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期，上至朱德小到稚童都發誓要“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做毛主席的好戰士”，戰士就要準備戰鬥，說當時的中國人民是“戰鬥民族”當之無愧。但是我沒想到，自己也能被“戰鬥”。
話說1970年左右我被發現長了個良性的甲狀腺腺瘤，要手術切除。母親認為脖子上有氣管、聲帶，不能小看。她同事黃叔叔的愛人是北京阜外醫院的護士長，還是當時醫院革委會的成員，黃叔叔自告奮勇托他愛人讓我住進了阜外醫院。
我住進外科病房，病友大多是心髒病患者，等待手術，有的病人麵臨第二次手術。那時不知為什麽病人住院時間很長，做檢查、手術要等幾個星期，連我這個簡單手術也住了兩個多星期。我猜想其中一個原因是醫護人員的短缺，比如，整個外科隻有兩名醫生，連實習醫生都沒有。20多個病友們長期在一起同病相憐，就像美國的Support Group。等待的日子難熬，每來一個新病人，病友們都會過來問長問短。沒想到我的手術讓他們甚是羨慕，小手術還是局麻，一個病友說我“不用灌腸了”。
“什麽是灌腸”？我問。
答：“愛吃香腸嗎？喜歡蒜腸、臘腸，還是灌腸”？後來才知道這是給新病友的“標準答案”。
另一個病友說：“全麻怎麽了？反正睡著了他們愛怎麽著就怎麽著，我就不管啦”。話說得很瀟灑，我頓時感到輕鬆：我那小手術根本不值一提。
一位大我幾歲的女孩莉莉和我同一病房，她是先天性心髒病，好像是“二尖瓣缺損”，已經截了半條腿，莉莉親媽去世，後媽從沒見來過。知道我家住在西單商場附近，莉莉告訴我她後媽在西單食品商場工作，1968年西單商場爆炸時差點被炸死。莉莉十分樂觀，整天拄著拐杖到處溜，樂嗬嗬地唱著“新疆是個好地方”。
兩位外科醫生中，50多歲的候大夫一頭白發，精神矍鑠，總是疾走如飛，一邊“飛”一邊與每個相遇的病人打招呼，逗一逗小病人，他很消瘦卻聲音洪亮，妙語連珠。嶽大夫比候大夫年輕，沒候大夫那麽活潑，臉上總是掛著和善的微笑。他們都有一種氣質，讓你覺得可以放心地把小命交付給他們。兩位大夫在病人中享有無以言表的愛戴和尊敬，還有心疼。病友們老是說，心髒外科手術曆時5至9小時十分常見，期間醫生們不能吃喝、休息，很辛苦，因此很多醫生都落下病。
手術前幾天，兩位醫生陪同一位個頭高大、金發碧眼的外國人來到我的病房，外國人穿著一件軍大衣，一隻手放在下巴上，藍色的大眼睛發射著友善的光芒。醫生說這位外國人是從阿爾巴尼亞來學習的，他們來給我會診。我覺得很奇怪，因為我這瘤子不是小事一樁嗎？那麽多心髒病患者才需要更多的關注呢。候大夫講述了我的情況，待翻譯先生翻譯完，阿爾巴尼亞醫生嘴裏發出一陣咕嚕聲，不等翻譯，我就揚脖吞咽口水，我早已熟悉這一套檢查程序，他們要看我那個隨著吞咽上下移動的瘤子。正如我的猜測，會診沒有討論什麽特殊問題，是否沒有當著我麵討論就不得而知了。
終於要手術了。備好皮後，我被推進手術室，有兩個護士把我安頓下來就離開了。手術室四麵的牆上印有毛主席語錄，好像都是《紀念白求恩》中的。兩名醫生隨同兩名護士進入手術室，突然間他們似被施了魔法變成機器人，麵向一麵牆筆直、僵硬地站好，畢恭畢敬地看著牆上的語錄，一位護士喊：“一—二”！四人便開始齊聲朗誦牆上的語錄。念完後，這個護士又喊：“向左—轉”！四人又僵硬地轉向左邊的牆，一聲“一二”之後又齊聲朗誦左邊牆上的語錄。又向左轉、“一二”了兩次，才把四麵牆上的語錄全念完。這時，那位“喊號子”的護士又喊：“現在開始戰鬥”！
什麽？戰鬥？我腦海裏閃出一個問題：“誰是敵人”？又飛快地蹦出一個答案：“不好，他們要戰鬥我”！我下意識地想逃跑，才發現胳膊和腿都已經被推我進來的護士綁在手術台上了。這時，好似魔法結束了，醫生護士們變回了正常人，我這才恢複理智、慢慢地放鬆下來。
我不記得有專門的麻醉師，也不記得是如何麻醉的，隻記得他們在我麵前放了個架子，架子上放了塊布遮擋，記得有個東西劃過我的頸部。手術當中我很清醒，躺著沒事幹很無聊，特別想聽候大夫講笑話，這才理解為什麽有病人喜歡全麻。可能是有些焦慮，老想動換，不能動胳膊、手、腿，我就不停地動腳，“喊號子”的護士和善地說：“別老動換，你要是疼就告訴我，給你加麻藥”。一會兒又告訴我：“瘤子快拿出來了”。過了一會兒，一聲“出來了”，護士用戴著膠皮手套的手把那個瘤子舉到我眼前，是一個蛋黃大的肉球，外麵好像包著一層光溜溜的薄膜。手術一個多小時，很順利，整個過程沒聽見候大夫說笑，醫生護士們都很嚴肅、專注。
這回輪到我變成僵硬的機器人了，因為脖子不能動換，走路時直挺挺的，轉身時就像《星球大戰》中的R2D2。拆線後，我告別了醫生、護士和病友們出了院，隨即又回到安徽。
幾年後搬回北京去看莉莉才得知，候大夫已經不在了，他在手術台上殉職，我很後悔沒早點回去看他、道個謝。謹以這篇回憶紀念候大夫，並向在“文革”期間救死扶傷的醫護人員致以衷心的敬意和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