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麽造成了財富大躍進？為何財富大躍進始於英格蘭？美國西北大學經濟史學家喬爾•莫基爾在他的新書A CULTURE OF GROWTH中認為，這要歸功於當時英格蘭所孕育的獨有的、極富生產力的文化。正是這種喜歡變化、讚賞科學探索的文化催生了巨大的技術進步。在莫基爾看來，實物資本的形成和貿易催生的勞動分工（亞當•斯密之後，這被稱為斯密型增長）這些因素，都不足以僅憑其自身就帶來產出的巨大增長。真正關鍵的因素是：新的操作方式、新的產品和新的技術。
1500前後，歐洲的知識體係很大程度上仍是由古希臘的思想巨擘們創造的，比如亞裏士多德的哲學、蓋倫的醫學，而且那個年代對於異見者非常不寬容。像伽利略這樣因為具有異端思想而受到迫害的事例並不鮮見。盡管如此，在啟蒙運動時期，對新思想的開放心態還是慢慢形成了。佛朗犧牲•培根雖然作為一名科學家並無偉大的發明創造，但他卻是現代科學方法論的偉大闡釋者。這一方法論以實驗、測量和重複為基礎。他最重要的曆史貢獻是，讓科學探索得到了世人的尊重。那個時代更優秀的科學家，比如牛頓也起到了這種作用。
莫基爾認為，現代科學方法能夠戰勝古典的不精確“科學”，要歸功於三個因素。第一，當時歐洲四分五裂的政治版圖有利於科學的發展：這讓那些在一個政治實體內被禁止活動或遭到驅逐的科學家，可以逃到對他們的思想更加容忍的其他地區去。比如，備受爭議的方濟會修士貝納迪諾•奧奇諾(Bernardino Ochino 1487-1564)就經常遭到驅逐，他不斷遊走以逃避當局的糾纏，先是從意大利逃到了瑞士，後來又去了英格蘭、波蘭和摩拉維亞。第二，1440年前後，古騰堡發明了活字印刷術，極大地降低了知識大範圍傳播的成本。第三是傑出知識分子群體的興起──包括伏爾泰在內的“文人共和國”(Republic of Letters)──這使得傳播新知識（通過同其他科學家通信）成為了那些想要贏得科學同儕認可的知識分子義不容辭的責任。
莫基爾進一步指出，世界其他地區雖然也曾出現過活躍的文人氛圍，尤其是中國，但是卻缺乏歐洲那種有利的大環境。儒家學說一直主導中國的思想，是科舉考試的核心內容，因此有現代科學精神的讀書人很難做官。另外，中國也沒有任何可供有創造性思想的讀書人去投奔的政黨或者獨立政治實體存在。簡言之，國家一元壟斷的官僚政府很容易阻礙創新。
雖然莫基爾這一“文化增長說”可以深化我們對這一重要曆史時期的理解，但是這本書過度強調了文人階層和科學進步對於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讓英國人收入增長的工業革命，發生在莫基爾所說的科學革命出現150年之後；培根去世於1626年，差不多比詹姆斯•哈格裏夫斯發明珍妮紡織機和詹姆斯•瓦特改良蒸汽機早了150年。牛頓早在1687年就出版了《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一書，差不多在培根去世200年後，英格蘭人的收入才掙脫經濟重力的束縛，開始顯著增長。
珍妮紡織機、焦炭煉鐵術、蒸汽機，這些都不需要用到牛頓的微積分、哈維的血液循環理論、日心說等150年前的思想進步成果。史學家迪爾德麗•麥克洛斯基2016年所寫新書《資產階級的平等》認為，是自由，讓英格蘭的這場飛躍如此與眾不同。沒有了貴族或者國家的阻撓，中產階層的人得以越來越多地參與到創業活動中來。資產階級的美德，如節約、努力工作、獨創精神，甚至一點點的貪婪，先是獲得了世人接受，然後開始為人們帶來經濟效益。在這樣的自由和法治的環境下，聰明的工匠們發明出了簡單但又富有生產力的機器。當然，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後，生產技術的進一步提升還是很需要莫基爾所強調的科學基礎的。
莫基爾這本書非常優秀，但是還是存在許多學術著作所共有的毛病，他用了太多的外來詞和對於普通讀者而言陌生的詞匯。比如“效仿者”一次，他不用follower或imitator，而說epigones；中產階級的背叛，不說Middle-class treachery，而說trahison de la bourgeoisie。但即使如此，在過去一年裏，這位美國最好的經濟史學家還是讓我們加深了對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一次福利革命的認識。
（本文作者Richard Vedder在美國俄亥俄大學教授經濟史，他是美國智庫企業研究所的兼職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