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經曆：走出陰影（22）

走出陰影 （ 二 十二 ）知青點的日子  

 

 

沒等到一個月，哥哥就領著兩輛大卡車提前三天來接母親了。

 

搬家回城的心情與當年搬家下放的心情可是截然不同的了。鄰裏們紛紛過來幫著我們把大大小小的家具和各種箱包裝上了大卡車，我和姐姐也高高興興的忙前忙後的張羅。還有母親一年的口糧也裝上了車，因為母親雖然搬回城裏，但戶口暫時是辦不回去的，要等多久還是個未知數。不過，母親的回城點燃了我和姐姐的希望，先搬回去慢慢等，有盼頭，早晚會把戶口遷回城市的。

 

裝好車後，母親和哥哥分別坐在兩輛車的副駕駛位置，向歡送的人們揮手告別。那場麵還是非常感人的，母親流出了眼淚，是回城的喜淚，也是與鄰裏幾年相處深厚情誼的感情淚。我和姐姐激動得拚命向母親揮手：親愛的媽媽，照顧好自己，您多保重！

 

緩緩而行的大卡車終於拐出了村口，告別了跟著車後麵送行的人們，開上了大線道，加快了速度，留下了車輪卷起的一股股塵土，漸漸地遠去了，載著這些年無法忘卻的苦辣酸甜鹹的五味人生，帶著希望和堅持 不懈的努力，奔向了新的生活，終於苦盡盼到了甘來！

 

房子已經以非常低的價格賣了，我和姐姐當天就搬到了知青點，這是大隊的安排。雖然我們姐倆兒沒有正式的下鄉知青身份，但是和點裏的知青都很熟悉，也知道我們很快就會取得身份的，所以大家都很歡迎我們姐倆兒。

 

母親回城沒幾個月，應該是1976年剛開春的時候，我們知青點有幾個招工回城的名額，同時也是第一次給了我們大隊一個還鄉青年的名額。大隊給我們還鄉青年開了個會，傳達了關於招工進城名額的文件已及各方麵所要求的條件，最後說：大隊領導經過非常慎重的考慮，討論研究，決定把這次的這個名額給下放戶王家大丫頭。按照在隊裏的勞動表現，王家大丫頭是非常努力的，幹活從來不挑剔，讓幹啥就幹啥；政治上也是積極要求上進，帶頭領著社員們學習報紙；還有她家裏對大隊小隊的貢獻，我們全都受益了吧？你們有啥說的？

 

姐姐雖然幹活比較慢，但確實是很努力，盡管是半路出家，但好賴也是個農民，不努力行嗎？領著學習報紙是因為隊裏每次開會，隊長都讓姐姐讀報紙，因為，有一些不識字的，還有一些認字但讀的磕磕巴巴斷斷續續的，姐姐和幾個知青在隊裏是文化水平最高的，輪著讀，姐姐先讀，讀累了再轉給別人接著讀。其實，如果說表現，別的還鄉青年肯定是不服氣的。我們大隊有八個小隊，算起來也有二十幾個讀完中學拿到畢業證書而且不超齡夠條件的。姐姐是競爭不過他們的，城裏長大的總不如他們農家子弟幹活好，這也是不爭的事實。所以大隊把我家對大隊的貢獻一事提出來，一下子就堵住了所有人的嘴，誰都無話可說。再說，那麽多還鄉青年，給誰好呢，大家肯定要爭的，都想進城當工人，讓大隊領導也為難呀！所以，領導們也是很聰明的，名額給了我姐姐，也就免去了他們的煩腦。

 

姐姐很快就回城在一家國營企業當了工人，後來又調回了鐵路工作，憑著她的能寫會畫，順利的工作直到退休。

 

剩下我一個“冒牌知青”在點裏混了。我們大隊的知青點有八十多人，男生少，女生多。因為男生下鄉兩年就有機會抽調回城了，而女生要等四年才有機會回城。主要原因是工廠都願意招男工人，不願意要女工人，他們認為女生一回城就張羅結婚，然後生孩子修產假，接著就是為孩子的事兒三天兩頭的請假，請假，再請假，所以招收女工的機會相對來說要少一些。

（圖片來自網絡）知青點的集體宿舍就是這樣的

 

知青點的宿舍是一排長長的連在一起的房子，共有大、小十多間屋。小的屋有五或六人住一鋪炕，大的屋可以十多個人擠一鋪炕。我們同吃一鍋飯，同用一口壓水井，開會時集中在一間最大的寢室裏，隻有幹活時才分散到各個小隊。

 

我們是輪流在夥房做飯，知青每年可分到六百斤毛糧，夠吃的。但是沒什麽菜，夏天還好，豆角、土豆、茄子等等那些時節性的蔬菜都有，苦就苦在冬季和初春。冬天沒什麽活，多數同學都回家過冬，春天真的是很難熬。春耕是非常緊張而且很累的，尤其是插秧的時候，要出早工。當東方剛剛露出魚肚白的時候，就要下地裏幹活。稻田裏的水很涼，穿的稻田靴子很薄，加上厚厚的毛襪子還是感覺涼。插秧是女人的活，老鄉家的女人做完早活回家後通常會吃上兩個渦雞蛋，即補身子又暖身子，而我們知青什麽都沒有，照常稀飯配玉米餅子。午餐和晚餐也是有飯吃但是很少有菜配，能找到一根大蔥都算是好菜啦，同寢室的人每人分一小段。所以，每個人從家裏回來的時候都會帶回很多的鹹菜炸醬之類的，住在一個寢室的人一起分享，吃完你的再吃他/她的，那時都盼望有人從家裏回來帶吃的，一直盼到最後一個回來。帶回來的東西吃光了，最後什麽都沒有的時候，米飯泡鹹鹽水的日子也是偶有發生的。

 

偷雞摸狗的事情在我們知青點裏也是發生過的，不過不是去老鄉家裏偷，而是老鄉家的雞鴨鵝狗隻要拜訪到我們的院子裏，那就一定會被“請”到我們夥房的大鍋裏。本人在此嚴正聲明：都是男生幹的！不過女生也沒少吃（這隻能私下裏小聲說），我是天生的不吃飛禽走獸，但是，凡是有肉的菜，我都會把我的那份從夥房端回到寢室，給室友們分享。老鄉們明明知道是我們知青幹的，可卻束手無策，夥房燒肉時散發出去的香味就是不打自招“竊賊”的罪證，那香味飄出知青大院，進入前後幾條街的家家戶戶，想抵賴是不可能的！可憐的老鄉，啞巴吃黃連，打不得罵不得，隻能看管好自家的家禽，遠離知青點的大院兒。

 

知青們生活在一起，就是一個沒有家長的大家庭。我們相互關心，相互照顧，偷偷地借書傳著看，那些名著，如前蘇聯作家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列夫· 托爾斯泰的《複活》、《安娜、卡列尼娜》，法國作家司湯達的《紅與黑》，等等禁書都是那時讀到的。關燈後，躺在被窩裏輪流講故事，或者背高爾基的散文詩《海燕》：在那蒼茫的大海上，狂風卷集著烏雲。在烏雲和大海之間，海燕像黑色的閃電，在高傲地飛翔。一會兒翅膀碰著波浪，一會兒箭一般地直衝向烏雲......我們是每個人輪流接下一句，還要朗誦的抑揚頓挫，有激情，要能夠抒發出感情，平平淡淡隻是一個節奏的要重新朗誦，直到大家滿意為止，接不上來或接的磕磕巴巴的要罰講一個笑話。

 

農村的房子都沒有鎖，門上隻有一個小插銷，防君子還勉強，根本就防不了“賊”。 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們宿舍裏進“賊”的事情也是時有發生，有的時候第二天早上醒來會發現睡炕頭或炕稍的那個女生被窩裏鑽進了個“賊”！睡的太香了，竟然沒有在我們起床之前“逃走”！咳，大男生、大女生的天天在一起，很難避免的事啦，我們都已經習慣了，見怪不怪了 。通常我們會借打水、去廁所等理由給“賊”一點機會讓他趕快“逃”出去。所以，“賊”在平日裏是不敢得罪我們的，要給我們好好的打溜須，如果我們有個大事小情的都會主動地、熱情地幫忙的，怎麽說我們也是屬於“大、小姨子”範疇內的嗎！一旦不小心惹著我們，我們也不會說什麽，畢竟我們都是很有“修養”的“淑女”，隻不過早上不起床或起床了就在屋裏不出門，把“賊”悶死、憋死在炕頭或炕稍的那個被窩裏。

 

1976 是災難的一年，唐山大地震發生之後，我們大隊給知青蓋了一個大大的地震棚，我們八十多個知青全部住了進去。地震棚是南北方向，大約有40多米長，南麵有一個大門，相對的北麵也有一個大門，天熱的時候打開門，有過堂風吹進來會感到很涼快；東和西兩邊搭的對麵床鋪，中間是一米半寬的過道。男生睡東鋪，女生睡西鋪。那時剛好是夏季，大家都睡在蚊帳裏，天黑後，伸手不見五指，白天幹活很累，晚上睡著了，打雷聽不見，就是被人抬走了都不會醒。管我們知青的大隊領導三令五申的強調：你們現在都住在一個大屋子裏了，可能會方便有個別人圖謀不軌，我警告你們，每天夜晚都會有民兵來查夜，查你們的人頭，誰要是不規規矩矩的睡覺而被抓者就別想回城！然而，不是說“色膽包天”嗎，就這麽樣的嚴明紀律，還有人冒著“死”罪“犯紀律”，據說是睡在東鋪的哥們兒給吹口哨報信，在民兵進來之前鑽回自己的蚊帳裏。

 

整個夏天我們都住在地震棚裏，一直到九月份，地震的危險解除了，我們才搬回去。

 

我們知青們相處的非常和睦，生活雖然很苦，但我們都有盼頭，盼望有一天回城有份工作，過上正常的生活，盼望到那時我們一定再相聚。

 

這就是為什麽若幹年後，知青非常喜歡相聚在一起搞些活動：大吃大喝，大唱大跳，一起旅遊，一起爬山等等。沒當過知青的人是無論如何也理解不了這種特殊的“知青情結”的。

 

自打中學畢業後，我一直都在隊裏幹活， 偶爾太累了也會偷一點懶，三天打魚，曬一天或半天的網，農村是沒有星期天和節假日的。總的來說也算是挺努力的。雖然間苗，除草，插秧等，別人都拿四根壟，我隻拿兩根壟，就這樣還得隊長或者組長幫著我才能追上大家的速度。隊長經常開玩笑說：“誒，我說，王二小姐，你幹脆抱著琴在地頭彈，我們聽著音樂幹活也輕鬆，把你的那份活兒給帶出來，你看咋樣？”

 

隊長常常開這樣的玩笑，有一次，我就順著杆往上爬的回應到：“誒，隊長，要我說呢，咱大隊應該讓我當廣播員，那我就彈琴，通過高音喇叭播放，全大隊都能聽到，你看咋樣？”

 

一句玩笑話，說者無意，聽者有心。隊長去大隊開會的時候還真就跟大隊領導提出了：咱大隊缺個能說會道的宣傳廣播員，我看下放戶家的王二小姐是挺好的人選。

 

沒兩天，我就收到大隊的通知正式到大隊部報到當上廣播員了。天生我才必有用，別看咱做地裏的活計仨頂不上一個，但扯閑的俺可是一個頂仨。大、小隊裏的好人好事，及時寫出稿件報道，農忙時給社員們加油鼓勁，讓各隊比著賽著，俺的稿子一篇接一篇的。那時的稿件很好寫，都是按照報紙的宣傳模式，基本上隨手就能來一篇。我廣播一會兒，自己對著擴音器彈一段小曲，社員們都喜歡聽“瀏陽河”，老鄉們見到我都說：你拉（彈）的黃河水（瀏陽河）真好聽！再加上報紙，縣裏和公社的通訊信息，反正抓到啥就來啥，搞滴非常活躍，熱熱鬧鬧的。

 

除了廣播宣傳，我還負責大隊衛生所的賬目管理，以及把大瓶裏的藥片分包成小包裝，還做李醫生的助手，幫助給患者換藥。

 

說起“賬目管理”，這個專業術語實在是受用不起，可也找不出別的詞來代替，的的確確是“賬目管理”，也算是“會計”範疇內的工作。當時農村是合作醫療，鄉親們看病隻需付一毛錢的掛號費。那個錢匣子很大，足有一尺半長，半尺寬，七、八寸高，上麵是從兩頭往中間可以對開的蓋兒，中間還有個拎手。我收到的錢從來就沒有鋪滿過錢匣子底，最多七、八毛錢，從沒有破過一元錢記錄的時候。有時侯，如果老鄉沒有錢我也就算了，該給藥還得給。錢雖少，但我記賬可是認真的，專門有一個記賬本，張三李四王二麻子，哪年哪月哪天交的一毛錢都記得清清楚楚，沒有交錢但拿藥了的也會記上的，有時大隊臨時招待客人到我這裏借錢買鹹鹽醬油的，也都記在賬本上，到月底時連錢帶賬目交給大隊的會計，沒出過任何差錯。

 

分藥片就是把大瓶子裏的土黴素，止疼片，痢特靈之類的藥都按照三天的計量用一塊四寸見方的紙分包裝成小包，有需要的就給一包。換藥也是很簡單的，我們隻有酒精，紅藥水，紫藥水和碘酒。有時小孩子磕了碰了，我就給消消毒，抹點紅藥水，纏點紗布之類的。

 

但是，有一次我們點裏的同學，是一位很帥的帥哥，發生了嚴重的事故：在隊裏使用電動鍘草機時把右手在手腕處鍘斷，帥哥左手拎著鍘掉的右手，禿禿的右臂一路鮮血淋漓的來到衛生所。我當時看到這情形立馬就昏了過去，醒來後得知李醫生已經叫了馬車送他去公社醫院了。

 

帥哥失去了右手，這就意味著失去了在農村幹農活的能力，隻能做一些不用手的看青之類的活。“看青”也叫“護青” ，是個俏活，即是守護未成熟的莊稼。在高粱地或苞米地裏搭起來一個很高的窩棚，可以在裏麵睡覺，看書，聽半導體，吹口琴，想唱想喊都隨你，要蹬梯子才能爬上去，站得高看的遠，好像戰士的哨塔一樣，站崗放哨，以防偷盜或動物損害，直到莊稼成熟並收獲到家。那時候，點裏有幾個男生一有時間就去陪他，用麻秸烤苞米，燒毛豆，那種野味兒，在城裏是享受不到的。後來，帥哥病調回城了，在一家工廠的收發室工作，改革開放後，下海做生意，是我們知青點的同學中最會賺錢的一位。

 

我在大隊還有一項兼管工作是負責接待安排外來人員的午餐，這是我自願承擔的。我們大隊經常有公社或縣裏來人檢查指導工作，每個月都有幾次。要給他們做一頓午飯，三四個客人，加上大隊的領導總共六七個人的飯，原來有一位老大爺給做飯，後來太老了，有好多病就回家了。我就主動承擔了這個做飯的差事。我的拿手菜是：大白菜燉大豆腐加點花生米，再來個雞蛋炒韭菜。就這兩個菜成了大隊待客的經典菜，都說我做的好，他們吃的可香了！那時窮，不是過年過節的沒有肉。

 

除了明確的本職工作之外，我一向都是主動地盡可能的多做一些事情，我的眼裏在不斷地找活找事情做，大事小情，隻要我能插上手幫的就一定會去做，我要讓領導們意識到我不是吃閑飯的，我也確實是做到了，給領導的印象很好。我深深的懂得，能混到大隊做這些輕鬆的工作是大隊領導對我的特殊照顧，所以我必須努力地、認真地去做，而且做好，盡量不給別人挑剔的機會。