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2月31日，在這一年最後一天的傍晚，通遼標件廠派來的大卡車將我們十名頂著高粱花子的知青——五名北京知青與五名天津知青接到了位於哲裏木盟通遼市的工廠。大家的心情是何等的興奮，我們終於從荒漠的農村來到城市，盡管還不是北京，但畢竟與農村有了天壤之別。我們已經從農民變成了工人！
通遼距離開魯縣城約八十公裏。距我插隊的大榆樹公社約100公裏。這家工廠生產農用螺栓螺帽，分為熱鐓和冷鐓，主要工序是將A3盤條除鏽、下料、鐓方（熱或冷鐓成六方形）、攻絲。有四個車間：一車間（酸洗、下料與熱鐓）、二車間（冷鐓與攻絲）、三車間（機加）、四車間（維修與設備製造）。
當初麵試我的政工幹部李恒信科長曾詢問我對未來分配工作的意向，那時其他知青在選調時高興還來不及，生怕煮熟的鴨子又飛了，哪還會提出額外要求呢？但我是“傻小子睡涼炕，全仗火力壯”，不假思索就說：“我不怕吃苦，就是希望得到能夠學到技術的工作。”這話別人不敢說可我說了，還真就靈驗了。一進廠我就被安排在鉗工班做設備維修鉗工，師傅是剛從沈陽調回通遼的巣起清，那可是沈陽橡膠廠響當當的四級維修鉗工呀！我心裏真比吃了蜜還甜。
我離開農村時，當年掙的工分折成現金，再加上我的口糧退糧庫後折的錢，加一起應該有四百多元。那一年我冬天參加貧宣隊，夏天出站勤，秋天到沼上當牧業保管，等於一天工也沒耽誤，所以才能聚集起這筆“巨款”。但小隊會計七扣八扣的，隻拿回不到三百元。那就是我離開農村那年，拚死拚活掙出來的全部積蓄了。
開魯縣城那會兒賣高筒皮馬靴，那皮子真叫好，有人買了穿上特精神，我挺羨慕。離開開魯那一天，我特地抽空去逛商店。但看了看價格，要十五元一雙呀！我忍住了沒有買。
那陣子我家是喜事連連。我的選調正巧與我妹妹同時，她高中畢業被選送到北京房山地毯廠工作。還有一個更好的消息，就是父親所在單位的軍代表已經找他談話，指出他的問題已經清楚了，（所謂問題一是我的伯父三十年代出國後一直居住在美國，退休前是代表國民政府的中國銀行美國分行經理；二是我父親大學畢業後做過八個月的《中華日報》社經理。而這個報社與國民黨中統有關，我父親當時並不知情）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不久即可以恢複工作了。
一連有這些好事發生，而我自己又要和農村的生活告別了。我將在農村時的舊衣物收拾了半個皮箱，這些破衣服沒有用場了，就留著綁墩布吧！上麵又放上一個我給妹妹買的紅色的毛毯，仔細包好一起寄回家中。這條毛毯花了我四十元，是因為妹妹要住在廠裏，怕冬天太冷她受不了。餘下的兩百元錢我就悉數寄回了家中。
後來我母親說，看看我寄回來的破衣爛襖，再看看我送妹妹的毛毯，又看到寄回家的兩百元錢，她又欣慰又難過的哭了。
1972年的2月，尼克鬆要來華訪問。國家號召知青留在當地過個“革命化的”春節，不讓回家。當然也包括我們這些在外地選調進工廠的知青。我剛剛進入工廠，有多少話要跟家裏說呀，所以，決定不顧一切回北京！
春節前夕，胡森從開魯來通遼與我會合，我帶上心愛的小提琴，走上了回家之路。當晚，通遼火車站候車室冷冷清清，根本不賣去北京的火車票，所以沒有幾名知青。我們守著行李，在尋找著時機。夜幕降臨，塞北的冬天是那麽的寒冷，偶爾一兩聲淒厲的火車笛聲，催得我們心緊。旅客列車早已開走，餘下的貨車在喘著氣，不知何時開動，但看方向是朝南方向開的。問了站台上的列車員，說是可能待兒出發。
機會來了，我和胡森趁著夜幕，悄悄走到列車的尾巴，進入了守車車廂。守車十分簡陋，就是一節鐵皮車廂，裏麵在兩邊用鐵條焊著兩張供運轉車長使用的鐵椅子，再就是在車中間安著一個鐵爐子供車長冬天取暖。我們縮在角落裏又緊張又興奮，等待著開車的時刻。這時運轉車長晃著信號燈走來，車終於開了，車長也瀟灑的跳了上來，他詫異的看了看我們，得知我們的身份後沒有說話。我們為這次冒險一陣狂喜，幻想著明天一早醒來就會到北京了，慢慢的我們睡著了……。
“咣”的一聲，貨車劇烈的抖動了一下，停了下來。我們揉揉眼，想看看到哪裏了。外麵一片漆黑，車長說：“快下車吧，到地方了，我們不走了！”我們隻好怏怏的下車，不舍的回頭望著那列貨車，向這個小站的站台走去。還沒到那兒，就又聽見“咣”的一聲，貨車開動了！被耍戲了的我們隻好自認倒黴，再尋他途。看看站名——甘旗卡！媽呀，才走了小小的一站地！
這以後的故事就是不斷地換乘慢車，往北京方向走。從甘旗卡到大虎山，再從大虎山到錦州，再從錦州到北京。在到北京的路上，我們遇到一位總參的軍官，他是來東北看插隊兒子的。所以遇到我們也倍感親切，為了防止人到北京站又被轟回來，他給我們支了一個高招：在豐台車站下車，然後沿鐵道往回走，直到走出站台範圍，再翻牆出來！哈，又是很刺激的行動！
我們就是這樣曆險回的北京。這是我在家裏的院子中拉小提琴。
比我早一年進廠的崔鳳是個小我一歲的秀氣男孩，他是開魯縣本地人，與其他九名天津知青於1970年一起選調到了標件廠，崔鳳與我同為巢師傅的徒弟，算是我師兄。崔風愛美，工作之餘，總是穿得幹幹淨淨，還穿上一雙皮鞋，挺紮眼，大家都叫他“皮鞋隊長”。別看他是個白淨臉兒，幹起活來卻很有門道，是個天生的鉗工人才，我很佩服。
崔鳳那批來的知青中，鄭承義和馬同生與我在一個車間，鄭承義是銑工，馬同生是電焊工，我是鉗工，工作經常碰到一起，業餘生活也合得來，所以我們變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在北京知青中，孫建國和我接觸最多。他是朝陽區垂楊柳二中的六七屆知青，比我小一歲，父母都是北京內燃機總廠的幹部。父親是1939年參加革命的老幹部，後擔任北內的醫務處長。孫建國成長環境是大院的孩子，交往的同學大都是幹部子弟。我們一起進廠後，他很願意和我接近，後來我們聊得很深，到了無話不談的地步。我得知他的父親在文革中也受到政治迫害，他也有自己的苦悶。建國是一個非常用功的人，寫得一手好隸書。文如其人，做人也是規規矩矩。他戴著一副深度眼鏡，方方的臉龐，憨厚而不失謙謙君子之風，但幹起活來卻有些不知所措。記得剛進廠那會兒，他分在二車間做衝壓工。六十噸衝床一下一下的衝下來， 他就要用小鐵鉗夾住料填進下模，“哐當” 一下上模下來與下模一合，就衝出了螺母六個角或螺栓的六角螺帽。建國最怕上夜班，一晚上下來，他的棉襖會被油浸得光亮光亮的，那是休息時他不顧一切趴在衝床台子上睡覺弄的。眼鏡也是髒兮兮的，那張臉更看不得，熬夜熬得笑起來跟哭一樣。
照片中左邊是崔鳳、右邊是孫建國。
1972年的春天，廠裏提出要我們這些年輕人（主要是天津、北京的知青）去北京和天津學習。我知道我表妹好友的哥哥倪耀德在天津第一標準件廠當副廠長，就聯係他到這個廠學習。後來又到北京標準件廠學習，這期間我們還抽空去了頤和園，那是我與我師傅、師兄在北京唯一的合影。
在廠裏，有一句口頭禪叫做：“緊車工、慢磨工，溜溜達達檢修工”，我的師傅是廠裏檢修工的“大拿”，我當然很自豪，我很愛學習，又肯吃苦，所以總想盡快掌握鉗工技術。學維修，應該先學習各種機床的操作。
開牛頭刨床的女工是我們廠的工會主席，那天我溜達到她的床子麵前，問她有什麽要我幫忙的嗎？她說正好她需要一塊墊塊，就是刨工件時夾在台鉗子上的鐵墊塊。我說好辦，我來搞定。就去院子的廢料堆中尋找，找到一塊差不多大小的料，拿回來一看，有點大，就和主席說：“我自己來刨吧，你把刨刀給我”。我照貓畫虎的將料夾在台鉗子上，卡上刨刀，就開了刨床。沒想“砰！”的一聲響，牛頭刨的牛頭一下子撅起來，刨刀卡在工件上不動了。我驚出一身的冷汗，跌坐在椅子上。
主席趕忙找來了我師父，車間裏聽到這一聲巨響，人們也圍了過來。我的心突突的跳，喘著粗氣，什麽也不敢說了。我師傅與其他的檢修師傅檢查了狀況，告訴我我撿的料是和刨刀頭差不多硬的合金鋼！原來我是把做冷鐓磨具的料拿來了，而且是淬過火的料。再有就是“吃刀過深”。
這以後的一個星期，我們檢修班全體都在機加車間大修這台牛頭刨床，這是一台三十年代的意大利產品，本是保養良好的古董機床，叫我給糟蹋成這樣，我非常痛心，深感是由於我的無知造成了這麽大的損失，給大家添了這麽大的麻煩。可我師傅和其他師傅卻並沒有罵我，反倒是安慰我，告訴我應該怎樣做才不會出事故。後來我得知本來廠裏是要給我處分的，被我師傅攔下了，他說一個剛進廠的北京知青，有工作熱情，出了事故他會接受教訓的，不要打擊他的積極性吧！就這樣此事就不再追究了。但我一直做為我一生的教訓銘記在心不敢忘記。後來師傅還告訴我做為檢修鉗工，在跟三腳架打交道時，一定先要找好自己的位置，不能進入三腳架的裏麵，以免倒下時砸著自己。那時我們經常要在車間架起高高的三腳架，中間是“金不銠”（日語），也就是吊鏈，用來吊工裝與機器部件。也確實有發生由於三腳架支得不牢，或吊的物品重心超出造成架子倒下砸人的事故。而我確實無論在吊裝機器，還是檢修設備，從來沒有出過工傷事故，這都是有賴於師傅的教導，真是“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呀！
為了學技術，我買了製圖、設備維修等方麵的書籍，學習看圖，了解裝配上的公差配合，向師傅學習了刮研技術。包括平麵刮研和軸瓦的刮研，學習了車床、刨床、銑床、磨床、衝壓機、壓絲機的拆卸與裝配技術。維修班裏都是小夥子，沒事時坐在一起常常為一些維修技術而討論，甚至抬杠。如怎樣畫出正確的螺母圖呀，平麵刮研的精度計算呀等等，俗話說：“抬杠長學問”，和大家一起吹吹牛，抬抬杠，還真能增加不少學問！
做為維修工，不管是在班上，還是在業餘，隻要車間設備出了故障，我都會立即到達現場，和師傅們一起搶修。我們宿舍就在車間不遠處，晚上聽響聲就能知道有幾台在工作，甚至到了聽不到衝床響就睡不著覺的地步。由於我的努力，當年我獲得了二級先進生產者獎狀。
這是車間工人在開會，中間講話這就是天津知青馬同生，他後來成為我入團的介紹人。
通遼是哲裏木盟的首府，在1969年的7月已經劃歸吉林省管轄。
工廠裏駐有長春市派來的工作組，他們在通遼市進行工業口的調研。我們這些進廠知青們和他們混的很熟。1972年的冬天，從他們那裏得知長春的大學要到通遼來招收工農兵學員。對這件事情最感興趣的要算我和孫建國。但同時廠裏要派我去參加冬修。那時一到冬天，通遼的國營企業要派一些技術工人去農村或農場幫助修複一些農用機械。在這個關鍵時刻，“出身”這個詞匯再次刺痛了我的心。由於我父親的政治審查還沒有最後落實，還沒有恢複工作，上學當然沒我的份。而建國不同，他的父親有革命經曆，和我父親不可同日而語。我隻有祝福他能夠考上大學。我臨走那天，他剛剛考完試，送我很遠，說了很多話。在臨近考試的前一天，他正巧讀了一篇最新的批林批孔文章，而政治考試正是這個題目，他就大大發揮了一下。而數理化部分由於他僅是初二水平，所以基本沒有答出來。可就是那一手好字加上政治考試押對了題，長春來的老師當場就暗示他很有希望。所以他的告別就暗示我走後不久他也會去長春工業大學上學。他告訴我其實他很為我感到不公平，我是初三畢業，學習底子好，又那麽想要讀書，我沒有去成太遺憾了！我知道他是真誠的，我告訴他我學的是鉗工技術，不能去上學，還有技術。但他是熟練工，說實在話，他真不適合當工人，去上學也許是最好的出路。他很感動，說我最了解他了，說著說著就哭了，我也哭了，我們互道珍重，後會有期。
我們冬修的地方在金寶屯農場。 金寶屯位於科爾沁左翼後旗東南部， 素有“金三角”的美稱。 金寶屯農場有上海知青、天津知青。 第二天我們去食堂吃早餐，那是為我們準備的小灶，因為我們是無償幫助，所以農場方麵很是優待。吃小灶的房間不大，一會卻又進來一位，隻見這人高高的個頭，挺拔的身材，臉上有些淺白麻子。手提一個鋁製軍用飯盒，進來就坐到我們的旁桌，也不打招呼。我們正覺得此人必有來頭，旁邊陪同的農場幹部告訴我們他叫洪學智，曾是共和國上將，文革中被關在這裏，但有些優惠待遇，後來方知此農場有一部分為勞改農場，在此改造的還有國民黨幾個少將，好像也有中統軍統人員。
圖為我與孫建國在北京的北海公園。
我跟鄭承義一屋，馬同生與我們隔壁，時間一長，我們就在一起吃飯了。那時我們都是技術工種，學徒三年，工資第一年是17元、第二年19元、第三年22元。第四年拿32元，從第五年開始才能拿到二級工的工資——37.5元。不過那時錢值錢，一塊錢可以買十個牛肉餡餅。
我們每天的夥食基本是二米子飯（大米和小米）或苞米碴飯或高粱米飯，上班前我們用飯盒裝好米，再用一個飯盒裏麵放上一勺豬油，一點蔥花，再帶上白菜土豆什麽的。每天到了十一點多鍾，馬同生會招呼我們幾個去鍋爐房淘米，在飯盒內放好水，就到一車間，那裏有熱鐓機，下的螺栓料需要先在一個碳盆中加熱，燒紅後才能鐓型。我們就將飯盒放在炭盆中做二米子飯，並將做菜用的飯盒放在炭盆中，待豬油化了後用刀削土豆、白菜，再撒一些鹽進去，不一會就會熟了。十二點時，我們湊到一塊，幾個飯盒一擺，又是主食又是熬菜，吃得我們津津有味。
我的業餘生活同樣有滋有味。通遼市每年舉辦文藝匯演，這幾年知青們陸續選調上來，多才多藝的人多了，文藝匯演也就更好看了。我進廠後，由於會拉小提琴，立即就被吸收進了文藝宣傳隊，後來還擔任了隊長。我們準備的節目有男女聲二重唱“逛新城”，有長征組歌，有紅燈記選段等。我拉提琴，崔鳳拉胡琴，還有吹笛子的，彈月琴的。北京知青鄭永平打快板特棒，每次他一出場特別出彩。
我在北京時，文革中我與謝大為就參加過北京的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盡演些樣板戲、文革歌一類的節目。舞台上的紅衛兵都一個模樣：雄赳赳氣昂昂，戴著紅袖章，唱的都是“拿起筆做刀槍”或“天大地大”之類。而七十年代初的通遼已經有了一些變化，內容中歌頌紅衛兵小將的部分換成了歌頌工農兵，學雷鋒、學大慶、學大寨。拉起這些曲子我駕輕就熟。
這是廠文藝宣傳隊的合影。
1973年的冬天，我接到了一項新任務——知青帶隊。那時全國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接近尾聲，但通遼本地的知青下鄉開始了，去的地方是哲裏木盟所轄的五旗二縣。通遼市本身對知青上山下鄉工作缺乏經驗，於是找到一個竅門，就是從已經選調上來的天津北京知青中選擇一批人帶隊下鄉。我帶的那個知青集體戶全是通遼市一家優秀中學的高中生。他們男少女多，正好與我當時下鄉時的情景一樣。
時隔兩年，又回到了農村，但是角色變了。我憑著在農村幾年的經驗，將這些孩子們安排的順順利利，他們的插隊生活比起我們當年，雖然僅有幾年的間隔，卻是好上很多了。他們離家又近，生活習俗又不遠，所以很能適應，但我遇到了一個突發事件。那是我已經將他們安排得差不多了，就要離開時，突然一名女生說起胡話來，說得其他學生都很害怕。當地老鄉說她是“撞克”了，（就是得了癔病）我連夜將她送回她的父母家。他父親是通遼師範學院的副院長，家裏很感激我的及時幫助，我也是一夜沒睡，第二天告別他的家人後又回到了農村。我對其他學生進行了安慰，以免“動搖軍心”，然後回到了廠裏。那一年以及隨後的一年，我都是年度的一級先進生產者。
1974年初，通遼市文化局要舉辦工人畫展。在布展前我參加了美術創作活動。他們找到我，是因為我們廠在一進廠門之處有一個大大的黑板，每個月政工都要出一期板報，我進廠後，這個任務就交給我和孫建國了。孫建國秀氣的隸書體正好適合板書。我則配畫以及整體的設計。孫建國走後，就是高我三屆的天津知青王東海寫字我畫畫。通遼文化館要舉辦工人畫展的消息傳來後，我廠政工就推薦我去參加。哲裏木盟有畫版畫的傳統，牧區蒙古族牧民的生活場景特別適合版畫的藝術形式。那粗獷的蒙古袍，那豪邁的牧馬人，那飄著炊煙的蒙古氈房，那蹣跚行進的勒勒車，那無盡的草原和白白的雲彩，簡直就是天然的木版畫題材！
我不會畫版畫，但有素描的底子，又想畫一幅描寫工人勞動的畫作，就打了一個底稿，這時來了一位天津知青叫肖寬，他已經是內蒙日報社駐通遼的美術編輯了，還有一位晢盟師範學校的張德恕老師，他們是我們的老師，整個創作的過程，其實就是學習提高的過程。他們兩位老師手把手的教我將底稿描在宣紙上，再一遍一遍的勾線和渲染上色。無論是人體型狀的把握，還是臉的上色技術，都使我的畫功得以質的提升。
這次創作結束後，通遼文化局開辦了《工人畫作》展覽會，後來又刊登在了《哲裏木》報上，那是我的作品第一次上報。我高興得要命，將其珍藏起來，現在都已發脆泛黃了。
隨著年齡的增長及工作趨於穩定，廠裏的北京、天津知青們有不少已經開始搞對象。如鄭承義的對象是在通遼當售貨員的天津知青馬玉芬，馬同生的對象就是在本廠財務科工作的天津知青張寅。因為我與鄭承義、馬同生是“一個馬勺吃飯”的好友，他們的戀愛也使我有些心動。這時在長春工大上學的孫建國也畢業回廠了（工農兵學員學製是兩年）。建國是鐵了心要回北京，所以沒有考慮戀愛問題。
有一天我正給機加車間的宗永田師傅修車床，他突然問我：“小李子，你還沒有搞對象呀？”我說是呀，他說：“我給你介紹個對象吧，是個天津知青叫周佑蘭。她人長得不錯，個子不高，在肉聯廠工作，是幹部。”其實我心裏並沒有做好準備，但潛意識已經不會拒絕交朋友了，就隨口答應見見麵吧。
那天的見麵就在宗師傅家裏。一進門，我看見有兩個女孩坐在炕沿，宗師傅指著其中一位告訴我她就是周佑蘭。另一位是他的妹妹宗蘭田。原來宗蘭田與周佑蘭都在肉聯廠，是好朋友，宗蘭田就托她哥哥在標件廠給周佑蘭介紹對象。我們沒有寒暄幾句，宗師傅就叫我們上外麵去互相介紹一下，通遼的工人宿舍是一排排的，我們走到一排房子的盡頭，有個小空地。那已經是國慶節後的一天。外麵黑呼呼的，有幾盞街燈也僅是發出慘淡的光，我穿了一身的工作服，剃的小平頭，周佑蘭隨我走到那裏，我開口說：“宗師傅告訴你了吧，我是個鉗工，今年二十四歲，屬虎，團員，車間團支部書記。”她說：“我的情況是團員，機關團委委員，在工會工作。我也屬虎。”好像就說了這麽多，相互跟政審似的，然後就魚貫而入的回到宗師傅家。
第二天宗師傅問我的印象，我覺得人不錯，那邊反饋的情況也說挺好，於是就決定第二次到他們廠去做客。那天是周六，下班後我一個人出廠後就沿著明仁大街向東走去，過了鐵道，看見有兩個知青模樣的女生走過來（那時知青的打扮做派和當地青年還是有區別的），近了仔細一看是周佑蘭她們，周佑蘭介紹說另一位是她的同屋許家嬙。那天我們吃的是牛心餡的餃子。兩次的接觸我發現周佑蘭是個非常誠實、非常質樸的人。她的出身是城市平民，非常一般，而就是這種一般，讓我有了不一般的感受。在我無心插柳時，卻碰見了這麽淳樸的姑娘，她身上透著一股清新而真實的氣息，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
交往了些時日，需要進一步相互了解家庭情況時，我將父親目前被關押的情況向佑蘭和盤托出。就在我們剛剛交往不久，父親突然被警察帶走，母親四處打聽，隻知已被關押是何原因不知道。那天晚上，我在她宿舍將實情告訴了她，她哭了，我看出她很同情我的遭遇。
又過了些天，她拿給我一封信，是她遠在襄樊的姐姐寫給佑蘭的和寫給我的信。給她的信說“龍生龍、鳳生鳳，老鼠兒子打地洞。李庚翔的家庭太複雜，他父親要是問題很大，他也會翻不過身來，將來你會跟著他吃苦，他父親要是將來平反了，那人家還會看上咱們這種家庭嗎？兩家的差別太大了，最好分手！”在給我的信中她姐姐表示了同情，又說她妹妹和我可能並不合適。周佑蘭將兩封信都拿給我看。
我說：“你怎麽看？”她說：“你來決定吧！我對你家的情況挺同情的。主要看你的想法。”我當時沒有表態，回廠後將事情向孫建國講了，詢問建國的看法。建國還沒有搞對象，他是認準了“門當戶對”的。他勸我幹脆“就此罷手”，斷了算了。我雖然也有“門當戶對”的想法，但周佑蘭是那麽好的一個人，我於心不忍。建國就一直勸，最後我想到家庭既然正處於最低潮，父親還關在獄中，不然就放棄吧，等家庭的事情有眉目了，再去考慮個人問題吧！於是我就打電話告訴周佑蘭，要跟她分手，那邊哭了。
這以後我就投入了文藝宣傳隊的活動，但心裏其實沒有真正放下，失去了周佑蘭我好像心一下子空了許多，在宣傳隊裏拉琴好像也提不起精神。這天有人喊我：“李庚翔，有你的電話。”我心裏預感到會是她，拿起電話，那邊果然是周佑蘭。她說：“庚翔，能不能我們見麵再談談？”，那晚周佑蘭說：“我將信給你看，絕不是聽從姐姐的意見和你分手，而是希望你能給我勇氣和你繼續交往，請你不要誤會。如果你願意，我希望我們能夠恢複朋友關係，你家的問題我們可以共同麵對。”我由委屈、猶疑、放棄到堅定不移，經曆了痛苦而痛快的心路曆程，我盡情的大哭了一場。就這樣，我們恢複了戀愛關係。
圖為我與周佑蘭在頤和園昆明湖畔。
父親的事情總是我心裏揮之不去的陰影。我堅信父親是無辜的，是被陷害的，我是家中的長子，我要盡力去幫助父親。但我一個外地工作的工人，我能夠怎樣呢？
鄰居周媽媽對我家很同情。有一天我剛回到北京，她就將我叫到她家問父親的情況。我把僅僅知道的一些情況告訴周媽媽。周媽媽說，現在在中央工作胡耀邦就在著手解決冤案假案錯案，何不寫一份申訴材料托人轉到胡耀邦手中？有些事情到了中央倒是會得到公正解決的。我與母親商量，母親說咱們家和周家不一樣，周家是對革命有貢獻的，周媽媽本人又是高幹，所以會想到胡耀邦。父親的案子與其他人比實在太微不足道了，不應該去驚動胡耀邦，再說咱們家也沒有什麽渠道去找呀！
但周媽媽的話還是給了我力量。為了父親的事情，我找到父親的單位——外交部外交人服務局，去談他的問題。接待的人說對此事不是很清楚，需要請示領導。我當然知道他在打官腔，而且他隻是一般幹部，當然不清楚，也不會說出什麽來。於是我沒有理會他，徑直上樓進入一間大的辦公室，裏麵有不少人在辦公。他們看見我一個毛頭小夥闖進來，似乎有些驚異。一位四方胖臉的女同誌問了我的情況，我看她好像是一位領導，就一五一十地講了父親被捕的經過。要求組織上給一個明確的答複：父親的案子究竟是什麽狀況？父親被帶走時公安局什麽都沒說。我母親因為擔驚受怕，身體非常不好，希望組織上給個說法，我父親何時可以回家？我真想把心中的疑問與委屈全都倒出來。
這位女同誌耐心的聽完我的申訴，告訴我要相信組織，組織上一定能夠調查清楚問題，一旦服務局得到信息，一定會告訴家屬，並叫我轉告母親保重身體。她並沒有拒我於千裏之外，雖然看似是在打官腔，但話裏透著安慰，我感覺到了。
她轉身離開後，別人告訴我說，她就是賀龍賀老總的女兒。這回該輪著我驚訝了！我想一代開國元勳都遭到了那樣的下場，現在他的女兒來安慰我，我還能說什麽呢？這時隻能將無限的委屈與傾訴放到心底。
這是我與母親、弟弟在北京的家裏。
佑蘭成了我在通遼生活中最大的安慰。我每周去她們廠一次。他們是肉聯廠，出牛肉、兔肉，所以我一去，就可以滿足一下“口福”，如黃燜牛舌呀，牛尾湯呀什麽的。那時的戀愛規規矩矩，我隻是坐在她床鋪的邊上，連身子都沒有歪過。
佑蘭更是“老古板”。她還管工廠的廣播，晚上要放一段新聞聯播什麽的。全廠的員工（他們幾百人大部分都住廠）也習慣了隨播音喇叭作息，所以她這個播音員風雨無阻。此外她還要負責工會的圖書、文體等等，有時我就跟她到圖書室看書。一來二去的，我與他們廠的知青混熟了，也常常與他們聊天。
這是周佑蘭與同宿舍的許家嬙在一起。
建國看我沒有聽勸，還是和佑蘭好上了，他也改變了原有的立場，接受了我們交朋友的現實。作為我的好友，也常常被我拉來到肉聯廠玩。這個廠的北京知青中，有他的中學同學，所以大家在一起無拘無束的，都能聊到一塊。做為“一個馬勺吃飯”的戰友，我常常叫佑蘭給買些牛肉、兔肉的來，和鄭承義、馬同生一起享受。
冬天到了，她們廠分的牛肉、牛舌、兔肉不少，甚至還有黃油。我們就用能夠打開的鐵箱子裝瓷實了，再合上鐵箱子，放外麵凍上。等春節前要回家時，再磕開，就是凍好的四四方方一塊肉塊。我們會將它們用塑料膜包好，分別帶給我家與他家，我們兩家對此都非常的歡迎。我愛在家做熏兔肉，很好吃。我想父親在遭難，母親心裏從文革開始就承受著巨大的痛苦，真是“苦海無涯”，我一個漂流在外的長子，能夠給母親一點點的安慰也就知足了，所以看到家裏人吃著燉牛肉，在饅頭片上打黃油時，心裏很高興。
這是佑蘭與同事在通遼肉聯廠冷庫前的合影。
1976年到了，這一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元月裏，我在晚上確實看到了非常清晰的流星雨，那個月周總理去世了。
3月中旬，我到北京出差，在北京趕上了四五運動。四月初天安門廣場上開始了大規模的自發遊行示威。導致這樁嚴重事態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大多城市居民感到他們所愛戴的總理沒有得到應有的哀榮，人們也覺察到上層對於周恩來一生的功過評價存在著鬥爭。清明節本是祭奠先人的掃墓日，隨著清明的臨近，形勢越加嚴峻。緊張局勢始於一月初總理去世隨後，從上而下傳達限製人民的悼念活動。其中最聲名狼藉的是“五不準”：不準帶黑紗，不準送花圈，不準設靈堂，不準舉行悼念活動，不準掛總理像。但民眾對此置之不理。1月15日，追悼大會剛結束，中央就決定全麵停止悼念活動，這就更加激化了群眾的不滿情緒。
3月19日，首先是一批小學生來到天安門廣場獻上了全國第一個紀念周恩來的花圈。這束花圈和隨後送去的花圈很快就遭清除。
到了3月底，花圈數量激增，天安門廣場上張貼的詩詞充滿了反對“四人幫”的情緒。湧入廣場的人數也開始劇升，從3月底到清明前夕，共達到了一百多萬。3月底的一天我和我妹妹及從天津來的表姐李薇華到天安門廣場，親眼看到了無數的花圈，將紀念碑裏三層外三層的圍起來，還有學生與工人的隊伍，前麵抬著大大的花圈與挽聯，揮舞著紅旗，進入廣場。在人山人海之中，一些人站在高處大聲念著哀悼周總理的文稿，通過細細的通道，蜿蜒進入花圈的海洋，即會看到很多更加精彩的詩詞悼文，如：“神州民眾八億咽，歌聲笑語聽不見。淚水滴積能蕩漾，哭聲轟起震人寰。總理終生為革命，畢生精力為國獻。兒女繼承同奮力，定在中華現遺願。”，“一聲驚雷過千山，哀音吹怯滿人寰。星河啼淚飛瀑布，紙花牽緊月光寒。七十八載如一日，奔湧江河談笑間。留聲步步垂青史，灑血滴滴薦軒轅。”大家在激動地傳抄著。紀念碑碑身的兩側則豎起了兩個大對聯，遠遠的就能看到。上麵寫著“總理回眸應笑慰，打鬼自有後來人。”我們在紀念碑前留下了珍貴相片。
4月2日，中國科舉院一零九廠的職廠,用4輛大卡車開道，抬著4個大花圈和4塊巨型詩牌，牌上寫著：“紅心已結勝利果，碧血再開革命花。倘若魔怪噴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
4月5日淩晨開始清理天安門廣場。橫幅等悼念物品被運往八寶山銷毀。廣場的路口和紀念碑被封鎖，有些人當場被捕。清晨，大量人群陸續湧向天安門廣場。當發現他們奉獻的花圈被收走，護衛花圈的人被抓走時，異常氣憤。人民大會堂門口圍了一萬多人，高呼：“還我花圈”，“還我戰友”。那天我們廠另一名北京知青鄭金城正好也在北京，他來我家說天安門出事了，人們把小轎車點火燒毀了，還把曆史博物館旁的一座建築物給砸了，說是那裏有警察在指揮。我們登上車就奔了天安門。我們看見天安門東南角地方上空冒出黑煙，人群在不安的騷動，整條長安大街都在播著吳德講話，大意是天安門廣場有壞人，大家不要受到壞人利用，請立即離開廣場。我倆迎著講話的聲音騎車到了廣場。看到紀念碑附近的花圈已經全部被清走了，僅有少部分人還圍在紀念碑周圍不肯散去。這時我們看到危險已經越來越近了。一隊隊的民兵穿著深藍色的棉大衣，頭戴柳條帽，手拿棍棒，從午門衝了出來，經過金水橋，向兩邊包抄。我倆往前騎到人民大會堂前左拐，沿南北路往南騎，騎到紀念碑西麵時，已經看到民兵們在集合排隊，他們開始麵對天安門東西向排成一排，看來是要“包餃子了”，我倆不用商量，一個衝鋒，從還沒有合攏的民兵隊伍中向南衝出去，直到衝到了前門才停住。再往後看，民兵們已經手挽手將廣場徹底封鎖了。那時我們太年輕，衝出來後還想著是否還能夠再進去看看，但從前門東麵往北已經進不去了。越過人牆，我們看見民兵在用棍棒驅趕著人群。我們趕緊繞道回家了。
我們是1976年11月5日在通遼登記結婚，6日肉聯廠的“大嘎斯”卡車將我們送到火車站，車上站滿了我倆廠的同事。他們到車站送行，算是舉行了簡單的儀式吧。
結婚的前幾天，按規矩給每個同事發喜糖、發煙。程序是前麵有個人帶著我去各個車間、班組，告訴大家我要結婚啦！然後我在後麵給每一位師傅糖果，並點上一支煙，大家抽上煙後，我再到下一站，而我後麵的人就來斂錢。凡是吃到糖、抽上煙的人就會“隨份子”。非常一般的關係就隨一元，談得來的、看著順眼的就隨三到五元，朋友關係的或本部門的就會多湊點份或單送。單送的物品離不開暖瓶、臉盆、蒸鍋、毛巾等。合著送的就高級了。佑蘭那邊還收到了毛毯。結果我們廠小，我收到了現金180元，佑蘭收到了300元，餘下的就是些家用的物品。
我們分別回到天津、北京。佑蘭在家準備了兩天，我則給自己買了一身滌卡的中山裝，五姨送我一套用餐的小食碟，非常雅致。9日我們在北京舉辦的婚禮。所謂的婚禮極其簡單，那天一早佑蘭嫂子與妹妹陪她從天津來北京。天好像還下著細雨。中午我的表哥李學治夫婦來，並帶來了一隻雲南特色的火鍋雞。中午的餐桌上除我母親和我倆，女方就是佑蘭的嫂子與妹妹，男方有我的表哥李學治夫婦，兩個表妹李學汾、李學淳，我的好朋友吳德凱。吳德凱他們兄妹送我一隻英雄金筆。父親還沒有回來，所以這頓飯吃的是壓抑的，沒什麽氣氛。
那些日子北京天天鬧地震，單位發給我家一些木杆子，我就綁在床的四腳，將其架高，一有震情，人就從床上下來躲在床下麵睡覺。其實也不見得就安全，就是心理求個平安吧！
1976年的除夕之夜，我們是在通遼簡樸的新房中度過的。打倒“四人幫”後的欣喜使人們還處在亢奮之中，收音機裏傳出久違的斯特勞斯的華爾茲圓舞曲《藍色的多瑙河》，我興奮的抱著枕頭在炕上跳起來，盡情釋放著那壓抑已久的鬱悶。佑蘭從來沒有看我這麽“瘋”過。從那輕快而振奮人心的圓舞曲旋律中，我的第六感覺告訴我，世道真的變了！動蕩的日子已經結束，文革中那種人鬼不分、倒行逆施的日子永遠的過去了！也預感到父親的事情有希望得到解決了！
新的時代就要來臨！
新的時代真的來臨了。1977年春節剛過，父親回到了家裏，緊接著不久，宣布父親完全平反，並很快恢複了工作，但由於被關押時遇到唐山大地震，肺部受到的損害較大，身體大不如前，隻能安排在外交人員服務局的教育處教出國人員英文，職稱是譯審（正教授級別），行政是副處級。
而通遼這裏，我和佑蘭婚後不久就又被迫分開，原因是肉聯廠要求她參加本廠知青下鄉的“知青帶隊”工作，時間一年。另一位是劉鎖，一位高大的蒙族幹部。他們工作的地點在晢盟後旗的金寶屯附近，那是一片極其荒漠的地區。我曾經因冬修去過那裏，那裏設有勞改農場，周圍全是沙漠。佑蘭和劉鎖就憑兩隻腳，在布頓公社的各個大隊間跋涉前進，照顧好本廠下鄉的知青，帶給他們溫暖，傳遞著家人的信息。那裏的環境和我選調前擔任牧業保管的他拉幹水庫周圍的環境差不多，同樣的沙丘、同樣的人際罕見，營子之間相隔幾十裏地，又是純蒙族地方，所以佑蘭他們的工作相當辛苦，所幸劉鎖是蒙族，語言相通，不然都無法和當地老鄉溝通。
每次佑蘭要回來之前，都會通過工廠工會通知我，我就騎著一輛二八永久自行車去火車站接她。如果是冬天，我將她接回家後，就先將她的雙腳放到我的胸前給她暖腳，她那雙腳早已被凍得冰涼冰涼。後來她告訴我說，每到那時她都會很感動。她有時也會給我帶來蒙族人吃的“奶豆腐”、“炒米”等食物。佑蘭從布頓公社百貨店買來的豆綠色茶杯，我們至今都還在用。
大部分時間佑蘭不在家，我下班回家後，有大把的時間，有時就會請孫建國來家中吃牛肉，當然還會有代價，就是他要教我學習英文，有時還會找來標件廠的同事，鄭承義、馬同生等，一起吃牛肉、熏兔肉來開開葷。我很喜歡在家招待朋友，拿手的好菜就有“紅燒牛肉”、“熏兔肉”、“魚香肉絲”、“宮保肉丁”、“土豆沙拉”等，我不會喝酒，但也不能虧待朋友，就折中大家喝通化紅葡萄酒，一元一瓶，倍兒好喝。大家酒足飯飽之後，就開始海闊天空的聊天。
肉聯廠的知青更多，由於佑蘭人緣好，她在工會工作人脈也廣，所以肉聯廠無論漢人、蒙族人，還是北京知青、天津知青，都成了我的朋友。我作為肉聯廠的“姑爺”自然不敢怠慢，尤其是肉聯廠的知青，更是我的座上客。
這是在通遼肉聯廠冷庫前與肉聯廠的天津知青董法生、劉齊增的合影。
1977年的夏天，國家恢複了高考，招生對象為工人、農民、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複員軍人、幹部和應屆畢業生。很多有心人已經開始複習功課，像吳德凱、謝大為他們都好像是“土遁”了，再也看不見他們閑暇無事的身影了，他們開始潛心準備功課。
而那時我已經結婚。佑蘭比較現實，她知道我一直都想上大學，但既然我們結了婚，她需要我負起一份家庭的責任。說如果我不顧一切的去上學，將來有了孩子怎麽辦？誰來照顧？她說得有一定道理，我在通遼，父母沒有辦法幫上忙，佑蘭的弱小身軀，無法扛起全部的生活重擔。
放棄高考，雖然痛苦，但我心中有一個願景，那就是回到北京。我知道，隻有回到大城市，才會有比較好的機會。我牢記周大融引用的孫子兵法的話：“法乎其上，則得其中，法乎其中，則得其下。”我若甘居中遊，將來必將一事無成。既然我目前還不能上學，我就力爭回城，尋找機會，將來再去上學可能會更好。
到了1978年的春節，我們從北京家裏帶回了一隻非常可愛的小貓咪，誰見誰愛，隻是沒過多久突然失蹤，再也找不著了。就在我們非常惋惜它的丟失時，一個喜訊來臨——佑蘭懷孕了！
不久肉聯廠將她調了回來。這時住在隔壁小屋的北京知青李玉珍生了小孩，她帶著幾個月的孩子回到通遼，她的先生也過來看她。恰巧孫建國與李玉珍是同學，他們關係又非常好，所以建國也總來這邊大家一起聊天。
對我來說，這一年卻遇到了不少的麻煩。先是為了到北京的中醫醫院給工廠的邱師傅安排看病，在瑟瑟的初春中排隊拿號，不幸得了甲肝，回通遼休養了兩個月才好。禍不單行，緊接著下半年我又得了肺炎，本來以為是重感冒，但低燒不退，哩哩啦啦的恢複的挺慢，去醫院一透視才知道是肺出了毛病，這下又得在家養病。
佑蘭每天挺著個大肚子上下班，好在都在廠裏不遠，她又挺堅強，從來沒聽說她鬧什麽“小病兒”，又有幾位辦公室的姐妹都在懷孕期，大家傳授經驗，相互幫助，倒也學習了不少孕期的知識。工廠來了賣蘋果的大車，都是一筐筐的國光蘋果，又脆又香的，我們聽說孩子在媽媽肚裏時媽媽要多吃水果，這樣生出的孩子皮膚白淨，我就一氣買了一筐給佑蘭吃，我還養了幾隻小雞，等佑蘭坐月子時給她做雞湯喝。
萬事具備，隻等生產了。佑蘭家那麽小，他父親還在病著，天津又有“例兒”，閨女生孩子要在婆婆家生，所以就沒打她家的牌。我是想叫佑蘭在北京生，但母親擔心通遼到北京太遠，路上不方便，再說他們老兩口身體也都不好。到了最後兩個月，我們決心就在通遼生孩子。
別人介紹我們通遼有一位姓郝的接生大夫，人非常好。我就騎車馱著佑蘭去看她。郝大夫看過後告訴佑蘭：“你孩子目前的狀態很好，我可以給你在家接生，但是你要在生之前再來一趟，隻要胎兒不移位，就沒有問題。即便有移位，我也可以通過按摩慢慢扶正，你就放心吧！”他又告訴我：“我們家本來住在山西，後來我丈夫被劃為右派，下放到內蒙晢盟農村，我就跟過來了，現在落實政策到通遼，我的專業就是婦產科。我挺同情你們這些遠離家鄉的知青，所以很願意給你們接生。”
算一算，真的到該生孩子的日子了，可佑蘭還在挺著大肚子上班，1978年的12月18日一早，佑蘭覺得不對勁兒，肚子一陣陣的絞疼。我這個準爸爸知道是快生了，就和佑蘭好朋友的老公董法生一起去接郝大夫。郝大夫帶了一位助產士，我們一人一位用自行車馱著她們回來。從廠裏宿舍到衛生院總有五裏地，地上是剛下的雪，雪下麵結了一層厚厚的冰，我們真怕將郝大夫摔壞了，小小心心的將她們接到家裏。
郝大夫就是經驗豐富。她檢查了一下就說：“不礙的，隻是開始絞病兒（就是開始產前的陣痛），真正開始應該在晚上，你送我回去吧！晚上再接我過來。”我真想留住她別走，可她明明在說現在還太早，我就沒有理由再留她了，這時隻有相信她。她倒是把助產士留在了我家，使我稍稍安心。
到了傍晚，佑蘭絞病兒的間隔越來越密，大家都說可是到時候了，別再耽擱了。我二話沒說，又登上自行車去接郝大夫。因為天已擦黑，路又滑，在快到廠子時，我不小心摔倒了，將自行車後衣架上麵坐著的郝大夫一下子掀翻在地上，我嚇壞了，趕緊將郝大夫攙起來，可郝大夫說：“不礙的，不礙的，接著騎吧！”令我特別感動。
到了家中，郝大夫看了看佑蘭，這時佑蘭已經滿頭大汗了。她特堅強，堅持不哼一聲，郝大夫直誇她，但還是說：“不礙的，還有一會兒，你先給她煮幾個雞蛋吃，待會兒還得使經兒呢！”我煮了幾個雞蛋，發現其中有臭雞蛋，郝大夫說別仍，不礙的，我愛吃，你再煮幾個吧！“不礙的”是郝大夫的口頭禪，聽著她這質樸的話，我的眼淚幾乎下來，更加信賴她了。
晚上九點多種，孩子快要降生了。我守在佑蘭身邊，用手握住她的手。她緊緊地握住我的手，這是在她最需要丈夫關懷的時候我所能給予她的。她的手越握越緊，滿頭大汗，卻不吭一聲，郝大夫在用手幫助她生產。十點左右，佑蘭順利的產下了一個健康的寶寶，我望著孩子那白皙的臉盤、濃黑的頭發，我興奮地說：“是個男孩兒”。
佑蘭出了通身的透汗，幸福地笑了。佑蘭做媽媽了！我也做爸爸了！
第二天，我給家裏打了電報：“母子平安”。我父母明白是生了個大胖小子。孩子的名字是父親起的，他們一輩排行“先”字，而且是名字的最後一個字。那中間的字就是需要思考的了。我們選了幾個字給父親。最後父親說就叫“李時先”吧——做時代的先鋒。孩子姑姑給起的小名，叫軒軒，意喻將來要做一個氣宇軒昂的人。
那一天果然不平凡，一場改變中國命運的會議在北京召開了，那正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會議決議將工作重心從“以階級鬥為綱”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並實行改革開放。
軒軒生下來就非常白淨，很健康，臉白白胖胖，眼睛特別有神，也不愛哭。我們大家都非常喜歡。
夏天，父母帶著妹妹庚琪還有表妹李學淳到北戴河消夏來了。父親在上一年和在美國生活的六伯父聯係上了，他們親哥倆已經幾十年沒見麵了。六伯父發來兩個邀請函，邀請父親與妹妹來美國。父親是探親的簽證，妹妹是讀書的簽證。當時簽證還沒有批下來，正好外交人員服務局給了父親全家北戴河休假的名額，他們就來了。臨來給我寫信說，如果我方便也可以來北戴河和他們聚會。我接到信時，算一算時間他們已經到了北戴河。我就到醫務室開了假條，反正我的闌尾炎還沒有好利索，開個假條不費力氣。
我當晚乘上去北戴河的火車，第二天就到了。下了車我看到了外交部的麵包車，他們還在陸續的接站。我一說是李均藩的兒子，接站的同誌馬上就知道了，說昨天剛剛把他們接到療養所，我一聽高興了，一下子就跳上了他們的汽車，一路上經過了幾個哨卡（那時還沒有對老百姓開放），順利的到達了外交人員服務局的療養所。
那是一片極優越的海灘，後麵是新落成的麵對大海的外交部療養院大樓，前麵分了兩部分，但沒有中間的界限，西麵是老外的泳區，東麵是中國人的泳區，沙灘上散落著當時中國還很稀有的太陽傘，老外們和享受特殊待遇的中國人們三三兩兩的曬著太陽，金色沙灘與外交部大樓的中間是掩隱在樹叢中或隱或現的西式洋房，據說那是西方教會發現了這片神奇的海灘後陸續修建的別墅，後來包括一些民國政要、財界巨賈們也跟著修建洋房，形成了現在的規模。我們一家就住在其中的一座。
當我像變魔術一樣出現在家人的麵前時，大家剛剛吃過中午飯，他們都驚呆了，誰也想象不出我會這麽短的時間來到北戴河。
晚上我們就睡在這座洋房的兩個房間內。我的塑料鞋帶斷掉了，就找來半截的小鋸條，用打火機燒熱了再粘上，旁邊房間的參讚夫人看得津津有味，我母親直說，這孩子從小就插隊離開了家，生活能力就是強。晚上在一個小的露天廣場我第一次看到彩色的電視轉播，盡管信號時斷時續，可還是令我充滿了新鮮感，旁邊外交部幹部的孩子們在議論著自家的彩電怎麽怎麽樣，在刻意的抱怨之外透著高人一等的心態，我坐在他們之間真是感到了巨大的落差。
第二天我們去海邊遊泳，我的身體雖然剛剛康複，但也投入了大海的懷抱。我的水性很好，就在泳褲的兜內放了五元錢，遊到一裏地外的漁船旁，他們剛剛打漁回來，還沒有靠岸，我就從他們手中買回五斤海蟹，用網兜裝著，回來後找當地老鄉，他們會在沙灘上挖個坑，再用海水煮蟹，裏麵放一個紗布包著的花椒大料，再撒些海鹽，煮熟後拿到別墅前的平台上麵，那裏有藤桌椅，正好為我們吃螃蟹用。空氣中散布著鹹鹹大海的味道，背後的洋平房又令我回憶起小時天津的情景，藤椅桌椅被一把大大的陽傘覆蓋，周圍又是碩大的古樹，幽靜的環境叫人盡情的放鬆、放鬆。我們一邊吃螃蟹一邊聊天兒，夕陽已經西下，落日的霞光倒影在海麵之上，遠處是停泊的巨輪與點點的漁船，我陶醉在詩情畫意之中。
第三天，母親留在別墅裏，妹妹與表妹她們上山玩去了，父親和我到了前麵不遠的海灘。我覺得和父親深談一次的機會來了，就向他介紹目前知青大量回城的情況，並且告訴他有不少人雖然已經選調，但選擇回公社開證明的方式以知青身份回城，父親好像很詫異，他說：“你不是已經上了很多年的班了嗎？國家既然安排你進了工廠，難道你要放棄嗎？”，我說其實我也舍不得，但為了回到北京，也隻有出此下策了。父親說：“你已經結婚，有了孩子，可要負起家庭的責任呀！”我說：“我不是不負責任的人，但需要一個過程，雖然回到北京後最初沒有工作，但以後會找到工作的，再說您單位不能解決一下嗎？您能否跟單位領導說一下，如果孩子插隊回來，能不能照顧一下安排工作？我知道有些知青的家長就是這麽做的。”父親有些生氣，說得非常不客氣：“告訴你，我這輩子不會去向誰磕頭，更不會找領導去談你的事情。再說你一個工人，要學曆沒學曆，要專長沒專長（他沒有把鉗工看成是專長），又不會外文，我們單位進來的都是大學生，你叫我怎麽張這個嘴？”
看到話不投機，再說也沒有用，我就從另外一個方麵說：“您看，你們都要到美國去了，妹妹去了可能就不會回來了，弟弟早就從農村回北京，得到家裏的照顧，他們的狀況都比我好很多。將來我們兄妹三人一個在美國，一個在北京，隻有我還在內蒙的通遼，對於我就不能想一些辦法嗎？”
父親這次的回答令我非常的寒心。他說：“孩子呀！每一名做父母的其實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將來好，沒有一名父親是希望孩子受窮的。我的父親當年有我們八個孩子，三男五女。爺爺安排得很好，曾經給每個兒女留下八萬塊錢，但後來呢？大家的生活狀況都不一樣，有很好的，也有窘迫的。這就是做父母的沒有辦法的事情。你的妹妹要到美國，是你六伯父接的，不是你父親主動送去的，你的弟弟在家和我們一起生活，也是必然的。你從小離開家去內蒙插隊，這是那個時代造成的，我們沒有辦法。所以你們這一代將來也會生活得差別很大。”他的話也許是真理，但話從我父親的口中說出來，又是在他們就要到美國去的時候，我聽起來就感到很寒心。
我再也沒有心思留在這裏了。這裏的悠閑，這裏的華貴和這裏人們體現出的特權，都不屬於我，我是遠在天邊的一個下鄉知青，即便已經選調到了通遼，仍是一個留在內蒙的知青。我的世界已經和這裏相隔太遠了。
這一年家裏是好事連連。一個是父親與妹妹就要赴美探親，二是文革中的抄家物品發還了，包括存款與房產。我家又恢複了獨門獨院的生活。
1979年的冬天，他們出國的日子臨近了，而我的孩子家人還沒有看到呢！孩子已經十一個月，該斷奶了，佑蘭的奶不好，東北這邊叫做“灰奶”，所以應該盡快斷奶，孩子戀母奶，不吃奶粉沏的奶，急得佑蘭在奶頭塗上紫藥水嚇唬他，可也不管事。我和佑蘭商量著帶軒軒回北京，連給軒軒斷奶。不然爺爺和姑姑去美國之前連軒軒的麵都沒有看到，挺遺憾的。可佑蘭不願去，她說可能請不下來假，再說家裏都在準備出國的事情，去的人多了會添亂的。我想了想，決心自己帶著孩子赴京。
這真是個大膽的決定。一個十一個月未斷奶的孩子，就決然的抱著他離開媽媽行千裏路。當我抱著孩子出現在父母麵前時，他們又一次驚訝了，暫時將視線從出國準備的行囊轉移到了軒軒身上，看到軒軒那麽可愛，爺爺奶奶非常高興。但到了晚上狀況出現了，軒軒開始大哭，哄也哄不好，急得我抱著軒軒在地上打轉。還是母親有經驗，她晚上敲開藥店的大門，買了一個帶奶嘴的奶瓶，再沏上奶粉給軒軒喝，軒軒抱著奶瓶就使勁的喝起來，看來軒軒是餓極了。經過這一折騰，從此軒軒喜歡上奶粉了。
大家鬆了一口氣，不過母親抱怨我說：“你真是不懂事，這麽小的孩子還沒斷奶就抱來北京，有多危險？大家都在忙著你爸爸和你妹妹出國的事，這時你帶著孩子回來不是添亂嗎？”真叫佑蘭說對了，家裏對我與軒軒的回來並不領情，而是認為添亂。不過晚上由於軒軒的哭鬧，又加上麻煩母親夜裏去砸藥店的門，我的心裏也過意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