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80周年紀念日即將來臨，然而西方學術界和輿論界仍存在四大錯誤二戰史觀，嚴重影響了當今國際政治和大國關係。文章通過梳理大量曆史資料與學術著作，分析這四大錯誤史觀的形成根源、表現形式、危害及背後的動機，揭示錯誤二戰史觀本質，並為維護曆史真實性、推動國際社會形成正確二戰認知提供理論支撐。其中，其形成受冷戰思維、國際政治格局、文化偏見等因素影響，導致中國、蘇聯等國二戰貢獻被忽視或抹黑，幹擾國際社會對二戰的正確認知。針對美西方部分勢力持續推動錯誤二戰史觀，文章提出應對策略，以維護曆史真相與國家形象，提升中國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
關鍵詞
二戰史觀；中國貢獻；國際輿論鬥爭；曆史修正主義；國際話語權
正文
01
症候與表象：
四大錯誤二戰史觀剖析
隨著美國政府將中國與俄羅斯定位為“國際秩序的修正主義者”，部分美西方政治勢力開始有意識地弱化中國和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作出的貢獻。這一政治行為引發了西方學術界及輿論界的幾種錯誤史觀——“忽視中國說”“西方中心說”“二戰六年論”“日本受害論”等四大錯誤的二戰史觀。這些錯誤的二戰史觀不僅忽視了真實的曆史背景，而且偏離了嚴謹的學術立場。
錯誤的二戰史觀的形成有其深厚的曆史和文化背景。
首先，二戰後的國際政治格局深刻影響了二戰史觀的建構。戰後，美國及西歐等西方國家憑借經濟、政治和軍事優勢，試圖維護自身在國際秩序中的主導地位。這些國家通過強化自身在二戰中的作用，塑造了一種有利於鞏固其全球話語權和影響力的曆史觀。例如，美國長期將二戰史觀服務於冷戰時期的反共宣傳，以對抗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其次，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經濟利益也加劇了錯誤史觀的形成。隨著中國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快速發展表現出深度關注和複雜情緒。在此背景下，曆史問題被納入國際政治博弈的範疇。西方媒體和學術界在討論中日曆史衝突時，常通過塑造“中國利用曆史問題謀取國家利益”的形象，強調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對曆史問題的過度關注。這種敘事方式不僅為西方在亞太地區的政策提供正當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全球對二戰曆史的集體記憶。
再次，信息傳播的障礙與隔閡導致對二戰曆史的認知存在偏差。以“忽視中國說”為例，由於當時中西方信息交流不暢，中國抗戰的詳細情況難以被西方全麵了解。在這種背景下，西方對中國抗戰貢獻的認識長期以來存在片麵性。同時，在“二戰六年論”中，部分曆史學家因主要依賴歐洲地區資料，這種歐洲中心的視角導致了對二戰整體時間與空間框架的偏差，弱化了對中國等亞洲國家抗戰貢獻的認識。
最後，文化認同與國家利益的交織進一步加劇了錯誤史觀的傳播。在西方尤其是美國，對中國的二戰曆史認知通常帶有單一化傾向，而對日本的戰爭責任追溯則相對模糊。這一現象不僅反映了冷戰時期美日同盟對中日關係的戰略考量，也體現了西方文化中的自我中心與曆史選擇性記憶。此外，日本戰後在曆史教育中的“修正”政策以及對戰爭責任的“洗白”，進一步助長了錯誤史觀的形成與傳播。
●（一）“忽視中國說”
二十世紀中期至冷戰結束後的西方主流曆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中國在抗日戰爭中的重要作用。這種忽視並非源自客觀事實的缺失，而是受到當時冷戰思維和西方中心主義影響的結果。具體而言，西方政界和傳媒界的一些勢力對於中國軍民在抗日戰爭中的表現以及抗戰對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貢獻，采取了忽視和矮化的態度與手段。這種觀點常通過將中國描繪為“軸心國受害者”或“依賴盟軍拯救的失敗國家”，而非“重要的參與者”。這種傾向可以視為冷戰期間美西方試圖塑造國際輿論、邊緣化蘇聯及中國的戰略一部分。
秉持“忽視中國說”這一錯誤觀點的群體，往往無端指責當代中國對自身參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視是出於政治目的而進行的曆史歪曲、改寫甚至篡改。他們毫無根據地將中國誣蔑為試圖重塑世界秩序的所謂修正主義國家。如美國右派組織“自由基金會”（Liberty Fund）旗下的媒體借評論牛津大學的印裔英國曆史學家芮納·米德（Rana Mitter）的著作《正義之戰》，攻擊中國抗戰史觀是“令人翻白眼的”。其主要觀點包括“（中國政府）假定過去在正義事業中的勝利為霸權提供了有說服力的、持久的道德基礎”“在抗戰中進行大部分戰鬥的是國民黨政府，而不是今天統治中國的中共”“如果中國一直以來都承認國民黨的作用；如果中國在應對日本戰時暴行時規定並保護了人權；如果中國沒有與聯合國開戰，那麽或許可以提出‘創造時在場’的論點”。
持有此類觀點的組織和個人，大多來自與西方政治體係緊密交織的媒體、政界以及國際關係等領域。他們通常帶有預設的反華立場，或是熱衷於鼓吹中美“新冷戰”。美國“自由基金會”以及美國2049計劃研究所主席、特朗普第一任期內美國國防部印太安全事務部助理部長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等，都是這類錯誤觀點的典型代表。
●（二）“西方中心說”
在二戰曆史認知中，“西方中心說”過度凸顯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和英國在二戰勝利中的主導地位，卻對蘇聯和中國在二戰中的曆史作用予以淡化或矮化。這種曆史構建並非基於客觀事實，而是冷戰意識形態的產物，同時也是西方國家為塑造戰後秩序、抑製其他大國崛起所作出的戰略選擇。
近年來，隨著蘇聯檔案的逐步解密以及多國學者研究的不斷深入，西方史學界對蘇聯及中國在二戰中的關鍵作用有了一定程度的認識。然而，“西方中心說”在大眾傳媒的曆史敘事中仍占據主導地位，致使部分公眾對二戰的認知深陷單一的西方勝利論。例如，自2000年以來，在小布什、奧巴馬、特朗普、拜登四位美國總統中，除特朗普外，其餘三位都在二戰相關的公開紀念場合明確宣稱，由美國主導、其他盟國配合的諾曼底登陸是二戰的轉折點。美國政府也長期在歐洲勝利日的紀念文章中堅持二戰由蘇德兩國發動的立場，同時譴責二戰後蘇聯對東歐實施“鐵腕控製”。
2014年烏克蘭危機爆發後，美西方傳媒界對俄不友好言論和著作的“市場需求”再度增大，一些醜化蘇聯觀點的學術著作受到政治勢力的吹捧與扶持。美國曆史學家西恩·麥克米金（Sean McMeekin）於2021年出版的《斯大林的戰爭》（Stalin's War:A New History of World War II）就是典型例子。在該書中，麥克米金誇張地指控斯大林和蘇聯是歐洲和太平洋二戰爆發的始作俑者，還聲稱通過“獲取俄羅斯檔案”知曉了斯大林計劃蘇聯對歐洲和亞洲的“征服”，以及如何利用《租借法案》“剝削”蘇聯的“天真”歐美盟友。這類著作因迎合了矮化蘇聯曆史貢獻的意圖，得到眾多西方右翼組織和保守主義傾向媒體的背書與宣傳，成為反俄政治活動的工具，進而產生了遠超其他主流學術著作的社會影響。
美國政府的立場以及民間各種鼓吹西方中心、醜化蘇聯二戰史觀的行為，使得西方世界大眾傳媒在塑造民眾認知時，將二戰西線默認為二戰文藝作品的核心。對於蘇聯在二戰中的形象，要麽選擇無視，要麽在藝術塑造時采取不負責任的考據態度。以2001年好萊塢電影《兵臨城下》為例，影片將保衛斯大林格勒的蘇聯紅軍描繪成強迫士兵采用人海戰術衝擊德軍陣線、對撤退的士兵進行槍決、手段殘忍程度幾乎不亞於納粹德國的軍隊。此後，電子遊戲係列如《使命召喚》《英雄連》等大眾傳媒作品繼續沿用這些毫無曆史根據的錯誤形象。
●（三）“二戰六年論”
“二戰六年論”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點單純限定為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這一事件，完全忽視了早在1931年日本就已發動侵略中國東北的曆史事實。這種片麵的曆史觀反映出西方史學界對全球反法西斯鬥爭的理解存在極大的局限性，未能全麵且客觀地展現二戰在多個維度上的起始狀況。事實上，學術界普遍承認，二戰不僅是歐洲的戰爭，它同樣涵蓋了亞洲戰場，尤其是中國抗日戰爭的爆發，應被視為二戰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然而，諸多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學術著作體現了“二戰六年論”的觀點。例如，根據《不列顛簡明百科全書》的論述，第二次世界大戰始於1939年。英國軍事理論家、曆史學家利德爾·哈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一書中指出：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命令德軍越過波蘭邊境發動進攻；兩天後，英法兩國在要求德軍撤退未果的情況下對德國宣戰，這場歐洲戰爭隨後演變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聯學術界也曾受“西方中心論”影響，采取類似觀點。由德波林主編的十二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導言指出，盡管法西斯德國進攻波蘭時，戰爭尚未達到世界範圍的規模，但這一事件標誌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端。從這一時刻起，戰爭因各種規律性的相互聯係而不斷升級，最終不可避免地擴大至全球範圍。因此，1939年9月1日被視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正式起點。
關於二戰起點問題的爭論由來已久，最早引起關注的是英國學者。1961年，英國史學家泰勒在其編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一書中提出二戰是從1931年日本侵略中國東北開始的。美國曆史學家約翰·托蘭在《日本帝國衰亡史》一書中指出，九一八事變標誌著日本軍國主義擴張的開端，同時也是引發太平洋戰爭的重要因素之一。蘇聯學者弗·尼·尼基甫洛夫在《世界通史講義》中認為，1931年日本侵略中國東北、1936年意大利與德國對西班牙的武裝幹涉、1937年日本對中國發動全麵侵略戰爭等，均可視作帝國主義發動“二戰”的起點。
國內學者也積極投身於這一討論。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唐培吉先生率先提出，二戰的起點應當追溯到中日戰爭的爆發。1995年出版的由軍事科學院軍事曆史研究部編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第1卷（《大戰的起源、醞釀與爆發》）在論述大戰的起點時明確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分別在東方和西方先後爆發。其中，1931年9月，日本在中國發動九一八事變，被視為在東方拉開大戰序幕的事件。
從曆史的實際情況來看，二戰是在德、日、意三個法西斯國家與世界人民反法西斯力量之間展開的全球性戰爭。日本作為法西斯軍國主義國家，其對中國發動的侵略戰爭，即中國的抗日戰爭，無疑是二戰的重要組成部分。準確認識二戰的起始時間，對於全麵、深入地把握二戰的曆史脈絡及其深遠影響至關重要。它有助於還原曆史的真實麵貌，防止因片麵的曆史觀而導致對曆史的誤解與歪曲，進而推動國際社會對二戰曆史進行更深入的研究與反思。
●（四）“日本受害論”
“日本受害論”的廣泛傳播並非偶然現象，而是深深植根於戰後日本右翼勢力推行的曆史修正主義思潮之中，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西方媒體的支持。該理論完全無視日本作為侵略國所應承擔的曆史責任，其核心邏輯是片麵強調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的悲劇性，妄圖以此淡化和模糊日本在中國、朝鮮以及其他亞洲國家的侵略行徑和戰爭罪行中所扮演的角色。通過文藝作品、國際傳播以及輿論操縱等手段，讓這種錯誤敘事對西方公眾的認知產生了誤導性影響。
在對侵華戰爭的認知方麵，部分西方學者秉持雙重標準。他們明確將德國的侵略行為判定為罪行，然而對於中日戰爭，卻將其簡單視為兩國之間的“普通爭端”。特別是在南京大屠殺這一重大曆史事件上，西方學界至今仍存在不同程度的無端“質疑”，無論是關於事件發生的原因，還是死難者的具體人數。在構建二戰史觀時，西方往往將中日戰爭片麵地簡化為兩國衝突，全然忽視了戰爭本身的正義與邪惡屬性，這種錯誤的認知導向無疑助長了“日本受害論”的滋生與傳播。
日本對侵略曆史的否定態度，與戰後日本的現實需求緊密相連。首先，戰後日本企圖通過否定曆史來逃避戰爭責任。昭和天皇在《終戰詔書》中為自身及日本的侵略行徑進行辯護，眾多戰犯也普遍否認自身罪責。此外，戰後日本提出的“推卸天皇責任”這一政治口號，進一步加劇了對曆史的否認。其次，戰後日本政治呈現保守化與右傾化趨勢，這一趨勢極大地推動了對曆史的否定。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日本美化侵略曆史、否定戰爭責任的言論甚囂塵上，修改憲法與教育基本法的呼聲也日益高漲。最後，日本對曆史的否定與它尋求大國地位、實現“正常國家”目標的戰略需求息息相關。戰後日本試圖重塑民族自信心，提升其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渴望成為“正常國家”甚至政治軍事大國。在這一戰略進程中，篡改和遺忘曆史成為其實現目標的手段之一。
“日本受害論”這種錯誤的二戰史觀，不僅是對曆史事實的嚴重歪曲，更是對亞洲受害國家人民感情的極大傷害。它阻礙了國際社會對二戰曆史的正確認知，破壞了基於曆史真相的國際信任與和平。因此，必須堅決抵製和批判這一錯誤史觀，還原曆史的本來麵目，維護曆史的尊嚴與正義。
02
遮蔽與解蔽：
錯誤二戰史觀的現實危害
在西方學術圈與輿論界，錯誤的二戰史觀呈現多維度的態勢。從中國抗戰貢獻在西方二戰史觀中的缺位，到對蘇聯二戰貢獻的負麵評價，甚至引發“蘇聯引發二戰”的理論爭議，還有日本右翼勢力的輿論炒作，這些錯誤二戰史觀共同構成一幅複雜的曆史圖景，其背後夾雜著深層次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因素，對當下中國及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國家形象與國際地位形成嚴重幹擾。
●（一）警惕中國抗戰史在二戰史觀中的缺位
在二十世紀西方學術界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整體敘述體係中，中國抗戰史長期處於被邊緣化的狀態，未能在其中占據應有的地位並獲得足夠的關注篇幅。以阿諾德·湯因比、約翰·基根等西方著名曆史學家編著的具有較大影響力的著作為例，諸如《國際事務概覽·第二次世界大戰》《二戰史》《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二戰始末》，從冷戰初期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一直延續至冷戰結束後的二十一世紀初，中國抗戰貢獻在這些著作中常常遭到忽視。即便有所提及，也隻是在零散的幾段文字中一閃而過，且描述方式多帶有負麵傾向。這些著作著重凸顯國民黨政府的腐敗與無能，以及中國軍隊士氣的低落，將中國抗戰的形象禁錮於所謂的“完美受害者”敘事模式之中。
除此之外，在探討中國抗戰意義時，焦點常被錯誤引向國共抗戰貢獻對比。相關概念體係將“中國抗戰”從“二戰”範疇中剝離。這種不合理構建阻礙了在二戰整體框架下全麵客觀地探討中國抗戰貢獻，幹擾了對二戰曆史的完整認知與精準解讀。例如，美國曆史學家愛德華·德雷爾所著的《戰時中國：1901—1949》一書，將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參戰前中國本土對日作戰定義為“抗戰”，而僅將此後階段納入“二戰”範疇。這種劃分方式人為割裂中國抗戰與二戰的連貫性，嚴重偏離了曆史事實的整體性與客觀性。
在探討日軍戰爭罪行、抗日戰爭的關鍵戰役以及日本戰敗原因等重要議題時，中國軍民在抗日戰爭中所作出的巨大貢獻與犧牲往往被選擇性忽視，中國在二戰中的關鍵角色與重要作用幾乎從未得到應有的肯定與認可。這種曆史敘事的缺失，不僅對各國學術界的曆史研究產生了消極影響，還在西方大眾傳媒領域造成了中國抗戰形象的文藝空白。
受這種錯誤曆史敘事的影響，西方普通民眾對中國在二戰中的立場認知模糊不清，甚至無法準確辨別中國究竟屬於同盟國陣營還是軸心國陣營。這種認知上的偏差進而讓當前一些西方民眾對華整體認知產生了不良影響，嚴重阻礙了國際社會對二戰曆史全貌的正確理解與把握。
●（二）警惕西方學術界對中國抗戰貢獻再認識的攻訐
進入二十一世紀，隨著西方學術界對西方中心主義的自我批判逐步興起以及中國國際地位的顯著提升，中國抗戰史逐漸進入西方公眾視野。美籍華人記者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以及其研究過程中發掘或帶動《拉貝日記》《魏特林日記》等書的熱銷和來自學術界的認可，使得日本侵略者在華的戰爭罪行進入英文世界的公共記憶，同時也在西方世界開啟了一輪圍繞中國抗戰的輿論攻防。時任日本駐美大使齊藤邦彥1998年在華盛頓召開記者發布會批評《南京大屠殺》一書，並和張純如在美國PBS電視台節目中激烈辯論。另外，針對張純如本人的騷擾和死亡威脅紛至遝來。
齊藤邦彥以及一些西方聲音指責張純如的著作是“攻擊日本”（Japan-bashing），而張純如則反擊稱日本政府對於二戰戰爭罪行的曖昧態度是東亞曆史沒能進步、和解的原因以及她本人創作的主要動機。張純如於2004年自殺身亡。她的去世被一些日本右翼勢力利用，用來質疑其心理健康，並指責其著作“誇大其詞”或“與事實不符”。2007年，日本右翼勢力推動製作的電影《南京的真實》上映，全麵否認南京大屠殺的存在。據公開信息和報道，這部電影的導演獲得了右翼媒體“櫻頻道”、十餘名日本議會議員以及時任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支持。
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後，一些對當代中國抗戰貢獻持正麵或中立態度的著作開始問世。然而，這些研究在西方輿論場中逐漸被解讀為對中國“修正主義國家”論述的佐證。曆史學家芮納·米德的著作《被遺忘的盟友》（2014）和《正義之戰：中日戰爭激發中國新民族主義》（2020）成為這一討論的重要素材。這兩部作品在西方學界和媒體中廣泛傳播，米德本人也接受了來自不同政治立場媒體的采訪。在《被遺忘的盟友》中，米德主要對1931—1945年的中國抗戰史進行了麵對西方讀者的闡述，同時基本客觀地分析了抗戰對其之後的解放戰爭國民黨失敗、當代中華民族主義塑造、東亞現代和當代國際關係等與當代政治領域的影響。其主要觀點是：西方公共記憶和學界長期低估乃至無視了中國在二戰中的貢獻和犧牲；事實上“如果中國在1938年屈服，那麽此後的幾十年裏，亞洲格局可能完全不同。中國在二戰中的角色不僅對於中國而言至關重要，對世界同樣有重要意義”。
然而，在《正義之戰》中，米德更多地聚焦於抗戰研究在當代中國的變遷，認為隨著中國國際影響力的上升和新一代中國公民的誕生，中國官方對抗戰的紀念與重視逐漸上升，並開始重新評估中國在二戰中的地位，將其視為戰勝國及戰後世界政治的重要組織者，而不再僅僅是一個被動的曆史受害者。米德的這一論述，雖然揭示了中國抗戰史觀的變遷，但也在某些解讀中被認為是對中國“修正主義”行為的間接批評。
此後，部分西方學者錯誤地將中國視為“曆史修正主義國家”，將中國通過重塑曆史記憶來塑造現代國際政治格局的行為視為對現有國際秩序的挑戰。這種批評往往忽視了曆史事實本身，更多反映的是西方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政治性抵觸，而非客觀的曆史判斷。實際上，正如米德等學者所指出的，當代中國抗戰史觀的沿革是中國史學上變得全球化和正常化的現象，與其他二戰交戰國對戰爭經曆解釋的趨勢相似。
因此，簡單地將中國的曆史修正與“修正主義國家”概念互相混淆，是西方學術界對中國發展壯大的誤解與政治打壓。這種解讀並非基於曆史事實本身，而是出於保護西方中心史觀和忽視既有國際秩序不公正之處的立場。這種“攻訐”不僅曲解了中國的曆史回顧，也掩蓋了西方在麵對中國崛起時的戰略防範心理。我們必須警惕這種對中國曆史貢獻的再認識所帶來的偏見與誤導，防止其進一步演變為對中國發展壯大的文化和政治壓製。
●（三）警惕西方學術界對蘇聯二戰貢獻的抹殺
在二十一世紀以前，西方學術界對蘇聯在二戰中的貢獻總體上持相對認可的態度。然而，自二十一世紀以來，這一態度逐漸發生變化，其中抹殺蘇聯貢獻的元素日益增多，甚至出現了二戰源於蘇聯的荒謬說法。
西方史學界最初的主流觀點認為，二戰歐洲戰場在戰術層麵上始於德國入侵波蘭，而蘇聯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的巨大犧牲和卓越貢獻對於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至關重要。蘇聯的抗爭挽救了美國、英國、加拿大等許多國家數十萬甚至數百萬年輕人的生命。事實上，多數當代西方史學界學者在探討“誰贏得了歐洲戰場”這一話題時，傾向於認為蘇聯發揮了關鍵作用。在牽製和消滅德國的有生力量與裝備方麵，蘇聯投入巨大，自身犧牲也極為慘重，遠遠超過了西線。在1944年6月美英於歐洲開辟第二戰場之前，蘇聯一直獨自與納粹德國軍隊進行激烈交戰，並取得了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勝利。蘇聯在這場戰爭中死亡人數高達2700萬，其做出的犧牲之巨大可見一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如果沒有蘇聯人民的英勇犧牲和艱苦卓絕的鬥爭，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以及東歐、中歐的解放都將難以實現。
然而，蘇聯解體後，西方史學界對蘇聯在二戰中角色的看法發生了顯著轉變。隨著俄羅斯對蘇聯檔案的公開，西方史學界部分學派提出歐洲二戰爆發的主要責任應由德國和蘇聯共同承擔。美國曆史學家西恩·麥克米金就是典型代表，他在相關著作中宣揚此類觀點。對此，墨爾本大學曆史係教授馬可·艾德勒通過長篇書評，運用交叉查證的方法指出，麥克米金的著作“為了徹底抹黑蘇聯的戰爭努力”，無視了一些不符合其論調的第一手史料，並且多處明顯地對斯大林具體言論的發生時間和動機進行了張冠李戴。
需要指出的是，從西恩·麥克米金2021年出版的否認蘇聯貢獻的《斯大林的戰爭》和馬可·艾德勒同年出版的為蘇聯正名的《戰爭中的斯大林主義》這兩本專著的銷量對比來看，後者僅為前者的1/10左右。而且，相比於《斯大林的戰爭》充斥著政治遊說機構和偽史學家的推薦人名單，《戰爭中的斯大林主義》的推薦語幾乎全部來自西方各國的嚴肅學術機構和期刊，其中不乏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喬治城大學等名校教授以及這些院校所管理刊物的推薦。
從兩本著作的針對受眾、獲得的公共組織支持等角度分析，可以發現西方社會在對蘇聯二戰貢獻的觀點上出現了明顯分野。一方麵，西方當代學術界部分學者傾向於認可蘇聯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作出的貢獻，盡管其中一部分派別可能對蘇聯是否參與或促成了二戰的爆發存在不同觀點；另一方麵，有相當可觀的政治力量在竭力渲染“蘇德皆為加害者”的理論，推動矮化蘇聯對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貢獻，宣揚剔除二戰中非西方戰勝國的扭曲史觀，以此為美西方政界扭曲和醜化當代俄羅斯在西方社會形象的政治目的服務。這種傾向在美國政府的公開言行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實際上，美國政府對二戰史觀的重塑嚐試已持續了近80年，其長期目的在於將反法西斯鬥爭勝利的主要功勞據為己有。1947年，美國國務院組織官員與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紐約時報》合作整理了美軍戰爭期間發現的德國外交檔案，由記者詹姆斯·賴斯頓統稿成文章《納粹與蘇聯的關係》。文章將英、法、波蘭和日本歸為因納粹與蘇聯密約而遭受“背叛”的三組主要受害者，並在盟軍與德國關於和平協議的談判結束後出版。後世曆史學家、同為《紐約時報》外交記者的斯蒂芬·金澤認為詹姆斯·賴斯頓不僅是《紐約時報》的外交記者、主編和專欄作家，還是美國中情局影響全世界民間輿論行動的重要成員。
●（四）警惕日本右翼勢力的持續輿論操作
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起，日本曆史教科書的編纂逐漸淪為政治鬥爭的重要領域。部分右翼勢力妄圖通過淡化乃至美化日本在二戰中的侵略行徑，將日本的侵略行為粉飾為“自衛”性質，以此歪曲曆史真相。具體表現為將南京大屠殺表述為“南京事件”，將慰安婦問題的相關內容置於腳注中，或弱化“強行征用”的表述，這些都成為常見的曆史修正操作。
與此同時，日本政府主導的宣傳與紀念活動不斷強化日本的“受害者”意識。在學校開展的和平教育活動中，學生常被組織參觀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爆炸遺址或衝繩戰役紀念館。此類活動過度聚焦於展示日本在戰爭中的受害一麵，通過著重呈現原子彈爆炸的慘烈場景以及戰後的廢墟景象，看上去是在傳遞“戰爭不再發生”的和平理念，卻刻意回避了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曆史罪責，誤導學生對二戰曆史的正確認知。
此外，日本在每年八月的廣島、長崎核爆紀念日、東京大轟炸紀念日以及神風特攻隊紀念日等活動中，也頻繁突出其作為受害者的立場。這種集體紀念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日本社會對“受害者身份”的片麵認同，而忽視了日本作為戰爭加害者給其他國家帶來的沉重災難。在國際傳播方麵，部分西方媒體在相關報道中，對日本的戰爭罪行采取淡化處理，甚至將日本的侵略行為詮釋為“無奈之舉”，目的就是為其侵略行徑開脫罪責。這種錯誤的敘述方式，進一步塑造了日本在戰爭中作為“被迫反應者”的虛假形象，嚴重弱化了日本作為戰爭加害者應承擔的責任。
通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美西方內部對於抹殺他國曆史貢獻的行為認同並非完全一致。美西方部分政府，包括波蘭、法國等，有著強烈的動機矮化中國、蘇聯分別在亞洲和歐洲戰場的貢獻、地位以及犧牲。相關的輿論戰和認知戰已持續數十年。鑒於美西方政府目前對中國、俄羅斯采取的強硬、對抗性態度，在可預見的未來，他們在這方麵的宣傳基調大概率不會改變。我們必須高度警惕日本右翼勢力的持續輿論操作，以及美西方部分勢力的錯誤導向，堅決捍衛曆史的真實性和公正性，防止錯誤曆史觀的傳播與擴散。
03
綜合施策：
對四大錯誤二戰史觀進行反製
202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暨聯合國成立80周年，這一特殊節點為國際交流帶來新契機，也為美西方部分政治勢力矮化中、蘇二戰曆史貢獻提供了可乘之機。在此背景下，中國需從多方麵著手，糾正“忽視中國說”“西方中心說”“二戰六年論”“日本受害論”等錯誤史觀，爭奪國際話語權，維護曆史正義與自身國際地位。
●（一）強化國際學術合作，正本清源
鼓勵中國史學界積極投身國際學術合作，通過出版英文專著，將中國抗戰的翔實史實係統地呈現給國際社會；踴躍參與國際研討會，分享研究成果，與各國學者進行深度交流。同時，邀請西方知名曆史學家參與研究成果的審評工作，確保研究兼具學術權威性與國際影響力，從學術根基上築牢正確二戰史觀，有力回擊美西方可能出現的錯誤觀點。
●（二）借助大眾傳媒，擴大真相傳播
鑒於2025年大眾傳媒對二戰相關內容的關注度顯著提升，我們需充分把握這一機遇。整合多領域專業人才的優勢，打造既具備深厚學術價值又擁有強大傳播效力的知識產品。例如，可參照張純如以記者身份主筆，邀請芮納·米德等曆史學家參與著作評審以保障專業性的成功經驗，依托豐富的中國史料，向西方大眾輸出基於中國視角的抗戰史觀，讓更多人了解曆史真相，有效避免錯誤曆史觀的誤導。
●（三）借力多邊平台，爭奪話語主導權
2025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等重要紀念節點，為我們借助多邊國際平台提供了有利契機。要充分利用聯合國、金磚國家等多邊平台舉辦研討會和紀念活動。在這些國際舞台上，全麵展示中國在二戰中的卓越貢獻，旗幟鮮明地反駁錯誤史觀。通過主動發聲，逐步樹立中國在二戰曆史敘述中的話語權，防止中國在二戰中的貢獻被無端弱化。
●（四）反製日本右翼輿論，捍衛曆史真相
做好對抗戰史相關史料的整理與宣傳工作，堅決對抗“日本受害論”等錯誤敘述。支持出版學術專著、製作紀錄片，以堅實的證據鏈揭露日本右翼的虛假宣傳。同時，強化對日本右翼文化輸出的監控與批評，在國際輿論場中清晰揭示其扭曲曆史事實的不良動機和嚴重後果，讓國際社會認清日本右翼勢力的真麵目。
●（五）深化跨國教育交流，糾正錯誤認知
在國內外教育領域，應進一步加強二戰史的普及與教學工作。特別是在國際留學生教育中，積極推廣中國抗戰史課程，讓更多國際學生了解中國抗戰的曆史意義。此外，深化與西方學術機構的合作，資助相關研究項目，鼓勵跨文化研究與交流，增進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貢獻的認知與理解，從根本上減少錯誤觀點的傳播。
綜上所述，針對西方流行的四大錯誤二戰史觀，2025年是中國采取係統性學術與輿論反製策略的絕佳時機。通過推動國際學術合作，加強大眾傳媒傳播與文化交流，確保曆史真相得到尊重與廣泛傳播。這不僅是對曆史負責，更是關乎中國在國際社會未來地位和影響力的重要舉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