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評價習近平 (上)
習近平和新中國
二零一二年，中國成為了舉世矚目的焦點；——中國共產黨作為世界最大的一黨製政權，在此年舉行高層換屆，而這必將影響到全球的政治風向。在無數目光聚焦之下，新任領袖習近平站在了人們麵前；就如傳統的政治戲碼一樣，這位領袖經“黨內選舉”和“不記名投票”成為國家元首；十八大會議宣布他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並兼任軍委主席。
外界對這位新晉領袖的信息很模糊，而中國人對他亦不甚了解。新當選的政治局常委在各國記者前亮相，最高領袖向媒體揮手致意，在按慣例宣講了共產黨對中國的積極意義後，習近平表示新的領導班子將承繼曆史，帶領民族前進。他總結道：“中國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國”。
此時大家都在猜想，這個人將把中國帶往何處；許多人對習近平做了正麵評價，認為他是一個平實的領導人。而民間亦對他寄予厚望；大家認為他是一個開明的君主，會帶領中國走向變革，甚至走向民主；在這一點上知識分子尤其抱有殷切的期望。
不過回想起來，胡錦濤上台的時候，民間的反應也是如此；如果再往前回溯，會發現每一任領導上台時中國人都會做一場春夢，夢到：“明君降世，國之中興”。然而不過幾年，這份熱情和期望便會破滅，人們又開始寄望於下一任明君。
這是個稀奇的現象，似乎中國人在基因中比基督徒更渴盼救世主；即便每個王朝最終都把民族帶向深淵，但這份火種不曾熄滅；因為儒家早就預表過中國會迎來君天下的時代，炎黃子孫將生活於一片王道樂土。
人們於是把希望放在了習近平身上，指望他給中國帶來煥然一新的氣象；而作為國家的新舵手，他也頒布了全新的政治綱要，提出有別以往的思路；他認為中國屈居一隅，韜光養晦，已失去了民族的鋒芒。所以他要讓國家重新騰飛，博取更顯耀的國際地位。他把這種構想稱之為“中國夢”，並且和前任領袖一樣，他提出要深化改革，消除貧困，讓全民進入“小康社會”。
但往往人的見解越成熟，在政治上的幻想就越少；清醒的人不會指望獨裁領袖行善，隻會指望他不搞破壞。當人們還在幻想“中國夢”帶領民族闊步前行時，新的領航人已然朝反方向轉了舵。——當年薄熙來在重慶唱紅，大概誰都不會想到將來有一個人比他走得更遠。習近平開始宣揚基於紅色意識形態的國家主義，強調思想作風建設，並提出要整頓社會風氣。
這讓全國上下的氣氛變得陰冷起來，政府開始檢視人們的言行，並禁止對敏感話題的討論；媒體的聲調逐漸改變，而許多網站也被清查。中國人曾經的精神樂園，——社交媒體，開始大批進駐網絡警察和輿論引導員。中國的輿論空間被劃出許多禁區，人們不得不在很多地方收回腳步，但卻發現立足之地已變得異常狹窄。
與此同時，中國的監控數量呈幾何數上漲，從城市到鄉村都布滿了政府的眼線。城市開始運行一種“網格化管理”的社區製度；同時民間的聚眾，討薪和上訪等行為受到嚴密管控；而司法上也越來越多地出現因言論導致的“尋釁滋事”和“顛覆國家政權”等罪，甚至有人提出，“妄議中央”也可以成為一項罪名。
整個中國出現了遠超薄熙來時代的不安情緒，因為習近平所帶來的氣氛有些反常；如果說薄是一個拿著話筒的紅色吹鼓手，那麽習就是拿著戒尺而來。人們從未感到紅色專製的複辟如此接近，而此時媒體的論調也越發鮮明，那就是：新中國正走在習近平所領導的前進道路上。
領袖的個人畫像
外界一直都不怎麽看得清習近平，因為他是個風格不明朗的人，而且所言所行常常背離。人們可以從他身上觀察到很多特質，但都不足以定義他；同時他示之以人的，是一副超然的人格畫像。這種超然帶有政治上的理想主義，並帶有某種偶像光輝；習近平打算站在一個比傳統更高的立足點，以產生對世界的影響力。
他上台後的一個主要行動是打擊貪腐，兩年時間內，他打掉了數百位貪官，收繳了百億贓款。媒體宣稱他一改中國靡敗的政治風氣，而這也積累了他的政治資本；同時，這位領袖也不忘塑造一個親切，可敬，及威嚴的政治形象；他頻頻視察軍區，發表戰略部署和指示，讓軍隊提高思想覺悟和警惕；而在人民那一邊，則展現了慈父一般的胸懷；媒體屢屢拍到他與民眾握手及抱起孩子的畫麵，就像曾經的獨裁領袖斯大林和薩達姆所作的那樣。
其實按共產黨領袖的傳統標準來說，這已經算足夠的交代；但習近平的期望顯然不止於此，他要讓自己和過往的領袖判然分明，而不是作一個循規蹈矩的繼任者。他打算用更進取的方式去宣傳自己。
在這種意願下，習近平展開了一番頗具規模的形象計劃，他把自己塑造為一個性格積極和富有技術性的領導人。他向媒體宣稱自
己喜歡各類運動，諸如登山，網球，排球，武術，乃至冰雪項目；在訪美期間，奧巴馬與他談及運動的話題，習立即表示自己喜歡遊泳，且每天都會遊一千米。
當然在習近平釋放這種信號的同時，國內也在進行對應的宣傳；媒體羅列出習近平的個人事跡來證明他的確熱衷於運動；包括他年輕時被下放到農村，並在七年知青歲月中激勵而奮勇地前進。
這些報道獲得了領袖的青睞，讓習近平顯得意氣風發。而為博得領袖的歡心，人們想出了更多方式去取悅他。有喉舌為突出他親切的形象，給他起了個昵稱為”習大大“；當他在一家包子店用餐後，立刻有人寫了一首《包子鋪》來讚美其親民作風。
這些人都得到了相應的讚賞，而其他人也唯恐落於下風。習近平在 2016 年視察新華社後，該社編輯立刻寫了一首詩：《總書記，您的背影我的目光》，以表達對領袖的深情繾綣；而一位學者仿照中國著名的訓蒙作品《弟子規》，創作了一篇《習子規》，以讚頌習的深思見解；同時中國最權威的姓氏名譜《百家姓》，被民間作者改為以“習”為首的《新百家姓》；俄羅斯歌謠《要嫁就嫁普京這樣的人》，被改編為《要嫁就嫁習大大這樣的人》及姊妹篇《做人就做習大大這樣的人》，甚至還有兒童版的：《我家有個習大大》。
實際上每次中國領袖上台，都必然引發文藝界的投機熱潮。但習近平一開始就把宣傳上限設得太高，以至於吹捧的調門越來越刺耳。——有人將習近平比作新的紅色領袖，編寫了歌曲：《跟著你就是跟著那太陽》；而一些人大膽寄調紅歌，寫出以《東方紅》為底本的《東方又紅》，及《習總書記的恩情永不忘》等。
但在毛澤東之後，為領導人編紅歌被視為禁忌；而習近平此時已被推舉到與毛並列的地位。不過政府對此采取了默許的態度，因為他們發現領袖並不反感，甚至還顯得比較受用。而這也讓宣傳出現了脫韁之勢，這股潮流開始從國內向國外溢出；並且在其中打頭陣的人，正是習近平自己。
在上台的最初幾年，習近平曾不止一次在媒體上放話說：“我最大的愛好就是讀書”，並且號召大家："愛讀書、讀好書、善讀書"。這番話被媒體們會意，它們開始宣傳習近平與書籍的淵源，還羅列了幾份”領袖書單“。而“網民”們也應景地感歎道：“主席的博學讓人欽佩”，“領袖的勤奮讓人自愧不如”……。
這段時期的主流媒體，幾乎都在頌揚習近平的讀書故事。但中國有句老話：“飯不宜飽，話不宜多。”在一件事上見好就收，往往還能留一絲餘韻。然而媒體的吹噓卻助長了習近平的膽量，讓他走上了一條覆水難收的路。或許他看到此舉成效顯著，便忍不住把這個話題擴展到了外交場合；2014 年初，習近平出席俄國冬奧會時向采訪者說：“讀書已成了我的一種生活方式”，並列舉了自己所讀過的俄羅斯作家，有戈裏，萊蒙托夫，普希金，克雷諾夫，奧斯特洛夫斯基等，並表示書中的許多精彩章節仍記得清楚。
而在同年 3 月，習近平參加中法建交 50 年大會，他拿出一張詭異的稿件，麵對鏡頭開始逐條念出他所讀過的法國名著，以及他讚賞的法國藝術。這和俄羅斯的場景如出一轍，隻是名單換了法國人，有蒙田，拉封丹，司湯達，到福樓拜，大仲馬，乃至於凡爾納等；而藝術領域則包括莫奈，塞尚和羅丹等。
這場演講的氣氛有些異樣，顯然法國人對此感到不解；不過習近平此番演講的效應還沒有擴散，而這也讓他一鼓作氣；在 2015 的英國國事訪問中，他在參加倫敦晚宴時習慣性地拿出稿件，如法炮製地開始念書單；這次的講稿較長，整個講話也幾度間歇。他從古希臘名人念到了近代藝術家，當然也特別突出了英國。
此刻的習近平已如脫韁之馬，隻待拿下全世界的書名。在同年對美國的訪問中，他也沒有放過美國人，在演講中將具有影響力的文人及著作一網打盡。在這幾場跨國訪問中，習近平生生地將演講變為了報幕，他的稿件很長，念完一張撤走一張，而且要逐字逐句看清內容後才抬頭發言。而且他的書單過於冗雜，從文史哲到經濟政治，從先秦諸子到西方藝術，幾乎像一部世界名著匯編。
然而習近平可能沒有注意到，當他幾次三番的念稿之後，氣氛開始變得微妙；外國聽眾對一個獨裁領袖販賣他們的文化感到錯愕；而中國人則分外尷尬，很多國人為這一幕感到臉紅，因為習近平此刻代表的是中國。這幾份國際書單開始在世界網絡中擴散，習大大借此闖出了名頭；但同時也有人察覺到了災難，其中就包括習近平的幕僚們。
論謀臣
對獨裁領袖來說，臣子們通常會為他描摹一幅理想的個人畫像，為的是不觸犯其尊嚴；正好似朱元璋的宮廷畫師們從不畫他本來的麵目一樣。但獨裁者又不能盡信臣子們的阿諛，否則會障蔽判斷；就像習近平的幕僚團隊那樣，仿佛集體陷入了魔怔，以至於鬼使神差地相信念書單這種小聰明可以創造個人魅力；而最奇怪的是，習近平也鬼使神差地照做了；並且人民日報還一本正經地把這些稿件做成了“習大大的書單”。
可以說這是近代政壇上最荒誕的一場鬧劇，一國領袖即便再無知也不至於如此失格；這的確有習近平幕僚的責任，他們缺乏常識，不做考察，沒有考慮到習近平早年不可能看到這些書；但核心的問題還在於習近平自己失察，沒有考慮到正常人不會動輒念書單。這幾番讀書演講恰恰暴露了他的匱乏，讓他遭到十足的嘲諷。如果說習近平的幕僚是個出餿主意的團隊，那麽他自己則表現出無知無畏的態度；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們明白得太晚，當反應過來時已難以挽回這一出敗筆。
並且這番舉動還有一個附帶影響，就是讓習近平自斷了退路；因為不刻意提到讀書，很多人還無法掂量他的深淺；但要扮演專家，就沒法在學問上留有餘地。而習近平又常常讀別字，這就更加深了人們的疑惑。人們發現他時常口誤，例如把頤指氣使和金科玉律這類俗語念錯；不過這還算無傷大雅的口誤，而當他把“精湛”念作“精甚”，“贍養”念做“瞻仰”，且在發言中被鏡頭拍到“巋然不動”這個詞竟然有注音時，人們就看出他識字不多，而且根本不知道自己念的是什麽。
其實曆史沒有規定國家領袖必須博覽群書，隻是獨裁者往往熱衷於造神；尤其是中國的領袖不乏文人，這更讓習近平生出了攀比之心。但他可能沒注意到，讀書人不會賣弄自己；例如毛澤東就遍讀經史，但他從未標榜自己讀過多少書；再比如江澤民涉獵過西方文化，他曾在接見法國總統時讚揚法國文化底蘊深厚，有名人如巴爾紮克等；就如此簡單一句話，點到即止，顯得落落大方。
這種文人風度很讓習近平羨慕，因為這是他的痛點。很多人都知道他讀書不多，如毛澤東的秘書李銳曾說：“沒想到他（習近平）文化程度那麽低”。這種評判會讓習近平感覺難堪，讓他無法與那些風雅的領袖們並列；因此他顯得很急切，並在對外公布的履曆上注明自己是博士；但這種強調讓他顯得自卑而短淺，因為每個人的環境和時代背景不同。拿前任領袖們來說，毛澤東生於民國後期，處於一個文化氣息濃厚的氛圍；鄧小平早年在歐洲留學，同時做資本主義的功課；而江澤民則接受過正規的大學教育。
但習近平卻在忽視背景的情況下，草率地冒充文人。這反映出他的整個團隊都很魯莽，他們隻考慮修補主子的短板，以至於創造了一種脫離現實的形象。他們本想為習近平搞一出“詩書負笈”的戲碼，卻不料透露了領袖“文表而枲裏”，讓他成為了世界的笑柄。
究其根本，其實是習近平本身缺憾太多，因此產生了對個人魅力的執迷；這導致他的團隊眉毛胡子一把抓，希望各方麵都能占一頭。比如在讀書之餘，他們還打造習近平愛運動的形象，讓他在鏡頭前呼籲全民健身；對奧巴馬說每天遊一千米估計也是幕僚們的主意，因為遊泳往往可以彰顯膂力和積極性，就像毛澤東遊長江曾被傳頌一樣。
但習近平的團隊瞻前不顧後，他們把習塑造得博覽群書，卻沒有考慮到他不怎麽識字；把他打造為一個運動健將，卻沒有聯想他大腹便便的身型。——打造形象多少需要外部特征的對應，例如普京要做硬漢，他就會騎上摩托和拿上獵槍；薄熙來提倡運動，好歹會給重慶修登山步道；而胡錦濤出國訪問，也能和日本國手福原愛打一局乒乓球。
反觀習近平的謀臣們，一味地罔顧現實，他們的宣傳毫無鋪墊，也不考慮是否存在抵觸。在習近平登基後，政府按照慣例製作了一張領袖半身像。但這張像和習近平本人差異甚大，照片的美化讓他成為曆代領導人中最脫離現實的一個。
觀察這些人設策略，其實可以看出習近平的團隊中有人留過學，喜好從國際視角來創造亮點。人民日報曾經在外網發布了一個短視頻“ Who is Xi Dada？”，在其中借洋人之口去宣傳習近平，在對外國青年的采訪中，大家都表示習近平“富有才幹”，其中的女青年還認為他頗具男性吸引力。
這個視頻是習近平訪美前發布的，和念書單有異曲同工之效。這些受訪者的奉承被外界強烈質疑，人們聲稱在其中嗅到了朝鮮的宣傳氣味。同時，為推行習近平的一代一路，媒體製作了一首童謠：“ The Belt and Road is how ”，並聘用外國兒童進行演唱。但這首歌在網上遭遇惡評，許多國家的網友留言指責，其中有人說：
“這是讓小孩對基建感興趣？”
或者說：
“顯而易見，一代一路始於童工。”
上述這些宣傳，顯示出一種洋墨水的成分，但這個墨水顯然經過了封建色彩的過濾。習近平的團隊希望在國際輿論中做出嚐試，但他們沒能把握國際文化的脈搏；人們認為這些宣傳十分低俗，並對兒童作為政治工具感到反感；有人就此製作了一首反諷歌曲：“ This is China Xi ”，同樣以童謠的方式，揭露習近平在國家治理中的陰暗麵。
皇帝和魅力型領袖
習近平的宣傳不但在國際上遭遇了挫折，在國內也同樣走得步履維艱；這源於他對政治形象存在過於迫切的需求；因為他在上台前是一個能見度不高的官員，整個政治履曆平平，並無值得誇耀的政績。他在一個複雜的政治環境下被選為中國領袖，而這種環境並不能給他以安全感。
這樣的資曆讓他難以得到各階層的認可，而他指望在上台後去彌補這一切；他明白人們對國家領袖的要求不同於一個地方官，因此不能繼續保持平庸；他至少要有比肩前任領袖的政績，才能證明他有資格執掌中國的權力。
雖然習近平在上台的兩年內就打掉了大部分敵對勢力，讓權力前所未有地集中，但他一直陷於一種深刻的不安和自我缺失中；這種情緒在他登基的第三年，中國舉辦抗戰 70 周年大閱兵時表現得尤其突出；這是習近平第一次閱兵，按慣例來說，正是展示領袖權威的重要場合。他坐上觀禮車，巡視三軍；但在整個過程中，習卻沒有展現出掌權者的從容，反而顯得神情僵硬，意氣消沉，似乎籠罩在一片焦慮中。
這是一種深層不自信的表現，是個人權威尚未穩固的狀態；這在過往的領袖身上很少見，況且習近平年富力強，不過 60 出頭；而回顧 1984 年的閱兵式，鄧小平已 80 高齡，卻依然顯得精神矍鑠，躊躇滿誌。
人們逐漸在習近平身上看出某種欠缺，大家很難說到底欠缺什麽，因為他似乎擁有一切；但這種欠缺卻十分致命，因為這是一種領袖人物的天賦和素質，這項天賦對掌權者來說十分重要，甚至比軍權更重要，這就是領袖魅力。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把領袖魅力定義為：“人格的某種特質，使某人顯得與凡人不同，且被看作擁有超自然，超人或至少非凡能力或特性的人。凡人無法獲得它們，而它們會被視為擁有神聖的源頭，而擁有他們的人因此便被認定為領袖......魅力型權威則是：建基於領袖“超凡的個人特質、神奇的洞見或成就，並吸引跟隨者盡忠和服從”之權力。”
澳洲心理學家倫·奧克斯對此作了一層注解，他說：“魅力型領袖精力旺盛，加上內心澄明，不會被常人的焦慮和內疚所困。”
從曆史上來看，這樣的領袖通常是舊權威的挑戰者，他們會與傳統的權力嬗遞發生衝突；但正是這種挑戰者的意誌，能創造一種內在信念，讓他建立屬於自己的權威。而這種超凡特質會被普羅大眾視為神授的印記，讓人民萌生追隨的意願。
所以天賦魅力會為領袖帶來君權神授的意味，即便是唯物主義者和民主世界，也會為這種魅力著迷；而對領導者來說，這項特質能造就他的“自我本位性”，這種“自我本位”便是獨立人格的錨點，它是個體的自我印證，標示著他在芸芸眾生中的獨一和稀缺。
曆史中的偉大人物必然是魅力型領袖，而政治開創者也往往是魅力型領袖；政治家們通常都渴望這種魅力，因為它能賦予法律之外的合法性和號召力；然而這種天賦卻無法世襲，即便這個繼任者是一個皇帝。因為皇權無法賦予個人傑出的品質和讓人傾倒的風采；皇帝可以居高臨下，但魅力型領袖卻是一位學習者，友人，和導師；他們富有學識，並能傳遞深邃的思想。
——而這正是習近平所無法跨越的鴻溝，他和魅力型領袖的任何一條特質都無法匹配。曾有記者采訪他在梁家河當知青時的鄰居，他評價習為“一個不愛交流，也不愛說笑的人"。記者在香港采訪了一位習近平當地方官時與他接觸過的人，他評價習道：“很乏味，沒人會記得他”。
習近平的團隊在他登基後試圖補救這一切，他們搜羅了一切魅力特質往習身上堆砌，並試圖通過宣傳強加於全世界。而且為了符合魅力型領袖的思想家特質，他們還亟需為習近平打造一個思想體係。
然而中國的政治路線基本已被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所涵蓋，自江澤民的三個代表開始，價值體係已經淪為一種概念拚湊，顯然中國領袖的思想魅力在褪色。但習近平心有不甘，他不願像江澤民和胡錦濤那樣成為一個過渡型領袖，這讓他強烈地想要表現一種思想見地。
習的幕僚殫精竭慮，終於為他想出了一個頗有氣局的概念：“中華民族偉大複興”；這個口號旨在把習近平塑造為一個曠世英主，具有民族救星的地位。它顯示出習近平強烈的好勝心，但卻傲慢地把前任領袖們排擠到次要地位。因為它表示中國此前都處於蟄伏和衰微的狀態，才需要某個偉人來一改頹勢。
而反過來，這個口號也沒有給習以自信；他仍然在前任們身上尋找可資借鑒之處，以至於身上時常出現其他領導人的痕跡。他在對內政策上仿效薄熙來的唱紅打黑，在樹立權威上仿效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在外交上仿效江澤民的文化氣質；但他並沒有內化這些特質，因此顯得格格不入。
習近平始終不明白，領袖素質是一種靈魂上的深度，是曆史進程刻畫在政治人物內心的烙印；它是個人的閱曆，素養，以及後天磨礪所促成的自我本位的覺醒；無論作為一個宗教家，獨裁者，還是民主鬥士，必定要樹立這種自我信念的篤定，才能將自己的意誌貫徹至終。因為本固才能葉茂，唯有發自於內的認知才具有生命力。這就是為什麽習近平一念書單就讓人看出是在作假，因為他絲毫沒有散發出內在的真實。
雖然習近平上台後取消了任期，以讓自己具備長期執政的條件；但其實任期製並不是問題，問題是他不具備服眾的特質。他創造了很多概念，但一直沒能找到一個可依附的內核；他時常說出自我標榜的話，但具有濃烈的假大空色彩。在曆任領導人中，他是言辭最空洞的一個。在 2016 年的二十國集團峰會上，習近平說要給世界經濟和全球治理指明方向，這種言論就毫無意義。他傳達給世界的印象和他本人大相徑庭，但他卻相信這些手段能賦予自己魅力，以至於不可自拔地投入到一種自我編織的幻想中。
負重前行之路
縱觀習近平執政十年，會發現他性格比較強勢，在政策上也比較激進。但從人格上來說，他卻是一個被動者。從頭至尾，他都很少坦然地自我表達，而更像被人推動一般，顯得亦步亦趨；並且在幕僚們粗暴的推波助瀾下，還一路走得跌跌撞撞。這些因素都在積累他的不自信，也讓他表現得越發拘謹。——在 2021 年 7 月的世界政黨峰會上，習近平按照慣例讀稿，但在近尾聲時，卻重複念了之前的稿件；有人從旁將後續稿件遞過來，習近平渾渾噩噩地問了句：“我這說完了嗎？”——這顯示出他的精神狀態很不穩定，且注意力不足。
此外在俄羅斯的聖彼得堡經濟論壇上，采訪女記者向習近平問及中美貿易戰，說川普是個精明的談判者，中國打算如何應對？他思索一陣後，翻看了一下手上的冊子回道：”我看看我準備的這個本本上有沒有這個內容“（本本大概是幕僚為其準備的發言稿）。
這是一個很尷尬的場麵，人們發現習近平離開稿件就異常困窘，他無法自如地回應預設範圍之外的問題。而麵對這一幕，國內的喉舌隻能沒話找話，辯解說是習主席在刻意展現幽默；但實際上任何人都能看出這是一個困頓的局麵，習近平的反應讓人聯想到鄧所批評的本本主義，讓人感到他十分教條化。在這上麵人們不免聯想到鄧或江這些領袖，他們在外事場合中矯健的談鋒和此刻的習近平形成了鮮明對比。而此時在台下隨行的王毅和楊潔篪都一臉茫然，兩人既感到關切又感到失落；他們可能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最後卻產生了一種無力感。
為避免更多的挫折，習近平隻能盡少地表現自己，他的工作和生活都被刻意地低調處理。這自然能讓他少出岔子，但另一方麵也讓他的政治形象越發蒼白。人們看出習近平在治國上缺乏建設性，而這種負麵印象不可避免地會延伸到政權本身。習近平對此感到緊張，因為這意味著他的執政基礎在削弱，會讓他遭受更多的質疑。
這刺激到了習近平對權力的執念，為穩固權威，他讓幕僚們為其編寫了《習近平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並在 19 大時將其寫入黨章，又在次年的 13 屆全國人大會議上將其寫入憲法；與此同時，全國把習思想納入學校的教育課本，同時也將其開發成移動應用，以讓公務員們定期學習。
這些舉措是為了讓習近平的聲音對國家進行全方位覆蓋，並在一種強迫的意味下表明他的執政合理性。同時為了穩住局勢，他大力營造宣傳氣氛，讓媒體和喉舌去粉飾自己；多年前人們曾因薄熙來濫用網評員而批評他，但沒有料到習近平對此的狂熱尤有過之，他讓輿論引導製度蔚然成風；無論學校，機關，公司，還是社區，都遍布著輿論維穩員，以維護領袖的偉岸形象；政府打算把讚美領袖作為政綱，要求全民都具有政治自覺性。
然而這種輿論濫用正體現了習近平內在的匱乏，暴露出他執政力不足的困境；他擴大宣傳是擔憂自己的形象在對比其他領導人時落於下風，尤其是那些能力傑出的近代領袖，如江澤民和薄熙來等；他一度羨慕他們舉止從容，能言善道，可以在國際社會中如魚得水；江澤民曾在華爾街敲鍾，也曾在哈佛演講；薄熙來不是總書記，卻得到了各國領袖的讚譽。他們身上總有發掘不盡的素材，而習近平卻不得不借助於媒體和網評員的鼓噪，去製造一種成就卓著的幻象。
習近平當政這十年，是網絡水軍最洶湧的時期。因為他執政的缺漏太多，隻能依靠這種偏方來彌補。但輿論煽動終究是無本之木，沒有任何政治家能依靠它維持地位永固。同時偽裝民意顯得過於猥瑣和下作，網評員無論在國際還是國內都臭名昭著，其引導輿論的邊際效益也在遞減。而且當一群烏合之眾獻媚表功的時候，往往不知節製；例如有人嚐試編輯“習主席語錄”這種新一代紅寶書，也有人把習近平的畫像和毛澤東並列，就像華國鋒當年的待遇。此外在“大國崛起”的論調下，喉舌們掀起了“厲害了我的國”宣傳活動，以誇耀習近平帶領中國步入強國之列。還有大學研究員發表了《中國國力全麵超美》的文章，並羅織數據來證明這個論點。
這類文章在國內引發了批評，人們認為這會帶動新一輪的浮誇風，即便是官媒也不得不叫停這種做法。顯然習近平身邊有人發現，這種風氣夾雜著捧殺的風險；有人在暗中使力，試圖把習推向一個極端；而“低級紅高級黑”這個詞也在此時被提出來，官方指責各種誇誕吹捧看似幫忙卻實則拆台。在習近平上台這些年，整個外宣就處於這種摸爬滾打和左右衝突中。而習近平自己也有所警覺，他在一篇講話中說："不良文風蔓延開來，不僅損害講話者、為文者自身形象，也降低黨的威信……"。
這是個矛盾的現象，因為習近平的團隊就是過度宣傳的始作俑者，而他們又要對此進行降溫。作為一個領導人，習不會不明白過火的吹捧是危險的，但他對個人崇拜的熱衷造就了這個投機市場；他有時候也很難判斷哪些宣傳是合宜的，因為他拿不準這些人是否真心在幫他。——在人大會議中時常出現一些情緒激昂，飽含淚光的人大代表，對著鏡頭感歎習近平的偉大，並希望他執政終身。這些矯揉造作的奉承一方麵讓他感到不安，一方麵又讓他感到寬慰。習近平雖然要杜絕不良文風，但又需要它們來召喚忠誠。
因此各路媒體挖空心思地往他身上貼金，試圖為領袖打造一座偶像金身。但習近平的個人特質太薄弱，以至於這些金箔一貼上去就剝落下來。各種讚譽在他身上總像雁過無痕，無法駐留。而這也是中國媒體的困境，他們在習近平身上感到很吃力，比任何一個領導人都吃力；他的形象早已千瘡百孔，即便最會搬弄辭藻的人也感到力有不逮。但凡他身上能流露一星半點的閃光，媒體都像如獲至寶，立刻集體躁動。
不過大家都明白，這些用宣傳所揮舞出的流光溢彩總會消散，剩下的將是顯而易見的簡陋和破敗。而習近平的壓力比媒體們也不遑多讓，他用空前的力量來做政治宣傳，但始終無法獲得牢固的擁護；他的執政就像逆水行舟，需要馬不停蹄地造勢，一旦在炒作上有所鬆懈，形象就會迅速褪色。雙方就在這種情形下勉力加持，但無奈朽木難支，付出再多努力也還是看到對方一點點垮下去。
大國內政 1：重塑權威
習近平原本希望以擴大宣傳的方式，來激發人們對他的好感；但他又欠缺自我支撐的優勢，因此難以留住人們的擁護。這導致人們對習的態度很矛盾，大家一方麵感到他的表現差強人意，是個不合格的領袖；但一方麵又看到他手握重兵，因此不得不在表麵上虛與委蛇。
而這也讓習近平政治思路經曆了一場轉變，在一開始，他並沒有打算把個人崇拜搞得太隆重；他雖然宣揚紅色思想，但和薄熙來的唱紅是基於同樣理由，就是處理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民主自由化後遺症；這是共產黨的集體決策，而並非他們的個人意見。反而習近平在登台之初就試圖展現一個先進的形象，希望以此招來大眾自發的擁戴；不過這種嚐試遭遇了挫敗，他發現越是搞政治秀，自己的弱點暴露越多，而這也為他招致了批評和嘲諷。
這讓習近平萌生了一種逆反情緒，他認為人民在改革開放下被過於縱容，以至於失去了對領袖的尊重。——他放棄了打造國際形象的努力，而開始強化內政。他把自己的困境上升到整個政黨的層麵，認為勢必要鉗製人們的言論和禁錮他們的思想，否則他們就會對政權生出異心。
這個局麵實際已經越過了政黨內部所認可的界限，高層打算遏製右傾和民主意識，但並不意味著要走向個人崇拜。但習近平卻借此加強個人集權，並在執政作風上轉為偏激。他相信一切改革都可以退轉，自由思想也可以被抹殺，比如伊朗和柬埔寨就是成功的案例；——這兩個國家都曾經曆過民主改革，也獲得了短暫的社會解放，但經過獨裁者們的努力，最終還是把國家拉回了專製。
這種由民主向專製的逆轉型，給了習近平啟發；他要一改中國人思想上的放任局麵，讓他們重新學會敬畏。他修改了黨史，把包括文革在內的一係列錯誤，都重新定義為一種探索。他要人們把不良認知剔除，並將共產黨定義為毫無瑕疵的政黨。他在黨史學習大會上強調說：“一些錯誤傾向要引起警惕，有的誇大黨史上的失誤和曲折，肆意抹黑歪曲黨的曆史，攻擊黨的領導。”
而為了為重塑專政的權威；習近平的政策也顯得越發淩厲，並在宣傳上有意無意地製造恐嚇氣氛；他時不時地頒布一兩條嚴苛的法令，以此來給社會做壓力測試；如果民眾反應強烈，就把法案稍作調整；如果沒有抵抗，就不妨加重力道。
在中南海的一條條政令下，大家看到違背主流意識的媒體在網絡中消失，網信辦封禁了“影響青年人意識形態”的 APP，並發布了《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要求算法推薦的互聯網內容符合主流價值。此外文旅部加強了娛樂場所的管理，規定 KTV 傳唱的歌曲不得存在危害國家統一等九項內容。
習近平就是以這種溫吞而隱晦的方式，給社會管控層層加碼，並收緊人民的權利。在他看來，隻要實施政治高壓，人們挺直的脊梁自然會彎下去；就像塔利班可以重新掌管阿富汗，伊朗可以從代議製退回到政教一體，緬甸軍政府可以推翻昂山素季的民主改革一樣。
同時，為了讓領袖的意誌絕對化，習近平打算徹底淨化中國；他認為國家要堅決清除那些影響政權的外道勢力。在這些勢力中，習尤其憎惡宗教；他認為社會主義容忍宗教是一種妥協，是政治路線的錯誤；宗教宣揚精神救贖，讓人們不向世俗權力臣服，這本身就與一黨製權威相對立。
早在胡錦濤時期，中國就形成了打壓宗教的風氣；而到了習近平這裏，更是認為下手宜重不宜輕；自 2014 年開始，政府以"三改一拆"的名義開始拆除各地的基督教堂和十字架；這場活動自浙江福建開始，逐漸推進到北方和內陸。僅浙江兩年間就拆除了上千個十字架，而安徽半年間拆除了九百個十字架。並且為了防範宗教活動回潮，政府將大部分宗教集會定義為非法活動，並在教堂內安裝了監控。
拆除宗教標誌被上升為國策，除基督教外，習近平也掀起了新一輪的滅佛運動和去伊斯蘭運動；——山西仙堂山的世界最大坐佛像，河北皇安寺 60 米的觀音像，遼寧莊河市的千佛洞佛像等，都在習近平任內以各種理由炸毀或拆除。在雲南巍山縣，政府對伊斯蘭教展開了係統性打擊，官方以非法宗教場所為由，派出警察去突襲清真寺；而其實這些清真寺早已有所警覺，他們在此前給寺廟掛上了國旗，隻是這未能成為宗教的保命符。
此外，政府同步地在文化領域內去除宗教痕跡；一些小學開始排查和清除有關”宗教，反動和境外“書籍，這個政策很快蔓延到中學，大學，甚至圖書館；管理員按名排查，以至於荒誕到尼采的《敵基督者》和舍爾巴茨基的《佛教邏輯》這類非宗教著作也被下架。
在習近平的去宗教化大業中，基督教遭患尤重，但他發現打壓教會反而激勵了信徒的熱忱；在一些被拆除的教堂前，信徒們屢屢聚集在廢墟上向十字架祈禱。這種執著讓中國這個無信仰社會感到難以理解，也更加讓習近平認為宗教是政權的威脅；他對此表態說：“堅決抵禦境外利用宗教進行滲透”，並且：“中國的宗教必須中國化。”
習近平下定決心，要扭轉業已執行了六十年的宗教統戰策略，從這片大地革除神權的影響；同時，他還要建立一個文化上統一的中國，在打擊宗教之餘，他也開始對少數民族進行同化，尤其是那些具有本土宗教的民族。習近平認為這些民族的獨立信仰在滋養一種內生性的抵抗，因而分化了中央的權威。他改變了以往的懷柔政策，責令少數民族學校用漢語教學，並在各個方麵取締其文化特權。這些政策尤其針對西藏，內蒙和新疆這些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地區。
大國內政 2：君威與法製
當年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人們曾詬病他對法製的漠視。但在今日，人們肯定會對他表示寬容。因為相較於習近平，他的手段早已相形見絀。
其實無論是信仰自由，還是少數民族的文化權利，都被列入憲法保護。但這些明文對習近平毫不構成約束，他在踐踏法治方麵，幾乎可以說任由一己之欲。
正如拆除宗教建築可以采用一些任性的理由，對信徒的打壓也可以采用地痞流氓般的手段；習近平旨在用領導批示，行政命令，和軍警鎮壓來取代法製。這不僅針對宗教人士，亦針對普通人；政府對一切群體都采取著高壓的姿態，例如在習近平任期內發生的深圳工人維權事件，和婦女反對歧視的抗議等，都被政府以雷霆手段鎮壓和抓捕。
但習近平發現，無論宗教拒拆還是民間抗議，後麵總有一群支援他們的力量，就是中國的維權律師；這些律師通過法律途徑為大眾爭取權利，並指責政府的非法作為。——這再次觸碰了習近平的權威，認為法製給了人們過多的話語權，尤其是給了律師對抗政府的資本。若說薄熙來當年對抓捕律師的質問還需要閃爍其詞，那麽習近平則顯得目空一切。——既然維權是法製係統和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屏障，他就要親手去拆除它。
2015 年 7 月，政府發動了著名的“ 709 維權律師大抓捕”，當局在 23 個省份係統行動，對上百位律師，維權人士和公民記者進行了傳喚逮捕。這次事件中一些律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入罪，一些人被失蹤。政府在媒體上宣稱律師是社會事件的幕後推手，和訪民與犯罪團夥相勾連，炒作敏感事件，擾亂社會秩序。
而且最重要的是，習近平發現很多人權律師同時也是基督徒，這足見宗教會在無形中傳達普世價值；而當這些普世價值喚起大眾的良知和正義時，就會引發人們對專製的抵觸。
習近平很忌憚這一點，他把抓捕異議人士定為了國策。而且他有一個根本的看法，就是中國的人權抗爭實際來自於於西方的自由思想，這種思想正是資本主義刻意給中共製造的威脅。早在抓捕律師前，西方就點燃過其中一個導火索，就是在 2013 年，彭博社一年間數次報道包括習近平在內的中國高官的海外財產，並列舉了詳細數據和資料來源。
這個消息讓政府異常緊張，並立刻用防火牆進行了屏蔽；這種言論自由的風氣讓習近平很惱怒，因為他們總在揭露各個國家的政治暗箱，尤其是揭露中國的官僚財富和少數民族問題；並且在習近平抓捕了律師和維權者之後，也是這些新聞媒體在國際上進行救助和聲援。
這種人權監督和自由價值的傳遞，顯然在策反群眾，給政府製造階級敵人；習近平認為形勢已發展到需要從源頭上切割的地步；在之前彭博社發布報道後，政府就拒發了該社和《紐約時報》等記者的簽證；而恰好美國認定五家中國官媒為“外國使團”，並非自由媒體；習近平也立刻回擊，吊銷了外媒的記者證，並同時驅逐了美國三大報業的記者。
而一旦趕走外國媒體，政府打擊維權的行為就會更少受到關注，讓習近平可以肆無忌憚；據“保護記者委員會”的調查，中國 2020 年連續成為世界關押記者最多的國家，僅在這一年就抓捕了 117 名記者，尤其是疫情期間前往武漢的記者。
在打擊人權上，習製造了創舉，他抓捕維權人士的數字超越了江胡兩屆領袖之和。他相信律師總有抓完的一天，記者總有噤聲的一天，少數民族也總有屈服的一天。中國可以接受低人權的狀態，而這最終能消除大眾的叛逆之心；如果全民都在歌頌領袖，那麽這種歌頌就會變為真正的擁護；就像朝鮮人民那樣，沒有辦法去分清現實中的真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