口兒，這位中年人看我推開了院門才離開。
這件事情讓我看到了一個事實：中國的地麵兒上有著很多很多好人。可能，我得和他們一塊兒吃苦，一塊兒受累，那都不怕的，我們能夠互相拉一把，我們能夠一塊兒挺過去。好多年，我不怎麽常常想到那口號聲、那些紙灰，倒是常常想到那個溫和友善的聲音：“你坐好嘍，千萬別掉下來，你要是掉下來了，我可就沒輒啦。”含著淚水帶著微笑，我想念著那個聲音。
這件事情讓八歲的我草草結束了我的童年，一天之內變成了大人。我知道，自己隨時隨地可能變成一個靶子。沒有辦法擺脫，我必須鍛煉自己的忍耐力。
這件事情以後，外婆更加注意我的飲食，她說你有好長好遠好辛苦的路要走，一定要吃好。後來，我更明白必須認真鍛煉自己的體力，準備走這好長好遠好辛苦的路，於是自覺地鍛煉身體。無論刮風下雨，五千米、八千米，我都會在高中北大附中的操場上一圈一圈地跑著，雷打不動。
０３
我的功課一向是好的，米市大街小學畢業，保送女十二中，初中畢業保送北大附中。
１９６４年畢業的時候還獲得優良獎章。但是，１９６４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入高潮，農村重新劃分階級成分，城市裏“階級鬥爭”的弦也繃得很緊。我參加了高考，５０位被精選出來的考生集中在一個考場，北大校長陸平在考試之前親自來到我們的考場，為考生加油打氣。他說：“你們是北大附中的尖子，好好兒考，全部進入北大！”但是，這５０名學生中隻有四名進入大學，其餘紛紛落榜，完全是因為成分問題。數學老師不識時務跑到招生委員會去打聽我落榜的原因，人家將我的卷子丟給他。卷子根本沒有看，上麵貼了封條，蓋了一個章，“此生不宜錄取”。數學老師難過得很，倒是我心平氣和。我知道，這長長遠遠的辛苦之路，這就要開始走啦。
等分配工作的當兒，學校一位叫做周毓英的黨委書記找我談話。她笑眯眯地跟我說：“你寫兩百個字吧，就寫你的父親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是中國人民的敵人，你要永遠和他劃清界限，和美帝國主義劃清界限。你不是挺能寫的嗎？作文兒不是常得高分兒嗎？”我不言語。她又說，“你寫了，北大、清華的大門兒就在那兒開著呢。”我問她：“我要是不寫呢？”她說：“那你明天就去山西插隊落戶。”我說：“天不早了，我還得回家收拾行李。”站起來就走了。
數學老師急了，在走道兒裏拉住我，“你的父親也好，美國也好，都遠在天邊地角，你寫了，他們也看不見。你不寫，可就永遠學不了造船啦！”我看著他，當初填誌願時他告訴我，出身不好大連海運學院是不可能錄取的，清華的造船係還有可能，所以我填了清華。現在，我清楚知道，中國將少了一個認真負責的造船工程師。這位數學老師一直非常欣賞我，他盼望著我能升學。我隻好告訴他：“我不能做對不起自己的事情。”老師沒有再說什麽，表情卻是哀傷的。
我並沒有在第二天就奔赴山西，而是被召去開了兩天的會，叫做“務虛”。這時候，我才知道，這是北京市第一批集體上山下鄉，出主意的人是北京市市長彭真。彭真是山西人，所以插隊地點就選在山西。
４４個“出身極不好”的學生，來自４０所學校。這些學生又都是各校的學習尖子，也就是“白專典型”。彭真的如意算盤是這樣子的：這些學生到了農村，向貧下中農學習，背叛自己的出身，脫胎換骨，在農村紮下根來，變成新一代的有文化的農民！這些學生正好男女各半，看來彭真甚至希望這些學生就這麽配成了對，日後就在農村安家、生兒育女，永遠地留在農村啦！後來，有一位男知青娶了一位極為能幹的貧農女兒，知青之間論及婚嫁的好像隻有兩三對，但是過了些年，他們也都全部回城了。記憶中有一位女知青早早嫁給了貧下中農協會的主任，她後來有沒有回城就不知道了。
我們一行出發之前，副市長崔月犁來到我們中間現身說法，說他自己也出身大地主家庭，可是“出身不由，道路可選擇”，經過一番磨煉，他現在不是也成為黨的高級幹部了嗎？大家都靜靜地聽著，並沒有什麽慷慨激昂的表示。北京市委還派了帶隊幹部和我們一塊兒下鄉。我和２３位學生以及一位帶隊幹部來到山西曲沃縣林城公社林城大隊，另外２０位則到了侯馬公社白店大隊。
０４
山西曲沃是棉麥之鄉，相當的富裕，社員們下田勞動衣服鞋襪都穿得整整齊齊。林城中間一條街，兩邊的房子都是磚瓦房，也都整齊。家家戶戶堂屋灶間都擦抹得幹幹淨淨，睡房有炕，占地寬闊，婦女們紡棉花、擰線、縫衣、做鞋、剪窗花都在炕上。擺上小方桌吃飯也在炕上。這張炕真正是當地農民家庭生活的中心。
我們到了林城，住進了一個挺寬敞的三合院，地方本來是大隊的倉庫。北房是女生宿舍，西房是男生宿舍，宿舍裏隻有一些木板床，行李被褥各自安頓在板床上，箱子放在床頭，擱些飯碗之類的零碎東西，臉盆腳盆放在床下，這就是每個知青的那點屬於他們自己的天地了。東房是灶間和倉庫。開始的一些日子，大隊派了一位貧農為我們掌廚。沒多久，知青們輪流幫廚，就完全地自力更生了。
我們一幫知青的年齡都在十八九歲，我隻有十七歲。男女生分別住在集體宿舍。三年時間裏，知青之間有點兒小內鬥，都是些小小不然的雞毛蒜皮，與我後來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所看到的不可同日而語。大陸作家閻連科在一篇文章中說到來到他的家鄉河南嵩縣的那些知青如何地遊手好閑、如何地吃派飯吃到農民叫苦連天、如何地偷雞摸狗。這些事情在我們林城都沒有發生過。
棉麥之鄉，富裕是富裕，勞動卻是非常苦重的。兩季麥子一季棉花再加上玉米粟子各種雜糧，種與收早已不隻是春秋兩季，農忙時節起五更睡半夜是尋常事。單是棉花種植一項就有無數活計，半點不能馬虎。間苗整枝打葉殺蟲除雜草還算好，摘棉花和拔花柴這兩項最是要命。本來，知青們的工具都是放在倉庫裏。很快的，大家都明白了工具利落能夠省不知多少力氣的真理，鐵鍬鋤頭鐮刀花柴鉗子都各自放在自家床頭，好好看管，精心保養。我自己的鐵鍬鐮刀都磨得飛快，夜深人靜在月光下閃出刀光劍氣。活兒幹得漂亮的知青人人都有趁手的工具，也都絕不外借。
地裏的活兒相當苦重，我的腰常常痛得好像是斷成了兩截。傍晚收工後，我帶著兩手血皰，坐在女社員家的炕頭兒上，由著裹著小腳的大娘用一根在燭火上燒過的針穿透血皰，擠出血水，再從一個小瓶子裏挖出些油膏塗抹在傷處，我便覺得好多了。年輕的女子們還教我用一條家織布裹住手掌。傷好之後，手掌上留下厚厚的繭子，我幹起活兒來就更利落了。
雖然十多人住在一大間宿舍裏，但是高喉嚨大嗓子地隨意聊天也是不常見的。我的“鄰居”姓周，叫周毓敏，我就納悶，世界真是那麽小嗎？難不成她是北大附中那位黨委書記的親戚？詢問之下，她果真是周毓英的嫡親妹妹，而且她雙眼高度近視，幾乎半瞎。勞動中，她根本就在摸索，無論質量還是數量都趕不上進度。很快，她就進入半勞力的行列，與生產隊的老弱病殘在一塊兒了。她也不能幫廚，連喂豬也有困難。我一邊幫她的忙，一邊小心地探問，這樣的病弱，怎麽不留城呢？她倒是快人快語，直接地告訴我，是她姊姊讓她下鄉的，姊姊要響應號召，用實際行動支持“上山下鄉”這樣一個政治運動，至於妹妹的死活當然就不必考慮了。“我家的成分很高，非常高，我姊姊特別積極，我隻是一塊墊腳石而已。”她笑眯眯的，好像已經做過很多次墊腳石的樣子。大約是我臉上的表情帶著驚訝，她笑著開導我：“在火車站，你沒有聽到廣播嗎？你媽在廣播裏大談送獨生女兒上山下鄉的偉大意義，那不是拿你當墊腳石嗎？不過，大概沒用，那個人離那個高門坎兒還遠得很呢。”我這才有些明白。
後來，我逐漸發現，有不少知青都是被家裏人推出來的，他們都充當了家裏人追求進步的墊腳石。１９７７年，我為了回到美國去，與北京市公安局外事科的工作人員有長時間的非常深入的對話，在我上山下鄉這件事情上，“你母親起了關鍵的誤導作用，她曾經向組織上反映，你需要認真的思想改造”。這位工作人員非常清晰地告訴了我這件１３年前我完全不知情的往事。而且，１９７６年，我已經被檢查出患有先天性脊椎裂，完全不適合重體力勞動。但是，那時候我已經在山西和新疆勞動了整整１２年，老傷加新傷，注定了我將與劇烈的疼痛共度餘生。
剛下鄉的時候，正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高潮期間，縣裏派來了工作組林城的貧協也積極配合，召開許多的批鬥會，批鬥之餘還有遊街。成分高的家庭因此受到了許多的磨難，但這些受到磨難的家庭卻是逆來順受的，隨人打罵唾棄，隻是低頭不語。批鬥之後，照樣下田勞動，照樣幹得彪悍，絕不落人後。奇怪的是，這些成分高的人家的勞力全是一等一的好手、快手。最可憐是那些上了年紀的小腳婦女，在街上蹣跚前行，小腳在地上拖出一道道血痕。看得出來，許多農民對此都是很不忍的。好在工作組不久之後就撤回縣城，運動也就偃旗息鼓了。
於是，我有了閑情有了逸致和村裏的女青年們相處。她們真是好看，在燈下做針線活的時候，她們的溫柔與聰慧更是展露無遺。要出嫁了，媒人從男方家裏拿來婆婆的鞋樣，待嫁的女子便精心地做上一雙無可挑剔的布鞋。那鞋子簡直是藝術品，鞋底納出花兒來，鞋幫上更是莊重地繡些吉祥的圖案。托在手心裏，我說：“你那未來的婆婆怎麽舍得穿？”女子微笑，淡然說道：“不嫌棄就好了。”她們靜靜地期盼著將來的幸福。她們不怕辛苦與操勞，隻盼望家庭的和美。
來林城之前我連扣子都沒有縫過，很快地，我學會了拆洗棉衣、縫縫補補，然後，我學會了做鞋。我請外婆將鞋底放在信紙背麵畫下來。外婆的腳是半大腳，也就是纏過一下又放開的。這樣的腳買不到現成的鞋子，外婆穿的鞋子都是請鞋店做的，前門外的好鞋店總是單鞋棉鞋預備得齊全。
“文革”一起，好鞋店的老傳統被打翻在地，老顧客們的鞋樣子都被一把火燒光。打那往後，外婆的鞋都是我做的。１９８３年我從美國到駐北京的美國大使館工作，回家看外婆，她老人家腳上居然還穿著我做的布鞋，很舊了，卻還很跟腳。外婆笑眯眯地說：“新鞋沒有舊鞋舒服。”那時候，我非常非常想念林城的女子們，滿心都是感激。
０５
我喜歡林城的男男女女，喜歡他們幹活的瀟灑與帥氣，喜歡他們哼唱的晉南小調與戲曲。１９６４年的我也完全沒有任何對於人生的計劃，我以為我將終老在這裏。盡管有些知青在想法子調到縣城、調到省城，甚至回北京，但我知道那都跟我沒有關係，我連想都不必去想。
老實說，林城的人們待我是很厚的，我的膚色我的長相、我的複雜的背景都沒有成為農民與我之間的隔閡。也就不到一年吧，大隊梁書記看我毫無心機地無日無夜地苦幹，再加上一口純正的北京腔，就讓我晚上在廣播站給社員們念新聞。白天我照樣下地幹活，不少知青覺得我傻得可以。１９６５年推廣漢語拚音，在農村展開掃盲運動，我兩天之內便熟練了這一套拚音法，不但在“掃盲學習班”教課，還主動“送字上門”。婦女們家務繁重，晚上沒法子出門念書，我就走進她們的家，坐在她們的炕頭兒上，手把手地教她們。婦女們對識字這件事的渴望讓我感動不已。
在這個親密的活動裏，我又發現了農村女青年對毛衣的熱愛。女知青領口袖口露出的鵝黃、粉紫、天藍每每吸引著農家少女羨慕的目光，於是在送字上門的同時，我開始教她們織毛衣。沒有多久，挑著擔子走鄉串戶的貨郎們都知道毛衣針有了市場，曲沃縣和侯馬市供銷合作社的腈綸毛線也銷售一空。農家女青年開始走進女知青的宿舍，多半是為了學習新的針法。這是真正的城鄉交流，這種交流帶來的和樂融融完全超越了階級成分帶來的隔閡，階級鬥爭的風雨完全消失在繽紛的色彩之中。周毓敏眼睛看不清楚，織毛衣卻飛快，而且花樣翻新。她在與農家少女的交流當中得到很大的快樂。我想，那一段時間，女知青們的心裏都充溢著短暫的快樂。
能夠教成人，當然也能教小孩子，這是梁書記的邏輯。１９６６年初，我開始在林城小學教書，有時候還到鄰近的香邑“示範教學”。
這種學校要求老師具有十項全能，因為整個學校隻有一位老師，從一年級到六年級的孩子們都擠在一個課室裏，叫做“複式教學”。除語文、算術之外，體育、唱歌、圖畫等課程也都由這位老師一手包辦。
有一度，鄉間橫格練習簿缺貨，供銷社隻有大張白紙供應，我連夜將紙張裁成練習本大小，拿出我外婆訂書的本事，將紙張裝訂成線裝書的模樣，內頁硬是用鉛筆畫出整齊的橫線。第二天，拿到新的練習簿的學生大為興奮，甚至主動請纓，在完成課業之後，幫助我製作新的練習簿。後來我發現，許多家長都參加了這個工程，男女老少一筆一畫地在白報紙做成的冊子裏畫著整齊的橫線。我受到的震動是很大的，農民對他們的子女們寄托著厚望，農民對知識懷著渴求。
學校隻在農活不忙的日子開課。農忙時節，老師和孩子們都直奔大田，老師如果幹活兒不像樣子是無法得到學生的尊敬的。講老實話，在晉南農村，真正受到人們敬重的都是農村的好把式，遊手好閑之徒無論怎樣根正苗紅都是無濟於事的。這樣一種經過長年累月建立起來的價值觀使得我在林城的生活踏實了許多。
幾個月下來，我跟我的學生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外村的親戚來訪，孩子們會驕傲地告訴人家：“咱村的老師是從北京來的！”那時候，我也真心地相信，我可以在這裏存活，我可以和鄉間的孩子們、和這裏的人們廝守一輩子，而且我樂意在這裏度過一生！
然而沉醉在快樂之中的日子非常短暫。“文革”開始了，北京的外婆家被抄，我父親的照片等等都被紅衛兵拿出去展覽。彭真一夜之間成了“走資派”，他當年將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放在他家鄉的“一攬子計劃”也隨之成為“陰謀”。紅衛兵們叫囂著，要把躲在山西的狼崽子們揪出來！
最早聽到這風聲的是勞動模範王德合，我曾經幫他整理過改良玉米品種的實驗報告。這時候他還是縣長，他找到我，要我“遠走高飛”，要我走得“越遠越好”。正在縣裏勘察水利的一位工程師盧秉文給我提供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新建農三師的消息，他的妹妹已經從上海被發配到那裏。盧秉文說得很有道理：“留得青山在，先逃出林城再說。你在這裏肯定是第一個靶子，武鬥高潮無理可講。天高皇帝遠的地方什麽都慢半拍，等到他們那邊弄清你的來龍去脈武鬥高潮興許已經過去了。先保住小命，其他的，日後再說。”
事實證明，這一切都不是杞人憂天。當時的林城已是人人自危。王縣長給我開了“支邊建設”的證明之後，第二天就被勒令靠邊站了；梁書記為我開了戶口證明之後也馬上被剝奪了一切身為基層支部書記的權力。後來，我在新疆還聽說，白店一位王姓知青被南下的紅衛兵暴打致死，原因似乎是因為他的父親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我是在千鈞一發的緊要關頭逃離山西的。
０６
對於我的離去，知青們漠然，不表示任何意見，也許他們想到新疆就頭皮發麻。鄉親們卻都感覺到文革這股風不善，都催我趕快動身。隨身的包袱裏放著大娘們給我烤的鍋盔，我在天寒地凍中上路了。
車到大同，我買了另外一張車票，回到了北京。我想在到新疆之前看看外婆。回到北京時，外婆已經被掃地出門，住在一間小屋裏，房內一張單人床，一張書桌，一把椅子，都是從我原來的屋子裏搬來的。地中央一個蜂窩煤爐子，燒飯取暖全靠它。我從包袱裏掏出鍋盔放在爐板上，掏出我為外婆做的一雙新布鞋，雙手捧到老人麵前。素來泰山壓頂麵不改色的外婆老淚縱橫，“正是念書的歲數，卻學著做鞋了。”我笑著跟她說，書是可以自己念的，什麽樣的高壓也擋不住我尋找書籍。
經過幾年的磨礪，我的雙手已經布滿了老繭，我的雙臂結實有力。我對外婆說，山西的鄉親們教會了我求生存的十八般武藝，苦的環境，我也能夠活下去。這個時候，我忽然明白了，今後的一個重大的人生目標就是活下去，絕不把屍體留在戈壁灘上。
１９６７年初的北京是瘋狂的，一片“紅海洋”，一片“打倒”與“砸爛”之聲。我在外婆身邊呆了兩天半。外地人來北京三天必須報臨時戶口，我沒有報戶口的路條，我隻有一紙“支邊建設”的證明。我必須快快離去，雖然我對外婆的處境十二分擔心。
當我登上西行列車的時候，完全不知道南疆兵團的生活環境是那樣的殘酷，人際關係是那樣的險惡。我甚至無從想象，在林城的那三年竟然是我在中國三十年的生活中天堂般的一段歲月。後來的許多暗夜裏，我常常刻骨地懷想過林城男女老少親切的笑臉，懷想過在麥香中揮汗如雨的日子，那一段被漫長逝水湮沒了的如歌的日子。
寫於２００９年４月１１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