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1月9日，時值“批林批孔”時候，在廣州的北京路貼出了一張大字報，題為《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製》，副題：獻給毛主席和四屆人大；署名：李一哲。這個李一哲，是三個青年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各取名字中一字組成。李正天當時是廣州人民藝術學院油畫係學生。陳一陽、王希哲是廣州十七中學66年高中畢業生，留校參加“文革”。陳、王均是群眾組織的頭頭。
這張大字報一貼出，引起了廣州市、廣東省、全國內地以及港、澳、台乃至國際的強烈轟動。
1974年11月16日，廣東省委常委會討論了“李一哲大字報”。趙紫陽這時已官複原職，重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
這次由他主持的會議決定：由省委宣傳部將大字報的觀點列出，撰文批駁，指出這些觀點與中央唱反調；要澄清混亂思想，發展廣東安定團結的形勢。同時決定，省委寫電報請示中央，建議把大字報發到機關、工廠、學校批判；但對作者不動（意思是不抓）。
11月18日，廣東省委給中央發了《關於批判李一哲反動大字報的報告》的電報，並把大字報全文上送中央。
12月24日，李先念在國務院交通運輸緊急會議上說；“廣東的反動大字報，發動了幾十萬、幾百萬人批，廣東好，不怕大字報。”
1975年1月11月，廣東省委書記王首道參加完中央全會，回來後在省委常委會上轉達全會精神，並轉達了趙紫陽（仍在北京）的意見：“要采取說理的辦法，要注意對他們（李一哲）的人身保護；要防止采取過於急躁和簡單的辦法。要利用這個反麵教員，激發群眾學習馬列主義，學習毛主席著作，提高理論水平。”
1975年1月15日，廣東省委常委會再次開會，傳達趙紫陽從北京打回來的電話內容。趙說，李先念、紀登奎同誌和我談了，支持廣東批判李一哲三人不再擴大的意見。中央領導提醒我們，批判高潮一起來，下麵容易搞大，要注意批判麵。趙強調：“各單位不準抓小‘李一哲’，不要抓其他反動大字報，要切實控製。”
趙紫陽調去四川、韋國清調來廣東後，在1977年12月的廣東第五屆人大會議的《工作報告》中，宣布“李一哲”為“反革命集團”。
1978年4月，習仲勳接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12月，廣東省委宣布對“李一哲”公開平反。習仲勳、吳南生、王寧等先後五次與“李一哲”談話。1979年2月6日，召開大會為他們正式平反。
習仲勳與“李一哲”三人談話時，王希哲說：“當時趙書記（趙紫陽）對我們是講政策的。”“當時，說我們寫反動大字報，趙書記說要讓我們講話，不準打人。他當時那樣處理，合情合理，我們對趙書記沒有意見。”李正天說：“在當時那樣的情況下，趙書記還讓我們講話，不說我們是反革命，沒有抓我們，這是不容易的。”
習仲勳說：“趙紫陽同誌當時組織批判你們，在當時的情況下，處理得很好。”“趙紫陽同誌當時那樣處理，很了不得。”“在‘四人幫’那樣猖狂的時候，能那樣處理，是很得體，很有魄力的，而且是很有膽識的。”
我在這裏稍微詳細引述這些情況，是因為我從始至終都接觸，甚至參加了處理的全過程，因此感觸良多。從“反右”到“文革”，毛澤東號召全國人民開展“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但“大辯論”從來沒有真正實行過。甚至在“文革”中，到處都分兩派，也沒有見到真正意義上的“大辯論”。
最重要的感觸是：讓人民說話，允許群眾發表言論、針砭時弊、參政議政。即使有人說了錯話、壞話，也不應動則定罪名，更不能隨便抓人和限製自由。這樣就能達到“穩定政治局麵”的目的。反之，蠻橫不講理，以權勢壓人，以大帽子嚇人，甚至舞槍弄棒，那就決不會有真正的“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