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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習近平，建造沒有形左實右潮流的新時代
習近平總書記在共產黨十九大政治報告中擲地有聲地指出，新中國進入了一個“新時代”。本文，我稱她《地》篇，是《天》篇的姊妹篇，盡可能以簡明額要的文字來探討這一“新時代”。
***** 新時代的開始 *****
這個新時代應該從哪天算起？也許有些人會不加思索地說，應該開始於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但是，天下有識之士自然不會同意這種說法。原因很簡單，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雖然在經濟上取得了長足發展，但他那臭名招著的《全盤否定》卻毀了全黨，全民，全社會。第二個卅年全黨腐敗，全民腐敗，全社會腐敗。貪官汙吏，腐敗分子，特別是政府高層，其人數之多，腐敗額之大，在中華民族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社會風氣敗壞，民眾良心喪失。這樣的社會能叫做“新時代”嗎？不！我們不需要這樣的“新時代”。中華民族曆史絕不需要這樣的“新時代”。
習近平上台伊始就大吼一聲，“兩個卅年不能相互否定”，不能用第二個卅年否定第一個卅年，給《全盤否定》迎頭一棒。習近平又淳淳教導全體黨員，“不忘初心”，“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複興”。開始大刀闊斧地反腐，打虎，拍蠅，掃黑，除惡，等等，肅清那卅年《全盤否定》的流毒和災難。這才讓普天下人民看到了一個喜聞樂見的“新時代”。所以，“新時代”是從習近平執政開始。第二個卅年僅僅是一個過渡。這個過渡期給中華民族留下的遺產也僅僅是，經濟發展要實行“中央宏觀調控主導下的市場經濟”，及中小企業，服務業可以私有化。這是在總結了共和國第一個卅年，全麵國有經濟的探索經驗和教訓後，值得肯定的方針政策。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是一個漫長的，“公私並存”的社會。這種“公私並存”的經濟模式有利於建立正確的“生產關係”，從而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第二個卅年的經濟發展也遭遇了來自境內外《全盤西化》，和來自黨內外《全盤否定》的極大破壞。社會財富集中於極少數大財團和個人手裏，社會貧富差距極端拉大，給社會管理和國家發展帶來了巨大的麻煩。也因為如此，習近平上台後，嚴肅地指出“兩個卅年不能相互否定”，不能用第二個卅年否定第一個卅年。這是習近平對來自境內外《全盤西化》和來自黨內外《全盤否定》兩股勢力的正式宣戰。
五年來，習近平在“兩個卅年不能相互否定”思想的指引下，已經作出了卓越的成就，黨內思想和社會麵貌有了顯著的改善，贏得了廣大民眾的歡呼和支持。從某種意義上，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是習近平在改革開放的關鍵時刻挽救了中國共產黨。習近平在他“讓中華巨龍建康起來”的曆史使命上已經作出了可以載入史冊的卓越貢獻。
***** 新時代的標誌 *****
當我們重溫習近平“兩個卅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著名論斷時，有識之士自然會問，“那麽，兩個卅年究竟應該否定什麽呢？”這個問題無疑是個好問題。共產黨的理論家們還沒有，但必須給出答案。
要回答這一問題，和闡述“習近平新時代”的重要標誌。我們還得從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那裏找答案。事實上，偉人毛澤東在他那著名的“我的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中已經指出了回答這一問題的大方向。簡單說，那就是要徹底批判和否定“何其毒也”的“形左實右”。這是偉人從建國後十七年的經驗教訓中發現的和留給全黨的偉大的政治遺產。然而，遺憾的是，共產黨的曆屆領導層忽視了偉人的這一偉大發現和卓越思想。
“兩個卅年應該首先否定的”是“形左實右潮流”。一個沒有“形左實右潮流”的社會環境和政治氣氛是“習近平新時代”的重要標誌。
*****“形左實右潮流”的必然性 *****
“形左實右潮流”，是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後不可避免的“必然產物”。它不是某幾個領導人的錯。它是“黨的錯”，黨沒有及早認識和提前加以防範。解放前，沒有幾個人敢阿諛逢迎共產黨，或大罵國民黨反動派“殘渣餘孽”。然而，解放後，共產黨奪取了政權，大喊“打倒國民黨反動派‘殘渣餘孽’”已經沒有任何風險。喊得越起勁越革命，越能入黨，越能升官，越能共享新政權的“既得利益”。“形左實右潮流”產生的思想根源就這麽簡單。
臨解放，中央機關由西柏坡移居北京時，毛澤東半風趣半認真地告誡中央領導人，“我們這是進京趕考，不學李自成。要給人民以滿意的答卷”。偉人作到了。他建立了一個廉潔的為人民服務的政府；他打造了一個公平正義，夜不閉戶，路無拾遺的社會。他同他的夥伴日夜操勞，已經做得很好。然而，偉人萬萬沒有想到半路殺出個程咬金，“形左實右潮流”一次次地毀滅著新中國，毀滅著共產黨。而且，更不可想象和未曾預料的是，這些“形左實右潮流”的推動者就在黨內，就是廣大人民極為仰慕和尊重，視為“領導者”的“當權派”。他們會經常把自己打扮得比毛澤東還“革命”。更為棘手的是，這些“當權派”同黨，同國家，同人民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不能簡單地一棒子雷死了事。這是共產黨建立新政權後的“新事物”，很長時期沒有得到足夠重視和嚴肅對待。
“形左實右潮流”在多數情況下會舉起“捧殺”的大棒，誘導作為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毛澤東犯錯誤。而且，“形左實右潮流”的一再泛濫，會成百倍，甚或成千倍地放大毛澤東主席在決策上的失誤（如“五七反右”擴大化）。自然，不乏一些別有用心者，他們惡毒地將這種無限倍放大了的錯誤再扣到毛澤東的頭上。難怪毛澤東在《炮打司令部》中怒吼“何其毒也！”。幾千年中華民族的文明史無不在佐證，加入“形左實右潮流”易，敢於舍命諫言難！官場阿諛逢迎者多，真誠諫政者少。共產黨建政的六十年也不例外。這，沒有靈丹秒藥，隻能是提前認清“形左實右潮流”的真麵目，提前製定出許多規章紀律而加以防範。否則，隻有繼續毛偉人的偉大發明，“文化大革命”，發動人民群眾自下而上地揭露執政黨的陰暗麵。
*****兩個卅年的“形左實右潮流 *****
（一）“高饒冤案”
剛解放，百廢待興，極需能力很強的幹部（毛澤東語：“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於是有了黨史上有名的“五馬進京”。高崗是毛澤東最為看重的黑馬之一。然而，不幾天就死於非命。高崗因為同劉少奇的個人“不和”，被“形左實右潮流”推上了斷頭台。高崗多次寫檢討，但不能被通過。“形左實右派”要他一定承認“反黨”。“反劉少奇就是反黨”。高崗被逼無路，違心地在檢討裏寫上“反黨”。他崩潰了，他瘋了，他舉槍自裁了。此事件讓毛澤東對周恩來大發脾氣，“你們不喜歡他在北京，可以調他去陝北當一地委書記”，“黨內死人總不是件好事”。這是共產黨掌權後第一起嚴重的“形左實右潮流”。其始作俑和推波逐浪者，有劉，鄧，陳，及廣受全國人民愛戴的周總理。毛澤東為什麽沒有直麵批評劉，鄧，陳，而隻批評了周恩來？可見“高饒冤案”的重大責任人是周恩來。（八十年代鄧小平政權平反冤假錯案，不平反高崗冤案的理由據說是因為高崗自殺。可文革中自殺的都平反了。這是政治曆史中雙重標準的無恥例證）。
然而，此時此刻的偉人毛澤東還沒有發現和認識到這一新政權不可避免的“形左實右潮流”。當然，說偉人毫無覺察也是委屈了毛澤東。事實上毛澤東已經有所覺察。一九五六年，偉人寫了他那篇著名的文章《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然而，這一光輝思想並沒有得到黨內“形左實右潮流”推動者的理解和重視。
（二）“五七反右擴大化”
五七年反右，永遠是中華民族心中的痛。
偉人毛澤東以他那卓越的才華，無堅不摧的意誌和魄力，把一盤散沙麻木不仁的中國民眾教育和組織成有覺悟有理想敢於獻身的優秀的中華兒女。最終打倒反動，趕走列強，建立新中國。中華民族從此站起來了。毛澤東的理想是要創建一個全新的社會，一個曆史上從未有過的人民政權。完全實現“人民民主專政”，讓人民當家作主。
偉人為了實現他的偉大理想，1956年4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在藝術上百花齊放，在學術上百家爭鳴。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會議上，做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強調要堅決貫徹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毛澤東在《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中說：由於黨已經在全國範圍內處於執政黨地位，得到廣大群眾擁護，有許多同誌就容易采取單純的行政命令的辦法處理問題，部分人甚至形成特權思想，用打擊壓迫的方法對待群眾。 因此有必要在全黨進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指示”還說，本次整風的主題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方法是和風細雨式的。
偉人設想的黨內“整風運動”，曆史已經證實，是必要的，是正確的，在當時是非常及時的。受到了廣大民眾，廣大黨員，特別是黨外有識民主人士的大加讚賞。然而，天有莫測之風雲。偉人的“整風運動”死於剛剛蕩起的搖籃中。
那麽，是什麽樣的“妖風”吹死了搖籃中的嬰兒？是“五七式”的“右派”？不！是GCD內的“形左實右潮流”。 “妖風”得力於黨外民主人士在政治上的天真和幼稚。其代表人物是，當時的《光明日報》社長章伯鈞，中國民主同盟創始人之一羅隆基，和民盟盟員，《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這些“知識精英”不懂政治，不知道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上他們同偉大的政治家有多大的差距；這些“民主人士”根本不了解“黨內鬥爭”。他們在政治上的幼稚和天真給民族發展鑄成大錯。因為是他們點燃了五七年反右鬥爭的導火索。
“黨天下”，這是儲安平的經典右派語錄。如果說五七年反右運動是燒遍全國的一團熊熊烈火，儲安平的“黨天下”就是點燃那場大火的一根火柴。在國共內戰中，儲安平用他的“黨天下”重挫了蔣介石反動派的民望。 GCD執政後，正在毛澤東剛剛開始的“整風運動”時，儲安平又評說GCD的“黨天下”，“妖火”就從這裏燃著了。“黨天下”，是個可以有多種，甚至完全相反解讀的話語。盡管“章羅同盟”把它往好處解說，但蒼白無力，遠不敵GCD內“形左實右潮流”的解說。於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重牌牢牢地掛在了“黨天下”的脖子上。
“黨是領導核心”，這是毛澤東的思想。“黨天下”被認為是要取消GCD的領導，這怎能不讓毛澤東發怒。於是，形勢逆轉，“整風運動”緊急刹車，“反右運動”開始了。
“老革命”一 個個披掛上陣，英勇無比，短短一年捉拿和打倒了幾十萬“右派”。這其中絕大多數是新中國培育起來的大學生。他們二十出頭，愛國愛民，滿懷熱心，滿腔激情，正準備為新中國建設大顯身手時，卻被戴上了“五七右派”高帽子，在新中國的天底下，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大道上，他們被冷落，被邊緣化，被踩在了腳下。卅年未能翻身，一生的大好年華被徹底毀滅了。就因為他們給黨支書，或某個黨員提了個意見。
毛澤東的“反右”和他那篇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麽？》，僅僅針對販賣“黨天下”的儲安平等極少數“右派”。而且，毛澤東仍然認為那是“人民內部矛盾”。然而，“老革命”的“反右”，打倒幾十萬。五七年的“反右運動”在“老革命”的‘領導’下，最終成為中華民族曆史上的大災難。
“老革命”對毛偉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以及《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無動於衷，卻對毛澤東反右的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產生共鳴。他們無視偉人的“評論”僅僅針對極少數右派，如散布“黨天下”的儲安平，整出幾十萬“右派”。新中國剛剛培養出的一大批意氣奮發愛國愛民的大學生被他們打入冷宮。更可怕的是從那時起無人再敢批評任何一級黨組織的領導甚至普通黨員。毛偉人倡導的“事實求是”被“老革命”惡意踐踏，蕩然不存。這是導致五八年大躍進浮誇風盛行的主要因素；也是導致之後三年困難時期局部地區餓死人的重要原因。毛偉人不得不招集“七千人大會”讓大家“出氣，說真話”。這些沉痛的教訓“老革命”從不記取，六六年文革初期他們又在首都高校大抓“五七式右派”，這才讓毛偉人勃然大怒，發出《炮打司令部》，指出“老革命”們“形左實右”的反動性；指出GCD的“敵人”就在GCD內；指出“五七式的右派”，不是右派，是左派。
“量變引起質變”。“五七反右運動”的性質被徹底顛倒了。所以要徹底平反“五七式右派”。不徹底平反，不同當代國內，國外，網內，網外的真正右派加以區別，很難有力的批判真正的“現代右派”。不徹底平反，很難批判和消除“形左實右潮流”。
（三）“總路線的失敗”
建立一個經濟繁榮的新中國，也是偉人毛澤東的理想和追求。一九五八年，如大革命時期“南泥灣大生產運動”一樣，偉人提出“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塊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這個總路線無疑是正確的。然而，繼五七年反右運動，“形左實右潮流”不斷高漲，各級幹部一個個更加熱衷於對上級領導的拍馬溜須。因為隻有這樣才不會被戴上“右派”或“反黨”的重枷。換句話說，各級幹部更加熱衷於“形左實右潮流”。於是，大躍進中的“浮誇風”，和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的“瞞產虛報”，最終摧垮了“總路線”。共產黨取得政權前的“南泥灣大生產運動”可以完全成功，但取得政權後的“總路線”卻一敗塗地。這全是“形左實右潮流”作的禍。偉人毛澤東的光輝思想之一，“事實求是”，被各級黨的領導幹部丟到了腦後。當然，這還要歸咎於“高饒冤案”中反劉少奇就是反黨；“五七反右運動”中給黨組織領導提意見，或說某位黨員的壞話，就是反黨的“形左實右潮流”。此時此刻，“形左實右潮流”在黨內，在各級幹部中已經根深蒂固了。
（四）“盧山冤案”
一九五九年盧山會議上，軍事家的彭大將軍表演了他在政治上的異常拙劣。他“好心”地站在了毛澤東的對立麵，成了劉，周，鄧，陳等“形左實右潮流”衝刷的一頭死豬。被戴上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大帽子。彭大將軍比竇娥還冤。偉人犯錯誤了。然而，當年的偉人並沒有認識到這個錯。因為他還沒有發現“形左實右潮流”。直到一九六四年的“社教運動”，那個臭名招著，讓農村幹部群眾雞飛狗跳牆的所謂“桃園經驗”。偉人發現了解放後所有挫折和失敗的真正禍根：“形左實右潮流”。一九六五年，偉人向彭大將軍認錯：“那場爭論看來還是你對”（現在不是時候，以後再解決[平反]吧）。史料至今，隻見到毛偉人向彭大將軍認錯，從未見盧山上打倒彭德懷最積極，最賣力的“英雄好漢”們，劉，周，鄧，陳等，有一位出來向彭德懷認錯和道歉。很簡單，他們還要繼續他們的“形左實右潮流”。
這裏，有些學者總在疑問，既然毛澤東知道自己錯了，為什麽不立即平反招雪。實際上，這是學者們的迂腐。他們不明白“學者”，“政治家”，“執政者”三方看問題和行事原則是完全不一樣的。“學者”往往隻注意於“是”和“非”；“政治家”注力於政治上的大目標；而“執政者”對手頭上的事件總要分個輕重緩急。這也就不難理解曆史上有名的作為學者的梁簌敏，抨擊搞了一輩子農民運動，靠農民運動奪取政權的毛澤東“不愛農民”，是多麽的可笑和迂腐。（犯這種錯誤的“學者”，在當前的網絡上比比皆是）。
（五）“七千人大會”
一九六零年，毛澤東親自起草了《中央關於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糾正不事實求是的“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對生產的瞎指揮風”。這也是偉人對“形左實右潮流”的一次批判。
然而，隻靠文件還不能解決問題。一九六二年，偉人毛澤東不得不招開規模宏大舉世無雙的“七千人大會”。號召幹部講真話，講實話。甚至允許匿名提意見。但這時的毛澤東還是沒有從理論上發現或認識到“形左實右潮流”。偉人著名的《論十大關係》就是六十年代初創作的，但從未提到“形左實右潮流”。
（六）“文革十年”
如果說“高饒冤案”，“五七反右擴大化”，“總路線的失敗”，“盧山冤案”等，“形左實右潮流”主要存在於中共領導層，那麽，到了文革，愈演愈烈的“形左實右潮流”已經泛濫到廣大民眾。其影響和所造成的惡果就更加巨大。
百年前偉大的“五四運動”波瀾壯闊。廣大的革命青年學子和民眾放聲怒吼：“砸爛孔家店”，向導致中華民族最為恥辱的“百年積弱”任由列強宰割的舊有文化和思想糟粕發起攻堅戰。偉人毛澤東從走出韶山，到站立在天安門城樓，始終沒有忘記“五四運動”“砸爛孔家店”這一艱巨的曆史使命。他向天下所有革命者指出：建立新中國僅僅是“萬裏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一九六六年，毛澤東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毛偉人看來，除建立新中國外，這是他畢其一生為中華民族所作的第二件大事。“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和初衷，一方麵要批判和鏟除幾千年的舊有文化，因為這些舊有文化和思想才是造成中華民族“百年恥辱”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麵，偉人要向黨內的“形左實右潮流”開戰，因為“形左實右潮流”自新中國成立那天起，一直在禍害著國家的發展。偉人深知，這種頑固不化“何其毒也”的“形左實右潮流”，產生於根深蒂固的舊有文化和思想。
然而，改造民眾上千年的舊有思想，鏟除根深蒂固的舊有文化，創建偉大的“民族性”談何容易（“十年致富，百年育人”啊）。偉人以他那天才的大智慧發明了“文化大革命”，將“大民主”和“四大武器”交給民眾，讓民眾和執政黨的各級幹部在大批判中自己教育自己。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形左實右潮流”必然要猖狂地反擊和堅守它們的固有陣地。讓我們簡單地羅列幾個方麵來認清文革中“形左實右潮流”的猙獰麵目和狼子野心。
（六）“文革十年”（1）再抓“五七式右派”
文革開始的前五十天（外地近百天），“形左實右潮流”像五七年一樣，又一次洪水猛獸般地泛濫在中國大地。“劉，鄧”等中央高層故技重演，又開始抓“五七式右派”。一時間北京高校學生食堂，“五七右派”的高帽子林立。這回毛澤東發怒了。於是具有曆史意義的《炮打詞令部》大字報出世了。矛頭直指共產黨中央，直指“劉，鄧”等中央高層“當權派”。當清華大學的“五七式右派”蒯大富抱住毛澤東的大腿激動地痛哭流涕，感謝偉人的救命之恩時，全黨全國人民明白了：“五七式右派”不是“右派”，而是“左派”。毛偉人為五七年的反右運動徹底平反了。
（六）“文革十年”（2）“老子英雄兒好漢”
“形左實右潮流”讓“老子英雄兒好漢”的封建主義毒液，毒化了某些“紈絝京少”“紅二代”。摧生了可同希特勒法西斯有一比的所謂“首都聯動”。在毛澤東主席的直接幹預下，中央文革將“聯動”定性為反動組織而加以取締。“聯動”消失了，然而反動血統論的“形左實右潮流”並沒有退潮。它沒有得到深刻和徹底的被批判。“黑五類”“狗崽子”的概念貫穿了整個文革十年。
（六）“文革十年”（3）紅衛兵的醜陋“胎記”
無論是“保皇派”紅衛兵， 還是“造反派”紅衛兵，他們都有一顆極為醜陋的“胎記”。那就是“隻有‘紅五類’才有資格戴紅袖章，成為‘紅衛兵’。其它出身的同齡人，表現再好也不能成為‘紅衛兵’”。這個“胎記”不是長在屁股蛋上，而是印在大腦裏。昔日最好的玩伴，同桌，同窗，好友，“鐵哥兒們”，被他們冷落了，被他們入另冊，被他們推向“敵人”的戰壕，隻是因為昔日的“鐵哥兒們”出身不好。這些“黑五類”“狗崽子”同樣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都有一顆愛黨愛國愛人民的赤誠心；都有一腔努力學習，努力工作，努力革命的良好願望；都有一幅為國家和人民努力奮鬥作出卓越貢獻的崇高理想；都有一個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的決心。但是，文革十年，他們被紅衛兵那醜陋的“胎記”徹底地逼到牆角；他們被上大學“不宜錄取”的“政治判決書”徹底逼瘋。這種對“黑五類”的不公和壓迫，文革中完全繼承了文革前“形左實右潮流”的衣缽。
在我的生命中，也朝夕相處過許多“黑五類”“狗崽子”，他們給我的印象是愛黨愛國和積極向上的。他們的“反動”完全是被逼出來的。那些“逃港”“逃外”事件中的絕大多數，日後證明都是愛國者，就是曆史鐵證。
可笑的“紅二代接班我放心”，是又一例“形左實右”反動“血統論”的表現。
（六）“文革十年”（4）“老子反動兒混蛋”
“老子反動兒混蛋”這一封建流毒也是文革中“形左實右潮流”的幫凶。解放前過來的知識分子沒有一個出身好的，因為那個年代一個小地主是絕對供不起一個大學生的。出身工農的知識分子了了無幾，除非是自學成才。大凡有點知識，懂點道理的文化人都不是好出身。將這些“老子反動”的知識分子當作“混蛋”而加以批判是文革中“形左實右潮流”的另一表現。事實上，成百上千的新中國開國元勳絕大多數都出身“反動"。偉人毛澤東就出身於富農家庭。我唯一聽說的投降變節的共產黨總書記向忠發是響鐺鐺的“紅五類”。而那些“黑五類”出身的共產黨人，方誌敏，瞿秋白，趙一曼，還有江青等等，一個個都堅貞不屈，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百年前的“五四運動”，走在大街遊行隊伍最前列，怒吼“砸爛孔家店”的革命前輩們沒有一個是好出身。廣大幾近麻木的民眾就是靠這些“反動出身”的知識分子們教化，宣傳，組織而最終走上革命道路，創造了他們輝煌的人生。
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其威望如日衝天，全國各個階層的民眾，特別是這些飽受舊中國生活和工作之苦的知識分子，對共產黨抱有無上的期望。希望在共產黨的光明帶領下，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複興偉大的中華民族。這些知識分子的願望是無限的美好。但他們中的一些在文革中遭到了“形左實右潮流”的殘酷迫害。
翻閱曆史文獻，毛澤東主持，甚至很多章節親自書寫的文革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條》，大談特談階級鬥爭，卻隻字未提所謂的“地富反壞右”。難道是毛澤東忘了這批人嗎？不！在偉人的心中，他們不是革命的對象，他們已不是反動派。實際上，在毛澤東的後期著作中也很少提到所謂的“地富反壞右”。但是“形左實右潮流”卻要反其道而行之。直到一九六七年，新生的“革命委員會”仍然在推動著“形左實右潮流”的“血統論”，他們在許多農村搞什麽“民主補課”（升成份），同六四年社教中的“桃園經驗”如出一轍。可見，對“形左實右潮流”不進行徹底批判，革命政權也隻能是換湯不換藥，“形左實右潮流”仍然會很猛烈。
（六）“文革十年”（5）從“揪鬥”到“武鬥”
作為文革的綱領性政策文件《十六條》一再強調“要文鬥，不要武鬥”。可是，那些滿腦子醜惡“胎記”的紅衛兵，還是在全國多處仍然泛濫了“噴氣式”的“揪鬥”。發生了戴高帽，掛黑牌，剃光頭，等汙辱人格的不道德行為。將文革完全引入了岐途。被批判者失去了答辯的權利，這如何能做到批判錯誤，教育當事人的效果？
個別紅衛兵大打出手，甚至結果了自己老師的性命。這些都是犯罪行為。“大民主”將人性的醜惡麵展現無餘，當然最終也會自己教育自己。我相信，那些文革中打人犯錯誤的紅衛兵，在其後半生中，會很少有家暴，反而會變得溫良恭儉讓。這就是偉人設計的“讓人民自己教育自己”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偉人曾經對北京紅三司副司令，革命小將蒯大富說，“現在輪到你們犯錯誤了”。毛澤東實在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他總是前瞻的很遠。清華校園的“武鬥”注定了紅衛兵司令蒯大富要受到刑事處罰。
說“揪鬥”“武鬥”是“形左實右潮流”，實在太輕，因為那已經是一種犯罪。
（七）武力抓捕，邢事判監“四人幫”
一九七六年，文革終止，“大民主”不在。泛濫於民眾中的“形左實右潮流”大大收斂。全國人民載歌載舞，狂歡民間“形左實右潮流”的退潮。然而，像文革前一樣，來自於中央高層的“形左實右潮流”又卷土重來。而且比之前更加猛烈，更加殘酷。以武力的方式抓捕“四人幫”，以刑事的方式對待黨內思想上的分歧，以《決議》的方式《全盤否定》億萬人民積極參加，曆時十年的文革。這些表麵上看起來很“左”，很能迎合廣大民眾的心。然而，它是形“左”實“右”的。它徹底葬送了毛偉人和周總理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既派工宣隊，又派軍宣隊，消除派性，實現大聯合和黨內團結的英明政治目標。把共產黨在思想和組織上的分裂深深地埋入黨內。文革中的“派性”是共產黨的腐蝕劑。愚蠢的“武力抓捕”，“邢事判監”，及其後的《全盤否定》又挑起了“派性”，把這種“派性”無限度的放大。共產黨從此在思想上徹底走向分裂。如果現在不及時撥亂返正，共產黨在組織上的分裂隨時都可能發生。（也隻有到那時，大多數人才能認識到《全盤否定》有多愚蠢）。
（八）《全盤否定》
鄧公上台，拋棄了他那“永不翻案”的“仟悔書”。全盤否定文革。說什麽“文革是十年浩劫”。可是，他從未否定過文革中的“形左實右潮流”。他想要否定的是文革的大方向，是文革的主流，是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時代。三十年來，在鄧小平《全盤否定》的指引下，牛鬼蛇神紛紛出籠，他們按照鄧理論的步驟，先“全盤否定文革”，再“全盤否定毛澤東思想”，其次“全盤否定偉人毛澤東”，再其次“全盤否定前三十年”，最後“徹底否定新中國”，“徹底否定共產黨”。這是鄧小平一生中最大和最為愚蠢的錯誤。
如果文革按“劉鄧五十天”的模式一直走到了，鄧小平絕對不會全盤否定文革。也絕對不會說，“文革是十年浩劫”。相反，像五七年一樣，他會高呼，“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偉大的勝利”。鄧公多麽想名垂青史啊，多麽想“淮海戰役是我指揮的”，“改革開放”是我設計的，新中國是我們留法勤工儉學派創建的。自然，想要這一切永垂史冊，隻有全盤否定毛澤東，此時此刻的鄧小平一點都不笨。
《全盤否定》徹底的摧毀了前卅年毛澤東時代所建立的，公心，正義，“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道德風尚的社會思想。這種社會曆史的倒退是巨大的。這種“形左實右潮流”比文革前有過之而無不及。
鄧小平曾經也說過“不爭論，一心搞建設”。這話說的很對，但他卻做不到。“形左實右”的本性迫使他犯愚蠢的錯誤。如果不搞《全盤否定》，而隻搞“將黨的工作重點放在經濟建設上”，今天的中國會是另一個樣，不會是全黨腐敗，全民腐敗，全社會腐敗。也不會出現共產黨在思想上的深層分裂。為了“將黨的工作重點放在經濟建設上”，卻刨製出那臭名招著的《全盤否定》，這隻能是又一次的“形左實右潮流”。
（九）“六四血案”
鄧小平《全盤否定》出籠後，中國大地，牛鬼蛇神紛紛出籠，貪官汙吏為所欲為。一九八九年四月中。首都高校大學生上街遊行，率先發起了“打倒官倒”，“反對腐敗”的學生運動。學運隨即迅猛發展，廣大民眾一呼百應。全國幾百萬大學生踴躍參加，上千萬民眾大力支持。五月十八日，人民日報等官方媒體，站在學生一邊，正麵報導達三天之久。這就是史上波瀾壯闊的“八九學運”（不是民運）。“八九學運”一直持續到“六四事件”發生。
“八九學運”是偉人毛澤東“大民主，大革命”的又一次實踐；是偉人《炮打司令部》精神在新形勢下的又一次展現。當中央出了“官倒”，出了“腐敗”，毛澤東的“大民主，大革命”交給人民的思想是“炮打司令部”，是“造反有理”，是“革命無罪”。“八九學運”的“打倒官倒”和“反對腐敗”，直指共產黨的司令部，直指執政黨的最高層。這是波瀾壯闊的又一次“文化大革命”。
波瀾壯闊的“八九學運”受到社會各階層的關注。不同的政治集團，都想利用“八九學運”，為他們的政治目的服務。這時的鄧公也沒有睡大覺，他在關注，在思考。當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靜坐，不聽中央勸告時，鄧公恍然大悟，這不是“學運”，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向黨進攻的反革命行動。其目的是要天下大亂。他還悟到，“這個進攻遲早要來”；“反擊是不可避免的”；“遲反擊不如早反擊”；“小反擊不如大反擊”。於是，讓世界為之震驚的“六四事件”發生了。
“清場”，民兵足矣。兩個民兵，一個學生，會像老鷹抓小雞一樣，將學生仍出廣場。如果心再狠點，兩個警察，一個學生，學生怎能反抗？然，鄧公還嫌不狠，派野戰軍包圍北京。坦克，大炮，裝甲車開進廣場,全副武裝的解放軍霄禁整個北京城。“六四血案”就這樣發生了。
“六四事件”所反映的鄧小平打擊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所以之後的任何一位黨的領導人，隻要有點頭腦，都不會“全盤否定”“六四事件”。資產階級自由化派及共產黨內的馬大哈所期待的，“平反六四”的奢望將永遠不會發生。但是，鄧小平動用野戰軍，而不是民兵或警察，鎮壓和反擊手無寸鐵的學生，一手製造了“六四血案” ，卻是鄧小平“形左實右”本質的又一次大暴露。將企圖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亂國亂民的“自由化派頭頭”同廣大青年學子不加以區別對待，這是鄧小平一慣推行的“形左實右潮流”的特征。
鄧大人的屠刀沾滿了青年學子的“鮮血”。青年學子，無私無畏，純潔，熱情，銳敏。他們永遠是曆史的推動者。他們永遠是國家發展，和民族振興的先鋒。對他們的任何打擊和傷害，都是對國家和民族崛起的傷害。所以，偉人毛澤東說：“鎮壓學生運動的都沒有好下場！” 三十年來，腐敗風越刮越猛，貪官汙吏越來越多。可青年學子無動於衷（真被打怕了！），“先鋒”的角色不在了。（多麽可怕啊！）。這讓我想起，魯迅筆下那些手拿饅頭，等在法場，準備吃“革命黨人”腦漿和人血饅頭的麻木民眾。如若這樣，這個國家，這個民族，還有希望嗎？偉人毛澤東一再號召青年學子：“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六四事件”卻把他們打入了“冷宮”。鄧大人的“形左實右潮流”何其毒也！
春秋戰國時期的大賢相管夷吾和鮑叔牙有一個名垂千古的共識，那就是“惡惡太甚不可為相”。派野戰軍圍剿學生製造“六四血案”；全盤否定文革；武力抓捕，邢事判監“四人幫”，判江青死刑；抓“五七式右派”五十多萬，等等。 縱觀鄧小平“形左實右”的政治曆史，他就是一個“惡惡太甚”者，他就“不可為相”。要“治國安邦平天下”，必須將“家仇私恨埋旮旯”。鄧小平將個人的“私恨”掛在嘴上，貼在臉上，印在腦門上，刻在心尖上，完全“感情用事”，“狠”字當頭。 讓他主宰國家就是民族的不幸。事實上，彼時彼刻，那個年代，當年“五馬進京”的黑馬還有一匹健在，他就是習仲勳。習仲勳的政治和行政曆史，找不到“形左實右潮流”的蛛絲馬跡。如果當年的周公能給毛偉人極力推薦習仲勳，而不是鄧小平，第二個卅年不會有《全盤否定》等黑色地帶。我深信，習仲勳會比鄧小平作的隻有好，沒有壞。因為習仲勳不屬“惡惡太甚”之人，不會感情用事；習仲勳懂得，理解和能堅持毛澤東“事實求實”的工作作風。習仲勳人品憨厚，實在，大度，能團結全黨，不會給黨製造麻煩和隱患。可歎啊，曆史總是那樣的不盡人意！
（十）“林彪冤案”
林彪，湖北黃岡人。心格內向，生活儉樸，作人低調；不好名，不逐利，不貪權；聰明智慧，悟性極高，有戰神之譽；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最好理解者和實踐者。共和國軍功有一石，林彪一人占八鬥。然，終因“相不容帥”，慘死於黨派內鬥，垂偉業於史冊，遺英明於人間。令人慕，招人敬，讓人頌，一曲千古絕歌！
一九七零年前後，當林彪以副統帥接班人的名望寫入黨章後，林部原四野的某些高級人物權欲膨脹，急迫掌權。毛澤東深慮，他走後，這些人有分裂軍隊分裂黨的危險，所以不設國家主席，不給林彪更多的權力，以限製原四野那些驕兵悍將私欲的膨脹和留得更多時間教育和培養這些幹部。於是有了毛澤東的南巡講話。毛澤東僅僅是批評林彪及原四野的幹部。對林彪，毛澤東並無加害之意。
老虎（林立果）乃北大物理係高材生。象當今的年輕人一樣，聚集在一起，喜歡議論國政。這本該是一件正常的事。然，在那個年代，“五七一工程紀要”就給他和他的全家，招來了殺身之禍。周公接到舉報，可以相救，也可以相害。相救，則直麵批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相害，則添油加醋，上綱上線，影響毛澤東。此乃“仁者見仁，惡者見惡”也！
然而，周公沒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卻“形左實右”地將這視為林彪要奪毛主席的權。於是一個“陷井”，或說“陰謀”就從此開始了。當豆豆將葉群（一個極其虛榮，膽怯，愚蠢的女人）和老虎的行徑告訴周公後，林彪走向死亡的惡運也就悄然來到了。（豆豆絕世的後悔，就在於沒有把這事首先告知林彪）。三叉戟的通信係統被做了手腳。（三叉戟的駕駛員是否被收買，曆史也許能夠揭示。但這對我的結論並不重要）。“由五人簽字，三叉戟才可以起飛”的禁令，不起作用了。是誰有如此大的權力能夠悄悄地將這一禁令化為烏有。取而代之的，是全國禁飛，機場燈火盡息（斷其後路也！）。周公同葉群在電話上半個多小時的談話，是個永遠也解不開的謎。但是，他倆談話的結果，卻明明白白地展示在世人的麵前。那就是：葉群被嚇破了老鼠膽。將吃了安眠藥，睡意正濃的林彪，抓起來推上汽車，急馳機場。嘴裏還不停地叫喊著，“有人要害林副統帥”。在林彪還沒有弄清情況之下，被糊裏糊塗地送上了不歸路。此時的周公，還迫不及待地希望豆豆也上這個可惡的三叉戟。（周公啊，你夠狠，我服！）（是誰告訴葉群“有人要害林副統帥”？是誰的話能讓葉群堅信“有人要害林副統帥”？是誰的話能讓葉群在極短的時間內說服林彪，讓林彪相信“有人要害他”，非逃不可？是誰的話能讓葉群確認“逃生之路”隻有一條，上那個三叉戟？答案很簡單，周公，周公那半小時的電話“關心”！彼時，彼事，除毛澤東外，唯有周公能如此“有效”地影響或左右葉群林彪的行動。他們信周公信的太誠。）。當周公得到林彪已死的消息被確證之後，嚎啕大哭，這叫“喜極而泣”。周公給毛澤東報告林彪死訊，不無得意地放聲說：“大權還在您手裏啊！”。聽了這話，毛澤東未動任何神色，沒做任何反應，沒說一句話，沒吐一個字。因為毛澤東不相信林彪要奪他的權，自信一生的毛澤東也知道沒有人能奪得了他的權。
一方麵，楊言林彪要“搶班奪權”，另一方麵，用“有人要害林副統帥”將其逼上隻能上天不能落地的三叉戟，而置林彪於死地，這是“形左實右潮流”的再次表現。
習近平的“新時代”，
是“不忘初心”的時代；
是“為人民服務”的時代；
是“助人為樂，大公無私”的時代；
是“夜不閉戶，路無拾遺”的時代；
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代；
是“毛澤東思想永放光芒”的時代；
是“兩個卅年不能相互否定”的時代；
是“人人廉潔奉公，勤奮圖強”的時代；
是“沒有貪官汙吏，沒有腐敗風”的時代；
是“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複興”的時代；
是“事實求是”沒有“形左實右潮流”的時代；是“公正，平等，民主，自由，博愛”的時代；
。。。。。 。。。。。 。。。。。 。。。。。
七尺男兒中國夢，不作阿鬥作英雄！
習近平，加油！
中華民族的曆史終將不會忘記您：
人民救星毛澤東 中共衛士習近平
天佑中華
白鏡天， 二零一八年，九月九日，於北美寒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