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表明，隨著大腦對手機的依賴程度不斷提升，人們的智力逐漸被削弱。
你買了一部新iPhone 。根據蘋果公司收集的數據，如果你是一個典型的機主，你每天將拿起及使用它80次左右。這意味著未來一年你翻看這個光鮮亮麗的小長方體的次數將達到近3萬次。和舊手機一樣，你的新手機將成為你長此以往的夥伴和值得信賴的萬能管家——你的老師、秘書、傾聽者和權威專家。你和手機不可分離。
在個人科技產品領域的漫漫曆史長河中，智能手機也十分獨特。我們幾乎每時每刻把它放在觸手可及之處。智能手機的用途不計其數，我們通過應用程序獲取信息，接收消息，一天內多次被各種通知、推送提醒……智能手機已經成為我們的隨身的信息庫，能記錄並發送文字、聲音和圖片，而正是這三者定義了我們在想什麽、我們在經曆是什麽、我們是誰。在2015年的一項蓋洛普調查中，超過半數的iPhone機主表示，他們不能想象沒有iPhone的生活。
我們對手機的狂熱事出有因。我們很難想象另外一種能以如此便捷的形式提供如此之多有用功能的產品。但是在提供便利和消遣的同時，手機也衍生了焦慮。超乎尋常的用途讓手機對我們注意力的掌控度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同時對我們的思想和行為也形成巨大的影響。那麽，當我們允許單個工具對自己的見解和認知擁有如此之高的統治權時，這對我們的心智有何影響？
科學家已經開始探討這個問題——他們的發現既有趣又令人不安。我們的手機不僅以深刻而複雜的方式塑造我們的思想，同時即便我們沒有使用手機的時候這種影響也仍在持續。研究表明，隨著大腦對技術的依賴程度不斷加大，智力相應地被削弱。
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認知心理學家及營銷學教授Adrian Ward十年來一直在研究智能手機與互聯網如何影響我們的思想和判斷。他在自己及他人的研究成果中看到，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使用智能手機，甚至隻是聽到電話鈴聲或震動，都會分散注意力，導致人們集中於某項難題或工作的難度加大。注意力的分散對人們的推理能力和表現構成阻礙。
《試驗心理學》雜誌(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2015年發表的一項涉及166名調查對象的研究發現，當人們正在應對一項具有挑戰性的任務時，如果電話鈴聲響或者震動，不論是否查看手機，他們的注意力都會出現搖擺，工作效率也會降低。另一項2015年進行的針對41名iPhone機主的研究結果表明，如果人們聽到電話鈴響但卻不能接聽，他們會血壓驟升，脈搏跳動加速，解決問題的能力也會出現下降。該研究結果在《電腦中介傳播學刊》(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上發表。
此前的研究並未就智能手機是否以及如何與充斥我們日常生活的其他注意力分散來源有所區別作出解釋。Ward博士懷疑，我們對手機如此迷戀，以至於手機隻要一出現，就可能足以削弱我們的智力表現。兩年前，Ward博士和他的三位同事，包括來自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的Kristen Duke和Ayelet Gneezy，以及來自迪斯尼研究中心(DisneyResearch)的行為科學家 Maarten Bos，啟動了一項精心設計的實驗，對他的上述推論進行測試。
幾位研究者在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招募了520名在讀大學生，讓他們接受兩項標準的智力敏銳性測試。第一項測試評估“可獲得的認知能力”，主要衡量一個人的思想能否完全地專注於某項特定任務。第二項測試評估“流體智力”(fluid intelligence)，即一個人闡釋及解決一個不熟悉的問題的能力。試驗中的唯一變量就是受試者智能手機擺放的位置。研究者要求部分學生把手機放在他們麵前的桌子上；其他人將手機放進口袋或者手提包；還有一些人則被要求將手機留在另一個房間。
測試結果令人震驚。在兩項測試中，將手機放在視線範圍內的受試者得分均為最低，而將手機放在另一個房間的學生則拿到了最高分。把手機放在口袋或手提包裏的學生得分則正好中等。距離手機越近，大腦就越遲鈍。
在隨後的采訪中，幾乎所有參與者都表示手機並沒有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他們堅稱測試期間自己完全沒有想起過手機。手機幹擾了他們的專注力和思維，但他們自己卻渾然不覺。
研究者們此後進行的第二項實驗也得出了類似的結果，同時還發現，在日常生活中對手機依賴程度越高的學生，認知能力受到的損害越大。
Ward 博士和他的同事們在4月份於《消費者研究協會雜誌》(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nsumer Research)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寫道，“智能手機融入日常生活”似乎會造成“腦力流失”( brain drain)，削弱人們的關鍵心智技能，如“學習、邏輯推理、抽象思維、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創造力”。智能手機已經與我們的生活密不可分，即便我們沒有盯著手機看，也沒有拿著手機不放，手機仍在幹擾我們的注意力，轉移寶貴的認知資源。我們每天都會定期或者不自覺地查看手機，而僅僅是抑製看手機的欲望這一舉動就可能阻礙我們的思維。研究者們特別強調，如今我們中大多數人都習慣性地將手機放在身邊，確保手機在自己的視線範圍之內，這種做法隻會讓上述智力損傷放大。
Ward博士的發現與近期發表的其他研究結果一致。在《社會心理學》雜誌(Social Psychology)2014年發表的一項內容類似但規模較小的研究（共涉及47名受試者）中，南緬因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Maine)的教授們發現，在兩項嚴格的注意力和認知測試中，與手機不在視線範圍內的比照組相比，隻要手機在視線範圍內，即使手機處於關機狀態，人們犯錯的次數也明顯更多。（在難度更小的一套測試中，兩個小組的表現也大致相同。）
在《應用認知心理學》(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4月份發表的另一項研究中，研究者就智能手機對阿肯色州立大學蒙蒂塞洛分校 (University of Arkansas at Monticello)160名學生的課堂學習有何影響進行了評估。他們發現，在針對課堂教學內容進行的一項測試中，和帶手機進課堂的學生相比，不把手機帶到教室的學生成績高出整整一個字母等級。帶了手機的學生是否使用了手機並不重要：他們之中所有人的表現都一樣糟糕。去年在《勞動經濟學》(Labour Economics)雜誌發表的一項針對英國91所中學的研究發現，當學校禁止使用手機時，學生的考試成績大幅提升，成績最差的學生受益最多。
手機在身邊時，被削弱的不僅僅是推理能力。社交能力和人際關係似乎也會受到衝擊。由於智能手機不斷提醒我們“網友們”可能會找我們聊天，當我們和他人麵對麵交談時，這些網友牽扯著我們的思緒，導致麵對麵交流浮於表麵、帶來的滿足感也大打折扣。
在英國埃塞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Essex)進行的一項研究中，研究者將142名受訪者中每兩人分為一組，要求他們私下交談10分鍾。其中一半受訪者交談時把手機帶進了房間，另一半則沒有帶手機。受訪者隨後接受了關於親和度、信任感和同理心的測試。“僅僅是手機的出現”，研究者們2013年在《社會與人際關係雜誌》(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上發表文章稱，“就足以阻礙人與人之間親近感和信任感的發展”，並且降低“個人從夥伴身上感受到同理心和被理解的程度”。在討論“具有個人意義的話題”時，這種負麵影響最為強烈。這項試驗的結果在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研究者們隨後進行的一項研究中得到了證實，研究結果於2016年《環境與行為》(Environment and Behavior)雜誌發表。
種種證據表明，手機能如此強有力地入侵我們的大腦，這不禁讓人不安。這表明我們的思想和感受遠非深植於我們的軀體，可能在不知不覺中被外力所扭曲。
長久以來，科學家們都知道大腦既是一個監測係統，也是一個思維係統。大腦的注意力往往被新鮮、有趣或者是非同尋常的物體所吸引——用心理學的術語來說，就是有顯著性(salience)的事物。媒體和通信設備，從電話到電視機，總是在這樣一種天性麵前趁虛而入。不論是處於打開還是關閉狀態，它們隨時隨地可以提供無窮無盡的信息和體驗。在設計上，它們也總是通過自然物體無法做到的方法捕捉並持續吸引我們的注意力。
然而即便是在讓人類癡迷的各類媒體的發展曆史上，智能手機也是大放異彩。它是和人類思想此前必須應對的所有媒體設備全然不同的一種注意力吸鐵石。手機充斥著各式各樣的信息，以及如此之多有用且有趣的功能，正如Ward博士所稱，它扮演了“超常刺激體”的角色，隻要處在我們的周遭環境之中——這種情況實際上一直存在，就可以“綁架”我們的注意力。想象一下將一個郵箱、一份報紙、一台電視機、一台收音機、一個相冊、一間公共圖書館和所有熟人都出席的一場熱鬧派對集為一體，壓縮到一個光彩奪目的小玩意上。在我們心中，智能手機就代表了這樣一種存在。難怪它令我們神魂顛倒。
智能手機的諷刺之處在於，它在我們看來最吸引人的特質——不間斷的網絡連接、多種多樣的應用軟件、即時反應以及便攜性——恰恰是導致它操控我們思想的原因所在。蘋果、三星等手機生產商以及Facebook、穀歌(Google)等程序開發商在設計產品時都盡量做到讓產品在我們醒來後的每一個小時盡可能多地消耗我們的注意力。作為回饋，我們每年購買數百萬台手機、數十億次地下載軟件。
二十五年前剛剛進入網絡時代的時候，我們堅信網絡將讓人類更聰明：信息量的增加將讓我們的思維更加敏銳。現在我們知道並沒有那麽簡單。媒體設備的設計和使用方式對人類思想的影響力至少和它們釋放的信息量一樣大。
說來奇怪，由於手機讓人們得以更輕鬆地訪問在線數據存儲，人們的知識和理解能力實際上可能會衰退。在2011年於《科學》(Science)雜誌發表的一項開創性研究中，以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心理學家Betsy Sparrow為首的一組研究者，包括已故的哈佛記憶專家Daniel Wegner，讓一組誌願者閱讀了40條簡短的事實陳述（如2003年哥倫比亞號航天飛機返回地麵前在得克薩斯州上空解體墜毀），然後將這些陳述鍵入電腦。一半的人被告知電腦會存儲他們鍵入的內容，而另一半的人則被告知這些陳述很快會被清除。
此後，研究者讓調查對象盡可能多地將他們可以記起的陳述寫下來。相信這些陳述已經被記錄在電腦中的人表現出來的記憶力要明顯弱於相信陳述未被存儲的人。可以輕而易舉以電子形式獲得信息的預期似乎會削弱人們為記憶信息所作的努力。研究者們將這種現象命名為“穀歌效應”，並強調了這種效應的廣泛寓意：“由於搜索引擎隨時可得，我們可能經常抱著這樣一種心態，並不覺得自己需要對信息進行內部編碼。需要的時候我們會上網查詢。”
既然手機讓我們得以輕鬆快捷地上網搜集信息，我們的大腦可能將越來越多的記憶工作轉交給科技。如果涉及的隻是對無謂小事的記憶，這可能無關緊要。但是，正如心理學先驅和思想家William James 1892年在一次演講時所說的，“記憶的藝術就是思考的藝術”。我們隻有通過在生物記憶中進行信息編碼才能編織豐富的智力聯合體，而正是這些聯合體構成了個人知識的精髓，並觸發批判性和概念性思維。不論有多少信息圍繞著我們，我們自身的記憶裏的“存貨”越少，我們思考時運用到的越少。
同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事實上我們並不是很擅長區分保存在自己腦海中的知識和我們在手機或電腦上找到的信息。正如Wegner博士和Ward博士2013年在《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所解釋的，當人們通過設備喚回對信息的記憶，他們最終往往會出現智力錯覺，感覺似乎是“他們自己的心智能力”創造了這些信息，而非是設備。“信息時代的到來似乎已經創造了感覺自己無所不知的一代人，”學者們得出結論，盡管“他們對周圍世界的了解之少可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這一見解讓當前社會輕信危機背後的部分原因浮出水麵。如今人們總是過快地相信俄羅斯情報人員及其他破壞分子在社交媒體上散播的謊言。如果手機已經削弱了你的辨別力，你會對它告訴自己的任何事情深信不疑。
小說家及批評家Cynthia Ozick曾經寫道，“數據是沒有曆史的記憶。”她的觀察直指手機操控人類大腦這個問題。當我們弱化自身的推理和記憶能力，將這些技能轉交給手機時，我們犧牲了自己將信息轉化為知識的能力。我們得到了數據但卻丟失了其背後的意義。升級手機並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必須給大腦更多的思考空間。這意味著我們必須讓自己和手機保持一定的距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