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教堂的中國現代文人

來源: YMCK1025 2019-11-24 20:20:51 []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 次 (59037 bytes)

走進教堂的中國現代文人

 

--作者:李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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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隻參加過一次彌撒,是在北京西什庫天主教堂。

 

彌撒為歌唱家張權而舉辦。她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教徒,在晚年最後一些平穩的日子裏,盡管知道身患癌症,她還是把許多時間花在教唱詩班學生身上。她有一個願望:用彌撒的形式,用教堂的歌聲為她的靈魂送行。

 

她女兒告訴我,媽媽去世的時候,天正好下起了雨。很巧,彌撒那天,早上又下起蒙蒙細雨。雨在外麵飄著,人們在教堂裏肅穆地聽著牧師們的吟誦。彌撒過程對於我是陌生的,現在我已記不清楚許多細節,但印象永遠不會淡漠的是唱詩班的歌聲。

 

大概因為當時的氣氛和心境所致,我覺得那是我聽到過的最美妙最動人的合唱。宏偉而空曠的教堂裏,管風琴聲聽來尤為純淨、悠揚。它步履輕盈來回穿行,撫摸著人們,消解人們因死者而產生的傷感。

 

在我聽來,管風琴似乎並不是伴奏樂器,而是那些合唱的向導,是那一時刻每個人情感的向導。在它的引導下,合唱才顯得更為舒緩、沉靜,富有層次感,從而也使歌聲如室外的細雨,無聲無息地潛入聽者的心。

 

我不信上帝,但在那樣一個場合,卻覺得唱詩班的歌聲,確乎有一種神聖感。而且,我相信,這樣的合唱也隻有在這樣氛圍中,當聽者的心境處在與死者相親相近的時候,才能把宗教音樂的深邃揭示出來。

 

後來,我有過好幾盤類似的CD唱盤,雖然也覺得它們非常優美,但從音響中欣賞它們,其感覺遠不如彌撒時直接傾聽顯得真切。

 

彌撒那天音樂帶來的寧靜與美妙,讓我似乎更為接近了作為教徒的張權,從而也更理解了她。一個音樂家,她能從這樣的音樂中,找到與自己心靈溝通的東西,生活中的種種磨臾,加深著她的體驗。音樂,生命,信念等等,在這個女性身上,達到和諧境界,宗教的慰藉對於她,既非強求,也不必擯棄。

 

於是,她便以極為平靜的態度走到人生的終點,甚至為了在人們心中保留一個完美的記憶,在逝世前的最後日子,她拒絕人們去醫院探望她。

 

她便這樣在彌撒歌聲中遠去。我想,她的靈魂由此得到了永久安寧。

 

我不信教,但對基督教並不陌生,隻不過以往那些有限了解,都是來自書本。讀一些西方文學名著,常看到在作家筆下,理想中的樂園得到詩意般的描述,或者充滿獻身精神的聖徒們,閃耀著偉大的光環。記述中世紀的史書,則讓人走進曆史的黑暗深處,看到陰森教堂裏由教會導演的一幕幕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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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家張權的唱片《山歌向著青天唱》

 

張權是我所接觸的第一個真正的教徒。

 

這是一個善良、和藹、親切的老人。實際上,她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要年輕得多。她身上有一種活力,這活力當然不是來自健康,因為她早已患上了癌症,而是來自對生命意義的透徹體會。

 

她經曆那麽多苦難,但談到過去,從來就是用十分平靜從容的口吻,仿佛一切都來得那麽自然。談到一些待她不公正的人,她也以十分諒解的態度淡化。

 

她並不是沒有是非,在些曆史與現實的事件麵前,她常常表現出坦率與明快。我很喜歡去看她,我以敬重的心情凝望她。

 

有時她也談到教會學校的生活,談到她的宗教信仰,但她從不向我講諸如教義之類的內容。她隻是從個人的角度,談她對生命的看法。她從來不要求我讚同她,不過,從言談之中,我明白她希望我能理解她。

 

我不能說真正理解了她,但是,是她讓我漸漸感到,其實生活中有著不少認識空白需要填充。當我帶著這樣的想法回望二十世紀時,我才發覺對並不久遠的這段曆史,我們的認識同樣存在著類似的空白。

 

基督教及其教會學校與現代文人……它們決不是曆史描述中可有可無的一撇一捺,也不是一眼即可盡收眼底的景致風物。因現實的種種內因外因,它們既具體又豐富,具體、豐富得可以涉及社會的每個角落、曆史的每段時光。又因曆史的盤根錯節風卷雲湧,它們更顯得複雜而棘手,令人欲說便休,卻又欲罷不能。

 

我們怎麽能視而不見呢?

 

 

由蕭乾介紹認識張權,本身便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具備了可解說的內容。

 

和張權一樣,蕭乾也是接受教會學校教育長大的,而且他的一位表嫂,恰恰是一美國教徒。從小學到大學,他的很多知識、修養,他對世界的了解,可以說是在這樣的環境裏形成的。然而,對待基督教及其教會、傳教士,他的態度有著明顯差別,讀蕭乾早年的小說,便能夠看到他對教會的諷刺與批判。

 

感情上他從來就抵觸教會,但正是這樣一個被外國漢學家界定為反基督教的中國文人,在晚年卻充滿著對一個天主教徒的同情、敬意與友誼。

 

為什麽會這樣?基督教在他心中究竟占據一個什麽樣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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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蕭乾燕京大學畢業照

 

我沒有就這一問題詢問過蕭乾。我相信,對於他這樣年齡他這樣經曆的中國文人,其生命體驗,其文化修養,決定他麵對基督教,不會隻是一種簡單的否定或者肯定。

 

不僅僅蕭乾一個人。我發現現代文人中,和蕭乾一樣在教會學校上過學的人為數不少,北京燕京大學、上海聖約翰大學、滬江大學、南京金陵大學、杭州之江大學、廣州嶺南大學……數以千計的小學、中學暫且不論,如果僅僅統計一下在這樣幾所教會大學接受過教育的現代文人,就足以說明它們有可能對現代中國文化產生重要影響。

 

冰心、老舍、許地山、林語堂、鬱達夫、林徽因、楊剛……他們是我們熟悉的人物,在文學史上也各自占據著自己的位置。他們在教會學校的時間或長或短,對待基督教和教會的態度也各不相同,有的拒絕,有的則甚至受過洗禮,正式成為過教徒。

 

那些即使沒有走進教會學校大門的人,同樣也或多或少接受到基督教及其教會的影響。出現在我們麵前的曆史實情是,反對也好,讚同也好,吸收也好,擯棄也好,作為一種精神現象、文化現象,在許多未曾具有蕭乾那種生活經曆的文人身上,我們同樣能夠發現他們同基督教的關係。

 

這會是很有意思的回望。透過層層曆史煙雲,我們可以看到許多意味無窮的景象:不同文化的衝撞;教義與教會及傳教士的矛盾存在;愛國主義的決定作用;民族性格的特殊性……

 

有時候我問自己,理解一個人和理解一種曆史現象,究竟誰最難?或者說,描述一個人難呢,還是描述一種曆史現象難呢?也許都難。但後者似乎更難。不過,這一次我不願意欲說便休,而是樂意看看現代文人與基督教的關係,在曆史場景裏來一次漫步,靜聽遙遠的教堂回聲。

 

我們該用什麽樣的色彩描繪曆史上曾經出現過的那些畫麵呢?

 

躊躇滿誌雄心勃勃的傳教士們,仿佛感到上帝的召喚,有一種神聖的使命感,要到遙遠東方一個遼闊國度傳播所謂上帝的福音--更具體的目的,也許可以說是擴展各自所屬教會的勢力範圍。

 

我們不能否認,他們中有的人懷著對上帝的真誠,有一種曆來某些傳教士所具備的獻身精神;也不能否認有的人知識淵博,受到過啟蒙時代人文精神的影響,對世界有一種全新的看法。

 

許多,我們尚無法了解,當然也無法否定。然而,一旦他們踏上中國大地的腳步聲,是與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的炮聲相伴隨時,一切便發生了質的變化。

 

他們頓時陷入了曆史的尷尬。

 

他們宣講著博愛、仁慈的教義,但教會賴以保護的卻不能不是他們同胞的槍炮;他們之中有的人當然不乏善良友好的舉動,但對於中國人,深惡痛絕的是另外某些人表現出來的強暴、侮辱與醜陋。何況,他們中的一些人,肩負著雙重使命,早已超出了單純傳教的範疇,成為列強大軍中舉足輕重不可或缺的角色。

 

於是,所有與傳教士有關的一切,都可能因受到侵略而燃起的民族義憤燒為灰燼,列強意圖瓜分中國的硝煙,就這樣不可避免地將基督教及其教會、教會學校,籠罩上了濃濃的、永遠也無法驅散的曆史陰影。

 

一個世紀前,西方傳教士們會聚上海,召開過一次主要關於教會學校的會議。那是18905月。在這次在華基督教傳教士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傳教士們擁有自信與抱負,對在中國發展教會學校充滿著樂觀。他們認定自己所做的一切,將改變中國的未來,將培養出具有基督教精神的年輕一代。

 

一位在這次大會上被選為中華教育會會長的傳教士便這樣強調過:真正的基督教學校,其作用並不單純地教授宗教,而在於給學生以智慧的和道德的訓練,使其能成為社會上及在教會中有勢力的人物,成為一般人民的導師和領袖,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是一枝燃著的燭,別的人跟著他的光走。

 

此時的他們當然有理由為自己的狀況自豪。據《中國近代教育大事記》記載,到1876年,全國基督教教會學校已達到:男日校177所,學生2991人;男寄宿學校31所,學生647人;女日校82所,學生1307人;女寄宿學校39所,學生794人;傳道學校21所,學生236人。學校總數350所,學生5975人。對於剛剛打開大門的中國來說,這是一個可觀的數目。

 

中華教育會後來改名為中華基督教教育會,更加明確了傳教士的使命。上世紀和本世紀之交發生的義和團運動,雖然一時打破過他們的夢想,但義和團的失敗,很快又使他們獲得了更大的機會與權力。1913年,上海召開過另外一次外籍基督教傳教士大會,這些傳教士們以這樣的語言再次表述自己的使命:我們最偉大的責任,是訓練將成為信仰基督教的中國領袖的中國男女。

 

舊日的抱負難以忘懷,他們當然不可能想象半個世紀之後,他們對中國的影響將幾乎變為零。

 

於是,曆史的一角,就這樣展開在一塊古老的土地上。

 

對於近現代中國人,麵對的同樣是一種曆史的尷尬。

 

驚醒、反省、奮起、抗爭,幾乎每一階段的步履,都顯得格外沉重,甚至伴隨著自己的屈辱、痛苦。睜開眼睛,打開大門,往往不得不接受、容納陌生的東西,擺脫封建的封閉與折磨,有時又隻能以放棄傳統為代價。一切,一切,都以後人無法理解的方式發生,都以複雜的、難以簡單概括的情形發展。

 

我所關注的那些中國文人,在本世紀初陸續走進基督教教會學校,或者以各種途徑開始陸續接觸基督教,他們的精神、性格、知識、修養等等,就隻能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中完成。這個世紀的實際狀況,決定著他們不會與他們的前輩相同,也不會與他們的後代相同,在與基督教的關係上,他們是特殊的一代。

 

同時,他們不同的家庭環境,不同的生活狀況,不同的性格,又使他們彼此之間各有差異,曆史與文化的豐富與複雜,就在這樣一些差異中表現出來。一切因宗教而發生,卻又遠遠超出了宗教本身。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得以碰撞,一代文人(從年齡上說也許分屬兩代人)也得以形成,他們的存在,有時讓曆史現象顯得撲朔迷離,有時卻又讓曆史變得更有意味。

 

於是,在悠悠曆史的長鏈上,我們觀望的是前所未有的一環,也是不可能重現的一環。既然往事都已發生,既然曆史是以這樣的形態出現,後人也隻能麵對。

 

 

在諸多文人之中,基督徒許地山的身影最為突出。他的行止,他的宗教造詣,使他既不容易為人忘記,又使他讓人感到他顯得多少有些寂寞和孤獨,仿佛隻有他一個人真正在擁抱耶穌基督。

 

1941年許地山在香港逝世,一位與他相熟的牧師撰文紀念他。這位牧師當然是將他視為一個基督教而予以頌揚,這證明了許地山與基督教的特殊關係。

 

牧師說:他斌性和藹,對物、對事、對人,不輕易下批評,惟對於基督教,則多所創例,他似乎不滿於現代教會固執的教義,和傳統的儀文。他要自由,他是純粹民主性。他以為基督教育由希臘哲學借來的原質觀念的神學思想,是走不通的。……固許先生眼中的曆史基督,不必由童生奇事複活’‘預言應驗等說,而發生信仰,乃在其高超的品格和一切道德的能力所表現的神格,更使人興起無限的景仰崇拜,信服皈依。譬如耶穌說你罪赦了,馬上便使受者良心快慰,如釋重負,這種奇事和能力,固較水變為酒’‘履海不沉’‘化少為多的能力更大,更奇跡了。

 

對於這位牧師的概括是否準確,我無從了解。不過,可以確定的是,許地山在生命的最後一些日子裏,常常去這位牧師的教堂聽布道,和牧師探討基督教。牧師的話,可以看作對一個基督教徒的由衷敬仰。

 

在我看來,和別的曾經受過基督教的影響的文人相比,大概隻有這個人最有資格稱得上一個真正的基督徒。這不在於他早在十來歲時,就在家鄉福建受到洗禮成了教徒,也不在於他在燕京大學神學院係統地接受和研究過基督教,而在於他和別人不同,他常常感到一種責任(或者可以說是一種使命感),這就是修正、豐富和傳播他所信奉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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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地山與家人的合影

 

現代文人中,還沒有一個人像他那樣,一次次在文學作品中反映對基督教的理解,並借人物形象的塑造,探索生命的形式。一篇短短的《落花生》,似乎是在用簡潔的文字,描述童年生活片段,借父親之口頌揚一種踏實質樸的生活態度,然而,我更願意將它看作一種牧師布道式的寓言。讀它,語氣、言簡意賅的風格,讓人想到《聖經》。

 

你們偶然看見一棵花生瑟縮地長在地上,不能立刻辨出它有沒有果實,非得等到你接觸它才知道。他難道僅僅是在說明一個生活道理?顯然不是。正是在皈依基督教、迷戀宗教比較研究的時候,他寫出了這些文字。

 

是否在告訴人們他所經曆的故事?是否期待著人們如他一樣,去接近那棵落花生?雖然他也寫過一些貫穿著佛教思想的作品,但那是他對宗教研究的一個補充方式,而基督教對於他無疑是最為主要最為持久的。

 

這便是與眾不同的許地山,他選擇了落花生這樣一個筆名。成為作家,寫小說等等,肯定不是他的目的,和文學相比,他顯然更偏愛宗教。他願意自己就是一棵落花生,他希望人們通過他的筆,了解生活之外、生活之上的某種東西。這種東西也許存在於現實之中,也許完全出自精神的描述。

 

因此,讀他的作品,我常常感到的並非是現實的刺激,而是顯而易見的說教意味,並隨時可以觸摸到一種浪漫情調。他的人物,徘徊於現實背景和理念之間,有時你仿佛感受到他們的體溫、氣息,但忽然又虛無縹緲,閃動在一個似乎永遠也不可能存在的世界裏麵。

 

這裏,我想到了老舍。1921年,老舍和許地山一同在北京參加一位牧師組織的率真會青年服務部,第二年在缸瓦市基督教堂,老舍正式接受洗禮。不能忽略許地山對老舍的影響,因為早在這之前,許地山就受過了洗禮,並在燕京大學任教,可以說是一個頗有造詣的教徒。

 

而他們相識時,老舍還沒有密切接觸過基督教,二十三歲的老舍,在基督教堂夜校裏學習英語之後,才開始成為一名基督教徒。一個成熟的青年選擇自己的信仰,顯然是受到不同方麵的綜合影響才能如此。這裏,教義、牧師、教友等的作用,都不可忽視,而許地山就在其中。這時,他們有機會一同吟誦《聖經》,一同以青年的熱情聆聽那教堂的歌聲。

 

這段經曆對於老舍來說並不算短,其間他也做過許多與教會有關的重要事情,譬如擔任缸瓦市基督教會主日學主任,起草該教會的《現行規約》,翻譯牧師的作品,宣講《聖經》。

 

但是,老舍從來沒有離開他所生活的空間,從來沒有像許地山那樣敢於教義的思索,更沒有那種濃烈的宗教情懷。他最感興趣的,依然還是胡同裏每日變化著的人與事,他的腳,並不是踏著聖歌前行,更多的時候,也許是徘徊於市井的叫賣聲,或者廟會上的喧鬧、胡同裏的瑣碎之間。

 

這可能是決定性的區別。於是,同是教徒的老舍和許地山,在某一時期有著相似之處,但當生活一日日過去,小說家的老舍和小說家的許地山,自然而然顯出了不同。

 

老舍開始文學創作仍然與許地山有關。1924年他們差不多同時抵達英國,還一起住過一段時間。正是受到已經成為作家的許地山的鼓勵,老舍開始了小說創作,並經許地山介紹向國內投稿,還參加文學研究會

 

但老舍從一開始,就走著和許地山完全不一樣的路。他的小說,沒有教義的說教,沒有理念的影子,他熱衷的是生活的故事,是食人間煙火的人,即使《貓城記》這類作品,仍然是想像力生活觀察力的另外一種形式的結合,而非其他。讀他的作品,看他的舉止,我們看不到多少與許地山相似的影子。

 

於是,友誼繼續著,但教堂的歌聲在各自心中的回響已然不同。

 

長老會牧師的兒子林語堂也聆聽著教堂的歌聲。

 

他比誰都有資格、都有可能成為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他一降生,就生活在宗教的搖籃裏,他的啼哭,伴隨著教堂唱詩班的歌聲。他回憶,他的家就安在教堂裏,來自西方的傳教士住在樓上。

 

父親是一個熱心、善良的基督徒,從小就留給他深刻的、美好的印象,而傳教士們在他的眼裏,也與一些人的看法不同,並非凶煞魔鬼,卻是可親可敬的洋人

 

在這樣一個環境裏,童年時他便入了教,隨後,他進了教會學校,在當時中國最為著名的上海聖約翰大學神學院完成學業。這是一個標準的教徒成長過程。

 

他也的確一時間熱衷於父親獻身的事業,並願意將自己獻身基督。他覺得自己有很深的宗教體驗。他不能設想有一個無神的世界,甚至覺得如果上帝不存在,整個人類、整個宇宙就將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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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語堂

 

然而,林語堂最終也沒有成為另外一個許地山。可以說,即使有著如此便利的環境與條件,他也從來沒有沉溺於所謂的教義、神學之中。

 

相反,正是那些神奇傳說、繁瑣條文,乃至禮儀,讓他感到困惑,感到厭倦。在神學院裏,愈是研究神學,他的神學信念愈是減少。林語堂記述過這樣一件往事。在清華大學任教時,他自動負責一個星期日聖經班,但種種聖誕故事、神學條文愈來愈讓他感到荒誕而不可信,多年來形成的宗教信念令他苦惱。

 

這時,他和一個同事有了這樣一次交談:

 

如果我們不信上帝是天父,便不能普愛同行,行見世界大亂了,對不對呀?

 

為什麽呢?我們還可以做好人,做善人呀,隻因我們是人的緣故。做好人正是人所當做的咧。

 

林語堂說,當年就是這樣一句答語,驟然便把我同基督教之最後的一線關係剪斷了。這顯然是一種誇張表述,因為許多年後,晚年的他在五十年代又宣布最終皈依基督教,認為經過一生的追尋,他才發現基督教符合自己的理想。

 

他說這樣做他有一種回家的感覺。不過,我寧願將這看作一個老人疲乏的心靈找到一處歇息地,而非真正的宗教意識與追求。

 

 

對另外一些人來說,神學、禮儀、傳教士、教會等等,則不僅僅限於一種煩惱。各自生活環境家庭背景的不同,各自性格的不同,導致他們一開始就由厭煩而產生反感、拒絕,乃至貶斥。

 

蕭乾不止一次回憶過他在教會學校的生活。他從小就從那位傳教士堂嫂那裏學習英語,當然也包括基督教,可是他從來沒有成為教徒,相反,後來倒成為一個反基督教的作家。

 

我告訴他我準備寫這篇文章,他又談到了他與基督教的最初接觸。他說,教徒們繁瑣的儀式讓他厭倦。他的堂嫂屬於基督教中最迷信的一個派別,大約是原教旨主義。每日吃飯前睡覺前,都必須跪在地上不厭其煩地向上帝祈禱,甚至出門前也得祈禱。對於幼小的他,這是難以忍受的。和所有孩子一樣,他需要的是自由,是活潑,而不是約束。

 

不過,最讓他反感的卻是教會學校。一個孤兒,缺少家庭溫暖,使童年的他尤為渴望安慰與關懷。但是半工半讀的學校生活,傳教士們表現出來的歧視、冷漠和虛偽,使他無法在吟誦《聖經》時,以心去接近上帝。當被迫跪在地上祈禱時,他心底卻是抱怨,思緒則飛到窗外,想到他飼養的小羊,想到夥伴們的快樂。

 

後來一年又一年,在中學、大學,他一直在教會學校裏進進出出,但少年的經曆決定他無法選擇基督教。一旦提起筆,那些生活體驗卻變為他創作的源泉,他所看到的、他所認為的教會的荒唐、虛偽等,便成為他諷刺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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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九年,鬱風畫的叔父鬱達夫

 

鬱達夫有著相似的體驗。這是一個敏感而憂鬱的性格。十七歲、十八歲時,他在杭州兩度進出長老會辦的之江大學預科、浸禮會辦的蕙蘭中學,每一次他都無法忍受其間的壓抑氣氛,總是匆匆離去,在他那裏,傳教士從沒有留下什麽可愛可親的印象。

 

他的筆和蕭乾的筆一樣,對傳教士沒有絲毫客氣與寬容,甚至更加犀利、尖刻。在日本創作的小說《南遷》中,一個西方傳教士,完全是一個醜角式的人物,在生活場景中,顯出他的可笑、虛偽。

 

在這方麵,許地山再次表現出牧師所稱讚的神學本質。他雖然沒有蕭乾、鬱達夫那樣的體驗,但他也遇到過林語堂所感到的那種煩惱。不過他並沒有由此而回避。如那位香港牧師所說,許地山根據自己對不同宗教的比較研究,根據他對基督教義的理解,不斷地在理論上矯正著、補充著他從傳教士那裏接受到的東西。

 

正如生活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一樣,打量上帝的目光,接近教會的姿態,也因時、因地、因人而異。

 

有些事情,常常以出乎人們本來願望的方式發生。對於曾經活躍在現代中國的那些教會和傳教士來講,尤其如此。他們明白自己肩上的使命,也明白自己所處的位置,他們要在芸芸眾生與基督之間架設座橋梁。可是,他們中的許多人,可能最終也沒有明白,恰恰是他們自己本身,成了兩者之間的障礙。

 

縱然有一些善良的傳教士存在,他們卻無法改變曆史的框架。相反,一些傳教士和教會的惡行,與種種曆史因素相結合,將他們自己、將教會,定位在一個非常尷尬的處境。

 

中國受帝國主義侵略這一曆史現實,更使與之有著密不可分的教會,常常成為燃燒著愛國主義精神的中國文人筆下抨擊的對象。在這樣的時候,強烈的民族自尊和愛國熱情,會取代宗教清緒。

 

反基督教的蕭乾、鬱達夫自然如此,即使老舍這種受過洗禮的教徒,一旦涉筆愛國主義內容,傳教士和教會同樣成為他鞭撻的對象。

 

本來相互依賴不可分隔的教會與基督教精神,對於大多數中國文人來說,實際上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東西。前者,作為一種現實存在被抨擊、被排斥,後者,作為一種精神財富來接受。

 

五四時代的陳獨秀並不反對基督教本身。在1920年寫的《基督教與中國人》一文中,他用讚美的筆調描述基督教。他把基督教精神概括為崇高的犧牲精神、偉大的寬恕精神、平等的博愛精神。

 

在他看來,基督耶穌是一個偉大的人格,他甚至說:要把耶穌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培養在我們的血裏,將我們從墮落在冷酷、黑暗、汙濁抗中救起。

 

但是,在1922年的《基督教與基督教會》中,他明確地將教會釘在恥辱柱上:博愛,犧牲自然是基督教義中至可寶貴的成分;但是現在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侵略之下,我們應該為什麽人犧牲,應該愛什麽人,都要有點限製才對,盲目的博愛犧牲反而要造罪孽。……綜觀基督教教會底曆史過去的橫暴和現在的墮落,都足以令人悲憤而且戰栗,實在沒有什麽莊嚴神聖之可信。

 

於是,政治意義上的教會,如同夢魘一般被我們的文人們拋棄。

 

 

美妙誘人的精神依然美妙誘人。不過,舍去禮儀和教會的基督教精神,在中國文人這裏,必然漸漸淡化了它的宗教功能,而成為自我理想和自我人格完善的載體。與基督教精神密切相連的那些宗教藝術、文學、繪畫、音樂,更是以永恒的魅力,一日日走進人們的生活。

 

冰心該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她在貝滿女中、燕京大學讀書,並在大學時受洗。可是,對於她,教會或者所謂儀式從來就不重要,甚至洗禮本身也無所謂莊重、神聖。她受洗,是因為老師說同學都看著她,如果她不受洗,別人也不受洗。

 

這種儀式的無所謂態度,並不意味者她對基督教的輕視,相反她覺得自己從心靈上,更親近基督教。她承認,自己作品中無處不在的母愛,就是受到基督教的影響:因著基督教義的影響,潛隱地形成了我自己的的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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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五日,冰心與吳文藻的婚禮在燕京大學臨湖軒舉行,他們身後的司徒雷登是主婚人

 

巴金則屬於另外一種人。他信仰過無政府主義,從來就沒有讚同過基督教。但他對充滿基督教色彩的托爾斯泰,卻滿懷崇敬之情。

 

他曾被波蘭作家顯克微支的長篇小說《你往何處去》深深感動,聖徒遭受迫害勇敢地上十字架的情節,給他留下了難以忘懷的印象。

 

他有過基督教徒的朋友,信仰的不同,從不影響他們的友誼。他願意理解他們,更願意彼此之間,得到心靈的溝通。四十年代,當他創作《火》第三部時,主人公田惠世這樣一個基督徒和家庭,便得到了一種詩意的描寫。

 

對於這些文人來說,對基督教精神的接受,實際變為一種文化選擇。他們沒有成為教徒,卻友善地將這一份人類文化遺產接納。

 

許許多多文人的性格,便在這樣的背景下以這樣的方式形成。不管他們對待基督教是什麽態度,也不管如何評價他們的選擇,當他們主動或被動地走向基督教走進教會學校時,就注定要邁出了不同於前輩的步履。

 

一個並非漫長的過程,卻有著巨大的曆史跨度,因為,一種新的特殊文化形態出現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外語,為從教會學校出來的那些現代文人打開了望世界的窗戶,基督教更將他們直接置於不同文化的衝撞之中。

 

衝撞中困惑、痛苦,衝撞中思索、選擇。從此,不同文化的交融,才變為可能。他們不再是禁閉心靈的封建遺老遺少式的八股文人,也不再隻以單一的蒼白的目光看待世界。

 

在新世紀走來時,他們在基督教裏打了個滾,沒有成為傳教士所期望的教徒,卻在文化創造上展現出不同風采,曆史地成為古老土地上嶄新的一代。

 

當牧師的兒子林語堂在清華大學宣布放棄基督教信仰時,實際上就是在做出一個最具中國化的文化選擇。

 

他所接受的教會教育,讓他強烈感受到一種尷尬:英文比中文好,對西文曆史和文化的了解,遠遠超出對中國曆史和文化的了解。他無法掩飾自己的這種難堪。於是,他願意開始一個新的曆程:帶著羞愧,浸淫於中國文學及哲學的研究。

 

於是,在以後的歲月裏,人們看到的林語堂,並非他父親所期望的、他自己早年所設想的模樣。雖然他的學識,他的建樹,與西方文化緊密相連,但作為一個性格,作為一種文化代表,他更接近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某種模式。

 

有的人讚賞他的我行我素,如野鶴閑雲般的瀟灑;有的人推崇他發掘中國文化中的真性情。能夠這樣,他自己似乎也十分陶醉:行為尊孔孟,思想服老莊,這是我個人自勵的準繩。文章可幽默,做事須認真。也是我律己的明言。

 

基督教的影子哪裏去了?宗教意識哪裏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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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月,李輝攝於意大利佛羅倫薩教堂

 

這裏,傳統文化、民族性格再次表現出能夠包容一切、消解一切的恢宏,表現出難以抵卸的魔力。令林語堂一度慚愧的不僅僅是一種母語,或者美麗的傳說、深奧的哲學。他麵對的是一個巨大的悠久的文化存在。

 

它們早已存在於他腳下的大地,它們決定著中國文人的生存方式,決定著文人的對待宗教的態度。任何人,意識到也好,,意識不到也好,誰也無法讓自己完全擺脫它的製約,而隻能在一個巨大影子籠罩下生存與發展。

 

這是一片浩渺的大海,這是無邊無際的時間與空間,一切都將匯入其中,一切都將被卷入其中無聲無息的消解。

 

我想到最近看到的李澤厚先生的一席話。他比較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的根本不同,他說西方哲學關注的是本真狀態to being),中國思想家關注的是如何、應該(how to do)。他甚至認為中國沒有純哲學,頂多是半哲學、半宗教,是教育人應該做什麽的過程,不反映大的存在狀態。在我看來,這是對中國文化的一個非常準確的概括。

 

出現於悠長曆史中的中國文人,也許從來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宗教感。生命本體的思考,死亡本質的憂慮,很難取代他們對現實的介入,對生活的擁抱。即使曆史上有過許多信佛道的文人,二十世紀也有過李叔同、蘇曼殊這樣的遁入空門的文人,但他們與世間的聯係,卻常常不是宗教的,而是藝術的、文學的,並以這樣的方式入世,人們也同樣如此仰望他們,目光裏不會有太多宗教成分,而是對才華與學識的欽佩,對某種性格的描繪。

 

入世,這才是幾乎所有中國文人最為根本的需求。他們以文學,以藝術,以不同手段,一點點表現著自己,一點點發展著自己,並由此獲得一種內心的充實,或者人生價值的體現。

 

即便宗教,常常也會超出它的本來意義,成為如同文學一樣的工具,把他們入世的強烈願望和某種生活態度,以一種更為奇特的方式表現出來,獲得另外一種效果。

 

我們視野裏的那些現代文人,即便信教者,都自覺不自覺被傳統的慣性推動著前行,他們不可能脫離這樣的軌道。他們很少有人會完全回避中國的現實,脫離個人生活的狀況去信教,如同傳教士所希望的那樣,無條件地接受上帝,在生命為何存在的問題上苦思冥想。

 

文化傳統使他們不會這樣,生存空間也使他們不會這樣。他們永遠不會是真正意義上的宗教徒,而是根據自己的需要,將不同宗教的精神交融於自己的文化性格之中,在彌漫著濃鬱世俗氣息的文化創造中,完成自己的生命塑造。

 

我想,這絕對是本世紀初那些躊躇滿誌的傳教士們無法預料也難以接受的現實。看到他們的學生,一個個以這樣的姿態走出教會學校,他們該發怎樣的感歎?

 

幾年前,一個受過洗禮的瑞典朋友,曾送我一本他所喜歡的瑞典詩人拉各維斯特(Par Lagerkvist)的詩集。詩人曾在五十年代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這本《黃昏土地》(Evening Land)是英、瑞文對照本,而英譯者則是美國著名詩人奧登(W.H.Auden)。朋友在扉頁上為我寫了這樣一段話:這些詩已經陪伴我許多年,因為它們表達出我自己所感受到的情感和思想。也許它們更內在地反映了我們兩種文化所共同擁有的東西。

 

我喜歡《黃昏土地》中的詩,閑暇時,還心血來潮,將整部詩集都翻譯成中文。我並沒有指望出版它,我隻是希望周圍的朋友也能欣賞到這些有著優美意象和深邃宗教感的作品。

 

拉各維斯特是一個典型的宗教意識強烈的詩人,他在五十歲之後感受到生命的黃昏。在黃昏中,他回望身後的路,希望尋找精神的所在。

 

於是,整個詩集便產生強烈的宗教情緒,因為他把自己,當然也包括他所生活的人類,置放在廣袤宇宙之間,仰望著設想的上帝,從那裏尋找出生存的價值,尋找生命的意義。

 

讀這樣的詩歌,我有時想,生命黃昏季節,執著於一種形而上的思索,可能正是信仰基督教的西方文人與中國文人的不同。

 

我們所熟悉的中國文人,哪怕接受過基督的影響的人,也很少能像拉各維斯特那樣,在總結一生時把自己的存在與精神上的上帝聯係在一起。

 

不過,我們的文人也有他們的可愛可敬之處。比較來說,他們以另外一種符合中國傳統的方式,在生命的黃昏季節執著於人格的完善,執著於在個人與現實之間建立一種實際聯係。也就是說,他們更入世,更顯出生活的暖意。

 

他們在親切地對著我們的微笑。他們也很少有拉各維斯特詩中顯露的那種人生疲倦和困惑,即使在晚年,也有一種積極的人生態度,和年輕人一道行走著。他們的筆鋒卻永遠帶著的青春的活力,他們表現出來的對現實生活的熱情關注,他們表現出來的對曆史和現實的思考,其敏感和深刻,在許多方麵並不遜色於年輕人。

 

談到死亡,他們幾乎都是坦然一笑。那種西方老人常常產生的困惑、恐懼,在他們身上可以說很少見到。從這個意義上,他們注重的不是個人生存的意義,而是周圍的生活,也包括他們走過的曆史。

 

其實,每當想到他們時,我也會產生一種奇妙感覺,仿佛他們身上,也有類似於宗教追尋一樣的東西。那就是他們始終用自己的,也就是中國文化的方式,尋找著生命的真理與意義。

 

精神永遠是一個無法一致的世界,每個人都在用各自的方式感受著生命。那些傑出的文人,無論東方或者西方,無論有無宗教信仰,都在完成著自身的塑造,都在傾聽自己心中的歌,在上帝麵前,他們都可以自豪地微笑--如果有上帝的話。

 

 

轉自《六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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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說《半月租客》 -YMCK1025- 給 YMCK1025 發送悄悄話 (3328 bytes) () 11/24/2019 postreply 20: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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