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化的路上，我們需要停一停嗎
原創2017-04-29 江曉原 劉兵 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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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曉原：田鬆當然知道理性和務實的價值，哪怕在內心他真的欣賞“刀耕火種的生存智慧”，真的向往年薪600卻能日日歡歌的瓦寨生活，他也知道在現實生活中，這不可能向在帝都滾滾紅塵中載沉載浮的人們推廣，所以他給出了現階段可操作的某種“最低綱領”——減緩發展的速度。
據我自己的體會，寫專欄往往是一個“培育”思想的過程，寫著寫著自己的思想是會逐漸發展的。“稻香園隨筆”似乎也有類似情形。在田鬆漂亮的文筆背後，他的反科學主義思想正在快速成長和發展，甚至開始和朋友們產生技術性的爭論了——我們和他在大方向上是沒有分歧的，但對於一些具體問題，有不同的想法和策略主張。
隨後，田鬆的思想大踏步向前邁進，終於進入對整個現代化進行質疑的階段了。而一但進入這樣的階段，他就因激進而變得有點“寂寞”了，理解和讚同他的人漸漸少了。但是毫無疑問，仍然有一些學者和媒體人堅定地站在他身邊，願意傾聽他的意見。
在進入這個階段後，田鬆開始指導研究生們進行了一係列富有科學社會學和反科學主義主義色彩的課題研究，成績斐然。這表明田鬆在富有思想激情的同時，也並不缺乏適應現實的務實意識，展現了一個學者良好的素質。
劉兵：田鬆在學術界確實可以算是一個“異數”，一方麵，他繼承發揚了年輕時文學青年的優勢，以優美的文筆表達自己的獨特見解，令人耳目一新；另一方麵，又由於他的觀點遠遠超前於我們這個時代的絕大多數人，因而被有意無意地排斥於一些圈子和場合之外。當然，他的天地仍然很大，仍然忙得不亦樂乎，這也還算是絕望中的一絲希望吧。
《稻香園隨筆》是田鬆2008年以前兩個隨筆專欄的合集。讀他這些早年的文字，我們既可以回顧他的學術發展的軌跡，對於更大範圍的讀者，因其文筆的清新和思路的清晰，又暫時在某種程度上回避了他“後期”更為“激進”的命題，因而也頗具可讀性和可接受性。不過，在這些早年的文字中，我們還是可以發現，其實他近期的許多觀點，在早年便已有種子種下，隻不過，在近期隻是長得更為高大，又因此有“樹大招風”之嫌了。
江曉原：你說的很對，我們可以詳細剖析一個例子來說明這一點。
比如《在自己的家鄉失去意義》這一篇，田鬆質疑了一個數十年來在中國社會普遍流行的觀念：農村的孩子要進城發展，縣城的孩子要進省城發展，省城的孩子要去北京上海深圳發展，北京上海深圳的孩子要去紐約巴黎倫敦發展……總之，一個留在自己家鄉的人被認為是“沒有出息的人”，是失敗者。當時田鬆將這種觀念形容為“冥冥中的一把尺”，所以在這把“冥尺”的衡量下，在自己的家鄉，生活將失去意義。“冥尺”從此成為我們這群朋友中的一個“典故”，經常在我們的閑談和討論中被提起和使用。
讓我們從“冥尺”典故的修辭效果和懷舊情結中回到主線上來。被田鬆質疑的這種流行觀念，它的荒謬原是顯而易見的，比如，那麽紐約巴黎倫敦的孩子應該去哪裏發展呢？所以這個流行觀念的背後，實際上是我們許多人想當然所接受的“無限發展”觀念。本來，對於一個學物理出身的人（碰巧你我和田鬆都是）來說，“無限發展”通常意味著指向某個在數學上“發散”的“奇點”，因而在現實世界中是不可能的。但是事實上，許多人都對“無限發展”抱有莫名其妙的信念。或者說，許多人從未思考過“無限發展”是否可能，他們甚至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人類必將永無止境地向前發展。而這種永無止境向前發展的無限過程，有一個大家熟悉的表達方式——現代化。
那麽問題就來了：如果我們同意“無限發展”不可能，那麽田鬆所說的那把“冥尺”就要折斷了。為了不再讓人們“在自己的家鄉失去意義”，我們就需要為想象中的“無限發展”尋找一個停止的點。而不管我們將這個點選在哪裏，都必將意味著現代化的停止。也就是說，田鬆的質疑，在理論上必將指向激進的“反現代化”立場，而這樣的立場是我們今天絕大多數人都無法接受的。
但僅從“在自己的家鄉失去意義”這篇文章來看，田鬆並未將激進的終極立場端出來，所以這篇文章還是很容易讓一般公眾接受和容忍的。但是正如你所說，他後麵激進思想的種子，其實已經在其中悄悄種下了。
劉兵：仿照你的方式，我也來談一篇在我們這個小圈子當中被盛讚的文章——《要年薪多少才能日日歡歌》。其實，在我給清華的學生們開的寫作課上，我也常常以此文作為範文，讓同學們去欣賞和體會作者的構思、文筆和意境。
這是一篇講幸福問題和發展問題的文章，源自田鬆在雲南西盟一座佤寨中的經曆和聯想。在那裏，他看到當地的少數民族在晚會上唱歌跳舞，“洋溢著內心流淌出來的歡樂”，而當地卻頗為“落後”，人均年薪隻有600元。進而，他得出一個強結論：“如果你不能在當下獲得幸福，那麽你永遠也不會獲得幸福！”
田鬆獲得科學史博士學位的論文，就是研究雲南納西族自然觀的，他曾較長時間去做田野調查，對少數民族的文化、傳統、生活與發展問題一直有著較多的思考，我想，這也是他後來寫出這篇文章的重要背景之一。
這篇文章也是田鬆文章中引起諸多質疑的一篇，關鍵是他質疑了“發展”與“幸福”的必然聯係。其實田鬆主要是在這篇文章中使用“冥尺”這個概念，反駁了用“冥尺”讀數高低來定義幸福的作法。2005年發表的這篇文章中，他從保留“傳統”與追求“發展”的矛盾為出發點，就幸福這個人人關心的問題，給出了他獨特的回答。
這篇雖然也是他早期的文章，但比起上一篇你談的文章，其立場上和結論上的“激進”程度，要更接近於其後期的作品，當然，他後期的作品，在主題和論述對象上，似乎要更加“宏大”一些。
江曉原：先看田鬆的“早期”作品有好處，可以較為平緩地逐步理解他的觀點。記得那時田鬆曾向我表示，“稻香園隨筆”是他寫得最認真、最有感覺的專欄。我想在持續寫作的過程中，他的思想肯定在發展，他的論證也會逐漸完善。
比如，“未來的世界是垃圾做的”這樣的文章，必將從思想上導致對現代化的整體否定，那些義憤填膺的科學原教旨主義者往往會自以為理直氣壯地質問道：難道要我們回到刀耕火種茹毛飲血的時代嗎？！這種質問讓他們感覺自己真理在握氣勢如虹，其實許多以“難道要……”句型表達的質問，往往隻是無理取鬧或強詞奪理。在田鬆的文章中，他也從來沒有表達過希望回到刀耕火種茹毛飲血時代的願望。
作為一個學物理學出身的人，田鬆當然知道理性和務實的價值，哪怕在內心他真的欣賞“刀耕火種的生存智慧”，真的向往年薪600卻能日日歡歌的瓦寨生活，他也知道在現實生活中，這不可能向在帝都滾滾紅塵中載沉載浮的人們推廣，所以他給出了現階段可操作的某種“最低綱領”——減緩發展的速度。不過他的這種“最低綱領”卻是以某種非常富有文青色彩語句來表達的：“讓我們停下來，唱一支歌兒吧”。當時這個標題在一堆學者和媒體朋友中廣為傳誦，再次成為典故，也成為田鬆貢獻的“金句”之一。
劉兵：這種減緩發展速度的“最低綱領”，和我近些年來經常表達的“科學發展已經越過了臨界點”“科學已經告別純真年代”等等主張，其實有內在的相通之處。我們都意識到大家已經處在某種無可奈何之境，回到任何某個已經過去的年代，都是不可能的，我們隻能指望在“無限發展”的錯誤道路上走得慢一點而已。
恰恰因為田鬆所思考的問題的根本性，以及他的觀點在表麵上顯示出來的某種“極端性”，使得他的觀點受到許多人激烈的質疑和反駁。其實，如果就邏輯一致性來說，他的觀點又可以說並不那麽激進。雖然他用了那種更適宜大眾傳播的“文青語言”，但在他的表達背後，其邏輯環節卻並未斷裂，而是一步步自洽地走到結論。那些反對者並未就他論證的邏輯給出有力的反駁。
在這方麵，我們小圈子裏的同仁甚至會開玩笑，比如說他是“熱力學第二定律主義”之類，他的物理學背景一方麵使他可以運用那些物理知識來為其討論作支撐，另一方麵也保證了他論證的邏輯嚴密性。在現實中，他並不回避他也在現代生活方式中生活，也用手機、電腦、網絡，現在微信也不少用。但他在現實中“沒有選擇”地利用這些現代生活方式和手段的同時，卻也在用這些工具去批判這些工具本身，及其背後的發明發現對於幸福生活的不合理性。而一些以嘲笑口吻質疑他的觀點的人，比如說他為什麽不幹脆放棄一切現代生活方式回到“刀耕火種茹毛飲血”時代的人，一是把田鬆自己並未表達的東西強加於他，二是利用了人們對於“無限發展”這種觀念的似乎是“天經地義”的默認，回避了對這些觀念的質疑，也沒有正麵回答和反駁田鬆提出的伴隨這種現代化發展而出現的現實問題。按照田鬆的邏輯，哪怕是他所說的減緩發展速度的“最低綱領”，其實也不會是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這背後自然地隱藏著一種對世界未來的悲觀立場。
江曉原：這讓我想起一些安慰病人的套話，比如病人得了不治之症，但人們安慰病人說：安心養病吧，如今醫學發展很快，醫生們很快就會找出辦法來的。這種話確實有很小的概率能夠成立，如果讓病人當下就安樂死，那獲救的概率就等於零了。田鬆“讓我們停下來，唱一支歌兒”的“最低綱領”，就是希望人類文明的“生命曆程”走得慢一些。即使對未來世界持悲觀立場，如果走慢一點，說不定在末日到來之前人類僥幸找到避免滅亡的辦法了呢？所以“讓我們停下來，唱一支歌兒”確實不失為在悲觀立場下一個可以采取的選項。況且還存在著另一種更加渺茫的希望——在唱歌時受到了啟發，獲得了頓悟，就此決定在不歸之路上回頭是岸了呢？
劉兵：不過，我不覺得田鬆會滿足於這種“最低綱領”，也不覺得他會認為人類能在末日到來之前僥幸找到避免滅亡的辦法。或許，絕大多數真正嚴肅麵對世界和人類未來的人文思考者，在以田鬆這種方式把當下的邏輯演繹到終極時，都會變成某種“悲觀主義者”。
那麽，我們又該怎麽辦呢？有什麽辦法呢？真的有拯救未來的靈丹妙藥嗎？就算有，人類肯吃嗎？如果隻有少數人肯吃，結果不還是一樣嗎？對這些問題的認知、思考、答案的不確定、悲觀，以及由之而來的困惑，反而是我想到的他的工作的價值之一。
田鬆 ｜ 文
有一首《新鞋子舊鞋子》的流行歌曲，討論了是舊鞋穿壞才可以換新鞋，還是有了新鞋就可以扔舊鞋的是非問題。其實對於現在的年輕人來說，連新鞋都可以扔，隻要扔得起！所以浪費不叫浪費，叫消費；消費不僅是時尚，而且是經濟發展，也就是社會發展的動力。發展是個好詞，所以消費被各種部門以各種方式鼓勵和激勵。如果老百姓把錢捏在手裏，持幣待（？）購，待而不購，經濟學家這個急啊，一急，就把你家窗戶給碎了！
讓我把這個鏈條重說一遍。玻璃碎了，屋子的主人趙女士拿出一筆私房錢，比如十八元，從錢物業那裏買一塊玻璃，請孫工人裝上，錢物業的玻璃是從李批發那裏買的，李批發是從周廠主那裏批的，周廠主的石英砂是從吳礦長那裏進的，就這樣，趙女士的私房十八元錢如涓涓細流，漫過錢孫李周吳，滋潤著整個經濟鏈條以及網絡，繁榮了經濟，發展了社會。
反之，如果不打碎趙家的玻璃，趙女士就不肯掏錢，整個社會的經濟網絡就少了十八元，所以打碎趙家的玻璃，就有了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如果趙女士感到委屈，我們可以這樣勸她：第一，你又不是出不起這十八塊；第二，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呀！第三，你還為社會作了貢獻呢，多光榮啊！
這個鏈條也可以反過來說。吳礦長賣礦給周廠主，賺了；周廠主賣玻璃給李批發，賺了；李批發賣玻璃給錢物業，賺了；錢物業賣玻璃給趙女士，賺了；孫工人付出勞動，賺了。除了最終的消費者趙女士，每一個環節都賺了。這倒也對，經濟嘛，隻要有一個環節不賺，整個鏈條就不轉了。趙女士的私房十八元也要從別的鏈條賺來，比如她在業餘時間鏽了十九朵花，一元一朵，外送一朵，賣給了吳礦長——也賺了！大家全賺了！自然就繁榮啦，發展啦，GDP啦，看人家這窗戶破的！玻璃碎了，反倒賺了，碎得越多，賺得越凶，艾亞瑪雅，這可比永動機厲害多了！
作為一個學過幾年物理的人，我對這個鏈條感到懷疑。且讓我從頭兒看起。買賣買賣，總是有買有賣，偏偏吳礦長這個環節，沒有買，隻有賣！據我所知，他挖的石英砂不是他家祖傳的，本來不姓吳啊！
在現代社會缺省配置的觀念中，大自然的金木水火土無一不是人的資源，人天然地有處置它們的權利。這個權利由政府代管，政府為了“發展”授權給吳礦長，吳礦長就可以挖，挖光這裏，再挖那裏，挖得越多，挖得越快，還可以賣得越便宜。不過，現在已經是現代後了，主張社會公正的平民主義者會說：“給當地農民的補償太少啊，至少翻八翻啊！”主張可持續的環保人士會說：“要算綠色成本啦，河水汙染啦，林子沒啦，狼和兔子跑啦，這個生態損失要算啦！”還有主張自然權利的深生態分子，說：“那個狼呀，螞蟻呀，大柳樹呀，河呀，得給人家搬遷費呀！”按照這些人士和分子的看法，我們的經濟鏈條之所以能夠以現在的方式運轉，是以對當地原住民和生態環境的侵害為前提的！如果把這些侵害算進去，趙女士要出的私房錢可就不止十八元了，再那麽勸她，我擔心她不答應。
說完了頭兒，現在該說尾——碎玻璃了！我們假設孫工人受過職業培訓，他會把碎玻璃帶到樓下，扔到小區的垃圾箱裏。然後由環衛鄭師傅——他的工錢從何而來我就不說了，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裝進垃圾車，運到城外，為垃圾山的海拔增高一毫米。有一個行為藝術，叫做“為無名山增高一米”，七位女藝術家，把自己脫光，在一個小山包上，一個趴一個地摞起來，一量，一米，行為完成。算下來，每位藝術家的平均厚度約為14.3厘米——不知對應著哪個部位。該藝術的名字有點科學，行為卻比較香豔，屬於江兄曉原的研究範疇。然而，垃圾山的增高既不藝術也不香豔，隻能看作是向未來的垃圾世界又邁了一步。
頭尾一連就發現，破窗原理激活的經濟鏈實際上也是物質與能量的轉化鏈，它一端吃進低熵的資源和能源，另一端排出高熵的垃圾堆。就如一條貪吃蛇，蛇過之處，礦藏、森林、河流，一律變成垃圾。蛇的食量越大，爬得越快，經濟越發展，意味著我們消耗大自然的能力越強，製造垃圾的速度越快。所謂的現代文明，就建在垃圾山的旁邊！
相信會有人指出，我沒有考慮到垃圾的回收。其實我考慮了。首先，垃圾的回收注定是有限的；其次，即使有一天，我們能夠把全部碎玻璃一片也不少地搜集起來，即使有一天，我們不再需要開挖新的石英礦，再生玻璃的製造仍然需要水，需要電，仍然要消耗能源和物質，釋放垃圾。因為它運行的是同一個鏈條。
破窗原理是建立在無限地球的假設之上的。隻有假設貪吃蛇永遠能找到新的食物，新的排放地，它才可能持續運轉，並能不斷提高速度，降低成本。或許在這個奇妙的原理提出之時，無限地球的假設尚可成立。但是到了今天，如果有人依然相信這個貪吃鏈可以無休止地運轉下去，直到地老天荒，那是因為他們把頭埋在沙子裏，不想看到，地會老，天會荒！
地球不隻有限，而且太小了。
這個鏈條還可以從別的角度進行解讀。有一個《讀者》風格的煽情故事，就登在某一期《讀者》上，說戰爭時期，一個村子經常路過逃難的人，難免向村民討些錢糧。有一位老先生道行較高，他不白送人家東西，而是請人家幫忙，幫他把柴禾垛從院子西邊搬到東邊，然後供一頓飽飯，送幾塊幹糧；下一個人來了，再請人家從東搬到西，也供一頓飽飯，送幾塊玻璃。高老先生的解釋是，這相當於給路人提供一個工作機會，使他們有尊嚴地吃一頓飯，而不是接受施舍。所以戰爭期間，他家的柴禾垛三天兩頭地倒騰。這個創意很有人文關懷，不過對於饑餓而疲勞的人來說，未免難度係數稍大，有違人道精神。我估計編故事的人也挺為難的，因為難度太低又有戲弄人的嫌疑。這種沒事兒找事兒但有宏大意義的行為東北話叫整景，北京話叫整故事。這個整出來的故事告訴我們：所謂工作機會，就是一個讓人吃得心安的理由。趙女士的私房十八元也提供了一定的工作機會，隻是這個機會沒有搬柴禾垛那麽綠色，耗費了能源和資源，還增高了垃圾山一毫米。
有鑒於此，我有一個建議：不要打碎趙女士的玻璃，直接請她把私房十八元奉獻出來，分給鏈條中的每一個人。大家把折騰這塊玻璃的時間和精力省下來，做點兒別的，比如孫工人可以跟趙女士學繡花；錢店主可以讀幾頁紅樓夢；周廠主不妨做一點行為藝術，為無名山增高一米七五……不用幹活就都賺了，還省了一塊玻璃，豈不更是皆大歡喜！如果大家覺得過意不去，或者不夠尊嚴，可以一起為趙女士唱一支歌！如果趙女士會感到困惑，不明白為什麽一定要聽錢孫李周吳鄭唱的歌，並且付錢，我們可以這樣勸她：第一，聽人唱歌，總比聽人砸玻璃割玻璃好，好聽吧？第二，其實你也沒損失什麽，本來是要把你家玻璃砸碎的，你就假裝已經碎了好了，你還省了叫物業的電話費呢；第三，你為地球做出了貢獻，天哪，地球，多光榮啊！
當然，破窗原理要打碎的不是具體的某位趙女士的玻璃，而是所有人的玻璃。所以我的建議也要麵向所有人：
在某一個時刻，全世界所有鏈條中的所有人，無論是砸玻璃的，還是造玻璃的，讓我們停下來，麵對一朵花兒，把手放在無論哪裏，一起唱一支歌兒吧！
（摘自《稻香園隨筆》，原載於2004年7月28日《中華讀書報》）
（江曉原為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院長，劉兵為清華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教授，田鬆為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