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屆”是新中國的同齡人，是由新中國培養出的一代人，也是從建國到“文革”這17年的教育成敗得失的具體體現者。國內外研究中國“文革”問題的專家都認為，“文革”期間紅衛兵的種種非同尋常的表現與這17年的教育有著直接的影響，甚至認為這種教育是引發這場大動亂的重要原因；如今，人們也仍在從“老三屆”的人生道路中，不斷反思17年教育的經驗教訓，這是一個至今仍有現實意義的，但卻未引起教育界、學術界充分注意，更未曾認真加以清理和總結的問題。
我們這裏談到的17年教育，將以其中的最後幾年，也就是20世紀60年代的教育為主，這是“老三屆”上中學的時期，這時期的教育，是典型的政治化、革命化的教育，是“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針執行得最徹底的時期。
無論對17年的教育持肯定的還是否定的態度，有一點是為世人大致公認的，那就是它比較成功地達到了自己培養“革命接班人”的目標：即忠誠於黨，忠誠於領袖，甘願為理想而奮鬥，而獻身。從一解放就已注意對青少年進行的革命教育，經十幾年的摸索實踐已經日臻係統和完備，它包括經常的大量的政治學習，包括多種多樣的諸如聽報告、上團課、下鄉勞動、參加軍訓等活動形式，尤其包括英雄事跡的感染和熏陶，像英雄那樣生活，為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而獻身，是那個時代的最強音。在如此濃烈的政治氣氛下，“老三屆”學生普遍具有神聖的使命感和強烈的政治參與意識，這種忠誠已經到了盲目的程度。
這種教育還特別注重培養青少年的集體主義精神。國家是大集體，所在的班級、少先隊中隊、小隊以至團支部、團小組，是小集體，在這種教育下，不僅個人利益要服從集體利益，甚至個人的愛好、興趣，也要服從集體的利益。於是，萬事依靠集體，萬事服從集體，唯恐被集體所不喜，甚至時時擔心為集體所拋棄，就成為這代人至今仍具有的鮮明特征。不是如今還有人在極力讚揚這代人的“團隊精神”嗎？
這種對黨和領袖的忠誠和服從以及強烈的群體意識，是這一代青年滿腔熱情投入“文革”，成為衝鋒陷陣的急先鋒的基礎，也是他們一旦在政治上失勢而被成批拋到鄉下時，仍能夠義無反顧的原因。在從1968年7月中央提出大中學校學生畢業分配的“四個麵向”（麵向農村，麵向邊疆，麵向工礦，麵向基層）開始至1969年初的短短半年時間，在“文革”那種混亂無序的情況下，多達四百餘萬的大中城市的中學生們，竟然可以說是井然有序地迅速地分散到了全國最偏僻的山鄉、最遙遠的邊疆，這在無論哪個時代，哪個國家，都是難以想象的，實實在在地是世界人口遷移史上的一個壯舉，一個奇跡。
對於上山下鄉，大部分中學生並不是被迫的。除了少數先鋒者，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的確有過猶豫，有過不甘心、不情願，感到過無奈、“想不通”，但他們還是不顧家長的阻撓，自覺自願地踏上了這條道路，尤其是在1968年底毛澤東一聲令下之後。“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才有出路，才有前途”，已經成為他們的思維定勢。他們極其蔑視那些留在家裏拒不下鄉的青年，而有膽量這樣做的青年，在當時是極少數，他們最難承受的壓力，未必來自政府和街道，而是來自這個群體，他們要冒被這個群體拋棄的危險。隻有個性極強，或者早已因政治、出身等各種原因被這個群體所拋棄的人，才敢於冒這個“天下之大不韙”。
這種群體意識當然有它積極的一麵，正是靠著這種意識，這些尚未成年的孩子，才能夠在從大城市一下子被拋到莽莽林海、茫茫草原和荒野山鄉之後，互相扶助著走過那段艱難的歲月。
在以階級教育、革命教育為主的前提下，17年的教育還注重培養青年勤奮刻苦，勇敢向上的素質。須知即使是“文革”前的所謂“貴族學校”也就是重點中學，也並非像“文革”時所批判的，以及今天許多人所理解的那樣在培養“少爺小姐”，而是的確在按照當時的模式塑造“革命接班人”，它們在培養學生的這些品質方麵，往往比一般學校更嚴格。
學校不是隻抓分數。學校開設勞動課，堅持每周半日勞動，從初一入學到高三畢業，第一節和最後一節都是勞動課，這叫做“以勞動開始，以勞動結束”。學校的廁所都是學生自己動手掏。每日三餐，必有一頓是窩窩頭。吃飯時要整整齊齊地排隊唱歌。飯盆內所有的飯粒都要刮幹淨……
他們受的教育讓他們視怕苦、怠惰、嬌氣、軟弱、享受為可恥，他們自覺地磨煉自己吃苦耐勞的品質，很多人甚至經常地“自討苦吃”。上山下鄉以後，他們的吃苦精神往往使當地農民為之咋舌，他們中出現了那麽多的“鐵小夥”、“鐵姑娘”，還有那麽多人為救火、抗洪、救人、救生產隊的物資，甚至為救一頭牛、一根電線杆子，而付出了最寶貴的青春和生命。
他們在道德上具有很強的自律意識。“文革”前學校中近乎禁欲主義的管理和教育，以及當時宣傳媒介“淨化”的宣傳，使這些正值青春年華的少男少女在被置於朝夕相處甚至相依為命的環境中，無任何管束，因前途茫茫而備感精神上空虛和失落的時候，他們中相當大的一部分人卻能夠自覺地約束自己而未曾發生道德上的墮落，也是應該歸功於當時在這方麵嚴格的教育的。
這一切素質、品德方麵的教育，使老三屆知青中的很多人在經曆“文革”及以後上山下鄉的種種人生困厄和磨難時，能夠以堅強的意誌與命運抗爭，而且在麵臨惡劣的環境和精神的失落時能夠不甘沉淪，這是他們至今仍引以為驕傲的一點。
無論哪裏的農民幾乎都公認，“老三屆”這批知青要比後來的知青表現好，他們能吃苦，能與農民較好地相處，他們無疑是最富於獻身和犧牲精神的一代人，這是17年教育的真正成功之處。
“文革”期間紅衛兵的出現並非事發突然，他們正是17年教育之樹結出的果子，無法否認，這種教育使受教育者存在著嚴重的人格缺陷。
最明顯的是“盲從”，對領袖的盲目崇拜，將領袖的話作為判斷是非善惡的唯一標準。此外還盲從群體，盲從“形勢”，由盲從發展而來的，就是“文革”時的狂熱。
他們雖然整天高喊大批判，但對是非卻缺乏最基本的批判能力，對一切流行的理論和口號缺乏批判精神。他們用做批判的標準，隻是毛澤東的語錄，而不是實踐和真理，他們用簡單的、一元化的標準來衡量一切，“不是無產階級的，就是資產階級的，二者之間沒有中間道路可走”。在他們心目中，不是同誌，就是敵人，同誌就要“高大全”，達不到這個標準的，就該批判，該打倒，就是敵人，即使是自己的師長、同學，甚至親生父母。當他們發現他們的師長、上級也不過是普通的、有七情六欲的凡人之後，立刻就把批判的利劍，把仇恨的矛頭對準了他們。
偏執使他們對待“壞人”、“壞事”，對待一切“封資修”的東西隻有去仇恨，去打倒，他們認為隻要是敵人，無論怎樣殘忍地對待都不過分，甚至唯恐自己不夠殘忍，以為不殘忍就是對敵人“恨得不夠”，就是“缺乏階級感情的表現”。清華附中紅衛兵創作的《造反歌》“忠於領袖忠於黨，黨是我的親爹娘，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就集中體現了他們當時的精神風貌。
早在“文革”尚未爆發之前，北京一些重點中學激進的中學生們就已經開始批判課本，批判教師以及罷課、罷考了。“文革”爆發，他們更是變本加厲地打、砸、搶，搗毀一切與“革命”不相容的文物、書籍，毫不留情地揪鬥自己的長輩和老師，批判自己過去親密的夥伴和同學，而毫不在意對別人造成的傷害。
他們認為愛隻能與“熱愛”連在一起，那是用在領袖，用在黨身上的。愛同誌，那叫“階級友愛”，但所謂的同誌隻是個空洞的泛指，對於幼稚的青少年來說，不過是個“互相幫助”的代名詞。愛父母，則是出身好的青年的特權，隨著“文革”的展開，享有這一特權的青年也越來越少了。至於同情、憐憫以及今天青年愛說的理解、寬容、溫存，則一概視之為“小資產階級情調”，被歸在應該唾棄之列。
這代中學生，尤其是城市重點中學的學生，在理科方麵受過比較紮實的基礎訓練，但是，在人文科學、社會科學方麵所學到的知識，卻是相當地支離破碎，尤其到上世紀60年代上半期，思想理論界極為封閉，觀點日趨偏激，青年學生除了被動接受之外並無鑒別、思考的餘地，表現出對人類曆史發展進程、對人類文化價值的極端無知，這直接導致了“文革”時的種種暴力和破壞行為。一位“老三屆”出身的學者這樣回顧當年的教育：“批‘封’，割斷了他們與傳統文化的聯係，使他們很少懂‘國學’，成為沒有家園的文化‘孤兒’和‘浪子’；批‘資’，割斷了他們與西方文化、現代文明的聯係，使他們很少懂‘西學’，成為流不進大海的文化‘內陸河’和‘沼澤地’；批‘修’，割斷了他們與世界工人運動與馬克思主義的聯係，使他們隻能教條地理解‘老三篇’、‘老五篇’、‘毛主席語錄’，形成了斯大林主義的政治文化心理和民粹主義的道德倫理心態。”這一點在“文革”中已經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他們因這一缺欠所造成的後勁不足，還將會越來越明顯地暴露出來。
在知識欠缺的情況下，可以以豐富的人生經驗作為彌補，而在校園中長大的十幾歲的中學生，又有什麽人生經驗？所以，“文革”中表現最狂暴、最過激的，多為中學生，而在中學生中，又以初中生更過分。
上山下鄉多少彌補了他們所受教育的某些不足，因為越是偏遠的山村，受政治風浪的波及就越小，人們的生活也就越正常、越接近人生的自然狀態，而他們的偏執、狂熱，是在那些最偏僻的山村，在那些最貧窮、最沒文化的農民中，逐漸冷卻下來的。他們的人格缺陷也在那種嚴酷艱苦的環境中，多少得到了改變和糾正。17年教育所最不讚賞最不提倡的，就是獨立思索的精神，那時的“獨立思考”隻是在做數學題的時候才用得到。10年之後，當這一代終於喊出了“我——不——相——信”的時候，才是他們從盲從到覺醒的開始。
將一切歸咎於盲目、狂熱、聽話，甚至無知，總還是容易的，在這種種表現的背後，他們同樣存在著人性中的另一麵。
對“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片麵與誇大宣傳，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虛偽。這種違反一般人本性的過高要求，使不諳世事的青少年以為即使是正常的為自己，也是與“革命”不相容的，他們隻知道犧牲自己是美德，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同樣是應該珍視的，更不知道個人的權益也同樣應該受到保護和尊重。他們尤其不知道，追求名利並不是資產階級的專利，也並不反動，隻要不損害國家和他人的利益，這種追求就應該受到鼓勵。
然而，人的欲念、人的追求是客觀存在，無論怎樣教育、怎樣改造，也壓抑不了，要以各種方式表現出來。從“文革”到上山下鄉，這代人的各種表現已經充分說明了，他們的本性中同樣存在著自私、貪欲、卑鄙、冷酷等惡的一麵，理想主義之下，有為一己出人頭地的私欲；革他人之命的行為，掩蓋著某種出賣別人保全自己的醜惡，這些欲望是以扭曲的、不正常甚至不正當的方式發泄出來，由此就表現出自覺或不自覺的虛偽。
他們中很多人從小就會寫思想匯報，寫給組織、給教師，而不是給自己看的日記，他們中許多人會巧妙地將自己“偷偷”做的好事，以各種方式告訴別人，也會以靠攏組織、要求進步為冠冕堂皇的理由，打別人的小匯報，一些惡劣者還會以此來誣陷別人。
出身好的青年，尤其是高幹子弟，因為即使他們有些“出格”的思想，有些不良表現，也往往被視為“認識問題”，因此他們不需要費盡心思去掩飾自己，為人處世要直率、真誠一些，所以，最具批判精神、敢於進行獨立思考的人，往往出現在他們中間。而越是出身不好的青年，為了擺脫在群體中被人歧視的地位，就越要千方百計地表白自己的“革命”，表現自己的“積極”，他們的人格被扭曲、被蹂躪的程度就更嚴重，一些卑劣的行為往往出現在他們中間，並因此而愈加被這個群體所歧視。他們在精神上的痛苦和被傷害，是具有強烈優越感的出身好的青年所難以體會和理解的，他們心頭被籠罩的陰影也許將伴隨終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