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農業文明的親曆者
來源:共識網 作者:王克明
以知識分子工農化運動對抗人類文明知識化的反智實踐，決定了當年知青群體擺脫不了的落後性質。無法用個人在其中得到的鍛煉或後來取得的成就，去論證一個沒落文明中上山下鄉運動的正確性。在為傳統農業文明送葬的同時，也可以給上山下鄉運動蓋棺了。
史鐵生說，他想不清楚是什麽原因，使知識青年記住了插隊的日子。在他，插隊的日子是“無邊的黃土連著天”，“深褐色的犁跡在走”，“歌聲吹散開在高原上”，“他們還在窯裏睡著懶覺”……史鐵生所記，是黃土高原、傳統農業、山間窯洞、古老民歌，是插隊在陝北的北京知青，對一段往日經曆的苦苦感受，對一種古老文明的深深記憶。在那種文明裏，知青曾經的生活方式，或與之融洽，或形成反差，苦心勞骨，餓體乏身，動心忍性，增益不能，刻寫了獨特的上山下鄉時代印記。
今天，當文明發生變遷的時候，我們在回首間已經看清，那是傳統農業文明的一個時代印記。
黃土高原已不是老知青的熟悉故地
三十多年來，我三十多次回陝北，回我插隊的餘家溝。腳下那條隻能步行、彎彎曲曲的山間小路，我眼見它慢慢擴寬，眼見它漸漸取直，眼見它鋪平柏油，可以開車直抵深山了。今天的餘家溝，植被覆蓋，蘋果滿山，相比它村，人丁興旺。但還是有不少人走向山外，去城鎮謀生。畢竟，我們那兒，農耕已放棄，糧食已停產了。
近年，陸續退休的老知青，相繼回訪陝北故地。大家看到，熟悉的插隊山村，都已今非昔比。靠近城鎮的少數村莊，正被城鎮化迅速裹挾。而一望無際黃土溝壑間的民居聚落，那許許多多的自然村莊，村民多已外出謀生，離鄉進城了。史鐵生、孫立哲他們插隊的關家莊，戶口552人，日常居住不足120人，約21%。丁愛笛插隊的張家河村，戶口830人，居住卻隻餘60~70人，約8%了。居住以老年人為主，基本不再憑藉農業收入為生。許許多多老知青都說，他們插隊的村兒，沒剩多少人了。
這種情況遍及陝北。延川縣黃河邊伏義河村，本有村民約400，日常卻隻有約40人，剩十分之一。三年前，我去榆林橫山縣深山裏一個小山村參加白事，原來一百多人的村莊，那時還剩8人居住。隔年春天我和阿城到那附近趕廟會，打聽到那村子已經一人不剩，全進城了，連老帶少。進了城的老人們，將在對故土的回憶中度過晚年。而離鄉遠去的後生女子，鄉間沒有了老人的牽掛後，將從此散居四麵八方，隻在記憶中保留兒時故鄉了。對於他們的後人，遠方黃土高原的窯洞故裏，將成為一個傳說。
那傳說，是一個幾千年的故事。在我插隊的那個深山村莊，出土過陶土尖底瓶，也出土過新石器工具——工具石料非本地所能見，可知那樣偏遠深山，六七千年前就有人居住。他們攜帶石器，來自遠方。從那時至今，戰亂饑荒和移民遷徙的苦難，不知發生過幾回;老林遍野和童山禿嶺的變化，不知交替過幾次。農耕總在複蘇，村莊還是村莊，曆朝曆代的物件，在山中到處掩埋。150年前的最近一次戰亂，使我們那幾十裏大山溝，闃無一人。我們插隊時，村中古窯殘壁上，還留著殺人噴濺的大片血跡。據楊繩信《清末陝甘概況》，今延安市洛川以北人口，1823年55萬，到1904年隻有14萬，亂後剩了25%。保安(誌丹)縣1823年5萬多人，亂中1867年隻剩了170人。整個延安，亂後幾十年人煙稀少，荊密草深。但上世紀20年代，又有榆林移民開始遷入農耕。我們村現在居民，便始自那時移民。40年代初中共割據期間，大量引進移民、安置難民、開墾山地，人口開始增長。我們去插隊時，延安地區增長到120萬人，今延安市已230萬人。
可是，知青離開才短短幾十年，那裏就發生了一個千古未有的變化。再走黃河，再走陝北，我們能看到，麵對城鎮化的擴張，曾經遍布農戶的黃土高原，村人在減少，村廓已蕭條，農耕逐漸退去，農村開始解體。去年春天我和從陝北走出來的攝影家惠懷傑一起，從黃河東去的風陵渡開始，一路北上晉陝峽穀，直抵黃河西來的老牛灣前。黃河兩岸，山陝鄉村，盡收眼底。我們走進多少窯洞院落，都已窯門掛鎖，荒草荊棘。我們走入多少古老村莊，都已廢棄敗落，幽僻淒清。一路所見，似殘軍廢壘，瘦馬空壕。我腦子裏反複出現這麽兩句話：千村薜荔，萬戶蕭疏。僅僅三十多年，諾大個黃土高原就已非當年。一村一村人去窯空，一座一座古寨荒疏，人文不再，我心悲涼。這不是我今生熟悉的黃土高原了。回到旅館，關上房門，像個遺老似的，自己嚎啕大哭!
但我明白，一個在外部經濟環境的變化中迅即消逝的文明，本來就是一個衰老的文明、臨終的文明了。
幾千年的農業文明已經走到盡頭
穴居是東亞人類最早的居住方式。四千多年前，中國史前最大規模的城市在陝北出現時，窯洞已是民居建築。從那時至今，陝北民居始終以窯洞為主。在餘家溝那個深山裏，當年我們“農業學大寨”打壩取土時，在半山橫向炸進去十幾米，竟曾炸出古窯洞來，有燒黑了的炕板石——那時人已睡熱炕。從炕邊一把爛鐵劍看，那窯洞像是漢代的，早被山體坍塌深深掩埋。陝北的居民一代一代離去，一族一族進來，一直生生不息地居住窯洞，沒發現普遍居住房屋的曆史。窯洞村落間，偶有轉兵洞，古人深挖入山，不知走向。山上那些古煙墩兒——烽火台，默默地見證了古往的人間征戰和黎民苦難。
窯洞的曆史持續了幾千年，直到1969年北京知青遠來入住，暖窯熱炕，紅火數年。而今，知青離去並不久遠，山川溝壑間的一個個村莊，就多寒窯冷炕了。窯裏箱櫃蒙塵，炕上舊物淩亂。棱窗少了窗花窗紙，院落多了蒿草酸刺。雖非洛殿銅駝之變，也使人感慨“會見汝在荊棘中耳”!村中即使有新的建設，也已不再是窯洞，而是預製板平房。2008年我們餘家溝新村改造時，村民要蓋平房，說他們祖祖輩輩住窯洞，今天就想改住房子了。我原來是大隊書記，現在是村建設顧問，堅決反對蓋平房，因為它冬冷夏熱，不適用於黃土高原農村，同時我留戀村莊的窯洞風格。但是，我回村去開村民大會，也說不服。因為大家感覺，住在平房裏，把炕改成床，就離現代化近了一步。這是傳統與現代的碰撞，結果可想而知。由此，可以看到，窯洞民居這種古老的人類穴居曆史，離終點不遠了。
2000多年前，從耒耜到牛耕的變化，確立了農業文明的成熟。史學前輩徐中舒說，耤地用的“犁”這個音，便是以前“耒耜”的合音。陝北的東漢畫像石上，記載著牛耕推廣早期的兩牛一犋方式。這種方式在陝北保留了2000年，許多北京知青也曾扶犁雙牛，赤腳耕山，如畫像石上一般。知青在陝北農村，起圈送肥，扛耩上山，吆牛耤地，拿糞撒種，鋤草收割，晾曬背打，熟悉趕羊踩地、拉牛踩場、連枷脫粒、木鍁揚場等古老的農業生產技術，了解鍘草拌料、飼喂牛驢、攔羊洗羊、搊(zao)絨剪毛的傳統生產環節。牛耕農業的最後時代，知青們曾在這裏汗滴禾下。如今，這一切也在消失遠去，耕牛毛驢、耩子糞鬥，都已漸漸稀有，擀氈解板、毛口袋毛襪子，已經處處難覓，自給自足的傳統農業，走到盡頭了。
石磨、石碾同樣是農業文明的標誌物。蒙上驢眼，推磨滾碾，代代相傳的食物加工方式，也曾帶給知青煩惱和快樂。那時，碾邊磨旁，雞鳴狗咬，婆姨說笑，娃娃哭叫，人語聲聲，天然來往。可現在，在陝北的無數個村落鄉間，無數的石磨廢置在無數的清冷院裏、閉鎖門前、荒草之間。孫立哲說，他們關家莊現居住57戶老人，沒人再用石碾石磨加工糧食了。瓦缸酸菜、盤案風箱，陸續離開生活;糠麩米麵，苦樂饑飽，已是遙遠記憶。黃河畔上那人跡不至的古渡關津、孤獨石碾，成了農業文明消逝的典型象征。
隨著村落的荒疏，人群的離去，史鐵生說的陝北民歌“吹散開在高原上”的情景，也難再遇了。陝北的踩場歌，那種聽不清唱些什麽的民歌，已經隨著牛踩場的消失，永無聲息了。而幾千首陝北民歌，被傳唱的實際上寥寥無幾，山中更少聽到。陝北鄉間的傳統秧歌場圖，有旋轉的原始河圖，有八角的變形洛書，它們源自巫術時代人與天地的虔心交流。鬧過秧歌的北京知青，終生難忘那種人人參與、全村紅火的愉悅和忘我。現在，陝北秧歌開始了表演化轉型，傳統場圖因受冷遇了。從歌詞探尋陝北民歌的來曆，可以找到宋元南戲，找到元曲。從圖形探尋陝北秧歌的來源，則可以找到絕地天通，找到遠古。但今天，在陝北鄉間，它們也開始走向消失。
傳統農業社會以宗族家庭為本位，用禮分別親疏尊卑，穩定繼承秩序，其核心是葬禮製度。雖然革命顛覆了社會傳統，剝奪了權利繼承，但陝北葬禮沒被禁止，沒被驅散，留下些侑食祭祀的儀式、戴孝五服的規矩。很多知青在陝北參加過鄉間白事，接觸到這種傳統核心。陝北維係家族的標誌，是至少三代的墳地，爺爺墓穴下方，有長子長孫墓穴正對其中，謂“抱穴口”。一位從橫山縣深山走出來的陝北朋友說，他終來死了，會埋回去給他的爺爺“抱穴口”，但他的兒孫，就“願哪去了，不會回來了”。支撐著一個古老信仰的精神世界、維係了一個千載文明的敬祖文化，農業社會宗法製度在共產革命後的那一點點殘存，或許也到此終結了。
知青經曆的，是一個自然經濟的文明，其生產工具的簡單、生產技術的停滯、靠天吃飯的性質、自給自足的形態，完整地表現著那種傳統經濟形態的脆弱性、封閉性和落後性。插隊在陝北的老知青，認識了傳統鄉間的聚落形態，經曆了傳統農業的生產生活，感知了傳統文化的古老多樣，青春一度付出，損益一言難盡。之所以記憶深刻，是因為，那種上山下鄉，是農業文明才可能發生的故事。
上山下鄉是一個防止文明進步的曆史事件
知青上山下鄉之時，中國農業文明已走過兩千年。經曆了循環往複的皇權、暴政、戰亂、天災後，到人民公社製度強製建立，農業文明終於憑藉強權，實現了從未實踐過的平均主義原始理想，小農被捆綁為集體，失去了自主生產和支配收獲的權利。用引進的理論，指導消滅分配差別和城鄉差別。那不是天然形態的差別消失，而是人為形態的差別消滅。消失到消滅的一字之差，催生了鬥爭的快捷方式，建立了激進的進步目標，導致了劇烈的退步結果，造成了巨大的人道災難。那是在非戰亂曆史環境中，中國農民最貧困饑苦的年代，最無法掌握自己溫飽的年代，最沒有自由的年代。除可能的天災外，分配還受政權積累的影響，帶有必然的不確定性。知青所插之“隊”，是人民公社製度下強製農民群體依附自然經濟、平均分配食物的“生產隊”。在傳統東方農業文明被改變得匪夷所思、烏托邦理想強行實踐的最後過程中，知青上山下鄉深刻地印記了那種曆史特征。
據潘鳴嘯《失落的一代》，“文革”期間，中國共招聘1400萬人進城就業，其中600萬是知青，800萬是農民。1971和1972年，全國有800多萬農民臨時工轉為固定工。那時認為，知識分子是“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不勞而獲的精神貴族”，白白讓工人農民養活，具有資產階級的階級屬性。從具體的曆史條件來考察，使知識青年“在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在農村進行思想改造，以實現“知識分子工農化”和“培養勞動者”，是上山下鄉運動的一個主要目的。因此，那時宣揚城市青年紮根農村、改當農民。上山下鄉人數也是隨著繼續革命和階級鬥爭的強調程度而增加的，1955~1958年上山下鄉8.7萬人，1962~1966年人數增長15倍，到1967~1969年增長為54倍，470萬人。1973~1977年，又有858萬青年被卷進上山下鄉大潮。那時，上山下鄉成為政治動員方式推進的政治運動，是“文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了。
如果城鎮化是農耕文化轉向新文化類型的進步方向，那麽與城鎮化方向完全相反的上山下鄉運動，無法視為進步。如果農業文明的消逝和終結是社會的進步，那麽向臨終的農業文明學習的上山下鄉運動，不能視為進步。回頭望去，上山下鄉是在一個文明沒落時代發生的防止文明進步的曆史事件。隻有在農業文明時代，和政治動員體係下，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件。換任何一個社會政治條件，都不可能出現這種選擇大規模知識人口遷徙農村的政治運動。
知青不過是農業文明時代的一部分而已。雖然他們給農村帶去了城市的消息和文化的吸引，但以知識分子工農化運動對抗人類文明知識化的反智實踐，決定了當年知青群體擺脫不了的落後性質。以人類文明進步的理念分析，始於1942延安整風、盛於“文革”上山下鄉的知識分子工農化，傳遞的是一種非進步的“負”能量;而後來相反走向的知識化，才是社會進步的“正”能量。
上山下鄉對個人的鍛煉是真實存在的，個人損益不同、感受不一，但大多收獲了堅強和愛心。所有苦難都可以使人經受曆練磨練，可是苦難給人的磨練，並不證明苦難的正確。正如不能因為個人在戰爭或饑荒中經曆了磨練磨難，就證明它們正確一樣，我們無法用個人在其中得到的鍛煉或後來取得的成就，去論證一個沒落文明中上山下鄉運動的正確性。
上山下鄉運動產生的積極意義，與發動者的願望恰恰相反，是使許多知青通過社會底層實踐，深刻了解民間，對繼續革命、階級鬥爭理論，和用它們強力支撐的舊體製，發生徹底懷疑，轉向獨立思考，從而清醒地認知了人類文明進步的真諦所在。
老知青是農業文明消逝的親曆者
去陝北的這代知青，所經所曆反差巨大。“少年不識愁滋味”時遠離城市，在傳統文明消逝的前夜，入鄉隨俗，耕種鋤割，既適應農耕文化生存方式，又推崇人定勝天殉道獻身，曾用立場尋找階級鬥爭，更以人性相知貧困農民，接受樸實溫暖的關愛，走過霜雪風寒的青春，竭力為鄉親排難解病，盡力教娃娃識字讀書。這樣的經曆使他們初識人間苦難，改變觀察視角，認知真實中國，因而造就了對時代的深刻反思，也建立起對鄉村的深刻情感。晚年將至時，那些他們曾經生活的村落，卻忽然冷落。青年時代的熟識老友，或亡故或遠走;地畔炕頭的當年紅火，已雲散已煙消。往日的村莊可能消失，往歲的農業即將消亡，往昔的文明必將消逝。它們不是以發展的方式長入新的文明，而是以消失的方式訣別傳統文化。這種情況下，聚散無情時，知青們留戀的，是那往日的人文情感、質樸的真誠友誼。那是從此以後再難得到的人間珍品。
從文明史的角度看，上山下鄉不過是須臾間事情，是舊文明裏一種舊理想最後努力存在的一個曆史現象。那種努力的失敗，唱響了舊文明的挽歌。生產方式的改變，已經淘汰了那個時代。我們在為傳統農業文明送葬的同時，也可以給上山下鄉運動蓋棺了。在知識文明即將到來的社會變遷、文化變遷中，對上山下鄉運動的歌功頌德，反映了知青群體當年的落後性質。
值得關注的是，一方麵，在知識文明時代，傳統文化的經驗必然成為知識創新的資源，成為個性化創造的啟發;另一方麵，傳統文化本身也是一套知識係統，幾千年來為民族規範著認識領域和認知方式，支持著這方土地的人文精神，具有很高的文化價值。今天知青所回顧眷顧的生存經曆、鄉俗事物，都是農業文明的方方麵麵，也都是傳統文化的點點滴滴。那些真實記錄生存情境的曆史圖像，親身經曆多樣文化的書寫記述，其最大價值所在，是記憶消逝中的文明。
幾千年間，經曆了反複的毀滅和重生，農業社會逐漸成熟。無論怎樣的天災或人禍，農村總是農村。即使進入當代，傳統社會的結構被共產革命根本改變，鄉族自治變為政黨統治，自耕土地變為群體耕種，大規模政治運動持續不斷，農民失去土地和自由，但農業社會的基本單位——那些窯洞村落，依舊存在，農耕經濟，仍然繼續。
而今，城鎮化告訴我們：一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古老文明，正在消逝之中。一個人類社會的文化類型，正在消逝之中。人們離開故土村莊，但不是古代方式的族群遷徙，而是分散出去進城務工，放棄舊的農耕生存手段，建立新的知識生存能力。分散的遷徙，能力的改變，導致了族群文化、村落文化的傳承終止、解體消散，一個個村莊從此將成為農業文明的遺址。
這一次變化的原因，不是曾經的古代戰爭、民族仇殺、人口遷徙，也不是政黨發動。經濟的發展，生活的變化，是突然到來的。非漸進的財富膨脹過程，導致了激進的城鎮化進程和巨大的城鄉差別。結果誰也沒有料到，從陝北觀察，拋棄農村、放棄農業、離棄農民，成了三農問題的又一種解決方案，成了消滅城鄉差別的又一種快捷方式。這種快捷的變遷，也在成為傳統的災難。
去年春天我在陝北遇到一個畫麵，前麵是大片拆遷廢墟中堅持著的幾眼窯洞，孤孤零零，後麵是主體已經建起的一群二三十層高樓。這個畫麵，向我們展示了中國與其它許多國家不同的發展方式。現在在英國，我們可以在唐代的莊園裏喝茶，在宋代的教堂裏祈禱，在元代的大學裏學習，在明代的酒店裏住宿，在清代的地鐵裏坐車。倫敦開通地鐵那年，石達開兵敗大渡河。也是那年，陝西回亂初起，延安各縣還住著上一批居民，幾年後他們在冷兵器下生死不明永無下落。而在英國，至今，隻要沒被德國人炸毀的，他們都沒拆，鄉村也都在。人們可以坐在千年以前先人坐過的地方，往窗外欣賞千年以來不變的田園風光，藍天碧水相映，綠草遍野起伏，白色羊群散落，沒人開發。
在那裏，傳統文化是和平長入現代文明的，城鄉差別是消失的而非被消滅的。那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而在這裏，激進的發展方式表現在了一個字上：拆。推土機暴力地埋葬傳統，到處埋葬傳統文化生存的聚落房屋。在財富的膨脹中，我們沒有西方文明那種宗教精神的指引，也沒有東方傳統原來禮義廉恥的祖訓，我們失去了對知識積累、社會關係、行為觀念、精神價值的文化傳承，以為財富增長等同於文明複興，結果隻能一步跌下文明的高岸，沉入財富的海洋。
曾經的農民已經自信地走向遠方，不複回歸;多樣的文化必將無奈地歎息而去，消於無形。在傳統文化無法和平長入現代文明時，記憶的價值強烈地凸顯出來。這時我們意識到，一代知青，正是農業文明消逝的親曆者、見證人。人類曆史上唯一的知青群體，結識了最後的傳統農民，經曆了最後的傳統農業，了解了最後的傳統農村。現在，目送它們消逝遠去。知青的記憶裏，有剪不斷、理還亂的一生牽纏。
記憶消逝中的文明，是為人類文化留下遺產。知青經曆的人生價值，就在於親曆農業文明，感知農業文明，記述農業文明。當農業文明無法與城鎮化進步適應共生，而忽然消逝時，知青可以為後人認知曾經的文明——那其中的勞苦與煎熬、漫長和渴望、田園或荒唐，留下真實，留下細節，留下記憶。知青個體的人生經曆，會因此而走出上山下鄉的落後陰影，彰顯人文意義的永恒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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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明，1952年出生，曾在陝北插隊十年，擔任過生產隊長、大隊書記等。現任插隊村莊延安餘家溝村的建設顧問，主要從事陝北方言及民俗文化的曆史繼承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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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明初到延安。
1970年的餘家溝，王克明插隊的村莊
1972年在延安餘家溝。左起：王保樹、王世偉、王克明
1975年王克明在餘家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