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評價習近平 (中)
習近平的經濟學 PART 1：三位一體（青少年，民企，商業寡頭）
從習近平的一係列手段可以看出，他要重塑中國的政治秩序，並帶來國家結構的深度轉變；而這還需要滿足一個核心條件，就是經濟領域的支持；——在這個領域，習近平同樣進行著一場鬥爭；他大刀闊斧，對國家經濟逐層整改。從他就任以來，國家對企業的政策變得越來越嚴苛；而且政府設計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打擊手段，給各種產業帶來了重重壓力。
這多少讓人們感到費解，因為習近平的目的顯得隱晦難辨；人們推測他認為鄧小平的路線已不符合中國的現狀，但又沒看到他提出更行之有效的方式；不過這正是習布下的一個經濟迷霧，在這道迷霧中，有一個三路並進的架構；而這個架構的第一層，就是青少年管理：
習近平曾不止一次強調，要加強青少年的意識形態教育。他在一篇講話中說，要：“引導青少年樹立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並提醒他們：“人生的扣子從一開始就要扣好”。
在領袖的指示下，全國掀起了一場文化批判之風，政府針對“不良”“反動”和“低俗”信息進行全麵整治；官方尤其指責娛樂行業，認為它們在荼毒青少年。國內媒體發布了一片文章：《警惕追星思維侵蝕主流價值觀》，認為明星打造“偶像金身”，操控青少年精神。廣電總局提出：“要抵製低俗之風，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防止未成年人節目出現商業化，成人化，和過度娛樂化傾向。
政府規定傳媒平台下架所有存在“價值誤區”的節目，並且為了“防沉迷”而屏蔽了境外遊戲平台。習近平再次提出，抓思想要“從青年和娃娃抓起”，他要求學校恪守教育底線，不得宣傳違背核心價值的思想。此外，為了給學生“減負”，政府向中國最傳統的行業——課外補習下手。國務院發布了《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規定培訓機構不得占用法定節假日及寒暑假；同時這些機構不得上市，也不再進行審批；並且嚴禁加入境外課程，以及聘請外籍人士。
就此來看，習近平似乎是衝著孩子來的，因為課外教育和娛樂業有浸染中國意識形態之嫌；不過這場行業整頓也引出了習近平經濟迷霧的第二層，——政府並不隻是在整肅娛樂和教育，而是在對民企的全行業下死手；習的政策不是為了規範市場，而是打算推倒重來。
在最近幾年的市場整頓下，有一個顯著現象就是對民企的打擊往往和政治打擊並軌；政府在幾年間抓捕了數位“言行不審慎”的企業家，其中包括重慶的李懷慶，河北的孫大午，北京的耿瀟男等，這些企業家都存在政治上的言論不當，並且為維權者和異議分子發聲。
這再次反映出習近平最根本的顧慮，就是經濟自由化可能催生民主變革；他上台後遭遇了不少反對之聲，其中很多就來自於律師和企業家之流；他認為經濟自由和思想自由一樣，都會讓人產生政治訴求，而這也是西方輸入資本主義的意圖所在。在某種意義上，經濟自由化是一種錯誤。需要糾正的是這種模式本身，而不是一兩個企業家。習近平執政期間，以“非法經營”，“破壞生產”等罪名抓捕和剝奪營業許可的企業很多；中國的《企業家刑事風險分析報告》分析，近幾年被定罪的企業家中， 民營企業占比八成以上。
而對那些無法在政治上定罪的民企，習近平策動了一場行政風暴；他頻繁出台法規，收緊企業的經營許可，加強生產流程審核；同時將稅收和社保繳納比率大幅上調，此外還在信貸上提高了他們的融資門檻；不過最關鍵的，還是規定私企要建立黨支部，讓他們養一批官方眼線去監控自己。
企業在這種整頓之下異常艱難，他們看出政府在刻意製造經營困境和流動性枯竭，而究其根本是為了對私營企業進行侵蝕和吞並；因為每當企業難以周轉時，後麵就會出現官方的影子。很多人或許記得 15，16 年的 P2P 的爆雷潮，中國曾出現大批金融難民；但人們並不知道很多 P2P 公司被政府做了清算接管，不過接管的隻有資產，而不包括債務。
對習近平來說，他經濟規劃的第一，第二層不過是行政建製之上的順勢而為；而這個迷霧的第三層，則是一場權力革命。這場革命的對象是那些財雄勢大的金融寡頭，它們披著私企的外衣，背後卻盤踞著一幫政治權貴；他們壟斷著中國的經濟命脈，並以此幹預朝政。
這成為了習近平最大的執政阻力，他一直試圖瓦解這些勢力。而這個意圖最早見諸於十八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提出了《關於全麵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主張發展混合所有製經濟，讓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交叉持股。政府宣稱這是為了讓所有製結構優化，但主要是提供一條兼並私企的方案。如中國聯通這類業績不堪的國企，通過混改方案讓眾多互聯網公司入股，但在吸收了資金之後，聯通公司仍被國資控製。
在這個風潮下，金融領域蔓延出一股白色恐怖；直至 2018 年，有不少簽署了股權轉讓的上市公司被國資接收；其中最突出的案例是安邦和海航集團；海航舊股東的股權在一番清算後被“依法”清零，至於依據什麽法律隻字不提，隻說是企業野蠻生長的結果，但中國的法律並沒有關於“野蠻生長”的罪行。同時在 2019 年，馬雲卸任阿裏巴巴董事，而螞蟻金服上市被叫停；馬化騰卸任騰訊的征信法人，騰訊的遊戲和音樂都被要求釋放版權，理由是反壟斷。
習近平的目的很明確，就是逼迫企業出讓股權。而且為了乘勝追擊，他提出了“共同富裕”和“第三次分配”這種頗為詭譎的論調；這種口號帶有共產主義原教旨的氣味，讓他更方便把矛頭對準私營企業。他用給全民畫餅充饑的方式，代表著共產黨第二次向資本家宣戰。
習近平的經濟學 PART 2：“新國企”（國企PLUS）
這番經濟迷霧中的三層結構已經被揭開，但人們仍難分辨它們如何構成一個整體。這正是習近平的過人之處，他在擺布策略時總能讓人一葉障目，而實際上他的每項舉措都帶有係統性的目的。如果追溯習近平執政的軌跡，會發現一個模糊的脈絡，這條脈絡貫穿著青少年教育，民企，和金融寡頭；它們看似有不同的出處，但都是習近平經濟規劃中的要素。
這個目標可以追溯到“供給側改革”，習近平當初宣稱要消化過剩產能，並淘汰僵屍企業；但他沒有讓國企破產，反而通過增加原材料成本削弱了民企。而他近年所提出的“共同富裕”是最關鍵的一環，”共同富裕“表麵是向富有的民企籌資，去解決政府的財政赤字。但習近平並沒有給它們留下翻身的餘地，他不惜讓大公司市值縮水，也不在乎行業凋敝導致大規模失業，他似乎對一切都不畏懼。
顯而易見，習有一項顛覆性的計劃。其實把“共同富裕”這個詞轉化為“集中共產”就便於理解了，習近平在籌謀一種新型的經濟模式，這種模式是以打擊私企的方式來擴充國企，以便讓他全盤掌握經濟資源；他要讓國營經濟回歸，當然並非以計劃經濟的方式，而是創建一種經過優化和精簡的“新國企”製度。
從表麵上看，這是為了扭轉經濟自由化的趨勢，但究其根本，卻包含著習近平要簡化社會結構的意願；他一直不喜歡多元化，希望一切都服從於政治上的一元性；因為從他就任之初，就沒有獲得過太多認同，國際社會對他並不看好，國內也不認可他的能力。他在這種困頓的景況下執政了七八年，而恰逢 2019 年中國爆發瘟疫，政府因防疫政策失誤而招致了全麵的批評。
在這種聲浪之下，習近平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機；他認為外國列強一旦找到機會就會對中國發難，因此中國一定要”全麵獨立“。然而他發現國家在經濟上存在嚴重的對外依賴，因此在很多方麵無法不仰人鼻息。而中美貿易戰和疫情爆發所帶來的外交圍堵，卻刺激了他的決心，讓他確信中國要提前政治獨立；他提出了“雙循環”的思路，將中國未來的經濟定調為“國內大循環為主”，“國際循環為輔”。他打算改變中國的經濟結構，創造一個由國家主導的，可以自給自足的產業形態。
這個思路源自德國所提出的“工業 4.0 ”概念，工業 4.0 代表產業從電子化普及的第三級工業革命，躍升到信息化和製造業深度融合的 4.0 階段；這個階段可稱之為“工業互聯網”，其特點是製造業的智能升級。這個概念在中國被改造為“兩化融合”，旨在讓信息與工業兩個進程相融合，將產業製造和物聯網，大數據以及雲計算相整合，從而優化生產與供應。
在 2013 年，工信部發布了《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專項行動計劃》，並由國務院提出了第一個十年行動綱領《中國製造 2025 》，李克強提出要把中國發展為了一個製造業強國。“中國製造 2025 ”並非“工業 4.0 ”這種科技革命，而是致力於製造業的轉型。習近平把這種轉型定義為國家向全民製造業過渡，他認為中國要自力更生，就務必要提振工業。中國雖是製造業大國，卻並沒有釋放出應有的產能。他認為這是勞工結構的問題，因為中國的年輕人被多元的產業所分流，不去從事製造業，從而消解了產業集中的優勢。
而這些多元產業便是所謂的”第三產業“；經濟學認為第三產業能增加社會獲取感，促進經濟活力，但習近平卻認為這些產業造成了勞動力的內耗，因為中國的第三產業沒有出口優勢；反而被西方用來（通過娛樂，金融，文化等）輸入意識形態，加大了政府意識統戰的成本。
這種產業模式帶壞了中國的企業和勞工，讓整個國家副業發展過重。而其中尤以教育培訓業最無裨益，這個行業讓年輕人接受西方教育，讓他們學習外語，成為了留學生和移民人口的孵化器；不但造成了勞動力的流失，還帶走了國家的外匯。
這對政府來說是雙重損失，習近平毅然關閉了課外培訓，並取消英語考試，就是為了阻斷這個源頭。而與此同時，公共教育也開始全麵排除西方文化，甚至是魯迅這類具有進步思想的文章也要剔除。這個舉措是為了削弱素質教育，培養年輕人的勞工意識基礎。
為配合這項經濟規劃，政府對傳統學製進行了改革；教育部發布公告，在全國設立 12 個“基礎教育綜合改革實驗區”，要求“不斷深化基礎教育綜合改革”。這項改革將高中教育分為“普通高中+特色高中+職業高中”三類，並通過“中考”實行分流。
媒體稱此舉勢在必行，因為中國正處於“從‘工業 3.0 ’向‘工業 4.0 ’轉型的階段，疊加人口老齡化和生育率下降的雙重影響，容易導致製造業外遷”，因此急需“具備較高文化程度的高級技工”。而“職業高中，特色高中和職業本科教育”，將會是教育改革的基本趨勢；同時也要讓更多的應用型大學舉辦“職業本科教育”。
顯然，習近平在為他的經濟計劃打造教育基礎，他要讓勞動力進入實體工廠，為財政創造更多的現金流。並且這種經濟結構能創造充分的就業，讓中國的失業人口被產業調配所安置；在他看來，社會主義就應該是一個工農社會，並以公有製為特色；而其它冗餘產業必須得到整肅。他認為創造第三產業的消費不如創造製造業的供給。在今後的中國，無論房產經紀人，遊戲代碼員，寵物飼養員，舞蹈老師，娛樂經紀人，或是自媒體和培訓導師，都應該成為工廠的齒輪，投身於製造業和實體。
而從更深的角度來看，中國的經濟正陷入一場危局，債務累積和產業凋敝必將造成一場不可避免的蕭條。常規手段已經很難奏效，習近平認為隻有將產業國企化才能解決困局。簡而言之，就是要像抓政治一樣抓經濟，把資源集中以便於“齊抓共管”。
他認為這並非計劃經濟的回歸，而是國企的升級；而這場升級的終點，就是把國企再度合並為具有高級產業優勢的“大型央企”。
這個合並的浪潮從 2015 年的南車北車合並開始，然後持續有 2016 年武鋼和寶鋼重組，17 年神華集團和國電電力合並，18 年兩個中核公司合並，19 年保利集團和中絲集團，中國寶武和馬鋼，招商局和遼寧港合並；以及 20 年中國化工和中化集團這兩個巨頭合並。
國務院在 2020 年提出：“推動跨企業整合，並購困難企業，做強做優國有企業”；其作用在於：“提高產業集中度，打造高質量示範企業，減少重複投資並優化產業鏈”。
在這種基調下，央企合並的趨勢在逐年擴大，顯然習近平要集中產業項目，並讓這些企業成為新的經濟骨幹，去取代權貴手中的巨型公司。這能帶來行業的優化，並改善國家的社會結構。他認為隻要處理得當，計劃經濟就仍然具有優勢，憑借他的手段可以盤活那些僵屍企業。在“工業 4.0 ”的背景之下，唯有“新國企”才能具備製造業優勢，足以抵禦西方的競爭和衝擊。
此時習近平的藍圖變得異常清晰，而新經濟格局中的三個要素：勞工，產業，和資本，也逐一歸位，並對應著之前的三個層麵。——今日的青少年，就是未來的製造業勞工；對民企的兼並，就是創造產業集中；而對商業寡頭的製裁，就是籌集新國企的資本。
習近平的經濟學 PART 3：“紅色貴族”
從形式上看，“新國企”更像一種國家化的勞務派遣，這是一個政治-經濟的混合模型。習近平希望中國成為一個更純粹的製造業國家，人民應該恢複工農階級的本色，並學會尊重領袖。同時社會文化也需要一場變革，以徹底摒除西方的影響。
但這種構想更類似一個官僚化的工業烏托邦，即便習近平製裁互聯網巨頭，提出共同富裕，但沒有顯著的理由說明國家工廠的模式更優越。削弱其它行業去提高製造業的比重是反經濟規律的，越發達的經濟體製造業比重越低，而第三產業占比越高。此外經濟多元化能抗擊風險，即便是工業 4.0，也不代表各個行業的勞動力都要轉型去做廠工。
“新國企”更像一種後現代計劃經濟，這種經濟模式類似工農兵文化和西方科技潮流籠統的結合。其實很難說這到底是工業 4.0，還是希特勒對德國所規劃的工業強國模式。工業國家化不太可能改善財政和就業，而更可能導致：“功德不施於天下，而勤勞於百姓”的內耗。
顯然這個構想更多代表著習近平強烈的掌控欲，他的經濟規劃其實被他的政治目的所裹挾，透露出他對伊朗和北韓那種一元化政體的向往。但這類國家的產業導向單一，經濟結構十分脆弱；而這對中國這樣的大國來說不具備現實性。
在如此多弊端下，人們不能理解習近平到底要如何變革；因為無論國家工廠多麽先進，隻要產業由政府支配，就會導致市場化不足和技術滯後。不過習近平的確考慮到了這一點，他並不打算否認市場化，而是要加強國家對經濟的主導。並且在這項經濟規劃中，他要創造的是“新一代國企”模式，要全麵理解這種製度，就需要結合習近平的另一個重要概念：“紅色基因”。
習近平不止一次在媒體上強調“紅色傳承”，並提出“紅色基因“的說法。早在 2004 年，他就說：”要把紅色基因融入血脈，讓紅色基因代代相傳“。而在登基之後，習更加頻繁地提到這一點。在視察軍區和革命老區時他再三重申：“把紅色傳統發揚好，把紅色基因傳承好。”並表示：“紅色江山永不變色”。
繼承紅色基因是習近平國家結構的核心，很多人以為他強調的是“紅色文化”，實際上他強調的是“紅色血脈”，也就是紅色權貴的嫡係後代。他在中央黨校幹部培訓班上說：“立誌做黨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的忠實傳人。……以堅定的理想信念砥礪對黨的赤誠忠心。”他在此表明的是，要建立一個牢固，忠誠，以及血脈純正的紅色貴族係統。
在習近平的政治理念中，國家應該更徹底地掌控在紅色子弟兵手裏；這種掌控不僅限於政治領域，也包括經濟領域。習近平經濟模式的最終構想，就是要打造一個絕對的二元結構。他一方麵在國內扼製現代化教育，加強大眾的製造業技能；而另一方麵，他積極地讓紅色子弟去西方學習管理和技術，然後回國管理那些新型國企。
雖然在這種模式下勞動力的綜合素質會降低，但企業將會由擁有高學曆的紅色後代們治理；習近平認為通過管理上的優化能解決市場化不足的問題，留學歸來的官僚子弟們具有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而這能消除計劃經濟的劣勢。在今後的企業中，無論是董事，CEO，研發總監，還是會計和各類高管，都將是紅色家族的子女。這能無限拉開兩個階級的差距，塑造一種穩固的二元結構。《求是》雜誌曾引用過習近平的一句話說：“傳承好紅色基因，把紅色江山世世代代傳下去。”
這種創造絕對階級的想法，曾有一個節點，就是習提出“金融創新”的概念；他以這個口號鼓勵國家在金融上大膽嚐試，隨之企業開始濫發金融產品，地方政府虛構項目融資，同時國家下發了很多花式金融牌照，催生各種借貸。這間接引發了兩個事件，就是後來的 P2P 大麵積違約，以及 2016 年股市崩潰。但這兩個泡沫破滅後，資本仍在“新經濟”的口號下創造更多的龐氏項目。
顯然，習近平有意在經濟上製造一種亂局，並以資本手段讓有產階級返貧；這不但可以消滅人們的政治訴求，而且赤貧階級也更容易接受計劃經濟。習相信，隻有讓貧民永世不得翻身，並由血統純正的紅色後代管理，才能更好地維護紅色江山。在這種模式下，官僚就是上層建築，民眾則充當生產資料。就像拿著皮鞭的監工督促苦力們去堆砌社會主義的金字塔，而習近平就是塔尖上的全知之眼。
突然爆發的疫情給了習近平實現這個事業的契機，他藉由防疫限製民眾辦護照出國。移民管理局表示：“對非必要非緊急事由，暫不簽發護照”。——普通人無論留學還是因公出國，都變得更加艱難。此外政府在邊境開始修建隔離電網，防止勞動力偷渡出逃。而就在政府嚴控民眾出境的同時，美國領事館外排起了長隊，紅色後代們通過特批手續，正在瘋狂地奔赴海外。
在此刻，中國夢的輪廓逐漸清晰，習近平要以經濟規劃為支點，將偏離路線的社會主義回爐重鑄。他培植的新一代權貴會重新執掌中國的經濟，打造一個以他為核心的製造業國家。“新國企”將創造一種絕對的紅色壟斷，將中國改造為理想的專製王國；而代價則是抹殺大眾的價值和理想，讓他們永無出頭之日。這個夢將會是一部分權貴的美夢，但卻會成為全民的夢魘。
大國外政：第三世界和一代一路
由習近平的內政思路可以看出，他是個敢於破壞既有秩序的人。在上台的這幾年間，他的見解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尤其是他看到中國對西方的依賴，已然成為了內政上的阻礙；這讓他相信“政治獨立”才是自己的出路，中國必須在一定程度上與西方分立。
而且資本主義席卷後的中國，已經留下了一片經濟殘局；中國跟隨西方奉行凱恩斯主義，二十年間不斷地投資和發債，而這種模式現今已經麵臨瓶頸；財政刺激的效用正在縮小，投資收益在變低，而資產泡沫卻過度高企。
一旦中國的發展停滯，資本定然會外流，並同時推高國內的通脹；中國在貨幣體量上早已超過了美國，但又無法像美國那樣輸出貨幣；習近平發現中國竟麵臨上世紀 80 年代日本的處境，他甚至感到這是西方資本有意為之，讓中國掉進他們所設計的中等收入陷阱。他認為隻有尋找一條外部出路，才能消化業已過剩的產能和貨幣。他看到西方在第三世界的投入薄弱，便認為這將是中國的機遇。在這樣的背景下，他設計了一代一路和亞投行的計劃。
這個政策的主旨是向落後地區提供基建援助和貸款，並增進雙邊貿易。習近平打算創建一條新的絲綢之路，並由中國牽頭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給一代一路的參與國提供金融支持；亞投行不但能服務於基建投資，還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亞洲開發銀行的影響，為中國創造更多的經貿關係。而一代一路和亞投行更深遠的目的，是組建一個分立於西方的聯盟；習近平將在這個聯盟內推廣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讓那些沒有受到西方眷顧的第三世界去分擔中國的產能和通脹。
客觀地說，這是習近平最出色的一個構想。中國從古至今都固守一隅，偏向保守，即便鄧小平時代也是如此；而習近平以經貿合作的方式去牽頭第三世界，可以開辟一個全新而獨立的經濟領域。這可以減少中國對西方的依賴，並為雙方的貿易衝突製造一層緩衝；而且一代一路還有一個附帶效應，就是通過基建計劃在沿線國家獲取軍事戰備便利，從而擴充中國的政治影響力。
可以說，一代一路比那些虛浮的概念，如“文化自信”，“全民小康”等更有意義，因為它具備宏觀戰略性；而這是基於習近平對國際關係的態度；他幾乎是鄧小平之後與西方共識最少的一個領袖，他很排斥他們用人權武器對中國進行政治幹預。他曾在一次采訪中評論西方的態度是：“吃飽了沒事幹”。
因此習近平希望創造一種全麵的政治獨立，以摒除西方的影響；他很自然地想到要拉攏第三世界，就如當年的蘇聯一樣。但習近平顯然認為自己比蘇聯領導人更成熟，因為他創造的是一個以經濟主導的同盟，就類似於美國的馬歇爾計劃。他打算像美國在二戰後所作的那樣，以經濟協作建立政治互惠。如果一代一路成功，那麽中國將獲得當年美國那樣的影響力，甚至會讓世界出現東升西降的景象。
顯然一代一路是一盤複合性的棋局，但作為一項經濟計劃，其核心就是條款的可履行性；然而第三世界卻擔心習近平的債務援助會綁架他們的經濟，因此舉棋不定。而且一代一路的國家大多政治不穩定，其中有些還處於主權爭奪中；最重要的是，這些國家的信用向來很低；他們起初並不拒絕來自中國援助和貸款，但在中方投資以後，就以各種手段來規避責任；他們指責中國幹擾內政，或是在非洲輸出勞動力，以及用貸款給他們帶來債務陷阱。
一代一路從一些細枝末節的摩擦開始，到後來很多國家開始集體違約，更有甚者把權屬中國的項目收歸國有。而且人民幣國際化還遭遇了一個荒誕現象，就是有些國家在拿到人民幣後轉手就換了美元，作為儲備貨幣成了空頭承諾。
習近平發現，這些國家竟抱著超限戰的思路來應對自己；他們不過是在一代一路上揩油，而漠視中國所主張的經濟同盟。盡管習近平努力地打點一代一路，但這個項目麵臨的衝突太多；且不論西方是否會對這個計劃采取反製，單單是那些第三世界參與國就存在很大的倒賬風險；同時絲綢之路上還盤踞著中國的宿敵印度等，他們也不可能坐視習近平在地緣上擴張。
不過習近平仍做了很多嚐試，他積極地參與各種貿易同盟，希望創造多邊關係。比如他加入了東盟的 RCEP《區域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即便 RCEP 的參與國大多是貿易保護國家，也不能給中國帶來順差；但習近平想借此銷售他的絲綢之路；他試圖把更多國家拉入自己的版圖，甚至擱置了爭議去拉攏印度。
為配套一代一路，習近平還創造了一個概念：“人類命運共同體”。在這個基調下，中國向其他國家輸出價值觀，同時招收第三世界青年來留學，這些學生不用考試，享有政府的生活關照，並且學費由國家倒貼。此外習近平用贈與和捐助的方式給非洲人民派發福利，同時還免除了一些國家的債務。但這讓他的政策看起來更像新時代的金元外交，而不是新時代的馬歇爾計劃。
大國外政：瘟疫和民族主義
在外交上，人們很容易把習近平和毛澤東相比較；兩人的政策都是聯合第三世界抵禦西方。雖然習近平比毛澤東還是要務實一些，但兩人最大的相似點都是不單純考慮經濟的得失，而更關注政治利益。
而且獨裁國家的外交政策很大程度是基於領導人的氣質和秉性；從一開始，共產黨的很多高層就比較排斥西方，而在這些高層中，習近平又是尤其古板的一個；他身上的體製氣息很濃厚，這種風格在國際社會並不討好；比之以往的中國領袖，西方對他的認同度尤其低。
這讓他更願意在外交上尋求一種舒適感，而不是去與不同的體製相磨合。比起西方帶來的經濟利益，他更傾向於亞非拉那些“窮朋友”給他帶來的政治擁護。這種個人主見和他的政治目標相混同，以至於在無形中影響著他的對外決策。
而從另一方麵來說，中國在開放的二三十年間和國際社會積累了無數矛盾，而這些矛盾通過政治交班的方式轉給了習近平；這些問題會在一個經濟周期結束之後集中爆發，而這個時間點恰恰截止在習近平任內。首先中國加入 WTO 所申請的十五年保護期截止，但並未按協議開放市場，這讓西方感到受了蒙騙。同時中國在貿易中一直被指責出口管製和傾銷式競爭，並通過入股的方式竊取外資技術。
從習近平的態度來看，他並不打算理會這些爭議；中國本就沒有準備成為開放的市場，況且他還認為經濟自由化會帶來政治演變。而且習近平對西方政要和中國權貴的勾結頗有芥蒂，所以他非但不會開放中國，反而加強了經濟上的封閉。
而西方也對 WTO 低效的仲裁失去了耐性，奧巴馬在第二個執政期開始加入 TPP（跨太平洋合作協議），聯合世界主要經濟體對中國進行貿易隔離。不過特朗普上台就廢棄了這個協議，給中國帶來很大的緩和空間。但特朗普批評中國進行貿易補貼，並侵犯知識產權；以及用各種手段為伊朗紓困，導致美國的封鎖失效；這最終引發了 2018 年的貿易製裁。
麵對美國提升的出口關稅，中國隻能加強補貼，同時也代表著開啟一段經濟冷戰。而恰逢此時湖北爆發了冠狀病毒並波及全世界；雖然這是一個公共衛生事件，但國內外的輿論都責怪政府處置不當，並歸結為習近平執政責任；這引發了他的恐慌，也激起了他寸步不讓的態度；他打算用政治手段去化解這場公關危機。——他煽動民族氣焰，宣稱是因為中國變得強大，帝國主義才借機發難，而此時人民更應該團結在領袖周圍。同時政府的對外口徑也徹底變調，外交部拿出強硬的姿態，開始與世界針鋒相對，而網評員也大舉出動，四處展開謾罵和攻擊。
在這種氣氛下，媒體宣稱韜光養晦已不適用於當下，中國要崛起，就要打贏與帝國主義的戰爭；這場戰爭不僅限於西方，也包括那些坐等中國衰落的國家。習近平試圖讓人民相信，正是由於民族偉大複興在即，才招致了世界對中國的敵意。
這是一場氣急敗壞的民族主義，習近平與世界的對抗更像一種義氣之爭；中國外交部很多時候不是在辯論，而是在逞口舌之快。習所麵臨的處境並沒有鄧小平當年那麽艱難，但他卻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攻擊性。
其實這種激烈的反應來自於習近平個人的危機感；——自他執政以來，國內經濟在衰退，外部矛盾在增多；他本就麵臨很多質疑，認為他不適合領導國家；而瘟疫的爆發更成為他執政危機的風口，世界指責中國在疫情處理上失職，並要求對病毒溯源，這讓習近平感受到空前的威脅。
他希望盡快撇清責任，把鬥爭的對象轉移，因此采用了民族主義作為武器。——外交部在國際上放風說疫情來自美國，又有媒體說來自意大利，法國等；政府不斷在民間釋放國際陰謀論，最後幹脆把焦點轉移到共濟會的盎格魯-撒克遜計劃，而這個計劃的目標是清除全球 50％ 的人類，投毒隻是他們的第一步。
這種策略引發了世界強烈的反應，大家沒想到習近平如此無理取鬧。而習近平也放棄了協商的打算，他知道自己的表現不理想，境內外勢力會趁機讓自己大權旁落，因此他務必要采取主動。所以他感受到的威脅越大，中國對外展示的鋒芒越強。習近平不斷推高民族情緒，宣揚中華民族危亡的論調，並在軍事上對台灣展開新一輪的威脅；他派遣軍艦和戰鬥機巡航，營造出武力攻台的氣氛；同時也將這種軍事活動擴大到南海，他以一種高調的姿態宣示著中國的主權。
人們看出，習近平為了維護權威，不在乎賭上國運；即便麵對全世界，也要背水一戰。國外媒體宣稱他已“ Showdown ”，而這種四麵出擊的方式激怒了越來越多的國家，並讓民主世界嗅到了體製性競爭的意味；他本想用對外示強來解決自己的危機，但卻讓世界達成了不退讓的共識，並打算在經濟上弱化中國。
這對中國來說是很危險的，鄧小平就清楚體製性競爭的危害，所以才要國家韜光養晦；但習近平再次激起了西方的敵意；起初還有一些國家的態度模棱兩可，並試圖向共產黨釋放善意；但習近平擔憂他們包藏禍心，意圖與黨內的高層暗通款曲。他打算在危機解除之前維持鬥爭態勢，因此在宣傳上顯得越發促狹而好鬥。
然而這種舉動讓世界重新團結起來；——西方和亞太有意重建經貿關係，台灣，美國，日本和歐洲召開了會談，討論“重組供應鏈”；中國所大力宣傳的“中歐貿易論壇”被黯然取消，但曾經被川普否決的 TPP 已經蛻變為新版本的 CPTPP 協議，那些對中國製造業具有替代性的國家都被納入了這個協定中。
而在軍事上，亞太和歐美開始製定共同防禦協議，以便在地緣上遏製中國。並且為了應對中國在南海的軍事活動，世界再度掀起了軍事演習和擴充軍備的潮流。而這一切，都將中國和世界推向了他們一直在避免的製度性競爭。
這是自毛澤東以來最惡劣的外交時期，為突破困境，習近平不斷渲染外部威脅，並告訴人民：“世界正進入前所未有之大變局”，並且“中華民族正麵臨著偉大複興的關鍵時刻”。
不過這更像一出偽民粹，習近平雖然宣揚民族鬥爭，卻小心翼翼地看顧著這團火焰；媒體不斷地煽動群眾，但從不讓這股狂熱落到實處；人們感覺在和虛無的對象作鬥爭，就好比不停地給愛國憤青喂春藥，但他們又沒有性伴侶，隻是在憑空透支身體。
因為習近平並不是一個政治強人，至少與莫迪和普京相比，他的強硬更像一種偽裝。習近平對民主國家不依不饒，但對俄羅斯，印度等國卻保持著低姿態；俄國曾和越南宣布在南海開采石油，中國媒體就異常安靜；印度和中國發生邊境衝突後，亞投行隨即就發放了貸款。——習近平在推動鬥爭外交的同時，卻異常懷柔地對待著周邊真正的威脅。
大棋局：二次集權
其實僅就政治角度來說，習近平很擅長策略，同時行事也具有係統性；不過他存在一個問題，就是存在嚴重的認知偏差，以至於在目標選擇和執行方式上容易架空現實。這終究會讓他的執政之路無以為繼；因為共產黨還希望更長久地執政，而他顯然縮短了這個過程。
不過習近平認為自己之所以諸般不順，是因為對權力的集中度不夠；黨內還有很多派係在掣肘他，導致政治意見不統一。因此他要重建組織紀律，推動一場集體領導向個人集權的二次過渡，他認為毛澤東式的專製再加上自己的經濟規劃，一定能讓共產黨煥發新生。
但他平素的表現太差強人意，恐怕很難得到支持；所以他借疫情之機來營造民族危機，從而換取執政合法性；盡管這種態度造成了國際社會的孤立，但習近平認為這是因為世界還沒有看清自己的決心，因此他需要放手一搏。而在他對外示威的過程中，早已選定了一個定點打擊的對象，就是南半球的澳洲；——澳洲是五眼聯盟成員國，一直夥同美國指責中國的人權問題，同時還在太平洋上遏製中國的擴張；而且這個國家帶頭抵製華為網絡，並提出要調查新冠疫情的源頭。
習近平認為澳洲對中國的貿易依賴很高，卻如此不會察言觀色，正應該拿來祭旗。他限製了澳洲多項產品上的出口，將他們的貨輪阻留在港口之外，並征收反傾銷稅。他認為這種全方位的打擊將重創澳洲經濟，並給世界帶來示範效應；而這最終能讓他挾中國市場以令諸國。
不過澳洲得到了美國和日本的支持，而後歐盟也加入了這個陣營；同時這些國家與澳洲一起加快推行 TPTPP 區域同盟，以尋求更穩定的經貿關係；並且伴隨著原材料價格的上漲，澳洲還彌補了出口縮減的損失。——習近平再次犯了主觀性的錯誤，低估了民主國家的尊嚴。澳洲強硬的態度讓他感到為難，因為中國抵製能源進口，導致自己出現了能源緊張；而且由於撕破臉，隻能以更高的價格在他國購買替代品，而這些產品恰恰是澳洲出口的。
人們看到習近平所期望的勝利沒有出現，中國的經濟運轉卻出現了惡化的征兆。而就在這個檔口，和中國競爭的國家卻開始搶占市場，印度以關稅去排擠中國的產業鏈，讓資本流向自己；而越南墨西哥等國家則開始接收世界的貿易訂單，逐漸成為新的製造業基地。習近平始終忘記了一點，就是中國的產業是可以被替代的，他的態度加強了世界重組供應鏈的決心。
其實世界對中國一直很難割舍，因為這裏有成熟的產業鏈和市場；尤其是美國一直在細心嗬護中國，因為他們在這段關係中付出了很多。——共產黨在國際上獲得的很多勝利，如鎮壓學潮後被西方接納，在 WTO 中的最惠國待遇，產業發展中的技術支持，大都是美國扶持的；但這種關照卻正好讓習近平用來實施政治訛詐，要求西方不但在貿易層麵，而且在人權等問題上都要做出讓步。
這讓外界發現與習近平很難溝通，因為他總在改變既有的框架，並不斷壓縮協商空間；習近平曾一度向美國示好，承諾購買商品和糧食，但臨到後來卻取消了訂單；中國在聯合國許諾參與公益性的國際協作，但最終卻把這些問題摻入到政治論議中。外界逐漸失去耐性，認為習近平反複無常；他老是牽扯出毫不相幹的議題，把不同的談判籌碼攪和在一起。
而習近平也看出西方有意疏遠他個人，並鼓動黨內替換他；這讓他很緊張，因此更不能做出讓步。他打算先穩住權力，再去修繕外部關係。他認為世界離不開中國的市場和供應體係，就好比鄧小平當年麵臨更嚴峻的圍堵，但一俟政局穩定，民主國家立馬就簇擁而至。習近平相信，西方對人權的指責不過是惺惺作態；隻要他能順利連任，並通過“新國企”重振經濟，世界就一定會回心轉意，而他也能獲得所期望的“政治獨立”。
因此他時不時地向外界傳達一種信息，表示他無意破壞國際秩序。但西方並不相信這一點，他們看出習近平言不由衷，在鞏固權威後必定會進一步破壞規則，所以世界的不妥協態度變得愈發堅決。
這樣的反應讓習近平很難下台，他已經失去了戰略優勢，讓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力變弱。而且如果西方不屈服，自己的集權就沒有說服力。被趕下台的威脅再次籠罩他，他決定就算和世界脫鉤，也要維護權力不倒。他加強宣揚大國崛起和雙循環，同時以軍事上的強勢姿態來彌補外交上的失利；他不但讓軍艦駛入台海和南海，甚至表示要深入太平洋以威懾美國本土。但這導致了周邊國家的危機感，他們開始聲援台灣，並在各個領域抵製中國。
可以說習近平的所有計劃都不遂他所願，但他認為堅持下去西方一定會妥協。不過黨內擔心無止境的外交對抗會耗盡國力，並引發真正的國際衝突；因為不止西方，就連越南，菲律賓，日本等亞太國家，都表現得更加強硬；而印度和中國的衝突更是達到了毛澤東時期以來的高點。
大棋局：計劃生育和芯片大躍進
其實習近平政治上的諸多失敗，是因為他的想法欠缺實證基礎。而且他為維護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個人尊嚴，已經陷入一個難以自拔的深淵。雖然他把個人目的裹上家國民族的外衣，並且把自己的政治構思包裝得十分新穎；但他不顧一切地集權，已經嚴重損害了集體利益。
而且客觀地說，習近平運氣也不好，他就任時正逢經濟周期的轉折點，中國開始進入衰退；他執政這十年，國家債務和貨幣發行都呈爆炸性增長，但財政刺激的邊際效用卻在變小。他設計了一係列應對策略，如一代一路和技術升級，但前者阻難重重，後者因貿易戰而被擱淺。同時在出口上，中國麵臨著後起之秀如越南和印度的競爭。顯然國家在宏觀上迎來了一個下降節點，這很大程度是經濟周期和產業結構決定的，而並非習近平個人所導致。
但中國的某些政策卻加劇了下行的態勢，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計劃生育；——中國的出生人口在 60 年代達到高峰，這一代人正好是前二三十年的勞動主力。而此後計劃生育持續了幾十年，讓中國的人口結構頭重腳輕；在習近平執政時，出生率最高的那一代人正好步入老年，進入拿養老金的行列。政府急忙開始取締計劃生育，但社會成本的攀升又阻礙了生育率。
這種趨勢不會在短期發作，但它的效應會逐年遞延。老人比重的增加會加大財政負擔，青年的減少會讓經濟活力下降。而且國家還不能指望消費，雖然中國人口基數很大，但消費在 GDP 中的占比很低；這不僅對於西方而言，和印度越南這些國家相比也偏低。
習近平在任期內連續開放了二胎和三胎，但這種生育政策是畫餅充饑。年輕人很恐懼，一方麵是社會福利沒有改善，另一方麵還因為政府對內盤剝的力度在加強；——因為習近平的政策很激進，他一方麵要擴大國際戰略，一方麵還要發展國營經濟；而這讓中國麵臨收支上的雙向負荷。對此習近平隻能目光四顧，明偷暗搶；——他將地方的土地出讓金劃歸了中央，並增加了房地產稅種；他提高了企業行政收費和社保繳納基數，並延遲退休；此外他督促上千萬黨員補繳黨費，同時降低行政機關和事業單位的福利和獎金。
但這些手段並不足以抹平財政開支，政府唯有全力擴大表外負債，並盡可能地向下刮地皮；近年來，個體戶，自由職業者和電商被要求補交稅費，高收入者被要求重新計算所得稅；此外海關加強清查海淘，在商品入境時抽水；而地方政府也上下其手，增加各個行業的行政審批項目；同時司法部門增加了罰款種類，例如通過整頓市容來禁摩限電等。
為度過困境，習近平窮盡了各種方式去搜刮社會；人們隻要聽聞發改委開聽證會，就明白有商品會漲價。習近平不斷地測試民眾的壓力，權衡中國人在基礎生存需求之外還有多少可榨取空間；他把通脹維持在民眾苦苦支撐的邊緣，導致人們的生存欲望降低。——在資本和政府的雙重盤剝下，新一代年輕人會選擇主動失業，不去為政府創造稅收；並且無論開放幾胎，一些人都不再願意為共產黨生育後代。
但習近平堅信權力能支配經濟運轉，他要全國陪他共度難關；因為舉國體製正是共產主義的優勢，全民動員一定能創造奇跡；例如他看到人口失衡，就要求社會多生育；美國封鎖技術出口，政府就投入數萬億去研發芯片。
不過這將中國帶回了大躍進那種浮誇的時代；——就在華為芯片斷供的當晚，媒體鋪天蓋地傳出中國芯片麵世的消息，仿佛一夜之間各種技術屏障被連番突破，芯片行業出現了一大片衛星田；中國再度湧現趕英超美的氣氛，而騙補貼的企業也蜂擁而至，資源壟斷造成了習近平的芯片基金被瓜分。在推動技術進步上，政治遠沒有市場化有效。但習近平認為國家當年可以舉全國之力造原子彈，他就能以同樣的動員能力去造芯片。
但這種運動式的治國終究脫離現實；習近平創造的概念很多，但從沒有一個順利實現；他過於好大喜功，一門心思隻想彎道超車；無論一代一路，南海造島礁，或是芯片大躍進，都是一種代價高昂的冒險主義。這導致改革開放累積的財富迅速揮霍，這種大手筆不免讓黨內人士感到心驚肉跳，擔心未來的中國會在資源進口上麵臨外匯緊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