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戰功臣”劉鼎和“遠東第一諜”吳先清——“情報戰線的高手夫妻
作者：劉育鋼 來源《炎黃春秋編輯部》
莫斯科結良緣
劉鼎，1902年1月8日生於四川南溪。1924年，劉鼎從浙江省立高等工業學校肄業，隨回鄉探親的老鄉孫炳文赴德國勤工儉學。同年，劉鼎經孫炳文和朱德介紹，由青年團轉為中國共產黨員，擔任中共旅歐總支德國支部青年團書記。1926年，去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第二年便擔任了東方大學黨總支支委、中國支部書記，還任政治常識課教員兼軍事翻譯。
吳先清，1904年生於浙江臨海，14歲時隨胞兄吳全清到杭州，考入浙江省立女子蠶業講習所。1919年夏，隨著五四運動的聲潮奔湧到江浙地區，吳先清也組織同學參加愛國活動，在浙江早期的革命鬥爭中嶄露頭角。她的愛國舉動惱怒了學校當局，視她為“好鬧運動，不守校規”，不允許如期畢業，處罰她留校飼養春、夏兩季蠶。
1924年，吳先清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下半年，與五四運動時杭州著名的學生運動領袖宣中華結為伉儷。婚後，吳先清赴上海工作，在小沙渡工人學校教書，同時從事婦女運動。她深入工人群眾中宣傳鼓動革命，並以工人運動領袖身份參加女界國民會議促發會的籌備工作，在工人中威信很高，被選為促進會委員，負責庶務股工作。
在上海從事工運活動險象環生，時刻都有生命危險。一次，吳先清到街頭散發傳單而被捕。審訊時，她一口咬定自己是過路人。巡捕房拿不出任何證據，隻好放了她。脫險後，她大無畏地組織工人參加“五卅”反帝愛國運動。1925年8月28日，中共上海區委指定她及四位同誌為區委婦女委員會委員。
1925年初冬，中共中央派吳先清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她，毅然告別丈夫和繈褓中的女兒到了莫斯科。之後，噩耗傳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宣中華被國民黨右派殘殺於上海龍華監獄，女兒亦夭折。吳先清悲痛萬分，革命意誌更加堅定，誓為死難的丈夫及同誌報仇。
劉鼎與吳先清是莫斯科東方大學的同學，原本又都在西子湖畔度過年少求學生涯，因而有很多共同語言，加上他們同一年入黨，在異國他鄉，自然更近一層。在吳先清失去丈夫宣中華、最需要精神支撐的1927年，劉鼎走入了她的內心世界。1927年冬，他們在莫斯科結婚。
共同在上海的隱蔽戰線大顯身手
1929年底，劉鼎和吳先清按上級指示回國到上上海工作。臨行前，他們把一歲的兒子送進莫斯科國際兒童院。回國後，劉鼎受命任中央特科情報科副科長，吳先清則先在中共江蘇省委領導下在浦東從事婦女工作，1930年夏調入特科。
劉鼎到任不久，特科接到中共中央的命令：務必在短時間內調查清楚外國列強和國民黨在上海的軍事、政治、經濟及一般社會情況。原來，1929年下半年，中共黨內“左”傾冒險主義開始抬頭。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共產國際旨意的主導下作出決議：在武漢、南京等首批中心城市武裝暴動成功後，上海要馬上響應。這項艱巨而危險的任務，特科指定劉鼎負責完成。劉鼎即帶著幾個特科隊員，時而打扮成記者，時而裝成船夫、建築設計師、小商販，早出晚歸，在上海灘四處偵察情報。黃浦江上停泊著外國軍艦，要偵察軍艦上的炮位，卻無法接近。劉鼎了解到軍艦不允許任何船隻停靠在它們附近，長途航船卻可以從附近通行。他就雇了一艘外國商船，打著要去長江口販買貨物的旗號。特科人員有的化裝成商販子，有的打扮成水手，裝模作樣靠近軍艦來回航行。隻需兩趟，就把軍艦上的炮位及數量，搞得清清楚楚。上海租界裏設有外國軍營，駐紮多少軍隊無從知道。劉鼎派人到兵營門口設攤賣食品，觀察每日進出人員和購買食品的情況，通過每天運進多少食品種類的數量，推算營中駐軍人數。監獄中關押的犯人也是暴動的力量，但獄中犯人多少卻不得而知。劉鼎便雇傭地方流氓帶路，爬到能俯瞰監獄全景的教堂屋頂上，把監獄全部屋脊繪製成草圖，再向牢監了解有關情況，由此測算出整個監獄中犯人的大體數量。
暴動成功後能否控製經濟局勢和金融市場，以保證市民的正常生活，對銀行、商號的調查極為重要。劉鼎把這項工作做得很細，他打扮成專輯經濟行情信息的記者，到相關單位采訪，詳細了解到了這一方麵情況。
中共中央軍委亟需上海市區軍事地圖，要劉鼎去搞。這是極其困難的事情，即便上海市區地圖也不易弄到手，因為國民黨當局嚴控地圖的流通。劉鼎想：隻要搞到一幅上海地圖，把軍事情況畫在上麵，不就成了軍事地圖？他跑了許多書店，終於在一家外國人開的書店發現了一種英文版的上海地圖。劉鼎幹脆買下幾幅，留一幅作正樣，其餘的作草樣，各種情況的草樣圖畫好了，再修正、綜合到正樣圖上。不到半年，劉鼎圓滿地完成任務。當一大厚本有關外國在上海駐軍、軍艦炮位及數量、吳淞炮台以及偵探機關的情況，國民黨駐上海軍警和特務機關的情況，上海租界內街道交叉、建築物層數、建築物結構及質量、每幢大樓間距等情況，上海大銀行、商號、米店等情況，送到了中共中央軍委參謀長劉伯承手中時，他對這地圖讚不絕口，對劉鼎也是欽佩有加。新中國成立後，兩位老朋友在北京相遇，一向穩重的劉伯承拉著劉鼎的手，說：“在上海為立三路線暴動準備的那一套資料，真是不簡單啊！”
吳先清成為特科一員後，在陳賡和劉鼎的領導下負責地下交通工作。外出執行任務時，她必須根據不同的任務喬裝打扮。俗話說：醜要裝美不容易，美要裝醜易如反掌。她長得白皙漂亮，又有社會活動經驗，裝什麽像什麽，得心應手，能出色完成組織交給的任務。為作掩護，她還在住處巷口開了一爿專賣家鄉黃岩特產密桔的水果店。一個鄉下農婦裝飾的臨海人賣黃岩蜜桔，順理成章，租界巡捕和國民黨特務對此毫無懷疑。
做情報工作需要主動性和靈活性，否則建立不了相應的社會關係，就搞不到情報。吳先清頭腦很靈活，很快就打開了工作局麵。一天，她在上海街頭與弟弟吳全源不期而遇。弟弟原在浙江家鄉從事地下工作，為何跑到上海來呢？吳先清感到疑惑不解。姐弟幾年不見了，找到一處茶座敘舊，性急的弟弟迫不及待地向姐姐傾訴自己的遭遇。吳全源說：他所在的地下黨組織遭到破壞，他被投入浙江陸軍監獄。後經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委員、國民黨社會調查處專員陳寶驊保釋，並推薦他到上海國民黨創辦的《新生命》月刊擔任總務主任。
吳先清聽罷，覺得這一關係可以利用起來開展黨的秘密工作。征得陳賡的同意，她把特科的一個秘密聯絡點設在《新生命》月刊發行處的樓上。她常穿旗袍，留著當時正盛行的燙發，戴著白玉手鐲和鑲鑽的戒指，以雍容貴婦的身份出入發行處。通過弟弟的關係，吳先清很快就與陳寶驊拉上關係，陳寶驊請客時也樂意邀請她同行。她通過陳寶驊的圈子結識了許多國民黨黨政軍重要人物，特別是“江浙幫”。從他們身上獲得了國民黨內部的大量情報，特別是一些被捕中共人員在獄中的表現，了解得一清二楚。
這期間，吳先清充分運用社會關係，為戰鬥在湘鄂西的賀龍部隊弄到了一批軍火。後來由於反動勢力對黃浦江碼頭及船隻監管得緊，賀龍派來的船無法接貨而放棄。
巧施計營救丈夫
1931年10月10日晨，劉鼎到上海外灘公園同改組派“高先生”接頭，搜集改組派倒蔣活動情報，不料這個接頭點已被國民黨特務盯住，劉鼎由此被捕。他化名“甘作民”，在敵人的嚴刑拷打下決不暴露自己真實身份，並偽造了個人經曆和活動，隻承認是個一般跑通信的下人。經江蘇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審訊，劉鼎被引渡到淞滬警備司令部，在龍華監獄裏關押了10餘天，又被解往南京憲兵司令部暫判兩年，監押在南京陸軍監獄。
顧順章叛變後，中央特科遭遇重創，原情報科科長陳賡調往鄂豫皖蘇區帶兵打仗，接手的是潘漢年。中共組織著手營救劉鼎工作，潘漢年指定吳先清負責與獄中劉鼎的聯絡工作。吳先清認為，聯絡的最好辦法是自己以家屬的身份前往南京探獄。但她的身份又是許多人知道的，其中有留蘇回國的中共叛徒和浙江籍國民黨方麵的老鄉。探獄充滿著艱難和危險，弄不好還把自己搭進去。這時，她想到了可能最有辦法幫忙的人—家嫂孫儒珍。
胞兄吳全清的妻子孫儒珍，20世紀20年代畢業於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期間，在與老鄉聚會的場合，她結識了當時就讀於保定軍官學校的一些同鄉。這些人經過10多年的軍旅奮鬥，都在國民黨軍隊中混到了一定的級別。吳先清於是就請孫儒珍出麵，帶她去南京，拜訪這些官宦老鄉，見機行事。
貿然去南京怕不妥，吳先清便請求孫儒珍先往南京“探路”。素有“女中豪傑”之稱的孫儒珍深知救人如救火，立刻動身從上海到南京，找到了時任國民黨首都警察廳處長李進德。李進德是1918年10月考入保定軍官學校第8期步科的，他明白老同鄉的來意後，毫不推托，用自己的小汽車護送她去探獄。
不久，吳先清也到了南京，姑嫂倆先在中央飯店住下，再打電話給李進德。吳先清到南京與孫儒珍的處境不一樣，國民黨特務在中央飯店布置了暗探，環伺著她的舉動。李進德對此一清二楚，便派車把她們接到家中住下。孫儒珍、吳先清請求李進德出麵疏通放人，李進德掂量自己的份量不夠，想起老鄉也是同學的周至柔。
周至柔，原名周百福，比李進德小一歲，也是浙江臨海人，保定軍官學校第8期步科同學。畢業後先在浙江第二師見習和任職，後南下到黃埔軍校擔任上尉教官和國民革命軍任職，頗多戰功，受到蔣介石的重用，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十四師中將師長。吳全清曾當過周至柔的機要秘書，兩家交往密切，周至柔也早已知道吳先清是“幹共產黨的”。
吳先清、孫儒珍隨李進德進入周至柔的家門。周至柔一見到吳先清就哈哈大笑地說：“綠客婆（臨海方言，即土匪婆）來了，歡迎歡迎！”國共兩黨原本就有合作、有分裂，兩黨成員也因種種關係及原因，有些還是互有往來，互相擔待，絕非涇渭分明、六親不認、斬盡殺絕。吳先清非常清楚這一點，所以對周至柔毫不隱瞞，坦然地回答：“是的，我來了。今天要麽你們把劉鼎放出來，要麽把我也一起關起來。”放人不是那麽簡單，也不是周至柔職權內的事。周至柔把兩手一攤，微笑著說：“放人，我愛莫能助；護送你去探獄，疏通關係讓你以後探獄方便，這個沒問題。”
從此，吳先清探獄既方便又安全，借探獄之機，她巧妙地向劉鼎傳達了黨組織關於爭取早點出獄，後打入南京敵特組織或回上海工作的指示，還有麵授取保獲釋的運作辦法。
1932年9月，經過時任國民黨《中央日報》社長、蔣介石的得意門生、劉鼎的老鄉康澤（黃埔3期生，國民黨軍統特務骨幹）出麵擔保，劉鼎順利出獄，後奔赴閩浙贛蘇區，在方誌敏麾下繼續革命。吳先清又利用李進德、周至柔等人的關係來往於南京上海之間搜集情報。
曾經受屈蒙冤
1933年3月間，經中共中央批準，吳先清調出特科，到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工作，任諜報組組長。她每天都以貴婦的打扮，進出於一些國民黨及租界當局的重要人物的家中，其中幾家還與她來往特別密切。她把住處選擇在國民黨上海市公安局局長閔鴻恩家的隔壁，陳寶驊夫婦經常驅車到她家做客，把閔鴻恩也蒙蔽了，以為是什麽重要人物，出門碰麵時還主動向她打招呼，獻殷勤。每當有人議論，甚至罵她“輕佻”，但工作性質使然，她必須忍辱負重。
1935年6月，已在日本東京工作的吳先清因身份暴露回到上海。這時上海黨組織接二連三地遭受敵人破壞，麵臨著極大的危機，吳先清的工作沒有多少回旋空間，隨時都有被捕的危險。中共組織考慮安全起見，於1935年9月送她到蘇聯莫斯科馬列學院學習。
1937年是蘇聯肅反擴大化極為恐怖的階段，運動波及到在蘇的中國同誌。11月的一天，她突然被一位蘇軍大校軍官帶走，關押於莫斯科魯別克監獄。吳先清再三申辯，審訊者不顧事實，也不要任何證據，就把她定罪為“日本間諜”，流放到西伯利亞做苦役，後秘密槍決。時隔40多年後，經中國安全部門、臨海市委黨史研究室及許多老同誌的共同努力，終於澄清曆史事實。198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優撫局在其66號文件裏以“因公犧牲”了結這個冤案。
曾為中國革命立下汗馬功勞，被習仲勳譽為“兵工泰鬥、統戰功臣”的劉鼎也有與吳先清相似的命運。他被康生之流誣陷為“叛徒”“特務”，並且不成文地內定為“不得重用，不能擔任正職”，多次受到不公的對待。特別是“文革”中，他被關押在監獄長達7年之久。他身陷囹圄誌不移，在極度缺紙的情況下，甚至連牙粉袋和草紙都用上，寫了近20萬字的國防科學技術總結和建議。1975年，獲批出獄。1982年和1986年，中共中央兩次作出決定，撤銷長期加在劉鼎身上的錯誤結論，給予徹底平反，完全恢複他的政治名譽和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