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包圍的當下，30年前一位技術曆史學教授就技術對社會影響所做的概括顯得頗具先見之明。
早在30年前，一位曆史學家寫下六條定律，用以詮釋技術的力量與普及在人類社會引發的不安。雖然這六條定律基於冷戰時期的例證得出，但卻完美契合我們所處的這個被Facebook、Google、iPhone和FOMO（譯者注：Fear of missing out，一種不刷社交網絡、不獲知最新消息就難受的社交焦慮症狀）所包圍的時代。
你可能從未聽說過這些定律及其創作者，即已於1995年去世的前喬治亞理工大學研究技術史的教授Melvin Kranzberg。
更令人遺憾的是，當今社會的大多數創新人士，即那些創建了各種顛覆了整個社會的服務和工具的人們，竟然也對此聞所未聞。
幸運的是，這六大定律對一小群技術人員的思想影響深遠，並被他們傳承至今。這些定律應該被所有創造者奉為創作基石——就像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一樣。
上世紀60年代的Melvin Kranzberg教授。他生前是一名技術曆史學家。
1. 技術不好也不壞；也不是中性的。
Kranzberg教授的第一條定律聽上去平淡無奇，但卻也是他最重要的一條定律。他發現某項技術的影響取決於其對應的地理和文化環境，這意味著它往往同時既好又壞。
他給出的例子是滴滴涕(DDT)。雖然滴滴涕是一種可能致癌的殺蟲劑，但卻作為一種廉價而有效的瘧疾預防手段拯救了數十萬印度人的生命。而如今，我們可以看到，一種技術，如Facebook群組，既可為罕見病患兒的父母帶來一線希望，又可能成為助長政治極端群體的工具。
一種技術不存在絕對的好與壞，而僅僅取決於這項技術被使用的特定環境的好壞。這引向了技術公司絕大多數時候不願麵對的一個問題：通過科技，它們獲得了翻雲覆雨的力量，但同時也意味著它們有義務設法對其所生產的任何產品的潛在影響進行預測。
“功成名就的人士不可告人的肮髒秘密在於，為了有所成就他們必須有所忽視，” 微軟研究院(Microsoft Research)首席分析師、多點觸控界麵的創造者之一Bill Buxton稱，“在任何單一技術學科出類拔萃，均意味著你尚不具備解決上述問題的能力。”
僅僅過去一年，從俄羅斯成功地通過社交媒體施加影響力，到特斯拉太過激進地推出無人駕駛技術，這方麵的例子不勝枚舉。
2. 發明是需求之母。
沒錯，這似乎和你記憶中的說法背道而馳。Kranzberg教授寫道，這句話的意思是“每一項技術創新似乎都需要通過額外的技術進步才能充分發揮效果。”
在當代世界，智能手機的發明引向了對其他技術源源不斷的需求，從手機殼到5G無線技術。如何防止人們每天盯著手機的時間過長？蘋果公司推出了智能手表，每天也就讓你看個100次左右。
3. 技術都是成套出現，或大或小。
Kranzberg教授寫道，要理解一整套技術的任何一個部分，都要求對其與餘下部分的互動及依賴程度一探究竟——包括這一技術的基本運作原理。雖然創新會摧毀就業，但同時也能創造無數新的崗位。
鋼鐵、石油和鐵路是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占據主導地位的一套技術，在美國尤其如此。同樣，互聯網、手機和無線網絡正在改寫21世紀的篇章。
4. 雖然技術可能是引發諸多公共問題的主因，但非技術因素在技術政策決定中占據主導。
“人們認為技術作為一種抽象概念擁有某種內在動力，但事實並非如此，” Kranzberg教授生前好友及同事、同為曆史學家的Robert C. Post先生稱，“技術必須受到政治、文化或其他力量的激發。”
不久前，美國國會議員們宣布，計劃強製要求Google、Facebook及其他互聯網公司像電視台、廣播台及印刷媒體一樣按照正規程序走，就誰在花錢購買其政治廣告服務做出披露。此前互聯網廣告監管中並不要求就上述內容進行披露，這背後並非是技術原因，而是因為2006年聯邦選舉委員會(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在監管這一類新媒體時采取了從寬處理的做法。
從更廣義的層麵而言，法律製定者們對技術涉及的各個方麵，從隱私到數據透明度，再到國家安全和反壟斷問題的興趣日趨濃厚，而這種轉變更多的是基於我們自身文化的轉變，而非這項技術本身。
蘋果公司軟件工程高級副總裁Craig Federighi在2016年全球開發者大會上發表了關於差分隱私的演講。蘋果公司認為差分隱私是可以在收集用戶數據的同時對個人信息進行匿名化保護的一種方法。
5. 曆史相關性普遍存在，但技術的曆史相關性最強。
冷戰推動了核武器和導彈的研發，足以將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夷為平地。而這反過來又推動了防禦戰爭的通訊係統，即互聯網的發展。最終許多相關的創新都已深植於我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麵麵。
但這是否意味著現代社會的發展就該歸因於美國和前蘇聯之間的這場殊死搏鬥？還是說這場衝突本身也是由此前讓希特勒得以同時威脅美蘇兩國的技術發展所推動？
6. 技術是深受人為因素影響的一種活動。
“技術可以成就偉大，”蘋果CEO庫克(Tim Cook)在麻省理工大學2017年畢業典禮上說道，“但是技術並不想做什麽偉大之事——它不想做任何事情。”關鍵在於，庫克接著說，盡管技術力量巨大，如何使用技術卻取決於我們。
重要的是，由於技術主要通過企業走進普羅大眾，這些企業必須對自己的行動後果以及獲利方式加以考量。如果企業不作為，有時候監管部門、記者和公眾會挺身而出。
庫克數次就蘋果公司如何保護用戶數據公開表態，就此在公司上下定下了基調。Google最近采用了諸如“包容性設計”(inclusive design)等方案，確保已參與新服務測試的受眾人數最大化，並采取了反歧視措施，淡化人工智能(AI)的民族主義色彩。Facebook目前雇有專門團隊負責隱私、保障和安全事宜，在新功能和服務推出之前對其進行審核。
正如Kranzberg教授在互聯網時代開啟之初頗具先見之明的提醒一般，“許多和技術相關的問題之所以出現，是因為當這些實際上有益的技術在得到極大規模的應用時，產生了無法預見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