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無悔”與知青情結
米鶴都
難以評估的評估
知識青年的返城風與文化大革命的結束是相交織的，可以說前者敲響了後者的喪鍾，或者說後者又加速了前者的進程。總之，伴隨著十年“文革”的破產，大部分知識青年重新回到了城市。一場浩大、勞而無功的社會遷徙運動終於停止了。
這場運動給社會和曆史留下了無法統計也難以估量的後果。
在經濟上，它一方麵給社會造成了重大的損失，每個曾產生過知青的家庭都曾背上沉重的包袱，而國家則為每個知青付出路費、一年的夥食費、工具炊具費和建房費等許多無法收回的投資，這筆數字據說超過100億。[1]另一方麵，它的確緩解了那一時期的就業壓力，至少將這一大批人的生計問題由全民所有製的財政支出中轉到了集體所有製的名下，使已陷入窘境的經濟機器還能夠維持。同時，這批人在建設農村中畢竟以血汗創造了財富，尤其那些偏遠落後的地區，各種機械的使用，技術的更新，科技的開發，均得益於上山下鄉運動。
在政治上，它一方麵在“以階級鬥爭為綱”和“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旗幟下，使相當一些知青受到各種政治運動的損害，另外不少人則在放任中虛度年華以致染上惡習，同時也增加了社會的不安定因素；另一方麵，它以獨特的逆境方式使這批人經受了實踐的磨礪，加快了他們的社會化進程。
在文化上，它本身就是對文化的一種反動。它以片麵強調實踐知識的形式，否定了書本知識和抽象知識的意義。在摧殘文化的前提下使這批人深受“讀書無用論”之害，成為“被耽誤的一代”。[2]另一方麵，它又促進了城鄉之間大規模的、廣泛的文化交流，為廣大農村舉辦了一次長時間的城市生活方式的展覽會，提高了農村的文化水平，並刺激了農村青年們對現代文化和都市生活的向往。在某種意義上，它為而後農村的改革和發展做了一定的精神準備。
上山下鄉運動造成了整個社會傳續的十年斷層。它表現在文化上、科技上，以及人材上的斷層。斷層的真正涵義，在於一代人喪失了他們的青春。上山下鄉這十年，在一般情況下這是人們提高文化水平、熟悉專業技術、工作小有成就的十年，而這代人卻將這寶貴的時間消耗在重複簡單的體力勞動和思想改造上。在一個平均文化水平極低的國度，這是嚴重的社會資源的浪費；對於這代人來說，則是青春和生命的耽誤，使他們一定程度上喪失了日後在社會中競爭的潛在能力。
斷層的涵義還在於，社會出現了錯位。在一定發展時期，社會所能提供的空間位置是有限的。而上山下鄉將社會對這些位置的有序繼承變成無序，出現後代人超越前代人的越位繼承。第三代人首先在升學上出現極大的困難，在恢複高考製度後，這代人曾在77、78、79三屆大學生中占據優勢(這裏指的當然不隻是老三屆這個群體)，然而隨著年齡的超標、家庭的拖累以及知識的落伍，他們的絕大多數隻能是被拒在大學的門外。這代人受過正規大學教育的，包括那些重新回爐和自己摘掉帽子的工農兵學員，充其量不過百餘萬人，相對於上山下鄉的2000萬人實在少得可憐。當然不是說人材一定要通過大學才能培養出來，況且還有大批的各種函授、成人教育、自學高考、大專補習班等等。但無論如何，這是一個衡量的指數。在就業方麵，待業是伴隨他們返城的新名詞，他們中的幸運者以不相稱的年紀從學徒工、臨時工做起，在專業技術上的熟練程度並不優於比他們年輕得多的後代人。而還有相當多的返城知青長期找不到正式工作。當改革更加深入一步的時候，這代人的年紀使他們在中國國營企業的體製改革中首當其衝，下崗這個新名詞又責無旁貸地落到了這代人的肩上。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上山下鄉對這代人的自身成長過程也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
通過上山下鄉的實踐，他們的政治觀念徹底改變。許多知識青年目睹了階級鬥爭、實質是其擴大化的種種表現，非但沒有得出它在社會生活中具有必然性的結論，反而感覺到其中具有大量的執行政策者的主觀因素，往往成為整人的工具。於是，知識青年在上山下鄉之後，頭腦中原來繃得很緊的階級鬥爭的弦鬆懈了，看問題的出發點也比較實際了，不再把任何事情都先上到階級鬥爭的綱上去看了。通過“林彪事件”，更多地是從自身的社會落差和實踐中，這代人體味到指導社會運轉的思想體係的問題，而成為中國社會最早覺醒，並向四人幫發出呐喊的社會群體。由於這代人與改革的命運息息相關，他們實際是中國改革開放政策最積極的社會力量之一。
對舊體製和社會其他弊端的切身感受，又使他們為迎接偉大的改革事業做好了思想準備。
他們的覺醒還表現在他們從當年的個人迷信，從虛幻的集體主義中找回了自我。自我意識的回歸是這代人進行曆史思索的結果，也是他們極為痛苦的自我否定的結果。“為天地立心，為斯人立命，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添太平”，固然體現了一種人生意義，但並非一般人能做到的。而且也不可排除另一種人生意義，生活並不是教條。即在與社會利益發展的同一方向上，最大限度去追求個人能力的發揮，去追求人生的豐富多彩和種種樂趣。同時他們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明白了自己到底是誰！你隻是你自己，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眾多普通勞動者中的一員。
這代人在上山下鄉的變異狀態中，認識了真理，認識了社會，認識了人民。他們能夠準確地把握“人民”、“群眾”這個概念的本質，從而逐漸植根於黑色的土地中。人民不尚空談，人民真正需要的是生活的改善，社會的改革，需要的是腳踏實地。
另外，這代人在上山下鄉過程中經受了許許多多過去未曾體驗的艱苦，從生活上和勞動上受到磨礪。他們不僅成為自食其力的合格勞動者，而且培養了堅強的意誌。
這樣看，這代人失去的主要是和物質有關的，獲得的幾乎全部體現在精神上。在一個物欲橫流的社會，這似乎有點滑稽。
青春無悔的歧義
“青春無悔”的提出，源於成都的知青搞的一次“青春無悔”的展覽極其出版的圖書。據其發起者之一的王曉梅說：“我覺得青春無悔的含義我是這樣理解的：從大的方麵來說，我是絕對不讚成上山下鄉運動，像這樣一場運動是對民族和國家的毀滅。而對我們自己來說呢，因為我們在這種環境中間，沒有辦法的時候，被迫走的一條路中間，不管在什麽地方，在任何生活情況下，在艱難困苦之中，都能得到一種生活的體驗，這個對我們來說是一種財富了。”[3]這一理解和立意應該說是對的，但是使用“青春無悔”一詞為題，
卻是含混不清的概念或者說詞不達意，從而引發了知青們、以至下一代參與的大規模爭論。
筆者前些年參加過幾次關於紅衛兵、老三屆和知識青年問題的座談會或討論會，其中有兩次是在國內，有兩次是在海外。涉及到怎樣看待上山下鄉和如何評價自身的這段經曆上，每次會上，不同的與會者們無形中都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看法，無一例外。這是一種很有意思的現象，可以大致把它們歸類概括為認為“青春無悔”還是“青春有悔”的問題。這裏做一簡單歸納。
一部分人認為：在經曆過那麽一段令人不可忘懷的歲月後，今天回首往事，依然青春無悔。下麵簡稱之為“無悔”，需要說明的是，即使都使用同一詞匯，大家對無悔的理解也不完全相同。
無悔的涵義是什麽？
有人說，上山下鄉曾給知識青年造成了傷害，也帶來了收獲，有失有得，因此兩相抵消，沒有什麽可後悔的；
有人認為，過去上山下鄉可能帶給我們個人一些傷痛，但時至今日已經沒有留下什麽心理上的傷痕，因為無傷可療，也就沒有悔恨了。
有人認為，“我並不認為自己不行，並不覺得我們那一代人就生不逢時，因為，人無法選擇生活本身，但可以選擇生活態度。我的青春誠然是在內蒙古的沙漠裏度過的，但我年輕的心沒有那一天不是認真的、誠實的，我沒有辜負自己的生命。”[4]
有人從理想追求的精神境界或曆史使命的角度來談無悔，一位作家這樣說：“我就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就是說一代知青下鄉去追求人生價值，追求共產主義的理想是值得肯定的。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理想，不管他這個理想你後人看起來怎麽樣評價，但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這是應該值得肯定的，我現在還是一直這樣的想法。”
有人從人生經曆的豐富多采並轉化為財富的角度來談無悔，譬如一位畫家回答“客觀不幸，主觀無悔”時談到：“主觀是否無悔不可能隻有一個答案，我可以談一談怎麽判斷你提出的那個‘客觀’。現在一些回憶錄總是在說‘被耽誤的一代’和‘夭折的一代’，我很不讚成。從某種意義上，我們是最幸福的一代人，因為中國當代史以來，我們所經曆過的很多，在人類曆史上都算是大風大浪、是罕見的、荒誕的了，可能以後再不會有同樣的事情發生了。從人生體驗這個角度，這一切對於我們是大大的財富……”[5]
有人甚至從自己脫離了“很普通的老百姓”的角度認識問題：“‘文革’也好，上山下鄉也好，都是千載難逢的機會，一種千載難逢的鍛煉。如果要沒有這種機會，可能我們就是很普通的老百姓，不要說做大事，連見大事也見不到。這種對政治眼光的開拓和對中國國情的切身體會，從這個角度上來講，都是千載難逢的，實在是很幸運，應該說是一代幸運人。”[6]
另一部分人則持不同的觀點，他們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民族災難，上山下鄉運動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必須予以否定，這是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當然，在否定上山下鄉運動的同時，並不否定這場運動的一些伴隨物，它們對紅衛兵這代人的成長具有一些正麵的影響。但它隻是一種壞事變好事，畢竟是從屬的，而壞事變好事本身就首先明確了其性質是壞事。因此，我們對在上山下鄉中那樣地虛度青春當然是悔恨的。
一位學者指出：當年對於個體而言的“下鄉”意義也正是整個上山下鄉原初所宣傳的意義——戰天鬥地、把自己鍛煉成為革命接班人等。當整個上山下鄉的意義被否定後，知青也不再從這個角度觀照自己行動的意義了。……這樣看來，悖論似乎不複存在：即整個上山下鄉運動被否定，而知青卻執著於“青春無悔”，這兩者之間的張力僅僅存在於表麵。知青的“無悔”已經是另外一種意涵。今天知青的述說，很明顯是簡單化的、甚至於已忽略掉當年的意義，而去把持另外一套意義係統。事實上，這種行為對上山下鄉運動的意義也是一種否定。[7]
嚴格地說，這位學者的定義是正確的。青春無悔是針對上山下鄉而言的，但是多數人則轉換為對自己的經曆而言，這在邏輯上是一種偷換概念。 有悔的涵義又是什麽呢？認識也不盡相同。
有人認為上山下鄉是對文化的反動，是對知識的反動，是對一代人青春的扼殺，它本身就是一場罪惡；
有人認為上山下鄉耽誤了一代人的青春，至今還有著大量的後遺症，許多人受到在正常人生過程中不應有的傷害，有許多問題需要反思。反思就是對曆史的悔悟。
有人從這代人對社會生產力的作用的角度來談有悔。一位教授這樣說：“有悔無悔要以是否有益於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發展為衡量依據，在這個意義上，當別人突飛猛進地發展生產力，進入爆炸的知識領域，我們卻在接受知識無用的再教育，去學習自秦漢以來幾乎未加改進的農業生產技術。而且這不是體驗生活，而是被要求紮根的十年呀！說得尖銳一點，這是反生產力方向的。即使在精神方麵，除了極少數既得利益者，整個一代人在上山下鄉過程中是受到摧殘的。如果按照國際上的心理健康標準，這代人的多數在當年多少都會有點心理問題。如果還有人對這兩方麵的負麵作用視而不見，僅僅對在摧殘下獲取的悟性、砥礪的性格而不悔，我就沒有更多可說的了。”
有人從這代人的整體和個體關係，體認曆史的角度來談有悔與無悔。美國著名學者湯本對筆者說：“從整體看，這代人的青春應當有悔。在這場逆境中站起來的成材者畢竟是少數，而虛度年華的、因輟學導致今天喪失競爭能力的、遭到毀滅的是多數。而從體認曆史必然的角度，這是已然發生而無可挽回的事情，它產生了經過熬煉的一代青年，又是無悔的。他們的經曆都是難得的終身受用的財富。”
再一種意見是，所謂悔與不悔，都是相對於自己的主觀而言的，上山下鄉對這代人大多數來說是一種沒有選擇的選擇，也就沒有悔與不悔的問題了。不過，這隻是從個人的主觀選擇上看，而作為一代人十年之久的社會活動，畢竟還有一個反思與否的問題。
我看知青情結
這場爭論的本質，除個別人外，雙方並不在於一方對上山下鄉充分肯定，另一方完全否定。而在於雙方看問題的角度的差異。對於上山下鄉的得與失，筆者認為，也許可以把它分成政治運動和實踐鍛煉兩個層次來看待，這樣會更貼近曆史和人們的感受。
第一個層次的問題是，上山下鄉作為一場政治運動是必須要否定的，可以說它基本上沒有什麽可取之處。它的性質是反動的，是在全球人類向國際化、工業化、都市化迅速發展中的一場反曆史進化方向的社會大遷徙。首先，其目的是錯誤的：它是在階級鬥爭理論下的反修防修實踐；它企圖以城鄉人口對流來消滅城鄉差別；它是以農民來教育知識青年以培養接班人；它是以行政手段的遷徙而不是以發展經濟來消滅失業，這些目的性沒有一條值得肯定。其次，其客觀效果是災難性的：它使國家承受了一定的政治和經濟損失；它更使廣大城鎮家庭承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它人為造成了社會大麵積的、不必要的骨肉分離；它更是耗損掉整整一代城鎮知識青年的青春。如果說它還有曆史意義的話也是可憐的，如我們在社會發展史中所看到的，人類的文明發展和社會的傳承進步，是必然要走一些彎路的。上山下鄉這段彎路的最大社會曆史功效，就是這代人成為了社會發展的活化石，這種化石效應就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上山下鄉運動僅僅在於它宣示了在當代的社會條件下“此路不通”，從而杜絕了人類社會實驗中的這條“理想之路”，足以在世界範圍警示後人不再犯同樣的錯誤。[8]在這一層麵的認識上，應當說過來人和研究者罕有“青春無悔”的情結，當然不排除今天還有這樣的癡迷者，對此筆者也隻能無語了。
第二個層次的問題是，作為這代人的上山下鄉實踐活動，它使知青們在一種特殊的變異狀態下，或者說在人生逆境中走向了成熟，並塑造了這代青年一些特殊的品格。就是單單從其正麵效應看，它並不足以改變這場運動破壞性的本質。道理在於，不能因為吃苦可以鍛煉人們的堅毅性格，就去吃沒有什麽社會效益的苦，更不要說還強行要整整一代人去吃苦。
部分人的無悔情結是建立在對自己逝去青春的留戀上。他們對曾使自己激動不已的那種革命理想至上的社會氛圍，對當年那種解放全人類的胸懷和曆史使命感，對所經曆的種種苦難和磨練，對自己曾做出的自我犧牲，表現出了一種難以斬斷的留戀。總之，這可以說是一種自我感動的自戀情結。有人形象地比喻：“我們的上一代可以拍胸脯自豪地說，老子扛過槍；我們這一代也可以拍胸脯自豪地說，老子下過鄉。”這樣的比擬實在不敢恭維，如果說扛槍的一代自豪，是因為他們在抗擊法西斯和爭取獨立解放的戰爭中，於曆史、於社會、於民族有功。而下鄉的一代給社會帶來了些什麽呢？
多數人的無悔情結則建立在對自己曾經生活和成長的第二故鄉的留戀上。他們對那段與父老鄉親朝夕相處的淳樸情感，對曾經付出青春和汗水的土地，對自己在那段經曆中養成的一些受用終身的良好品格，以及由虛妄的責任感被揚棄而轉化出的、對那塊土地和父老鄉親的承諾，所表現出的深切留戀。或許可以把它稱之為鄉土情結。總之，這是人們心靈深處善良本性的表露和理想主義在這代人血脈中的升華。即使在海外，還經常見到一些老插們在談到父老鄉親的苦難時而熱淚盈眶的場景。而許多老插們今天帶著子女回到當年上山下鄉的地方，有些人還為當地捐獻投資幫助發展教育和經濟，都是這種知青情結的使然。這是一種正常的、善良的、也是有價值的人生情結，而由於第三代人的特殊發展條件，這種情結成為他們主要的代意識之一。
筆者認為，眾多知青的“青春無悔”，其實是自戀和鄉土兩種情結交織相伴。這兩種情結中，如果要做區分的話，前者是不健康的，後者是健康的。如果一個人的“青春無悔”是建立在曆史無法改變而具有濃厚的鄉土情結之上，無可厚非。但是作為更多的“青春無悔”者，具體到一個人身上，可能往往二者是融合在一起，難以區分的。這樣的“青春無悔”還不能稱為“自為”，嚴格意義上，這代人的知青情結中，其自戀情結所占的成份越多，說明其反思的程度越淺。而且，很多人的這段自戀情結還是與其紅衛兵的經曆緊密聯係的，是對當年那種理想主義的感動和眷戀不舍。這是一種更不健康的自戀情結。本書開篇曾引用了金觀濤的一段名言：“我們是一些殘存的，然而卻是不死的理想主義者”。筆者將它改為：“我們是一群殘存的、卻是不死的，而且是失去了“理想”的理想主義者。”這意味著如果不能對當年理想主義的內核進行揚棄，不能對那個時代的自我進行痛苦的否定之否定，也就無法重建適應於今日社會的新的自我。受“文革”浩劫之害最深的第三代，如果自己還沒活明白，何談國家和民族的反思。
另外，如果把吃苦作為驕傲的資本，而不是以社會效果衡量功過，就會產生不健康的情緒和不利於社會進步的標準。“吃苦必須有收益，犧牲一定有價值”，王小波的這兩句話是正確的衡量標準，否則不僅不能作為拍胸脯的本錢，反而是負麵的作用了。作為已經跨入知天命和耳順之年的一代人，道理應當是不言自明的。
與此相關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人們對上述問題的種種不同評價，特別在有悔和無悔認識上的分歧，不僅反映了人們認識水平的差異，很大程度上它取決於人們在今天社會中所得到的地位和利益上的差異。
可以說，上山下鄉對這代人的不同群體具有不同程度、甚至不同方向的影響。
例如以行業論，今天從事於自然科學工作的老插們，幾乎沒有人不扼腕歎息那段光陰耽誤了自己出成果的機會，相對於下一代人，他們幾乎不存在什麽在知識積累和專業經驗方麵的優勢，而知識結構、年齡、精力等等使他們已經失去了奪取諾貝爾桂冠的時間。
對於從事人文社會科學工作或走上仕途的人來說，這段經曆卻使他們獲益匪淺，為他們今天的工作奠定了一個堅實的社會實踐的基礎，對國情的洞悉和豐富的閱曆就成為他們相對於下一代的優勢。恰逢中國正在處於一個向現代轉型的曆史時期，對於前所未有的摸著石頭過河，他們的經驗是如此地遊刃有餘，而他們在重新找回自我的過程中打開的眼界、創新的精神又如此地為社會所需要。
對於從事文化藝術工作的人們，那麽這段經曆更可貴了。無論是早期的朦朧派詩人，傷痕文學或知青文學的作家，電影界的第某代導演，畫壇的某某流派等，其多數都是從他們的知青生活開始其藝術生涯的，甚至可以說，他們若缺乏這樣的磨難和體驗就成為不了藝術家。但是像上麵引述某作家、畫家和非“普通老百姓”的那幾段話，如果作為自己或個人的一點感觸也許還能成立，但是放之四海，稱“我們”是“最幸福的一代人”、“應該說是一代幸運人”則會謬之千裏。
這裏涉及一個原則，對於一個有能力把昔日的苦難變成今日財富的人，他有理由認為自己的青春無悔。他的主觀感受可以通過那些大風大浪、痛苦、荒誕的經曆得到升華，以豐富人生。但是，對於這代人當中絕大多數憑體力討生活的老插們，這段經曆除了成為茶餘飯後的談資，在他們與其他人的競爭中卻是那麽的蒼白無力，甚至起到的是負作用。如果他們的人生意義和需求，都已經遠超出了解決生存和溫飽的層次，他們就會主要從追求自身經曆和體驗的豐富多彩等精神層麵去檢討人生了。因此，那些有本事把苦難變為財富的人們，那些有能力把災難轉化成精神享受的人們，切忌去為那些缺乏這種能力的大多數說出“青春無悔”！因為對於芸芸眾生而言，最重要的是物質生活的水準，災難隻能就是災難，窮其一生它也無法轉化。
另外，人們今天的經濟條件也決定著人們對此問題的態度。
比如說，現在生活條件、經濟狀況較好的人們，大多不會再計較那段經曆蒙受的損失，而容易用寬容的眼光瀏覽過去。但對於一些至今尚未脫貧的人們，因為工齡或本單位工齡的限製，與那些比自己幾乎小一輪的弟妹們拿著相差無幾的工資，不能分到按情理來說應當享受的住房，麵對著下一代青年紛紛進入大學校門而自己卻隻能在下班後攻讀著各種文憑或補習班，或者完全與現今的各種文憑無緣，他們回首上山下鄉的往事時，又怎能不把現狀中的這些歎息歸咎於斯呢？至於那些在這一過程中遭受離異之苦、傷殘之痛、變態婚姻的折磨，以及因此受限終身失去遇到知音機會的男女們，上山下鄉簡直是一場噩夢。
伴隨著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上山下鄉作為政治運動無疑是要被徹底否定的。但它作為第三代人的一次整體實踐活動，畢竟給這個社會、給他們自身留下了些東西，其褒貶毀譽自然應當是曆史學家的事情。不過有一點是清楚的，即這些不同認識注定要通過這代人強烈地表現出來，不管它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是符合於時代發展潮流的抑或不利於社會進步的，因為它留給這代人的痕跡太深了。
大約是1995年夏天，筆者曾經應邀參加一個由《光明日報》和《北京青年報》舉辦的關於老三屆的座談會，恰好與已故作家王小波同席。英年早逝的王小波是一位很有潛力成為文豪級的小說家和雜文家，當然也是一位第三代人，有幸還是比筆者晚一屆的校友。因為對他不熟悉，也許是他的口頭表達遠遜於他的筆頭，總之他在那次會上的發言並沒有引起筆者過多的注意。而開始熟悉他，是他故去後出版的係列作品，特別是其頗有思想深度的雜文。其中就有幾篇論及了這裏談論的主題——青春無悔還是有悔的問題，這裏摘引幾段，也表示對他的一點追思。
王小波的文章指出：
上山下鄉是件大壞事，對我們全體老三屆來說，它還是一場飛來的橫禍。當然，有個別人可能會從橫禍中得益，舉例來說，這種特殊的經曆可能會有益於寫作，但整個事件的性質卻不可因此混淆。我們知道，有些盲人眼睛並沒有壞，是腦子裏的病，假如腦袋受到重擊就可能複明。假設有這樣一位盲人扶杖爬上樓梯，有個不良少年為了滿足自己無聊的幽默感，把他一腳踢了下去，這位盲人因此複了明，但盲人滾下樓梯依然是件慘痛的事。尤其是踢盲人下樓者當然是個下流胚子，絕不能因為該盲人複明就被看成是好人。……那種壞事可以變好事，好事也可以變壞事的說法，它來源於偉人，在偉大的頭腦裏是好的，但到了尋常人的頭腦裏就不起好作用，又是弄得人好賴不知，香臭不知。[9]
……很多中年人因為“文革”中上山下鄉虛耗了青春，這本是種巨大的痛苦；但他們卻覺得很幸福，還說：“青春無悔”。
我認為七十年代是我們寶貴的精神財富，這個看法和一些同齡人是一樣的。七十年代的青年和現在的青年很不一樣，更熱情、更單純、更守紀律、對生活的要求更低，而且更加倒黴。成為這些人中的一員，是一種極難得的際遇，這些感受和別人是一樣的。有些人認為這種經曆是一種崇高的感受，我就斷然反對，而且認為這種想法是病態的。讓我們像奧威爾一樣，想想什麽是一加一等於二，七十年代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是個極痛苦的年代。很多年輕人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犧牲，而且這種犧牲毫無價值。想清楚了這些事，我們再來談談崇高的問題。就七十年代這個例子來說，我認為崇高有兩種：一種是當時的崇高，領導上號召我們到農村去吃苦，說這是一種光榮。還有一種崇高是現在的崇高，忍受了這些痛苦、做出了自我犧牲之後，我們自己覺得這是崇高的。我覺得這後一種崇高比較容易講清楚。弗洛伊德對受虐狂有如下的解釋：假如人生活在一種無力改變的痛苦之中，就會轉而愛上這種痛苦，把它視為一種快樂，以便自己好過一些。對這個道理稍加推廣，就會想到：人是一種會自己騙自己的動物。我們吃了很多無益的苦，虛擲了不少年華，所以有人就想說，這種經曆是崇高的。這種想法可以使他自己好過一些，所以它有些好作用。很不幸的是它還有些壞作用：有些人就據此認為，人必須吃一些無益的苦、虛擲一些年華，用這種方法來達到崇高。這種想法不僅有害，而且是有病。[10]
王小波的觀點或許可以這樣歸納一下：一、要徹底否定上山下鄉，反對青春無悔的提法；二、這代知青從上山下鄉的特殊經曆獲取的收益，是從屬的，次要的，不能改變整個事件的性質；三、把吃了很多無益的苦，虛擲了不少年華當成崇高的感受，是一種自欺欺人的表現。希望沒有理解錯他的意思。
另一位同代人這樣看：對於“青春無悔”我有些格格不入，同時又感到它是值得理解的。這可能是一種自然流露出來的“找齊”心理：像老紅軍回憶長征，老八路回憶抗日戰爭，老誌願軍回想抗美援朝。可是我們的青春卻沒有辦法和他們任何一代人“找齊兒”，我們隻有上山下鄉。找的意義，實際是更大的失落，是無情地顯示了自己的“老”和“過氣”，所以這個模式裏隱藏了一個悖論。和老紅軍們不一樣，我們的價值在於是否對環境進行了抗爭？最有價值的青春應當是這樣的：別人和環境一樣，你不一樣；同樣的環境，會出不同樣的人。如果你成功了，不要感謝苦難，而要感謝你自己以及曾經幫助你戰勝逆境的人，悔與不悔的分界線在於你當時有沒有頑強地抗爭愚昧與沉淪？你今天是不是清醒地確定了自我認識與外界評價的關係？[11]
關於青春有悔還是青春無悔的問題，是在這一代人中曾引發廣泛爭論的一個問題，至今也同樣是楚河漢界、涇渭分明。筆者希望通過上述的定義、概述和總結，對人們認識這個問題有一定的幫助。筆者以為，這個問題反映的是一個重要的社會現象，即人們究竟有沒有對文革那段曆史進行過認真的反思，所以它歸根結底是一個自我反思的範疇。另外，它還是一個概念並不明晰的命題。因此，在提出讚同還是反對“青春無悔”之前，首先應當明確其概念，即上山下鄉運動的內容是什麽，否則在這個問題上過多的爭議並沒有實質性的意義。
最後，筆者認為，作為一個個人，青春的意義實質並不在於有悔還是無悔，而在於是否做到了無愧。
（後記：本文成稿於2003年，為2005年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聚焦紅衛兵》中的一節。值上山下鄉運動五十周年之際，獻給當年“老插”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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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顧洪章主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第244頁，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說句題外話，這筆錢賬是算在知青身上，但錢絕不是都花在知青身上的，類似於曆來統計中的扶貧款。
[2]據統計，1965年全國在校各類學生13125萬人，由於“文革”全部停課失學。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文獻與研究》，第5卷，第276-279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
[3]曉劍、郭小東：《老三屆――與共和國同行》，第43頁，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
[4]曉劍、郭小東：《老三屆――與共和國同行》，第51頁，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
[5]鍾岩：《中國的新三級學人》，第234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6]曉劍、郭小東：《老三屆――與共和國同行》，第39頁，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
[7]劉亞秋：“青春無悔——一個社會記憶的建構過程”。
[8]請讀者注意，這一結論，是建立“上山下鄉運動”作為文革中出現的政治性運動的定義之上的，詳見筆者拙文《論上山下鄉運動的緣起》，並非廣義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9]王小波：“我看老三屆”，《王小波文存》，第326-327頁，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
[10]王小波：“人性的逆轉”，同上，第295-296頁。
][11]鍾岩：《中國新三級學人》，第157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